要把贪官和求神拜佛联系在一起，似乎是一件难事，可这样的事情偏偏不少。几年前河北一位大贪官就一边受贿，一边往庙里大把实施。最近有报道说，陕西商州一位贪官在大肆卖官的同时痴迷于烧香拜佛，多次前往全国许多大寺院，花费达几十万元。按说不该这样。佛教欣赏看破红尘，受戒修行；而基督教的一句名言则称“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可事情却是暴富者偏要求神，而神职人员又很乐意为富人服务。这当中自然有其奥秘。

这些年，经济发展快了，神像造得也大了。先是有无锡的灵山大佛起来了，100米出头，蔚为壮观。但很快就有海南岛的南山海上观音像在高度上超过了灵山大佛。这个记录没有保持多久，到2002年，在河南省平顶山所辖的鲁山县境内出现了一座高达一百五十三米的“世界第一大佛”，佛体为金属铜铸成。听说这个大佛的建造并非人人说好，连建造者也不放心，曾将它称做“墨子铜像”

我去过无锡灵山大佛那里。说实话，看那佛像气势逼人，心下颇感震撼。大佛前下方有一座机关复杂的设施，启动以后佛乐轰鸣，水雾氤氲，立时尘世遁去，空灵万方，仿佛身心的每个细胞都遭受了神力的荡涤。但这只是刹那间的感觉。

人本质上是渺小的，问题是人常常忘记这一点。当人们面对宏大的物体时，特别是面对那些超乎自己想象的宏大物体或猛烈爆发的自然事变时，人必然强烈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孤身一人面对崇山峻岭、浩淼大海，都会有这样的心理感受。这与对大佛产生的感受不会有多少差别。只要人能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心下的贪欲就不免可笑，世间名利也不免显得无足轻重。

当然，事情也不是这样简单。宏大的东西一旦成为常态，也就容易被熟视无睹了。鲁滨逊天天面对大海，也不见得就有道德自律的情结，还总想着沾点“星期五”的便宜。供奉大佛的神职人员，也不见得就净了六根，潜心皈依佛门。南北朝时有的国度求神拜佛之风炽烈，却同时也是政坛腐朽、乱象迭起的时代。神这个东西还是不能解救人于贪欲的苦海之中。有时看起来是神在发生作用，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神背后的人。

人贪欲之可怕还主要不是对自然的掠夺，而是人对人的奴役。如果离开了人际关系，离开了人创设的制度，单纯地使人和自然发生关系，人之强大以及人际间的强弱差别是不容易显现出来的；这个时候只有自然的强大。面对自然的强大，人会崇拜自然神。各民族都有过不同的且数量甚多的自然神，那是多神教的时代。

人与人的差异会在人际关系中被放大，其中，有的人指挥千军万马，有的人拥有巨额的货币财富，而有的人则或为奴隶，或为乞丐。论开荒种地，强者两三倍于弱者；而论通过市场聚敛财富，富者可亿万倍于穷者。这种情况不仅让穷人深感迷惘，其实也让暴富者困惑，而迷惘、困惑以及恐惧正是求神护佑的重要动因。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暴富现象的发生，大抵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出身富贵家庭先天就成了富人。二是利用制度缺陷巧取豪夺又逃避惩罚而聚敛财富。三是因赶上了技术革命浪潮，让那些选了合适专业、进了合适行业的有胆识的人成了富人。前两种人容易拜佛求神。这倒不是说他们心存悔意，以为自己得了易得之财。他们遭遇了一种偶然性，或者如学者们喜欢讲得，他们面对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的暴富不是一种常态，因而心存不安。这正是人求神拜佛的要件。人降生于何种家庭完全是一种偶然事件，它在个人选择的可能性之外。而制度缺陷在创造富豪时，也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当事人的命运完全可能冰炭两端、旦夕祸富。他们求神的潜意识，是要冥冥之中的神力把原本不确定的和难以理解的东西固定下来，抚慰他们不安的心。

盖茨暴富以后没有去建大教堂，只听说他大规模献出资金搞慈善事业。而在中国建大佛者，也是一些暴富起来大财团。这些大佛建起来以后，其面目多少有些狰狞。我在某地曾参观过一座有某大财团兴建的宏伟寺庙。那老板花了大价钱收购或租用了不少神器，其中还有所谓的“舍利子”。庙堂里陈列了不少经过“开光”的小佛像，据说善男信女们可花数千元钱将它请回家里去，以守住他们的富贵。我相信，穷人和这些神器是没有缘分的。

我断言，目前我国求神拜佛的风气大大地过头了。谁在争先恐后地求神保佑自己？是非法暴富者和贪官。谁在肆无忌惮地送神以抚慰恐惧的心灵？是我们的制度缺陷。小民也可能身求神拜佛，但他们不会挥金如土。我们该大力矫正自己的制度，不让我们的制度迎合某些暴富这畸形心理的需要。当出身何种门第不能选择时，遗产就应该是公共品，以适当的税率征收遗产税就很有必要。而制度更是公共品，当我们的制度还给巧取豪夺者提供暴富的机会时，我们就该不遗余力地弥补制度缺陷。有了这样的制度革新，我们的国土上就会少一些大佛，多一些博物馆和原生态的自然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