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梁武帝天监三年，首都建康发生一起案中案：任提女因拐卖人口应当被判死刑，法司讯问其家人，其子景慈主动证实母亲确有此犯罪行为。主审法官虞僧虬义愤填膺，认为景慈平时既不能好生引导母亲，提前防范；又在其母临近判决时，为逃避或然之罪而罔顾“亲亲相隐”古训，证母成罪，实在大损风化，亏礼乱法，必须严惩。最终，梁武帝动用最高司法权，裁定景慈流放交州。此乃不遵守“亲亲相隐”原则而被治罪的显例，值得探究。
关 键 词：任提女 景慈 虞僧虬 乞鞫不审 亲亲相隐
一、案件缘由
《隋书·刑法志》曾记载一案：“(梁武帝天监)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①。是时法官虞僧虬启称：‘案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凡乞鞫不审，降罪一等，岂得避五岁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诏流于交州。至是复有流徒之罪。”②
梁武帝天监三年(504)八月，梁朝首都建康发生一起重案，任提女因拐卖人口，按律将要被判死刑。可当司法人员就此案具体情节讯问其儿子景慈时，他竟然证明自己母亲确实实施了该犯罪行为。景慈貌似“大义灭亲”的做法在朝野引发轩然大波，这种不肖行为引发审理该案的法官虞僧虬的强烈愤慨。历史记载未提及任提女的结局，理应是按律杀头了。主审法官虞僧虬(想必还有汹汹的朝野舆论)的矛头却转而指向景慈犯下的证母罪如何处刑的问题。该案因案情特殊，民愤滔天，判决难度较大。于是，虞僧虬将其作为疑难案件交皇帝裁决。受情绪干扰，虞法官在上启中诱导皇帝严惩景慈，理由是：子女奉养父母，就应在其犯罪之时，为其隐瞒；岂能像孔子抨击的直躬似地举证父亲犯罪那样呢！何况，景慈事前并未劝母从善，防患于未萌；事后不惜陷母于死刑之地，伤风悖俗，可恶至极。其实，当自己的母亲即将被处极刑时，在案情毫无异议的情况下，景慈为母“乞鞫”，很可能因“乞鞫不审”，被判“降罪一等”，即处其(髡钳)五岁刑。③虞法官认为，作为儿子，为避五岁之刑，竟然不为母乞鞫，而直证母罪，不把母亲生死当回事，不严惩不足以整风俗、正视听。
最终，拥有最高审判权的梁武帝认可虞僧虬的定罪建议，诏令严惩景慈。梁武帝大概认为，按“乞鞫不审”处五岁刑偏轻，景慈最后被流放至交州。以此案为界，梁代恢复了流徒之刑。
二、“诱口当死”
该案中的“诱口当死”，应是对《梁律》相关律条之方便说法。《唐律疏议·贼盗律》“略人略卖人”条载：“诸略人、略卖人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和诱者，各减一等。……即略、和诱及和同相卖他人部曲者，各减良人一等。”④可见，《唐律》已将《梁律》中“诱口”(略人、略卖人)罪规定得十分细密，并严格区分不同犯罪情状，在量刑上已非一味处死刑。其制律理念与制律技术都较《梁律》有长足进步。
众所周知，关于“略人”之法，西汉即已出现。西汉已有“略人法”及“卖人法”之法律规定或司法实践。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曲逆嗣侯陈何，“(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坐略人妻，弃市”。又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载，蒲嗣侯苏夷吾，“(汉成帝)鸿嘉三年(前18年)，坐婢自赎为民后略以为婢，免”。⑤东汉光武帝曾多次下令禁止略民为婢。《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七年五月)甲寅，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到了建武十三年，又下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人；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⑥可见，两汉律法对略人罪处刑极重，司法效果应该不错。
萧梁“景慈证母案”发生后数年，北魏有“费羊皮卖女案”。⑦《魏书·刑罚志》详细记载了“费羊皮卖女案”的审理过程，该案亦引发朝廷官员大辩论。尚书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费羊皮母亡，家贫无以葬，卖七岁子与同城人张回为婢。回转卖于鄃县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状。案盗律‘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廷尉少卿杨钧议：“谨详盗律‘掠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皆死。’”⑧两人的裁决依据都提到《盗律》“掠人、掠卖人为奴婢”条之规定。这说明，《北魏律》也继承了汉律法中“略人”“卖人”处死刑的量刑。
《隋书·韦冲传》载：“(韦冲)兄子伯仁，随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纵暴，边人失望。上闻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冲竟坐免。”⑨韦冲因兄子“掠人”罪受牵连，被免官，其兄子大概被处以死刑。
可见，关于掠(略)人、卖人或者说“诱口”的法律规定，从汉至唐一脉相承。汉代已称“略人”或“卖人”，北魏称“掠人、掠卖人”，隋唐依然称“掠人”“略人、略卖人”。“略”与“掠”同义，按理，《晋律》中亦应有类似规定，只是文本无传，无法确知。《晋律》继承汉魏律而来，而《梁律》之蓝本是《晋律》。因此，《梁律》中有“诱口当死”规定自在情理之中，其刑罚层级亦与历代之刑罚规定相契合。应该指出的是，正如前文所言，“诱口”及“诱口当死”的说法，应非《梁律》原文，乃司法机关习称。以任提女的客观情况看，其以中老年妇人身份与体力“诱口”，大多只能是上引《魏律》中的“和卖人”及《唐律》中的“和诱”。《魏律》不分“和卖”还是“掠人、掠卖人”，一律处死；《唐律》则区分犯罪手段(“略”或“和诱”)与受害人的结局(为奴婢、部曲、妻妾或子孙)而处以相应的刑罚，较少适用死刑。显然，《梁律》处刑与《魏律》大致相同，两者的渊源应都是《晋律》。
三、乞鞫不审
虞僧虬所说“乞鞫不审，降罪一等”，应是《梁律》条文。指作为罪犯任提女亲属的景慈，按律法，有义务为其母“乞鞫”。若“乞鞫不审”，其将面临“降(其母)罪一等”的处罚，即“髡钳五岁刑”，因此法官才说“岂得避五岁之刑，忽死母之命”。
“乞鞫”，亦称“乞鞠”，是类于今日“上诉”的古制，“乞”指乞求，“鞫(鞠)”指审理，“乞鞫(鞠)”即在案件宣判后由犯罪者本人或其亲属申请重新审理的制度。该制产生较早。睡虎地秦简即有“乞鞫及为人乞鞫者……狱断乃听之”的记载。⑩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中直接记载了两个“乞鞫不审”案例。案例十一“得之强与弃妻奸案”即有“乞鞫为不审”，“得之气(乞)鞫，廷有(又)论毄(系)城旦。皆不当。覆之：得之去毄(系)亡，巳(已)论毄(系)十二岁，而来气(乞)鞫，气(乞)鞫不如辞。以毄(系)子县。其毄(系)得之城旦六岁(11)，备前十二岁毄(系)日(12)”的记载。案例十二“田与市和奸案”也提到“气(乞)鞫不审。田毄(系)子县。当毄(系)城旦十二岁”的说法。(13)这就充分说明秦代已有乞鞫的相关规定，并对乞鞫不审行为有较重刑罚——系城旦十二岁。但是，秦代对乞鞫主体并无严格限制，上举案例应都是犯罪者本人自行乞鞫的。张家山汉简亦有“罪人狱已决，自以罪不当，欲气(乞)鞫者，许之。气(乞)鞫不审，驾(加)罪一等”，“死罪不得自气(乞)鞫，其父母兄姊弟夫妻子欲为气(乞)鞫，许之。其不审，黥为城旦舂”的规定。(14)这自然是“汉承秦制”。但是，汉制显然比秦制更细密周全。
其一，汉制依罪行已把乞鞫分为两种情形：死罪与普通犯罪。死罪只能由亲属代其乞鞫，普通犯罪则可自行乞鞫。其二，在享有乞鞫权利的同时，行为主体必须承担因乞鞫不审而带来的责任：乞鞫不审，降罪一等。(15)而《梁律》中的“乞鞫”规定，应是延续汉晋之制而来，在处罚上，仅改“黥为城旦舂”为“髡钳五岁刑”而已。该制在曹魏时，有所变动。《晋书·刑法志》在提及魏新律变化时说，“二岁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烦狱也”。二岁刑至死刑，家人都不得乞鞫，估计本人也不行，这当然过于草率、武断。对于为何有此规定，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应是旨在遏制近亲属“乞鞫”过于泛滥导致的狱讼淹滞情况出现。(16)但是，到晋代，“乞鞫”之制又恢复了。《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注引晋灼语：“《晋令》云‘狱结竟，呼囚鞠语罪状，囚若称枉欲乞鞠者，许之也’。”(17)但晋律有无“乞鞫不审，降罪一等”之制，因晋律已佚，无从得知。据《通典·刑法二》载，宋文帝时，蔡廓为侍中，作如下建议：“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18)无疑，蔡廓认可“亲亲相隐”及“乞鞫”之制。可以推测的是，以《晋律》为蓝本的《梁律》中的“乞鞫不审，降罪一等”之制极可能是延续《晋律》而来，因为《晋律》的制定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在跟魏《新律》唱反调、显不同。这种重拾秦汉旧制的做法，不能更符合《晋律》制定者的口味了。
《唐律疏议·断狱律》“狱结竟取服辩”条规定：“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辩。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审详。违者，笞五十。死罪，杖一百。”(19)不难看出，《唐律》对“乞鞫”的态度比较开放：无论何种罪行，本人与家人(“听其自理”的“其”)皆有乞鞫权，不再要求死刑与非死刑相应地由家人与本人乞鞫。一旦乞鞫，法司必须重新审理，即“审详”。而且，并未附带若“乞鞫不审”则惩罚行为人的限制性规定，(20)只规定了若不为其重审，法司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就该规定的立法意旨而言，我们推测出两种可能。其一，隋唐立法者已经意识到“乞鞫不审，降罪一等”规定本身存在瑕疵，既然同意家属“乞鞫”，“乞鞫”的结果只有两种：审与不审。仍坚持“不审，降罪一等”的威胁式规定，极不利于遏制冤案发生；家属因害怕若“乞鞫不审”，自己将被处刑，而放弃“乞鞫”，这恰恰助长冤案的发生。其二，隋唐立法者可能已觉察到“乞鞫不审，降罪一等”与“亲亲相隐”之制相悖。此外，乞鞫与死刑复奏制度等一起，共同成为隋唐慎刑政策的具体措施。
四、“亲亲相隐”
孔子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首倡亲属之间在彼此犯罪时有容隐义务，不检举，拒揭发。这一主张是孔子的创制，绝非春秋人的通识。(21)秦代信奉法家学说，不提倡“亲亲相隐”之说。及至汉代，汉宣帝钦定“亲亲得相首匿”之制，在一定范围的亲属关系中，不容隐者反而有罪。在汉代以后的人伦、政治环境中，举报亲人为道德、法律共同否定，“大义灭亲”更是人伦的极端例外。有此观念根植民心，故类似景慈案的举报、证实尊亲属犯罪的行为常被视作异端，史书记载它，是欲令它遗臭万年，以收警示世人之效。
就“景慈证母”而言，这本来是一起因“诱口”而作出死刑判决的重案，案件事实清楚，又有法律明文规定，审理过程理应简单纯粹。谁知峰回路转，出现了子证母之情节。此事一出，该案重心发生戏剧性转变，如何处置景慈违反“亲亲相隐”义务而构成的犯罪反而成了案中之案、重中之重，该案重心亦由“任提女诱口”变为“景慈证母”。
据汉宣帝“亲亲得相首匿”诏书，“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22)此处仅提及近亲属间履行“首匿”义务后该如何处置的问题，其他亲属间是否可以以“亲亲得相首匿”为由互相包庇？既未明言，理应不能。同时，也未说清尊亲属抑或卑亲属若未遵从“首匿”义务，亦即主动去报案、被讯问时主动或被动地证实亲人的犯罪行为，应如何处置的问题。反而是秦代对此类情形已有较明确的处置方案。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载：“‘公室告’[何]殹(也)？‘非公室告’可(何)殹(也)？贼杀伤、盗它人为‘公室’；子盗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可(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有(又)袭其告之，亦不当听。”(23)此两条提出卑亲属不能行告尊亲属，告者反而有罪。(24)但是，秦律跟后世律相比，律文还比较粗疏，并未对此行为构成何罪、如何处刑，予以界定。
《睡虎地秦墓竹简》又载：“当(迁)，其妻先自告，当包。”“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削(宵)盗，臧(赃)直(值)百一十，其妻、子智(知)，与食肉，当同罪。”“削(宵)盗，臧(赃)直(值)百五十，告甲，甲与其妻、子智(知)，共食肉，甲妻、子与甲同罪。”(25)秦法鼓励告奸，即使家庭成员间犯危害国家之罪，知情者亦有告奸义务，告奸者可免于处罚，不告奸者则与其同罚。
秦代区分“公室告”与“非公室告”，(26)并鼓励告奸的立法精神及司法实践，为汉代遵循。汉宣帝宣布“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显然跟鼓励告奸的秦法相背离，是对孔子主张的隔空回应，使得法律规定与儒家教义完美结合。这是对秦代“公室告”制度的重大修正。以汉宣帝为代表的西汉后期人，觉得重人伦乃人的基本操守。这是儒家与法家在观念上产生冲突后，儒家占上风的标志性事件，亦是世风大变的代表性事件。这充分说明，儒家的学说在人伦领域更得君心、民心。执政者为了社稷永固，十分认可儒家教化对民心的引领作用，除非谋反篡位，否则对于普通犯罪领域的亲属相隐行为，不仅法律会通融，甚至国家还会大力提倡。
据《晋书·刑法志》载，东晋元帝司马睿为晋王时，常权宜从事，时卫展为大理。上书：“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近主者所称《庚寅诏书》(27)，举家逃亡家长斩。若长是逃亡之主，斩之虽重犹可。设子孙犯事，将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孙，而父祖婴其酷。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28)《庚寅诏书》之类的权制说明，在晋代司法实践中，“亲亲相隐”之法是大打折扣的；为了破案，反而以皇帝诏令形式确定“考子正父”与“鞭父母问子”之正当性。据前文所引《通典·刑法二》，宋文帝时蔡廓建议鞫狱不应让子孙来证父祖之罪。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29)这说明，刘宋初年，“亲亲相隐”也被束之高阁；因蔡廓建议，晋代“考子正父”与“鞭父母问子”之刑讯方式被废止。
《南史·何尚之传》载：“义熙五年，吴兴武康县人王延祖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斩刑，家人弃市。’睦既自告，于法有疑。时(何尚之父)叔度为尚书，议曰：‘设法止奸，必本于情理，非谓一人为劫，阖门应刑。所以罪及同产，欲开其相告，以出造恶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属，还相缚送，解腕求存，于情可愍。并合从原。’从之。”(30)之所以新制规定“凡劫身斩刑，家人弃市”，是因为立法旨在“开其相告，以出造恶之身”，即鼓励亲人间在重罪发生时，互相举报，“大义灭亲”。
据《魏书·良吏·窦瑗传》载，东魏班下《麟趾新制》，窦瑗发现：“三公曹第六十六条，母杀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门。何者？案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31)可见，《北魏律》有“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的规定，东魏《麟趾新制》“三公曹”第66条规定“母杀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也是单向地对不履行相隐义务的卑亲属作出重处规定。
在吸收前代经验、教训基础上，《唐律》“亲亲相隐”的规定则全面周到。《唐律疏议·名例律》“同居相为隐”条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摘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32)《唐律疏议·斗讼律》“告祖父母父母者绞”条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注曰：“谓非缘坐之罪及谋叛以上而故告者。”疏议曰：“缘坐谓谋反、大逆及谋叛以上，皆为不臣，故子孙告亦无罪，缘坐同首法，故虽父祖，听捕告。若故告余罪者，父祖得同首例，子孙处以绞刑。”该条还规定：“即嫡、继、慈母杀其父，及所养者杀其本生，并听告。”(33)对其他亲属间及奴婢与主人间，何该相隐，何不能相隐，《唐律》都有详细处置。
综上所述，景慈案的案情就很清楚了，此乃子孙不履行“亲亲相隐”义务被处罚的典型案例，子被处流刑。那么问题就来了，假如景慈在对鞫时履行了“亲亲相隐”义务，其是否就可不受处罚或减轻处罚呢？若按汉宣帝“亲亲得相首匿”之原则，履行相隐义务，则不应受处罚。此案最可疑之处在于，景慈对鞫前后应有三个选择：闭口不言、“乞鞫”主动证母有罪。相较而言，第一个应是最优选择。但景慈为何作出最差选择呢？是因为老母以诱口为生，家风不纯，景慈形成了口无遮拦、随口乱说的毛病？还是“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之晋制死灰复燃？抑或景慈遭遇诱供甚或刑讯逼供？这些皆不得而知。《隋书·刑法志》明言：“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凡乞鞫不审，降罪一等，岂得避五岁之刑，忽死母之命！”细忖文义，似乎依当时诉讼程序，为母“乞鞫”又是景慈必须作出的选择。而母亲诱口事实俱在，“乞鞫不审”后果显明，也许正因此，景慈最终作出了证母有罪的抉择。受魏晋南北朝政局动荡影响，“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很多亲人之间本应相隐的案件，因有危及社稷之可能，故“亲亲相隐”原则常被规避，代以“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之权制。前文提及的王延祖打劫而被其父告官案，就很好地诠释了此情况；但王父的做法似乎符合“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的立法原则。因此，景慈为了避免被处五年刑，选择了十分冒险的证母有罪，不知是否想试试运气，看能否被列入“大义灭亲”之列。谁知他遇到了虞僧虬，虞觉得他触犯“亲亲相隐”法则，实在罪大，为儆效尤，必须严惩。但当时法律似乎又没有明确判刑依据，需皇帝裁决。依此推论，该案中景慈既然不能闭口不言，在剩下的两个选择中，无论怎么做，都将是重罪。如此来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事关伦常的案件，往往既受法律约束，亦受法律化的礼法制约，特别是卑亲属触犯尊亲属的案件，左右得咎，动挂罗网。景慈最终被判流刑，重于五岁刑，《梁律》中没合适的刑罚可以处置他，故特意为他设立了“流徒之刑”。
五、流徒之刑
证母有罪的逆子景慈最终被判流刑。据《隋书·刑法志》载，从此后，萧梁有了“流徒之刑”。
刘俊文先生指出，流放之制虽载于《尚书》，但流刑之实践在南北朝以前犹无。类似后世之流刑者，秦有迁刑，然秦之迁刑乃轻于徒刑之刑，与后世流刑乃次死之重刑者显然不同。秦以后，汉、魏、晋皆有徙刑或徙边之制，亦带有流放性质。汉、魏、晋之徙刑或徙边，均为死罪减降之处置，并非正刑。真正成为后世流刑之雏形者，直至南北朝时期始出现，即北朝后魏(即北魏)在前代迁、徙即徙边基础上创立的流徙之刑。(34)
据《魏书·汝阴王天赐传》载，北魏元庆和投降萧衍后，“衍以为北道总督、魏王。至项城，朝廷出师讨之，望风退走，衍责之曰：‘言同百舌，胆若鼷鼠。’遂徙合浦。”(35)这是萧梁有徙刑的又一案例。
北魏设立流刑有个过程。据《魏书·刑罚志》载，太平真君五年(444)，少傅游雅上疏：“谪徙之苦，其惩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从徙，虽举家投远，忻喜赴路，力役终身，不敢言苦。且远流分离，心或思善。如此，奸邪可息，边垂足备。”恭宗善其言，未之行。到高宗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贺上言：“自非大逆手杀人者，请原其命，谪守边戍。”诏从之。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诏曰：“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极默。坐无太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三年刑上即死刑，这说明此时流刑尚非魏之正刑。(36)但是，据《魏书·高祖纪》载，太和十六年，“四月丁亥朔，班新律令，大赦天下。……五月癸未，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37)到世宗永平元年(508)时，尚书令高肇等奏：“诸犯□年刑已上枷锁，流徙已上，增以杻械。”永平三年，朝臣讨论“费羊皮卖女案”时，三公郎中崔鸿曰：“案律‘卖子有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期亲及妾与子妇流。’”太保、高阳王雍议：“案《贼律》云：‘谋杀人而发觉者流，从者五岁刑；已伤及杀而还苏者死，从者流；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38)这说明，孝文帝太和十六年颁布的魏律令，对刑种作出了大幅度调整，流刑已成为北魏法定刑。“景慈证母案”发生于梁天监三年(504)，晚于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十二年，因此，梁设立流徒之刑，很可能是学习北魏刑制之结果。
此外，对于《隋书·刑法志》所言的“流徒之制”，笔者总觉得不合古代刑种发展历史及语词表述规范，古代多有“流徙”之说，似无用“流徒”来偏指“流刑”者。沈家本先生在《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三·梁》中述及景慈一案时说：“诏流于交州，至是复有徒流之罪。”(39)张全民师在点校《历代刑法考》时据《隋志》乙正“徒流”为“流徒”，从古籍校对的角度来讲，自然没错。但是否沈先生也觉得此处的“流徒”存在语病，而径直改为“徒流”了呢？笔者认为，也许把“流徒”改为“流徙”更符合刑种发展历史及语词表述规范，而“流徒”实乃《隋书·刑法志》在抄写过程中的讹误所致。
该案最终以任提女按律被判死刑，景慈“证母”触犯“亲亲相隐”之禁忌被判流交州落下帷幕。通过该案，我们认识到，“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自被汉宣帝钦定后，因其与封建国家打击危害政权犯罪目的相悖，所以这一原则在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施行状况常常大打折扣。对于违反该原则，处罚与否，关键要看国家需要与法司处置情况。但具体到该案，萧梁较为稳定的政局，令法律事务可以基本依准律法进行。故在该案中，“亲亲相隐”原则受到了极大尊重。能有此效果，与该案主审法官虞僧虬的极力坚持是分不开的。该案告诉我们，政局的稳定与法司的素养，是法制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两大关键。
此外，“流徒之罪”(应该是“流徙之罪”)成为萧梁的一种刑罚种类，大概是学习《北魏律》的结果。假若此推测可以成立，实乃北朝法律对南朝法律产生影响的极佳佐证。
“景慈证母案”虽已过去一千多年，但其带来的思考，还将持续下去。
小文的完善，蒙湘潭大学张全民教授、西北政法大学陈玺教授指正，于此谨致谢忱！
①笔者认为此处的标点值得商榷，也许改为“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更合适。
②《隋书·刑法志》，中华书局，1973，第700页。
③据《隋书·刑法志》载，“其制刑为十五等之差：弃市已上为死罪”，其下即“髡钳五岁刑”，说明死刑减一等即是髡钳五岁刑。《隋书·刑法志》，中华书局，1973，第698页。
④《唐律疏议·贼盗律》，岳纯之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315～316页。
⑤《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539、665页。
⑥《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第52、63页。
⑦费羊皮卖女案发生在魏宣武帝永平三年，即510年。
⑧《魏书·刑罚志》，中华书局，1974，第2880～2881页。
⑨《隋书·韦冲传》，中华书局，1973，第1270页。
⑩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第200页。
(11)岳麓秦简释文修订本原注为：“毄(系)得之城旦六岁：针对得之第二次乞鞫不审的处罚。”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叁)(释文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第162页。
(12)岳麓秦简释文修订本原注为：“前十二岁毄(系)日：针对逃亡罪与第一次乞鞫不审的处罚。”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叁)(释文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第162页。
(13)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叁)(释文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第162～164页。
(14)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第24页。
(15)也许秦制已有类似规定，该制并非汉律首创。笔者因对新出秦简资料未能一一寓目，故有此推测。
(16)范依畴：《家人乞鞫、亲属诉权与冤案防阻机制建设》，《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期，第67页。
(17)《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华书局，1982，第2664页。
(18)《通典》卷一六四《刑法二》，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4220页。
(19)《唐律疏议·断狱律》，岳纯之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482页。《宋刑统》完全沿袭《唐律》之规定，唯此条未独立成条，而是附在“遇赦不原”条后。见(宋)窦仪等详订，岳纯之校证《宋刑统校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409～410页。
(20)翻遍唐律与辑佚得到的唐令，未发现有相关规定。
(21)有学者指出，“叶公认为不掩盖父亲罪行的人具有‘直’的美德，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见韩织阳《再议秦简中的“公室告”——兼论“亲亲相隐”制度化起源》，载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十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46页。
(22)《汉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第251页。《汉书·王子侯表》记载：“侯延寿嗣，(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坐知女妹夫亡命笞二百，首匿罪，免。”《汉书·王子侯表》，中华书局，1962，第474页。
(2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第195～196页。
(24)有学者指出，对于“非公室告”类犯罪，奴婢、子孙等卑幼不得向官府提出告诉，只能由家庭以外之人提出告诉。不知这有何根据。详见魏道明《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再探》，《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91～199页。
(2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第178、224、158页。
(26)关于“公室告”与“非公室告”的划分问题，近来有学者在认真释读睡虎地秦简与岳麓秦简的基础上，提出新见，认为秦代并无“公室告”与“非公室告”之分，“非公室告”断为“非‘公室告'”可能更合原意，“非公室告”不是个名词，更非与“公室告”对称的名词，仅是指出某些行为不是“公室告”而已。她认为，“涉及他人与国家利益以及家庭中卑者对尊长人身侵害的告诉为‘公室告’，家庭成员所犯罪行(家罪)如果符合‘公室告’要素，其他家庭成员不得予以隐瞒。仅涉及家庭成员内部尊者对卑者人身、财产侵害，或卑者对尊长财产侵犯的行为不为‘公室告’，官府不予受理”。详见韩织阳《再议秦简中的“公室告”——兼论“亲亲相隐”制度化起源》，载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十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48～52页。
(27)对于《庚寅诏书》，陆心国认为，其“指晋武帝泰始六年的诏书。《晋书·武帝纪》这一年记载了二篇诏书，但内容很简略，没有说到‘举家逃亡家长斩’的任何内容，已经难以查考是哪一篇诏书”。(见陆心国《晋书刑法志注释》，群众出版社，1986，第119页。)周东平在其主编的《〈晋书·刑法志〉译注》(人民出版社，2017，第429页)一书中认可陆氏观点。诚如陆氏所言，“庚寅”若作年份讲，极可能指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前一庚寅年是210年，乃东汉建安十五年；后一庚寅年是330年，即东晋成帝咸和五年。笔者比较困惑的是，为何“庚寅”一定指某一年？在史书中，也常用干支来指日。而且，从常理来讲，一年颁布的诏书会很多，但一日颁布的诏书再多，应该也可用个位数来计算，若一日颁布的诏书又跟法律有关的话，极可能就仅此一个，因此用“庚寅”的称法来指代它，应该不会重复。所以，笔者认为，“庚寅”很可能是指某日而非某年。我们再来看《晋书·刑法志》引用“庚寅诏书”之后文：“大人革命，不得不荡其秽匿，通其圮滞。今诏书宜除者多。有便于当今，著为正条，则法差简易。”为此，元帝令：“自元康已来，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会议，蠲除诏书不可用者，此孤所虚心者也。”秦汉之后，封建王朝常把皇帝诏书作为临时法规发挥作用。而这些诏书理应乃本朝皇帝所下。《晋书·刑法志》说到曹魏修律时，曾提及“乏军要斩又减以《丁酉诏书》，《丁酉诏书》，汉文所下，不宜复以为法”。为何“不宜复以为法”？估计最重要原因是曹魏“大人革命，不得不荡其秽匿”，要把前朝诏书废除。因此，笔者推断，“庚寅诏书”很可能是“元康已来，事故荐臻，法禁滋漫”之产物。泰始四年(268)晋律令刚颁布，晋武帝“峻礼教之防”，谋求“礼乐崇于上，故降其刑；刑法闲于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晋书·刑法志》)的治国境界，不应该在律令刚颁下不久，就用诏书来鞭策臣民。据《晋书·刑法志》载，“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刘颂上疏说，“自近世以来，法渐多门，令甚不一”。以此思之，“庚寅诏书”很可能是晋惠帝所下。
(28)《晋书·刑法志》，中华书局，1974，第939页。
(29)《通典》卷一六四《刑法二》，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4220页。
(30)《南史·何尚之传》，中华书局，1975，第781～782页。
(31)《魏书·窦瑗传》，中华书局，1974，第1909页。
(32)《唐律疏议·名例律》，岳纯之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04～105页。
(33)《唐律疏议·斗讼律》，岳纯之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370页。
(34)详见刘俊文笺解《唐律疏议笺解·名例》“流刑三”条“解析”部分，中华书局，1996，第36～38页。
(35)《魏书·汝阴王天赐传》，中华书局，1974，第450页。
(36)详见《魏书·刑罚志》，中华书局，1974，第2874～2878页。
(37)《魏书·高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第169页。
(38)《魏书·刑罚志》，中华书局，1974，第2879～2882页。
(39)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张全民点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