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已经成了一个象征。他一次又一次地发表爆炸性言论，这些言论挑逗起舆论的兴致，当然也招来无数谩骂。到了现在，任志强说这些话时自己是怎么想的，似乎已经不重要了。他是否有权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似乎也是不大相干的问题。重要的是，在媒体、在普通公众———比如在网络论坛上———的心目中，他已经成为富裕群体、精英群体的某种心态的象征，而他的这些发言不过是强化了很多人的看法：新兴的富裕群体及社会中的精英群体———至少其中一部分———是霸道的。
也许，任志强只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罢了。事实上，某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论，也同样一次又一次引起轩然大波。最新的奇谈怪论是，改革中利益受损最大的是领导干部。
现代人习惯于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解释个人的言论与行为。然则，精英们如此扎眼的言论是否增进了自己、自己所在企业和自己所在行业、自己所在群体的利益？恐怕令人怀疑。新兴的富裕群体和精英群体之所以这么说，可能只是因为，过分的傲慢和霸道遮蔽了自己的理性。
新富群体的某种道德贫乏症
20多年改革开放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形成了一个新的精英群体，他们中至少包括成功的私营企业家、国企高级管理层、富裕起来的某些学者，当然主要是经济专家。
这个群体支配着大量社会财富，因而拥有事实上的权力。应当说，任何一个正常的市场社会都会有这样一个群体。实际上，一个与政府权力在制度上分立的财富群体，也是广义的宪制框架中的一种力量，在一定程度可以制约政府的任意权力。理论上来说，强大的商业精英群体分掌社会的部分权力，更有利于扩展个人的自由，也有利于法治之下的市场健全地发育。不幸的是，在中国，这个财富精英群体某些富裕起来的知识群体形成的过程，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所谓先天不足是指，他们成长的道德环境不是太理想。掰着手指头算一下，这批四五十岁的人在其青少年时代，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传统道德教育———其实“传统”二字是多余的，因为，健全的道德只能是传统的。如果一个社会着力摧毁它的传统，该社会的道德体系也就瓦解了。
或者可以更准确地说，这一代人接受了一种反道德教育。他们相信，人跟人之间唯一的联系纽带就是利益计算，他们是不可救药的“经济人”，而且是反社会的经济人，因为，他们青少年时代的经历教给他们的是斗争哲学。另一方面，他们发财、创业与社会转型同时起步，而在渐进转型过程中，一些商业精英，很难说不是通过寻租积累起财富和影响力。
而绝对的权力会让人的心灵变得冷酷。某些企业家如果一直都是依靠权力把自己的交易条件强加给被征地农民和拆迁户，某些企业家如果一向是依靠权力设立和保护的垄断获得巨额利润，那他们就不会知道公平为何物，他们当然会变得越来越傲慢、霸道，最后，他也许根本不把自己的交易对象或消费者当成与自己平等的人看待。如果人们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了冷漠，甚至冷酷，那一点都不奇怪。
道德约束的匮乏与非常规的财富生成过程，让一些新兴的财富精英群体和部分与市场关系密切的知识精英冷漠而傲慢。对于民众的痛苦，他们不闻不问，即使有所察觉，也无动于衷，反而以冷漠的坦率挑弄民众的敏感点，或者以貌似科学的学理来嘲笑公众的常识。
理性与节制
考虑到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是经济学的时代，也许，他们中很多人是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概念作为自己的依据，或以此为自己辩护的。但是，假如斯密复生，定会对他们的冷漠和傲慢给予严厉的抨击。
人确实是自利的，关心自己更甚于关心他人；但人总是也具有同情心的：这是《道德情操论》的基础逻辑起点。《道德情操论》是斯密的第一部系统著作，可以看成《国富论》的预备性论证，它论证了《国富论》将要阐发的市场秩序的人性基础。
在斯密看来，在市场秩序中，人确实是基于自利动机而采取行动的。但如果只有赤裸裸的自私，得到的不可能是文明。人们必得在某些普遍的规则、规范的节制下，利己活动才可得到善的结果。这些规则，就是“看不见的手”。斯密是位敬神者，“看不见的手”最初其实就是上帝的隐喻。用经验主义的话语说，人应当谦卑，应当不假思索地接受某些基本规则。这种敬畏心态，乃是“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精神条件。
在中国，人们心灵中恰恰缺乏这只看不见的手，也缺乏对它的敬畏。庆幸的是，理性或许可以对此弥补一二。爱因·兰德是基督教传统的叛逆者，她激烈抨击仁慈和博爱。但对理性的强调，挽救了她的理论，使之不至于走向荒唐可憎。假如人们真正地理解自己的利益，那人就会审慎，就会知道自我控制，节制自己的自私之心。这就是现代之前的哲学家所向往的“明智”。最精明的得失计算，似乎未必能够实现收益最大化。相反，遵守那些看似节制自私的道德规范，反而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看起来有点悖谬，但却是一个伦理事实。哈耶克为休谟思想贴了一个标签，“规则论功利主义”，倒也比较贴切。
对于新兴的财富群体，哪怕只是从纯粹自利的角度考虑，他们恐怕也该自我克制。中外贤哲都将克制、节制，视为掌握权力、财富、知识者最重要的美德，节制是精英的身份证。在所有社会转型相对平稳的国家，最为闪光的因素总是精英的节制。反过来，在某些社会，精英总是容易傲慢、冷漠，而迅速走向自我腐败。或者因为丧失同情之心，用自己的成功和财富嘲笑他人的平凡与贫穷，而激起他人的愤怒。没有节制的精英很快就会跟恶棍没有多大区别。
如果财富精英们尚有理性，并且愿意实现自己真正的利益，那就该开始一场道德自觉，节制自己狂热的自私和成功的傲慢，多少有一点同情之心，学会谦卑和审慎———这听起来是一个可笑的劝告。不过，孙立平已经警告过，精英的寡头化，正在促成下层的民粹化。明智的人是不会把筑在冰面上的豪宅当成永享富贵的金殿的。
2006-03-17 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