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9日上午，乐黛云先生的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万佛华侨陵园举行，中国文化书院和北大中文系、哲学系以及北外等机构的六十多位师生送别乐老师。我在墓前致辞时说：“今天我们送乐老师来和汤先生相聚，半个多世纪来，苦难不能使他们分离，荣耀不能使他们分离，这十年来生死也不能隔断他们，而今后更无有分聚！汤先生和乐先生都特别喜欢陶渊明的诗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他们一生纵浪时代变迁和学术探索的大化中，而今他们身上的元素和能量也参与到大自然的变迁中，他们已然成为了大化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没有远去，没有消失，我们时时可以感知他们！”

我1986年秋第一次去汤一介先生家中拜访，当时我担任“走向未来丛书”和杂志的副主编，给汤先生送去新出刊的《走向未来》杂志并要向他约稿，汤先生不在家，乐老师接待了我，此后38年，尤其是1991年汤先生邀我担任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后的33年中，汤先生、乐先生对我的厚爱如时雨化之。

我在个人交往中感知的乐老师，她是一位亲爱的老师。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中，大师大家群星灿烂，我们仰望的大先生、我们尊敬的老师比比皆是，但是如果要称为亲爱的老师，大概只有乐老师，永远是亲近的，亲爱的，甚至有时纵容我们忘乎所以；而我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的公共视野里感知的乐老师，她是一位真诚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概念中的抗争性和引领性，源自19世纪末左拉领导的“德雷福斯事件”抗争运动，“据说‘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就是在那段时期里被创造出来的。”[1]但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定，出现在现代社会确立了个人权力观念，确立了公权力来自私权利的让渡之后，其源头则在被称为“文艺复兴之父”的彼特拉克从唯名论出发设想了一种新人，这种人“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个体，他本身就是完整和完满的。彼特拉克承认，这些个体周围可能有朋友，或者会作为公民与他人联合，但他确信，只有首先成为自主的个体，他们才能实际做到这点。正是人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理想激励了人文主义运动。”[2]王国维、陈寅恪倡导“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就是回应20世纪从传统士人到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转型的时代命题，今天依然直指人心。

乐黛云老师曾经这样论述知识分子：“法国社会学家艾德加·莫林(Edgar Morin)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说明知识分子一词的内涵：一、从事文化方面的职业；二、在社会政治方面起一定作用；三、对追求普遍原则有一种自觉。‘从事文化方面的职业’大约就是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所讲的‘精神生产’；‘在社会政治方面起一定作用’就是构筑和创造某种理想，并使它为别人所接受。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理想可以塑造现实，可以重铸历史，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实际影响。‘对追求普遍原则有一种自觉’就是曼海姆所说的，知识分子应保留一点创造性的不满的火星、一点批判精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某种张力。”[3]乐老师的学术人生，也正体现了知识分子这两大功能，一个是传授知识传承文化的功能，一个是以批判性思维的建设理性承担对人的终极关怀和社会应然理想建设的使命，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批判性思维并不等同于批判，它是以一种审视批评、逻辑印证、检验的方法，在它背后的是一种建设性的给予。

乐黛云老师对学术追求的真诚，体现在她以学术为志业并始终保持探索与创新的精神。乐老师是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首创者之一，也是中国跨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中国跨文化研究起步于比较文学，展开于文明对话和中国学研究，成形于跨文化学科教育，这一特色，就是基于开创者乐黛云老师的学术之路。由于她开创从比较文学到跨文化研究的学术贡献，2018年法兰西学院汪德迈中国学奖首奖授予乐老师；而且，她也是一位中国社会文化事业创新的推动者，80年代参与创建了中国文化书院，推动了80年代的“文化热”；90年代中，乐老师在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了跨文化研究院，担任院长；1998年创办了中法合作的《跨文化对话》杂志，担任中方主编；2002年创办了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担任主任；2016年北师大跨文化研究院成立，85岁的乐老师担任名誉院长，并亲自参与主持了一系列跨文化研究、交流、出版项目。

乐黛云老师对社会关切的真诚，体现在她对社会问题保持独立思考，敢于怀疑，敢于批评，敢于仗义执言。乐老师的《九十年沧桑》，是一部学者个人史，一部当代知识分子史，也是一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史。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真切的记忆、真挚的感情，最感动人是面对苦难，既不沉默，也不沉浸。在苦难面前不沉默，这是她的道德勇气，很多人面对苦难曾经是沉默的，睁一眼闭一眼的。但当苦难像苍天一样覆盖我们的时候，沉浸在苦难中，也没有出路，她以“心怀日出，万物生辉”的豪情，使自己成为一道光，给我们一种力量。

一位真诚的知识分子，她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中，有什么是不变的？地点在变化：从贵州到了北京，从大学发配到农村到干校，后来文革到了牛棚，从国内到国外，又从国外到国内；身份更有变化：一个被文学启蒙的少女，一个被革命召唤的青年，一个年轻的共产党支部书记，一个中年的不认罪的极右派分子，一个要陪斗的牛鬼蛇神，一个著名的学者，还原为一个真直的共产党员；观念也有变化：乐老师早年是比较接受激进主义的，但她晚年说她越来越理解保守主义了，她自身也越来越宽容，身上蕴含一种大地般的谦卑和亲切。

在乐老师的一生中有什么是可以贯穿的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永恒的金线，这条线就是她深信她和祖国相连。青年时代被革命召唤，在内心深处是被痛苦的祖国所召唤；参加革命后对一些极左的做法不理解，那是她的人性与祖国宽厚的胸怀相连；中年时蒙受冤屈，成为被“双开”的极右分子却不认罪，内心支撑的力量是什么？支撑的力量是她坚信“莫须有的罪名，不能把我从祖国的母体中剥离！”80年代在国外，犹豫要留下还是回去，最后觉得生活和自由的写作在国外很好，但要从事学术事业，事业的展开必然和祖国的发展和人有巨大的关系，所以还是要回国。这条永恒的金线在乐老师沧桑一生中一以贯之。

为什么阅读乐老师的人生，听乐老师这样的表述，我们能感动，能有共鸣呢？因为这不是说教，不是从众，不是去做交易，它的源头是对人性的善良和正直的关切，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真诚。2021年3月26日，在“乐黛云先生《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新书发布会暨学术人生分享会”上，我说：“阅读乐老师的人生，使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勇敢，叫做虽千万人吾往矣；有一种英雄主义，叫做看透生活，却依然热爱生活；有一种自由意志，叫做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是我在他们的人生中读到的，今天，我也把这三句话献给乐老师。”会后，她跟我说，“你说的三句话不是我已经做到的，是我要努力做到的。”

亲爱的乐老师，一位真诚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