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主演的电影《叶落归根》中有一位抢劫者讲河南话引起了社会部分舆论的持续关注，这是小题大做么？我以为不是，尽管议论者常常言不及义。也许电影的主创人员是为了让这个片子显得生动，这自然是好的动机。但我们的现实是，部分国人的地域人群观念中已经对河南人有了明显的社会心理学所说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即有了一种多少带有敌意的认知成分，而片子让劫匪讲河南话，便是对这种认知的迎合。这种现象的产生以及它所遭受的批评，也是一种政治，是一种精细的政治。电影创作大略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精英分子的活动，社会对他们不仅要有艺术水准的要求，还要有对政治的精细层面上把握的能力；从后面的标准看，《叶落归根》的主创人员是失败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政治不正确。在我看来，且不论部分国人针对河南省人的刻板印象是不是事出有因，作为电影主创人员明知刻板印象的存在，还用自己的艺术作品强化它，着实是不可取的。

把众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有的属于自然的范畴，如男人和女人；有的属于经济的范畴，如不同的职业群体；还有的则属于社会政治的范畴，如不同的党派。但是，前两种范畴的划分若过了头，也就和政治有了瓜葛。如果把“政治”看作人们关于公共关系的基本观念以及处理公共关系的基本规则，那么，“政治”的内涵其实是很宽泛的，并不限于关于国家权力归属的意义。例如，把人分为白人和有色人，其本身并不涉及政治，但一旦一种人对另一种人有了偏见，并实施了歧视性行为，就涉及政治了。

普通大众“认知”他人时候，会有多种多样的见识，这些见识会类别化为概念，有的概念会成为刻板印象；受家庭、社会和激进政治家的影响，这种刻板印象常常包含谬误。一个社会对这种谬误的主导性的态度，是判定这个社会好与坏的标准之一。

社会心理学对“类”的认知和歧视行为的产生有一些成熟的、广泛被接受的看法。第一，人或人群之间的确是有差异的，但其中有的差异是可以变化的；第二，基于人群实际差异而产生的类别化概念有某种积极的方面，例如，它有利于人们对复杂的社会信息进行快速处理；第三，人群之间的差异一旦被概念化而形成刻板印象，往往会被放大，导致偏见的形成。第四，刻板印象与偏见常常成为消解社会和谐的因素，有的时候可能被激进政治家利用，从而成为加剧社会冲突的因素。社会心理学家对这些现象的发生有自己的不同解释，其中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叫做“群体竞争”理论。按这个理论，人们之间总是要为更好的生活而竞争的，在竞争中总会要结成共同体；为了凝聚共同体的力量，人们习惯于确立共同体的认知标准；这种习惯会延伸到其他领域，使人们广泛地依照不同尺度来划分人群。所以说，划分人群，设定自己的共同体归属，是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关于人群的刻板印象和偏见的确有加深社会鸿沟的危险；社会上被歧视的人群在条件合适的时候会施以反抗。即使没有这种反抗，它仍然在湮灭社会活力。例如，人们常常对老年人有刻板印象，而美国人的一项实验证明，以是否接受对老年人刻板印象为标准，将老年人分为两组，接受刻板印象的一组更容易发生痴呆等负性反应，而另一组则不容易发生。这说明刻板印象会促成荒谬和不公正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屠杀，也利用了欧洲人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正因为这种消极后果的存在，在一个稳定的价值取向积极的社会，居以社会主流地位的人群为了社会稳定会采取一种弥合社会鸿沟的政治态度。这样一种态度一旦产生，通过一些政治工具也会弥散到更多的社会成员中去，于是便成为一种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良好社会的标志。在一些国家，这种政治态度已经相当精细化了，并不限于党派之争。

拿美国社会为例，其实一般美国人的种族、民族分野的心理是很强烈的，但美国的社会政治精英们总是刻意避免在公共事务中提及这种分野。相反，一些心理实验表明，很多美国人在公共场合会刻意地表明自己的不偏不倚，尽管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存有相反的心态。反观我们国家，大众对某些人群的刻板印象似乎相当泛滥，社会精英对此熟视无睹，甚至火上浇油，没有一点精细层面上的政治正确的觉悟，想来实在令人感到遗憾。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能有起码水准上的精细的政治正确？我看和基本的、简约的政治正确未能强有力地主导我们的社会有关。简约的政治正确涉及人们对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基本态度以及相关的政治架构的建立。几十年的户籍制度蛮横地将城市人和农村分隔开来，在如此粗暴的人群分隔制度下，人们还能顾得上政治正确的精细化么？山西的奴隶工场在奴役劳工时敢于践踏基本的政治准则，湖南人与河南人的区别又有什么要紧？看来，在中国要产生精细化的政治正确需要一个社会前提，也需要一个相当艰难的社会变革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