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公安派论文时所持的“性灵说”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翻检公安派领袖袁宏道等人的文集和相关文献却极少见其赋作和赋论，是故公安派的辞赋观对晚明文坛产生的影响往往被忽略。
袁氏兄弟中，袁中道并未在辞赋一道上花费太多精力，其《花雪赋引》有云：“予少时亦喜作赋，然每成，则惭恧不出……中年游两京，意欲迫平子、太冲之后作《两京赋》，以扬厉本朝之盛，复为举子业夺去。”袁宏道《叙小修诗》亦云：“弟少也慧，十岁余即著《黄山》《雪》二赋，几五千余言。虽不大佳，然刻画饤饾，传以相如、太冲之法，视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无以异也。然弟自厌薄之，弃去。”袁宗道对辞赋的态度也颇为淡漠，其论赋之语仅有《叙守考绩序》中评司马相如《谕巴蜀檄》等文曰：“抑何其X（山孝）嵺不实也。”而赋作亦仅有《玉壶冰赋》一篇，这也是“三袁”文集中现存的唯一赋作。而公安派的旗手袁宏道同样没有提出系统的辞赋理论，其辞赋观只在写给好友江盈科的书信中有所显露：“近日读古今名人诸赋，始知苏子瞻、欧阳永叔辈见识真不可及……已简安用繁，已整安用乱，已明安用晦，已流丽痛快安用聱牙之语、艰深之辞？……唐赋最明白简易，至苏子瞻直文耳……卢楠诸君不知赋为何物，乃将经史海篇字眼尽意抄誊，谬谓复古，不亦大可笑哉！”（《与江进之书》）体现出他以明白简易、流丽痛快为务的辞赋审美。以上就是公安“三袁”辞赋创作、批评和审美倾向的基本情况。
纵然袁氏兄弟在创作和理论上都极少涉及辞赋，但以其在晚明文坛的重要地位，这些只言片语之论在当时依然产生了一定影响，《精镌古今丽赋》的出现便是一个生动案例。
《精镌古今丽赋》一书标为“袁宏道辑、王三余补”，是现存的明代八部辞赋专门选本之一，传世数量极少。全书共十卷，收录先秦至明代的赋作147家231篇，分为天象、地理、岁时、宫殿、游览、畋猎、物色、纪行、器用、志、情、文学、哀伤、礼乐、虫鱼、鸟兽、花木等17类。全书半页九行，行二十二字，四周单栏，单白鱼尾，版心刻书名、卷数、篇名、页码，卷首有王三余所作之序。此书几乎对所选的每篇赋作都进行了评点，这在明代各类辞赋选本中难得一见，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王三余在序中说：“石公先生向有《骚赋选》脍炙海内，顷余习静明圣湖上，与二三友人扬榷今曩，得是集读之，因为增订而布之同志。更以“丽”名，不敢为中郎帐中秘也。”“石公”乃袁宏道之号，但王三余所说《骚赋选》不知何书，“三袁”集中均未曾提及，恐有托伪之嫌。但不论是否确有《骚赋选》其书，王三余特意标举该书的目的至少有二，一是借袁氏之盛名为《精镌古今丽赋》张目，二是借“骚赋”之丽彰显《精镌古今丽赋》之“丽”。所谓“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文心雕龙·辨骚》）、“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文心雕龙·诠赋》），“丽”自辞赋发轫之时就是其重要的美学特色，“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因此，王三余以一部真假难辨的“《骚赋选》”作为《精镌古今丽赋》的增订前提，其以“丽”为美的辞赋观显而易见。
王三余此人生平无考，只能从《精镌古今丽赋》牌记所题“固陵王氏瑞桂轩藏版”、序言落款“崇祯辛未清和月越萧王三余题于瑞桂轩”等字样及书中所钤“两越主人”印中推断出王三余为晚明崇祯年间固陵（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瑞桂轩”或为王三余所营书坊，其所刊刻的图书现只有《精镌古今丽赋》一种传世。书名以“精镌”二字强调刊刻之精良，亦是书商口吻。该书牌记尚有“袁选古今丽赋”和“崇祯辛未开雕”字样，可知其刊刻于崇祯四年（1631年）。虽然此时袁宏道已过世二十余年，但王三余还是在书中表现了袁氏的辞赋审美。
如其书名所示，《精镌古今丽赋》的选赋标准乃专注于一个“丽”字。王三余序中说：“夫丽岂易至哉？学问在赋中为本色，而赋中亦自有本色……工如花之光，女之冶，山之黛，水之澜，莺之啭，鹤之唳……故知丽之一言，政自拟议不得。”以“丽”评赋源自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经典论述，王三余此处所举之“丽”明显不符合扬雄“丽则”的审美理想，然而也不能完全归于“丽淫”的范畴。通观全书，王三余所关注的“丽”就是单纯指美丽的客观事物和主观情感。为了论证这种辞赋审美的合理性，王三余还援引了袁宏道的论述作为佐证，“花之光，女之冶，山之黛，水之澜，莺之啭，鹤之唳”等物象作为“丽赋”之“丽”的具体内容而被列举，便是对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一文中“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等语的化用。如此则本书在风格和内容方面都显现出袁宏道辞赋审美的影响。
在全书的品类设置和篇目选择上。京都、郊祀等宏大题材被完全摒弃，明白简易、辩丽可喜的小赋得到王三余的偏爱。该书录赋最多的两大类目分别是花木类25篇和鸟兽类23篇，加上与之内容相关、风格相似的器用、虫鱼、天象、地理、岁时、游览、物色等类别，共选赋193篇，占全书所录篇目的绝大部分，可知器物之精丽与自然之壮丽是《精镌古今丽赋》之“丽”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本书于历代赋作中格外推崇唐赋，所录唐赋数量占全书篇目的一半，共113篇，集中分布于物色、天象、地理、岁时、器用等品类，其中物色类全选唐代律赋。可见除了内容上的简洁明了之外，王氏所谓“丽赋”之“丽”也包含了形式上的流畅和谐以及体裁上的短小精致，符合袁宏道明白简易、流丽痛快的辞赋审美。与此同时，备受“前后七子”推崇的秦汉古赋在全书中只有25篇，这种对复古派文学审美的反拨也明显体现出公安派的影响。
明代是一个文学流派蓬勃发展的时代，各个流派为了宣扬自己的文学观念，必然会编选刊刻各类文学总集以为本派作文楷模，唐宋派有题为唐顺之所编《文编》六十四卷、竟陵派有题为钟惺所编《汉文归》二十卷，如此等等。但这些文学总集不论卷帙多寡均是杂选众体之作，其对于赋体的关注远不能与《精镌古今丽赋》相比。而明代其他辞赋总集，或是以钩沉文本、整理文献为务的历代辞赋总汇，如李鸿所编《赋苑》；或是明代“《文选》学”影响下的产物，如郭正域所编《选赋》；或是展现个人辞赋审美的选、作合一之书，如周履靖所撰《赋海补遗》；或是明代文学辨体思潮影响下产生的理论著作，如陈山毓所著《赋略》等等。可以说，《精镌古今丽赋》既明确表现出了公安派的辞赋观，与上述明代其他类型的辞赋总集不同；又专选赋体，尤其是聚焦于“丽赋”一类，亦与其他文学流派所编各类文学总集不同，兼擅二美，独具价值。
综上所述，虽然我们目前所见的《精镌古今丽赋》一书大体成于晚明书商王三余之手，但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的辞赋观。王三余以书商之身参与了此书的编选、刊刻、评点和发行，也反映了晚明时期文化市场对辞赋的兴趣和需求以及商业出版对辞赋文本的传播作用。更重要的是，《精镌古今丽赋》是明代传世文献中唯一一部明确体现了某一文学流派辞赋观的辞赋选本，是我们了解公安派辞赋观不可或缺的文献，这在公安派文学理论极少涉及辞赋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可贵，它的出现说明公安派的辞赋观是其文学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亦对晚明文坛和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作者：曹祎黎，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