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文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意义，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于对文化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理论、文化工作等不同层面，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任务、路线作出了系统的阐述。其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更是我们国家、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因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两创”的含义作出了清晰的界定。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很显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是一味地因循守旧、复制传统，而是要对传统文化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也意味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包含着一个不可或缺的逻辑前提，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把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要求我们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要求我们讲清楚其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对中华文明历史的了解，何以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结合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作深入探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的连续性表现为中华文明有着自古至今延绵不断的发展，而创新性则意味着文明的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为我们理解历史传统之于现代文明建设的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和历史意识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深深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那些对文明发展有着深刻思考的先哲，也注意到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这种连续性和创新性，并将其作为贯通古今乃至达于未来的关键。
生活在春秋后期的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就曾在与弟子的问答中阐发过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弟子子张请教孔子，可以知道十世以后的情形吗？很显然，这是一个立足于当下而面向未来的提问，是对文明发展趋向的思考。孔子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而且，非但十世可知，百世之后的情形也同样可以知晓。孔子之所以肯定能够把握当下和未来的发展趋向，恰恰是基于对历史传统的认识。孔子引导子张回顾了三代之礼的沿革。殷礼之于夏、周礼之于殷，既有相因的一面，也有损益的一面。因，是因循、继承之义，体现的就是文明的连续性。损、益，是指去除不合时宜的部分，增加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内容，这是文明创新性的体现。孔子对当下乃至未来的把握，正是基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
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作《史记》一百三十篇，记述了上至五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的漫长历史。而司马迁在自道《史记》的创作时特别提出，他所做的这样一种对文明历史的梳理工作，其根本意图就是要通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意味着司马迁深知他所面对的数千年的文明传统是在不断革新的。与此同时，文明的革新之中又始终包含着可以贯通的线索，这就是文明的连续性。司马迁强调对古今之变的贯通，就是基于对历史及其连续性与创新性的洞见，把握文明的当下与未来。
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并不是两个孤立呈现的特性。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连续与创新往往是相伴而行、同步发生的。文明的连续与创新共同塑造着文明发展的趋向与轨迹。文明的创新是以文明的连续继承为基础的，而文明的连续又包含在复杂的文明革新之中。因此，要把握文明的当下与未来，就需要全面深入地了解文明历史中所呈现出的连续性与创新性。这也是孔子“十世可知”、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基本逻辑。
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揭示文明的内在结构
进一步探究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我们会发现文明的连续与创新揭示着文明所包含的内在结构。
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过程中，对史实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考证。但司马迁很清楚，“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只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行事层面的内容，察知决定着世事成败兴坏的规则与道理。外在的行事总是处于变化之中，但“成败兴坏之理”则是延续不变的。对规则与道理的把握，才是贯通古今之变的关键。司马迁对自身工作的阐述，实际上为我们揭示出了文明的延续与变革之中所包含的事实层面和道理层面的结构。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区分。中华文明的每个层面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对文明不同层面内容的探究，可以有很多观察和梳理的视角或线索。这里仍然借用前引孔子与子张讨论的话题为例。在孔子与子张的对话中，孔子虽然强调三代之礼的因循与损益，但并没有明确讲出三代之间因循了什么、损益了什么。不过，在儒家经典解释的传统中，一般都认为三代因循的是“三纲五常”，损益变化的是“文质三统”。所谓“文质三统”，是指三代的正朔历法以及礼制设计在外在形式上或华美或质朴的追求与特点。这些只是文明外在的事实层面的内容，是在不断变化的。而所谓“三纲五常”，则包含了礼制所规范的夫妇、父子、君臣等伦理关系以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要求。这些内容涵盖了古代社会最基本的伦理规则。在古人看来，无论人伦生活的外在形式如何变化，这种底层的伦理规则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延续。在变化的形式之中，洞察不变的伦理规则，就能够准确把握文明当下与未来的走向。
古代社会中儒者以“三纲五常”理解文明的连续性、以“文质三统”理解文明的创新性，无疑有其历史的局限性。随着古代社会的终结，在现代文明的视角下反观这种认识，我们很容易看到，古今之间的变革远不止于“文质三统”的变化，而被认为恒常不变的“三纲五常”也包含着某些不适应现代文明的内容。
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的认知不断深化与拓展
时代的发展以及我们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要求我们在现代文明的建设中，更深入更全面地研究中华文明及其连续性和创新性。中华文明固然在器物、行事等外在形式上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元素，但更重要的是支撑并指引着文明不断发展的根本道理。越是在这样的深刻变革中，我们越需要透过纷繁复杂的变化，去探究和了解文明所积淀的这些深层规则。但这并不是轻易能够达成的，这一工作面临着显著的困难。文明的深层规则与外在形式，一隐一显，一抽象一具体。从根本上说，文明的外在形式是深层规则的表现；但在文明急剧发展的阶段，二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离与错位。有些传统的外在形式我们仍在沿袭，但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精神内涵；而有些传统的外在形式已经消失或者发生了改变，但其精神内涵却以新的形式仍然产生着某种影响。这无疑是了解中华文明历史及其现状所面临的困难，需要我们在理论的指引下去克服和应对。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一定积淀着对人与生活世界的深刻认知。习近平文化思想已经为我们揭示了这一点，指出中华文明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概括为十个基本观念：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对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作出了更详细的阐述：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些思想内容正是决定着文明运行的深层规则，并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产生内在的影响。
当然，对文明历史与现状的认识，还只是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基于对传统文化全面深入的了解，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面对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能够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规则，如何能够为其创造出富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外在形式，同样有赖于高超的智慧。外在形式的创造，是一个基于内在规则而为物质世界赋予意义的过程。这一工作既需要对文明规则有透彻的理解，也需要对极大丰富、快速变化的物质文化元素有充分的把握，并恰当地加以利用和组织。只有经过这一过程，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才能同当代中国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同现实文化相融通，才能在新时代以新的形式和样态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这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提出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