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军机处辅佐皇帝治国理政，是行政总汇，号称政府。军机处办事既讲究快捷，又强调保密。故历朝皇帝三令五申，严禁军机处人员向外私通信件，泄露机密。一八八四年，晚清名臣阎敬铭一出任军机大臣，就在家书中说，“自入政府，更不与外官通信”，“军机例不通外信”。协助军机大臣的军机章京亦然。他们如与外官私通信息，一旦东窗事发，也多被严厉处分。

尽管制度和法律上悬为厉禁，但在清代中后期，军机处人员与外官私通信件却很普遍。这大概因为双方互有强烈需求。简言之，外官要依靠军机处的独家密信，以探知“朝中意旨”，故不惜千方百计以“钩致之”。军机处人员则很需要外官的“陋规”和人脉等资源，故不惜铤而走险，“顶风作案”。当然，为了慎密起见，也为了降低风险，军机处的秘密来信非但不署真名，亦不署常用字号，而多用彼此知悉、外人不晓的斋号、暗号，且斋号、暗号时有变化；信件内容则往往隐语满篇，甚至需要使用特殊的套格才能阅读出来。故他人即使截获密信，也不易索解。

在当年主要靠书信传递消息的时候，这类密信必定数量颇大，但由于有意烧毁（“阅后付丙”）和客观散失等原因，现在留存下来的相当有限，故十分珍贵。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一九一三年连载于《东方杂志》第九卷第一至二期的“热河密札”。因为这是了解一八六一年辛酉政变，亦即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推翻肃顺、载垣、端华等赞襄政务八大臣的绝佳资料，故甫一面世，就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热切关注。人们纷纷投入大量精力，探幽索隐，希望破解其中的谜团。时至今日，经过高劳、夏孙桐、章士钊、黃濬、瞿兑之、邵循正、俞炳坤、祁龙威等几代学者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才基本搞清了收信人均为军机章京朱学勤，而发信人除一人外，其他几位曹毓瑛、方鼎锐和许庚身都是时任军机章京。密札中的诸多隐语、暗号，也大体破解。

在“热河密札”之外，朱学勤还保留了京内外官员写给他的大量亲笔密信。同时，朱学勤写给其儿女亲家、曾任上海道台的应宝时的亲笔密信也有幸存世。上述密信后来都珍藏于上海图书馆，近年来已被学者陆续整理出来，连载在《历史文献》中，最近更是全部彩印出版。这引起晚清史学者的高度重视，纷纷引用解读，推进了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李文杰：《辨色視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日暮乾清门：近代的世运与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韩策：《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三年版）。此外，近年来私人收藏家手中的书札珍品影印出版也蔚然成风，不仅推动了学术研究，也让更多读者一饱眼福。其中就有来自军机处的密信。

李雋、吴刚两位先生主编的《枫下清芬：笃斋藏两罍轩往来尺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二〇一九年彩印版），正是这样的例子。其中第四十六号信为某人致两罍轩主人吴云（浙江归安人，号平斋、愉庭、两罍轩主人、二百兰亭斋主人、退楼主人等，曾任苏州知府）亲笔密信一通，书法颇具特色，内容相当有趣，末署“弟时术谨叩，九月廿五日申刻”。编者将“时术”视为佚名，是该书中仅有的两通“佚名”书札之一。最早撰文解读此信的当为艾俊川先生。他在《读书》二〇二〇年第九期曾发表《两罍轩往来尺牍中的一个谜》一文（最近亦收入艾俊川著《E考据故事集：从清初到民国》，中华书局二〇二三年版），已经考出此信作于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九月二十五日。美中不足的是，艾先生推论“时术”其人是新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的温葆深，不无小误。他是这样推论的：“第四十六号信作于‘九月廿五日。信中说：‘弟于月初幸晋一阶，好在无公事无值日，于拙懒之性最为相宜。日来肩背疼痛，退直后即杜门养静。据知作者是须进宫入直的高官，并在九月初职务刚刚变动。”“复检《清实录》，同治十年九月上旬，有数位京官职务调动：甲午即初七日，以詹事府少詹事何廷谦为詹事；乙未即初八日，调礼部左侍郎温葆深为户部右侍郎管钱法堂，兵部左侍郎黄倬为礼部左侍郎，礼部右侍郎胡瑞澜为兵部左侍郎，以内阁学士徐桐为礼部右侍郎。给吴云写信的人，应在这个名单之中。”

又《枫下清芬：笃斋藏两罍轩往来尺牍》所收第六十二号信为吴云致吴大澂函，写于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七日，主要谈的是为吴云之子吴承潞运作补缺事。内中吴云有言：“一切有足下与时术、皞翁推挽，究无不妥。”艾俊川先生认为：“吴云称其为时术皞翁，可知时术影射的应是姓氏。”“那么，谁的姓氏与时术有关呢？还真有一位，就是调任户部右侍郎的温葆深。作为常用词，温习有反复学习之义，与时术的时时学习近似，自可用来影射关联。”“‘时术对应姓氏，‘皞翁对应的就是字号”，因为“皞”与“明”同义，“而温葆深恰好字‘明叔，大概不完全是个巧合。”此外，艾先生还从吴云与温葆深的深厚渊源等方面，推测吴云是可以让温葆深暗助他办理私密事务的。

艾俊川先生的推论有两处漏洞：其一，姑不论温葆深由礼部左侍郎转调平级的户部右侍郎，未必会自称“幸晋一阶”，更重要的是，同治十年九月初“幸晋一阶”的京官，显然并不限于《清实录》所记数人。九月初三日，时任鸿胪寺少卿的军机章京许庚身就升任内阁侍读学士（许恪儒整理：《许庚身日记》，同治十年九月初三日，收入张剑、郑园整理：《晚清军机大臣日记五种》下册，中华书局二〇一九年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十年九月初四日，江苏广陵书社二〇〇四年版）。内阁侍读学士是“闲职”，与信中所云“无公事无值日”恰好符合。相反，温葆深调任的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系属要缺，显然难言“无公事无值日”。同时，作者自称“退直后即杜门养静”，也与轮流值班的军机章京的身份相符。此外，许庚身的手迹并不稀见，此信的笔迹正同。

其二，艾俊川先生将“时术皞翁”连读，指为一人，称“时术”对应姓氏，“皞翁”对应字号。这是有所误会。其实，“时术”和“蛾术”都是许庚身的别号，许氏后人许恪儒先生在整理许庚身的《春明日记》时业已注明（收入《晚清文献七种》，齐鲁书社二〇一四年版）。目前可见的许庚身致外官的密信，有的也署名“蛾术”。“蛾术”和“时术”的出处，都来自《礼记·学记》“蛾子时术之”。“皞翁”则指时任京官的苏州人顾肇熙（字皞民）。从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许庚身、顾肇熙和吴大澂都在京城帮助吴承潞谋补江苏太仓直隶州知州的实缺。但此事实系破格，故吏部多有驳诘。而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张之万则数次顶奏（信中所谓“顶礼之文”）。这种破格补缺的运作，也反映了晚清咸同以降督抚权重的背景下，朝廷和督抚的复杂较量。因此，还可结合曾国藩、吴大澂的相关资料，就军机章京许庚身（时术）致吴云的密信稍作疏论。

吴承潞，字广庵，号慎思主人，咸丰九年（一八五九）举人，同治四年（一八六五）进士。他早前曾捐纳直隶州知州，故考中进士后以原班分发江苏差委，深受两江总督曾国藩器重，屡获保举，先后署理过苏州府长洲县知县和太仓直隶州知州。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一八七一年初），曾国藩和江苏巡抚张之万奏请吴承潞补授太仓直隶州知州，认为人地相宜，与海疆要缺大有好处。然而，吏部议奏称，吴承潞应归于筹饷试用班内，试看期满甄别后，方准奏请补缺。且吴承潞是初任试用、未经得缺之员，应该先补题缺，现在遽行请补太仓直隶州这样的调缺，核与定章不符。四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和张之万赶紧奏请为吴承潞补行甄别，奉旨吏部知道。接着，曾、张二位于六月十三日“顶奏”，称吴承潞洵堪胜任，“虽调缺请补与例稍有未符，惟人地实在相需”，故仍请吴承潞补授太仓直隶州知州（《曾国藩全集》第十八册，“奏议”，岳麓书社二〇一二年版）。

除了获得封疆大吏的切实保奏外，吴氏父子也通过京官好友许庚身、吴大澂和顾肇熙在京师活动，既走下层路线，打点吏部书吏；也走上层路线，向军机大臣和吏部高官请托。彼时浙江同乡朱凤标（桐轩）以大学士管理吏部，最支持吴承潞。军机大臣文祥（博川）是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但吴氏父子尚无直接联系，而另一军机大臣宝鋆（佩蘅）则是吴氏父子的熟人。所以，吴大澂在密信中说：“若得蘅老（宝鋆）于博相（文祥）处一提，尤为结实。”（陆德富、张晓川整理：《吴大澂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二三年版）。

有了这些颇为严密的内外“部署”之后，他们满以为可以特旨补授，不料仍是交吏部议奏。

此前吏部侍郎胡肇智（字季临，安徽绩溪人）由吏部司官出身，年资甚深，例案精熟，平日主张严格“照章办事”，故反对吴承潞破格补缺最力。此时胡肇智刚刚去世。七月二十七日，吴云（退楼）致吴大澂（恒轩主人）密函有云：“顶礼之文切实至此，尚不能邀特发，可谓其难其慎矣。……安国（用胡安国代指胡智肇）以刻而不永其年，继之者或犹揣摩风气，秉笔时专从吹索处讲求，则事不可知矣。计刻下早已揭晓，一切有足下与时术（许庚身）、皞翁（顾肇熙）推挽，究无不妥，无须鳃鳃过虑也。”不过，尽管有许庚身、吴大澂和顾肇熙多方“推挽”，但吴云担忧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吏部再次否决了曾国藩和张之万的奏请。而两宫太后和军机大臣最终也依照吏部的意见做了决定。于是就有了九月二十五日，许庚身向吴云透露内情的密信，以下试着对此做一分析。

首先，吴云再次获悉不利结果后，似曾写信向许庚身抱怨过军机大臣宝鋆不够关切，出力有限。而许庚身则告知吴云一项重要秘辛：“此时枢堂（军机大臣）一守成规，不肯出奇立异，且遇事每每避嫌。盖乾纲独揽，为日匪遥，衮衮诸公，皆有戒心，非佩翁（宝鋆）之不关切也。”意谓同治皇帝亲政之日不远，军机大臣“皆有戒心”，遇事一守成规，甚且刻意避嫌。因为自嘉道以来，“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帝乾纲独揽之后，均会改组军机处。重者如嘉庆皇帝掌权后，和珅被逮问处死；其次如咸丰皇帝即位后，穆彰阿被严辞罢斥；轻者也如道光皇帝上台后，托津以细故被黜。因此，了解军机处内情的许庚身的这一“现身说法”，不仅可以窥知宝鋆等军机大臣在此事中的态度，实可作为理解同治亲政前后军机处高层行为的重要参照。

其次，许庚身将曾国藩和张之万的顶奏失败，归因于他们错误地坚持让例应补授题缺的吴承潞补授调缺。这也是前任吏部侍郎殷兆镛的“专业解释”。殷氏当时在苏州老家营葬，与吴云多有过从（《殷谱经侍郎自订年谱》，同治十年条）。许庚身于是怂恿吴云运动曾国藩和张之万，希望进行第三次顶奏。他说：“顶礼之文不验，诚如谱老（殷兆镛）所言，误引题缺为调，尚欠周妥。成事不说，不知三次顶礼一节，做得到否？京兆（张之万）移节八闽，能于未行以前，与南丰（曾国藩）议定此事方妙。谱老曾佐铨部（吏部），故能言之凿凿如此。隔行如隔山，俗谚诚不诬也。”此外，不久前湖北汉黄道的补缺事宜，也被吏部议驳。但湖广总督李瀚章顶奏之后，终获成功。许庚身也透露了此中内情：“缘二次交议时，适李制军（李瀚章）到京，于政府前为之揄扬耳。”看来此等补缺事虽有例案规定，但实际多有活动余地。督抚在京亲自游说，结果究竟不同。

再次，两次顶奏不成，曾国藩仍不甘示弱。同治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一八七二年初），他在给即将离任的张之万的信中说：“吴广庵太仓一缺，亦拟日内顶奏。折稿尚未办就，幸先已商定，或俟拜发后再行咨达。”（《曾国藩全集》第三十一册，“书信”）十二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和张之万的第三次顶奏发出，仍请吴承潞补授太仓直隶州知州，后来终获允准（《曾国藩全集》第十八册，“奏议”）。

有意思的是，在这次奏折中，曾国藩拟请在江苏太仓、海州、通州三个直隶州中，酌改一个直隶州为题缺，以便酌补类似吴承潞这种“人地相宜”但与例案不符的能员。这项提议随后也经议准。吴大澂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三月初六日向吴承潞通报了这个消息：“改缺一节，已经议准，以海州为题调缺。”只是不幸的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已经看不到这个结果，他在一个多月前的二月初四日（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二日），已在南京溘然长逝了。

最后，晚清以来的信札手迹存量甚大，近年来披露出来的也越来越多，广受学界、收藏界和众多读者的欢迎。但其中的密信解读颇为不易，像“热河密札”这类军机处的秘密来信尤其不易解读。前辈学者在工具书有限，更无网络数据库帮助的情况下努力多年，可谓甘苦备尝。在今日数字人文的时代，经由“E考据”，密信解读的难度已比以前降低很多。如果我们继续加强典章制度、人事关系和时人习惯等方面的积累，保持多闻阙疑，慎之又慎的態度，相信晚清以来的大量密信，不仅能够切实推动学术研究，也能给感兴趣的人们带来许多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