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市经济功能的强化，对乡村形成辐射性、吸纳力，城乡形成共生互动关系，农村因此进入交换经济，城乡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日益扩大。文人士子的城乡观念在这一变革过程中的嬗变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乡村书写。一方面是丰富了传统乡村诗意内涵，从城市政治人际、商业功利交往对立面构造浪漫的、牧歌情调的农耕田园图景；另一方面也衍生了对乡村诗意解构的价值判断，在不同文类中从阶级对立、市井文化、人物品藻、文艺批评等角度颠覆、撕裂了传统乡村诗意。乡村书写中的诗意建构与解构并存融汇的格局丰富了传统田园诗审美内涵，形成这一题材独特的思想内涵和审美特色，对后世乡村书写影响深远。
关 键 词：唐宋城市转型 乡村书写 诗意建构 解构
唐宋城市转型内涵非常丰富，其中唐代中期至北宋是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布局从封闭结构转型到亚开放结构的关键时期，商业娱乐活动冲破时间空间的束缚，有效地推动城市商业经济繁荣，并对乡村形成经济辐射性、吸纳力，形成城乡共生互动格局，这必然影响传统的城乡关系，进而影响文学中的乡村书写。城市和乡村不仅是两种不同的地理空间、生态空间、经济空间，同时也是不同的文化空间，作为两种文化力量的载体，它们的关系是相互联动的，这对文学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西方学者认为城市的发展走在远离土地、隔绝乡村图景的趋势中[1]。但是，当从城市发展的匆忙步伐中回望乡村时，我们会发现“乡村具有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并蕴含着重新振兴的内生动力”[2]。文学中的乡村诗意是乡村“重新振兴的内生动力”的文化内核，其在唐宋城市转型背景下的建构与解构机制对当下的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唐宋城市转型背景下乡村书写的诗意建构
文学中的乡村诗意是在古老的农耕文明社会中与农民生活、劳动生产环境密切相关的诗意审美。唐宋时期的文学作品继陶渊明乡村书写后衍生出更为丰富的审美形态。如果说陶渊明田园诗是对乡村诗意的发现和建构，唐宋文学中的乡村书写则呈现出诗意的建构与解构并存的景象。在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兴起的城市文化，拓展了文人的精神空间，在传统的庙堂、乡野二维空间之外拓展出新的空间维度，即城市空间。这一地域空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越来越显现出巨大优势。中唐以后文人的城市书写与传统文人功名热望幻灭后回归乡野林泉不同，他们更多选择城居“中隐”方式或流连市井巷陌。文人在生活空间流向上的变化对他们城乡观念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从传统的乐山林鄙城市而演变为复杂的心态。在精神层面，乡村依然是他们永恒的精神家园；在政治层面，城市是他们实现功业梦想的舞台；在文化层面，城市是他们进行文化活动的场域；在生活层面，城市在物质、交通等方面的优势是文人士子难以决然归田的原因。这些因素不仅对他们的城乡观念嬗变带来影响，同时对他们乡村书写的诗意建构与解构也是影响巨大的。文人流向城市既有政治性迁徙，也有文化性、经济性和生活性迁徙[3]。但是走出乡村并不意味着遗忘，正是离乡之人内心不断回望审视乡村后发自内心的情感和价值评判的诗意表达成为乡村书写的内在驱动力量，成就了这一时期乡村书写的兴盛，同时也决定了他们乡村书写的诗意建构与城市密不可分，其诗意建构主要有以下三条路径。
(一)作为民族农耕记忆建构的乡村诗意
乡村诗意的发现者、建构者并不是田园农事的主体。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农民这一群体一直被排斥在政治、文化之外，处于文化默无声息的状态，无法参与到乡村诗意的建构中来。农民与土地田园存在太过紧密的功利关系，乡村诗意的产生并不依赖农民，而是仰赖知识阶层脱离土地田园劳作甚或迁移至城市以后，从必要的审美距离来反观乡村而建构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村诗意并不会因为乡村的衰落而消失，反而会如同根植于知识阶层血脉中的基因一样，更为强烈地呼唤他们的精神回归而反复呈现于他们笔墨之中。随着文人城市化程度提高，这种呼唤、回归的力量会更加强大。所以，城市发展是乡村诗意产生的反向动力，唐宋城市转型强化了对民族农耕记忆的召唤。
深厚的农耕文明及与之相连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情感、心灵状态是乡村诗意得以产生并呈现的心理基础，对乡村田园血脉相依的情感是文人思想性格的文化渊源和稳定的文化基因。很多时候，“耕读传家”成为文人的家族传统，例如陆游的《小园》对耕读生活的诗意呈现尤为吸引人心：“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南北朝时期颜之推批评南渡之士“不知有耕稼之苦”，并认为“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4]。懂得农事稼穑成为士人为政的基本修养。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等级排序中，农仅次于士，“耕，实在近乎士除‘仕’外仅余的生道，仅余的存在方式(至少是‘存在描述’)”[5]10。所以，文人可能已经离开乡村，但在价值判断上，乡村依然是他们礼赞的精神空间，正如辛弃疾所言：“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辛弃疾《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城乡对举中桃李的娇弱艳丽与野荠花的勃勃生机，隐喻乡村贫穷偏僻但持久包容、生机盎然，城市多彩喧嚣却繁华易逝。
文人对大地、乡村的崇拜形成了对乡村场景、农事、农人的特别关注，进而形成文学审美中的乡村诗意，体现于田园风光、农家日常生活审美。乡村的空间场景主要是田庄宅第，但其周围的自然山水是乡村诗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是必须与乡村农耕或者日常生活关联才会进入诗境，与山水诗中独立自足的山水描摹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农业是被人类揽入怀抱的自然”[6]。乡村书写表现偏重人为的自然，山水诗表现偏重自在的自然，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南山是东篱菊花的远景，《过故人庄》中的青山、绿树都是作为田家小院的背景出现的。再如王维的《新晴野望》中的原野、白水、碧峰等，都是作为“农月”田园劳作的背景出现而区别于普通山水诗的景物描摹。
士人对农耕生活的审美态度源于文人的价值观念。“士虽以读书求仕为事，却不但不耻于耕，且以不知耕为耻。中国士大夫鄙商不鄙农。‘耕读传家’，耕与读都不卑下。”[5]11所以农事劳作是乡村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亲近农事是士大夫的一种大雅若俗的文化骄傲”[7]96。农耕审美的书写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诗人躬耕田园产生的农事审美，以陶渊明田园诗为代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诗中充溢着不计收获的劳作之美，“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在这类作品中，耕作于陶渊明而言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价值依持，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农业生产自古就是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资本。从生活的角度来看农业生产行为，可以称之为‘农活’。在这过程中，有人与动植物之间的情感交流，有创造性劳作中对生活真谛的体悟。因此，农业劳动充满了‘综合的人性’，其独特的教育作用有助于对‘完整的人’的设计与培养。”[8]陶渊明田园诗的独特魅力正源于此，所以苏轼说“陶诗须老农识其妙”，认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予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9]。作为陶诗的知音者，苏轼可谓深得其妙。
另一类是士大夫的观稼诗，其中有远观与近察的区别。如王维的《新晴野望》就属于远观而成的田园风景画，虽也涉及劳作的辛苦，却是一笔带过，着意的还是风景。而南宋杨万里、范成大等诗人的观稼诗就属于近察，笔墨的重心在农事劳作过程、场面氛围的展示。杨万里《插秧歌》：“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在雨中，拔秧、抛秧、插秧的劳作过程中田夫、田妇、小儿、大儿紧张协作，以致无暇享用家人送来的“朝餐”，在“低头折腰”辛苦劳作中不忘叮嘱家人“照管鹅儿与雏鸭”。
(二)作为城市政治对立面建构的乡村诗意
“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10]城市作为政治的表征，乡村便是非政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村诗意的建构与城市密不可分，而由此建构出来的乡村诗意具有很强的寓意性。对于古代文人而言，乡村诗意的建构是一种政治姿态，“君子的政治失意产生出诗人的诉歌，这正是儒家道德哲学赋予中国诗人的基本特色。……诗的意义因而首先与现世政治相关，是政治的反面。……一旦失志，君子意志就会走向非政治”[11]。在古代传统社会，文人回归林泉乡野就是走向“非政治”，“面对不公、不义或者怀才不遇，转身归隐田园或者游历名山大川不约地成为许多作家共有的反抗姿态。乡村的山水和田园成为拒绝权力的象征。……然而，这与其称之为逃跑主义，不如说是农业文明造就的想象。这种想象包含了一个秘密的转换：理想的生活就是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转换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7]96。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很多时候被赋予了这种文化色彩，“樊笼”“俗韵”“羁鸟”等意象成为现实对人的自然质性戕害的象喻，而回归“故渊”“旧林”，回归田园、躬耕南亩就是走向“非政治”，是对人性的释放。所以，对乡村诗意的倾心书写源于文人对城市政治角逐残酷性的深刻体会：“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王维《酌酒与裴迪》)
唐代王维、孟浩然(以下简称“王孟”)田园诗的“非政治”色彩非常浓厚，在田园书写中往往叠映着城市政治的负面影像。“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王维《酬张少府》)，王维已然弃绝了城市政治的穷通之道而陶醉于乡村深浦渔歌之放逸。《山居秋暝》中“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招隐辞已透露其决然“走向非政治”的心志。组诗《田园乐》中，“厌见千门万户，经过北里南邻。官府鸣珂有底”，“再见封侯万户，立谈赐璧一双”是城市政治的纷扰喧嚣，而这一切王维仅用一个问句“讵胜耦耕南亩？”便打扫干净而转身回归田园。乡村田园生活有“牛羊自归村巷，童稚不识衣冠”的松弛，有“一瓢颜回陋巷，五柳先生对门”的傲骨，有“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的闲逸，有“南园露葵朝折，东谷黄粱夜舂”的充实，等等。而这一切无不映现城市政治对人自由天性的桎梏。
(三)作为城市商业竞争对立面建构的乡村诗意
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生产力的发展使商品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唐宋城市转型的强劲动力，同时也是唐宋时期乡村书写兴盛的反向动力。追逐商业利益乃人心所向，这是城市商业经济繁荣的表征，也是社会的进步，但是这也意味着乡村的衰落和农民阶层更深层次的落败。商业利润吸引乡村一些农人走入城市经商队伍，而弃农从商现象的大量出现带来的农村凋敝、民风浮滑使居上位者深为忧虑，“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篓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12]。但忧虑之外，终究阻挡不了商品经济的侵蚀。元稹在《估客乐》中形象地描绘了起于乡村的“估客”从商后，以次充好欺骗乡邻的现象：“鍮石打臂钏，糯米炊项璎。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玉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以诗人沉痛感慨道：“一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市头语”是经商逐利之道，与乡土社会温情脉脉的“乡里情”形成强烈对比。
商业逐利过程中民风、士风发生的嬗变对社会文化、文学的影响至为深远。就文化层面而言，“原始儒教本是对春秋时代小规模的农村共同体中实行的伦理和习俗进行理想化而形成的，如果我们从这方面来考虑的话，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儒教一方面对农村和田园生活有着理所当然的亲近感，而另一方面则倾向于从人际关系淡薄化、社会规范松弛、容易呈现社会失范(anomie)的城市和城市生活的诸种事象之中，嗅出其中反儒教(非道德)的气味”[13]44。正是由于城市政治、商业竞争带来的人情凉薄，乡村农耕古朴温馨的人情审美才在文学书写中得到集体释放。乡村封闭、稳定的宗法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交往方式，形成“熟人社会”温情脉脉的社会关系，相较于城市人际政治、商业功利交往格外吸引人心，并构成乡村诗意的内在情感价值。
一种是旁观者的欣羡，如王维的《渭川田家》，在村落、穷巷、牛羊、荆扉、麦苗、蚕眠、桑叶等意象构建的乡村场景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野老、牧童之间的祖孙深情和田夫在村头地角相见的融融和气，成为了城市人情功利翻覆对立面而建构的乡村诗意。
另一种是文人躬耕陇亩过程中长期处身乡民间对乡村古朴醇厚人情的自然呈现。如陶渊明在不经意间深情款款的抒写：“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二)“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陶渊明《移居》其二)乡民交往没有城市政治、商业的刻意经营迎合，农忙时节相见“但道桑麻长”，农闲时节相聚“言笑无厌时”，简单而温暖。再如杜甫《羌村三首》中诗人与“邻人”“父老”在动乱年月里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的温暖，对自己“生还偶然遂”的遭际，“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还有与乡民休戚与共的时局感喟：“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杜甫《羌村三首》其三)诗人能够与乡村民众获得审美共通，透露出平民关怀的底层意识，明显区别于王孟田园诗中与乡村民众的疏离姿态而成为友农、颂农、务农的典范。
二、唐宋城市转型背景下乡村书写的诗意解构
在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差距日益扩大，乐山林鄙城市的传统观念面临巨大冲击，白居易对传统隐逸观念进行文化整合形成“中隐”观念，把隐居之地从传统的乡野林泉迁移至城市园林。至此，文人士子不仅身体离开乡村，城乡区隔观念也逐渐形成。乡村虽然依旧是他们礼赞的精神空间，但在价值判断上却呈现出多元复杂态势，其间基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衍生出来对乡村诗意的解构力量值得关注，下面就几种文类进行分析。
(一)讽喻诗、悯农诗：基于政治批判的乡村诗意解构
从政治角度观照乡村田园并不始于唐代，《诗经》中的《硕鼠》《伐檀》等怨刺型诗歌已经从阶级对立角度来书写乡村，这种着眼于阶级对立的社会批判撕裂了乡村田园温情脉脉的面纱。唐代元白诗派新乐府创作继承这一传统，以直露的艺术形式展现阶级掠夺、乡民的困窘、乡村的颓败，使乡村田园的诗意荡然无存。这种批判视角在晚唐、宋代得到沿袭：“门前谁剥啄，县吏征租声。一身入县庭，日夜穷笞搒。”(陆游《农家叹》)为繁重的赋敛所迫，农家被逼至“卖青”，“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聂夷中《伤田家》)。农人忍痛将还未成熟的农产品贱卖，“挖肉补疮”的无奈之举意味着之后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即使传统田园诗作品中也蕴含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如梅尧臣的《小村》与王维同样书写荒僻小村景象的《渭川田家》相比，情调幡然相异，自然景物的荒败冷落与和暖自足，祖孙之间的困窘相依与怡然相望，乡民“谬入王民版籍论”的痛心与“即此羡闲逸”的向往，颓败荒凉与闲逸丰足的反差意味着王孟浪漫的田园书写的式微，而苏轼的《吴中田妇叹》、范成大的《后催租行》等诗篇更为直接展现乡村田园阶级对立视角下农人的血泪控诉。
在唐宋讽喻诗、悯农诗的乡村诗意解构路径中，官民、贾农、城乡对举是常见的对比性结构，在这种对比性结构中，乡村的凋敝和城市的繁华、农人的窘困和贾客的豪奢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结构模式出现在中唐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中唐以后，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成为主要税法，地租改以钱纳，农民被动卷入商品交换大潮。其弊端白居易在《赠友》一诗中揭示得很充分，农民一旦进入市场经济交换领域，其农产品只能是“贱粜”与“贱贸”，避免不了被城市掠夺。所以，在市场交换中，农民仍然处于利益链底端。
农不如商现象在中唐以后已成共识，所以，讽喻诗中多有农商对举的书写模式，如“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张籍《野老歌》)。该诗警策之语在末句，以贾客的豪奢靡费反衬农民的窘迫心酸。在中唐讽喻诗中，贾客乐与农家叹已然成为讽喻诗抒写中难以分割的两个维度，刘禹锡的《贾客词》与《野老歌》不同，以贾客乐为主体，诗中写贾客的精明算计，同时也写其“奇货通幸卿”，喻示中国古代商人商业活动的成功之路具有权钱交易的特点，丰厚的商业利润源于官商勾结，最后以农夫的“辛苦事寒耕”反衬贾客生活的豪奢自由。张籍的《贾客乐》与刘禹锡的《贾客词》相类，也是以“贾客乐”为主体，诗末以农夫的辛苦稼穑却依然困窘不堪为对照，“弃业宁为贩宝翁”与其说是农夫的呼声，不如说是诗人由衷的感慨。在农商对比结构中，商人的奢豪与农民的困窘反差使乡村诗意荡然无存。
中晚唐之后，城市经济功能逐渐强化，特别是货币的大量使用，使城市具有了向外生长的发展态势，对乡村具有影响力。“铜钱的盛行也就是意味商业活动的活跃，交换经济浸透至农村”[14]。城市向乡村开放，对乡村具有辐射性和吸纳力，并形成共生互动的关系。但是，在城乡互动关系中，更多的是城市对乡村的影响，这是中晚唐之后城乡实际差异的开始，体现在农民、农村经济和文化地位的步步败落，进而开启了城乡失衡的格局。乡村的衰落是全面的。政治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乡村作为世家大族势力的盘踞之地，尚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中唐以后，随着士族向城市迁徙，乡村在政治上逐渐失去话语权；经济上，乡村成为了城市的供养者；文化上，乡村的主体在历史上是无声的，某种程度上“乡村往往处在世界历史之外”[15]。
宋代张俞的《蚕妇》一诗把城乡关系表现得触目惊心：“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诗歌聚焦蚕妇入城归来的巨大心理落差，“遍身罗绮者”不需付出采桑缫丝纺织的辛苦，付出辛苦之人却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城乡之间付出与占有的荒谬逻辑引人深思。这类诗作着力表现的是城市对乡村的影响和乡人的困顿窘迫，刻意把城市生活的奢华与乡村劳作的艰辛和生活的困窘进行对比，形成触目惊心的反差，“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苏轼《许州西湖》)。
农村被卷入商品经济大潮是中唐“两税法”实施后无法避免的趋势，农村的败落、农人辛苦稼穑却窘困不堪，是中唐以后讽喻诗反复书写的现象。中唐元白诗派诗人们显然不满足于乡土农耕诗意的建构，面对唐宋城市转型过程中城乡关系失衡现状，在讽喻诗中通过官民、农商、城乡对比抒写，颠覆了文人笔下浪漫的、牧歌情调的田园图景，撕裂了农耕文明温情脉脉的面纱。在这样的阶级、城乡对立视角下，乡村诗意荡然无存。
(二)都市笔记：基于市井文化的乡村诗意解构
唐宋城市变革的进程也是财富向城市汇集的过程，商业对城市的推动与对乡村的影响是相向而行的，随着城乡物质、精神生活质量差距加大，唐宋时期士人大量向城市迁移，不管是政治性迁移还是生活性迁移、文化性迁移，城里人的优越感和乡下人的自卑感逐渐显现，城市成为乡村诗意解构的重要因素。
都市笔记中对城市诗意的建构与对乡村诗意解构是相向而行的。在宋代市井文艺中，乡村的地域空间是封闭、落后的，乡民是呆钝愚笨的。这类对乡民、乡村的嘲谑贬低在《梦粱录》《都城纪胜》中均有记载，并形成一种专门的艺术形式，称为“杂扮”：
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16]
在京师时，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人，以资笑。今之打和鼓、捻梢子、散要皆是也。[17]
“杂扮”这种艺术形式通过模仿当时山东、河北村人进城后的表情与神态，专门嘲讽农人以博人一笑，都市笔记中反复记述，说明这样的内容在当时颇为流行并得到市民喜爱。司马光无比沉痛地感慨道：“窃惟四民之中，唯农最苦。……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睹盛丽，则不复肯归南亩矣。至使世俗俳谐，共以农为嗤鄙。诚可哀也！”[18]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市民文化已经与乡土文化分离而自成一体。在繁华的城市里，“市民将自己与农民彻底割裂开来。他们竭力贬低农民以炫耀自己的优越感，不但表明市民已失去了农民那种朴鲁质厚，而且这也正是最初的市民意识，使市民从农民中蜕脱而出的必然否定过程。正是这一否定，标志着市民从思想意识上的形成与独立”[19]。在市民鄙薄土地、乡民的视角下，乡村诗意失却了生长的土壤。
(三)文人笔记：基于人物品藻和文艺批评的乡村诗意解构
文人作品中对乡村与乡民的诗意审美与市井文艺中对乡民、乡村的现实嘲谑形成强烈反差，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乡村只是文人的精神家园，是他们城市政治实践落败之后的心灵退避之所，而在生活层面，城市才是他们的现实家园，城市园林别业成为化解他们乡愁的“微型自然”，乡村则沦为负面价值判断的一极。曹邺在《城南野居寄知己》中把自己在城市政治追求的落败表达为“在城如在村”，城市与乡村已然成为人生幸与不幸的价值对立，而且这种价值判断已经无意识地进入士大夫的人物品评和艺术批评中，日本学者山口久和归结为“反城市话语和他们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与悖离，深入他们每个人的思想之中”[13]44，并认为这是传统知识阶层的权力话语，所以他们在现实生活层面留下了鄙弃乡村的书写。韩偓在《曲江夜思》诗中说宵禁后的曲江，游人散尽，林塘阒寂，烟火稀疏，一派乡村落寞清冷的景象，与白日城市园林的喧闹繁华截然相反，“便似村”的断言对乡村是具有贬义指向的，其间同样隐含了城乡繁华热闹与落寞冷清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
在文人随笔性质的文本中，“乡村”被符号化为负面的文化艺术评价，在潜意识层面流露文人观念和生活意义上固化了城乡文明的分野及其价值判断。在乡村诗意与城市良好的物质生活、文化交游环境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文人选择的是城市，乡村仅成为他们的精神隐梦，这种意识渗入文人人物品评、文艺批评中，与市井小民城乡价值判断、审美趣味趋同，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对等为雅与俗、幸与不幸的价值对立。“村”既可用于人物的负面品评，同时也可作为文艺品鉴的负面评价，这种无意识的流露更为真实地体现出文人对城乡正反两极的价值判断。唐太宗曾经用“村气”来评价丹阳公主的丈夫：
薛万彻尚丹阳公主，太宗尝谓人曰：“薛驸马村气。”主羞之，不与同席数月。帝闻而大笑，置酒召对，握槊，赌所佩刀子，佯为不胜，解刀以佩之。罢酒，主悦甚，薛未及就马，遽召同载而还，重之逾于旧。[20]
从中可见，“村气”在当时人物品评中是极具贬损指向的词语。据《孙公谈圃》记载：
司马温公之薨，当明堂大享，朝臣以致斋不及奠；肆赦毕，苏子瞻率同辈以往，而程颐固争，引《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礼，不可谓歌则不哭也。”颐又谕司马诸孤不得受吊。子瞻戏曰：“颐可谓燠糟鄙俚叔孙通。”闻者笑之。[21]
在祭奠司马光时，程颐引《论语》语录说“哭则不歌”，苏轼讽刺程颐是“燠糟鄙俚”的叔孙通，“燠糟鄙俚”是乡野的意思。可见乡野在当时文人心目中的负面含义。
人物品评如此，文学评点亦然：
王安国常语余曰：“文章格调，须是官样。岂安国言官样，亦谓有馆阁气耶？又今世乐艺，亦有两般格调：若教坊格调，则婉媚风流；外道格调，则粗野嘲哳。至于村歌社舞，则又甚焉。兹亦与文章相类。”[22]
文人谈及“文章格调”时，在“馆阁气”“教坊格调”“外道格调”“村歌社舞”的等级秩序中，村野格调显然居于末位。苏轼言：“唐末五代，文章衰尽，诗有贯休，书有亚栖，村俗之气，大率相似。”[23]品评唐末五代的诗歌、书法作品“格调卑陋”时乃用“村俗之气”形容，无意识间透露出士人对乡村的负面评价。
相比于诗词创作，文人笔记会更为真实地呈现文人的现实心态，在这类鄙弃乡村格调的审美趣味中，乡村诗意的解构不可避免。
三、唐宋乡村书写审美形态的多元化
唐宋时期的文学乡村书写中对乡村诗意的建构与解构并存融汇的格局丰富了传统田园诗的审美内涵。
第一是使文人在乡村审美中获得真实多元的观照视角。陶渊明以士人、农人的双重视角建构乡村诗意是其独特之处；陶渊明之后，很少有人真正“躬耕陇亩”，王孟田园诗中闲雅而精致的田园牧歌书写成为士大夫精神逃逸的桃花源；中唐元白诗派激烈的政治批判展露的是乡村血泪；对于宋人而言，对前代乡村书写中士人、农人、社会批判者的多元视角的取舍或者融合成为该题材创新的重要内容。在乡村诗意审美形态多元化方面，范成大以《四时田园杂兴》《腊月村田乐府》为代表的田园诗堪称典范，其诗中的乡村生活图景中既有田家乐也有田家苦，既有田园牧歌的浪漫，也有农事劳动的艰辛，既有小农经济的人情醇厚质朴，也有官府横征暴敛的残暴，等等。所以，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说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把《七月》《怀古田舍》《田家词》三条线索达成一个总结，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24]。这是宋代乡村书写审美样态多元的原因。
第二是审美趣味从追求唯美到浓重乡土味书写。宋人乡村审美的多元视角，带来了乡村书写视点的下移，从而能够从王孟隐逸高蹈的唯美书写下沉到乡村实际生活场景，这样的本色乡村书写带来了乡村审美转向。“乡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是与这个词在历史上的用法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农村，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25]田园诗本来就是“第一产业之歌”[26]，乡村既然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乡村诗意中最重要的景观就应该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劳作场面、家畜、农作物、村落建筑等充溢乡土气息的意象抒写。费孝通先生说农民“是半身插入了土里……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27]。所以，文本书写与土地的关系是衡量乡村书写本色与否的重要标准。“土气”“土俗”“村俗”在市井文化和文人文艺品评中是负面评价，但在乡村书写中却是不可或缺的审美要素。而在王孟等人的田园诗中，士大夫精致优雅的审美趣味有效地过滤了乡土粗陋辛劳的一面，从而构建出浪漫唯美的田园牧歌图景。宋人的乡村书写消融了王孟田园诗中对土地、农事、农民的隔膜，同时也突破市井文化对乡村负面的价值判断。唐宋文人对陶渊明评价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王维对陶渊明的讥讽与宋人对陶渊明位置的重新认定，标志着乡村书写中审美趣味转向本色活泼，充溢着乡土烟火的辛辣、农事劳作的苦乐、乡野景观的天真与粗陋。
范成大田园诗是在“识土风”志趣下写就的，他在《腊月村田乐府》诗序中言：“余归石湖，往来田家，得岁暮十事，采其语各赋一事，以识土风。”所以，《四时田园杂兴》等田园诗虽不排斥元白讽喻诗“补察时政”的政治目的，但却淡化了王孟田园诗的隐喻指向，其诗着意于四时农事、节庆村俗的叙录，这种带有一定程度方志实录的创作方式突破了前代田园诗创作中的唯美追求而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黑羖钻篱破，花猪突户开。空山竹瓦屋，犹有燕飞来。”(范成大《衡阳道中》其一)诗作不避粗陋，“黑羖”“花猪”并出，飞燕环绕山中竹瓦屋，乡村生气活泼地呈现出来。“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范成大《晚春田园杂兴》其三)菜花、蝴蝶、鸡犬等典型乡土意象营构出乡村简陋却生动的生活场景。有些时候，范成大干脆以农谚入诗：“海雨江风浪作堆，时新鱼菜逐春回。荻芽抽笋河鲀上，楝子开花石首来。”(范成大《晚春田园杂兴》其九)“百花飘尽桑麻小，来路风来阿魏香。”(范成大《晚春田园杂兴》其五)“牡丹破萼樱桃熟。”(范成大《晚春田园杂兴》其十)“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其一)这些农谚是农人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天人感应的智慧凝结和诗性书写。
杨万里善于把乡村节庆中乡民的酣畅恣意与城市贵族的尊贵典雅对举以见出乡土真情。“作社朝祠有足观，山农祈福更迎年。忽然箫鼓来何处？走煞儿童最可怜！虎头豹面时自顾，野讴市舞各争妍。王侯将相饶尊贵，不博渠侬一晌癫！”(杨万里《观社》)山农祈福迎年的社戏是“野讴市舞”，在白居易看来应是“呕哑嘲哳难为听”的鄙俗粗陋，在李商隐看来是“羞逐乡人赛紫姑”的格格不入，而在杨万里看来乡人“一晌癫”的沉酣淋漓却胜过了王侯将相的尊贵排场。
第三是从士人远观的雅趣表达到士农互动中的醇厚人情书写。宋人面向现实、沉静内敛的文化性格使他们容易深入乡村生活，陶渊明、杜甫诗中都闪现过士农互动的平民关怀意识，但在王孟等人田园诗中，农人只是田园风景中的点缀，士、农处于隔膜状态，即便是元白诗人的悯农诗中的抒写主体也处于居高临下的政治观照位置，因为这些诗作的目的是为朝廷“补察时政”，而宋代范成大、陆游等人乡村书写的立足点则与之不同，在悯农情怀和“汝不能诗替汝吟”(范成大《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的责任意识下，在“识土风”的志趣下，他们的乡村书写映现出士农互动中友农、颂农的平民关怀意识。范成大《田家留客行》书写乡民丰年留客的情状，田家门户不大，但从全家上下为客人衣食住行忙碌的身影中可见出诗人与乡民之间的融融真情。士、农之间简单而温暖的交往在范成大诗中还有很多：“邻曲知我归，争来问何似。病恼今有无，加饭日能几。掀髯谢父老，衰雪已如此。”(范成大《三月十六日石湖书事三首》其一)“好住邻翁各安健，归来相访说情真。”(范成大《天平先陇道中时将赴新安掾》)“村巷冬年见俗情，邻翁讲礼拜柴荆。长衫布缕如霜雪，云是家机自织成。”(范成大《冬日田园杂兴》其十二)而陆游则完全融入乡村邻里日常交往礼节中：“东邻稻上场，劳之以一壶。西邻女受聘，贺之以一襦。诚知物寡薄，且用交里闾。”(陆游《晚秋农家》)所以他说：“交好贫尤笃，乡情老更亲。鲞香红糁熟，炙美绿椒新。俗似山川古，人如酒醴醇。一杯相属罢，吾亦爱吾邻。”(陆游《与村邻聚饮》其二)陆游三山别业“四十年来住此村，胜衣拜起有曾孙。市垆分熟容赊酒，邻舍情亲每馈餐”(陆游《题门壁》)，诗中全然不见白居易村居时与村民格格不入的落寞寡欢，而是完全融入乡村生活。
综上，在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差异出现并逐渐扩大，文人城乡区隔观念形成，他们的乡村书写在依城望乡建构乡村诗意的同时，也基于城市文明开始了对乡村诗意的解构进程并延续至今。而唐宋文人乡村书写中诗意建构与解构并存融汇的格局，展现了乡村世界更为立体鲜活的生活样态和多元丰富的审美形态，为后世乡村书写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