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包括日德兰半岛上的丹麦、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挪威和瑞典，以及芬兰和冰岛等五个国家，还包括丹麦附属领土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岛，属于芬兰的奥兰群岛和属于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二战后，北欧逐步成为“神话般的存在”——经济发达、福利优越、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俨然成为全球发展的“优等生”。“北欧模式”一度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极具吸引力的发展模式。

经济区位优越，自然禀赋优异

其实，北欧的发达富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然条件促成的。

一是北欧五国的经济区位非常优越。由于地处欧洲西北部的半岛、准半岛和岛屿上，它们既可以享受到西欧经济的外溢和辐射作用，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陷入大国纷争的持续消耗。二是北欧五国都是地广人稀、小国寡民。人口最多的瑞典也只有1030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4.6人。人口密度最大的丹麦每平方公里136.5人，但人口只有584万。芬兰人口553.9万人，挪威人口553.4万人，人口最少的冰岛只有37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4人。三是北欧五国气候温和。虽然都属于高纬度地区，但由于北大西洋暖流的作用，北欧都有适于人居的温暖湿润地区。四是北欧五国自然禀赋优异，都拥有丰富的渔业、林业和矿产资源，挪威和丹麦还是北海石油的主要开发国，其中挪威是世界第三大原油出口国、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显然，离开这些条件谈论“北欧模式”的成功属于制造“神话”。而且，冷战结束后北欧其实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乌克兰危机使得这种变化加速进行，“北欧神话”正在走向终结。

放弃不结盟中立政策

形成“北欧神话”的重要前提是二战后欧洲持续保持了和平与稳定。北欧五国偏安欧洲西北一隅，近代以来一直努力远离列强纷争。这种国策虽然没能使它们完全置身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外，但遭到的破坏远比其他欧洲国家小得多。二战结束后，丹麦、挪威和冰岛成为北约创始成员国，而距离苏联较近的瑞典和芬兰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保持中立地位，以免成为美苏对抗的前哨阵地。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虽然由于土耳其、匈牙利等国的阻挠遇到一些波折，但芬兰已于2023年4月4日正式加入北约，瑞典入约进程也在提速，随着今年1月25日土耳其完成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所有流程，目前尚未批准瑞典入约的北约成员国仅剩匈牙利一国。芬兰和瑞典选择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加入北约，与其说是因为惧怕俄罗斯而选择加入北约，倒不如说是因为不再惧怕俄罗斯，搭上乌克兰危机的便车改变历史遗留的中立政策，彻底融入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

历史上，瑞典和芬兰坚守中立都是无奈甚至屈辱的选择。瑞典曾是波罗的海强国，因在1700～1721年与沙俄争霸的“北方战争”中完败而衰落，转而奉行不结盟的中立政策。两次世界大战中，瑞典始终在亲德和亲英法之间走钢丝，不仅使本国免受战火荼毒，而且还大发战争财，可谓深受中立政策之益。相比之下，芬兰中立的背后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芬兰与苏联进行了惨烈的“冬季战争”，苏联以伤亡百万人的代价夺取了包括芬兰第二大城市维堡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区。1941年6月，芬兰协同纳粹德国夺回被占领土，但始终不承认与德国是盟友关系。这种“中立”政策给芬兰留下较大的转圜空间，1944年2月，芬兰看到苏联胜局已定后果断“反水”，才没与德国一起成为战败国。战中和战后主政芬兰的巴锡基维和吉科宁为该国外交确立了严守中立的“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显然，瑞典和芬兰都与俄罗斯有着历史恩怨，战后没有马上加入北约只是不想成为美国与苏联对抗的前沿阵地而已。

冷战结束后，瑞典和芬兰于1995年加入欧盟，与北约的合作也日益增多，实际上早就放弃了不结盟政策。不过，在北约不断向东扩员的背景下，两国仍然选择留在北约门外。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瑞典和芬兰一反常态地积极参与北约行动，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其中，与俄罗斯有1200公里边界线的芬兰积极对乌展开援助。到今年2月，芬兰对乌军援已达22批，捐赠了包括F-16战机在内的价值数十亿美元军事装备。2023年12月1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赴挪威奥斯陆出席第二届乌克兰—北欧峰会，北欧五国承诺给予乌克兰数十亿美元援助和军事装备，而此举是在美国众议院搁置对乌军援的背景下做出的。北欧国家敢于对俄罗斯做出如此鹰派的姿态，与其说是相信北约会给它们提供安全保障，倒不如说是断定俄罗斯没有能力甚至意愿对它们开战。果然，俄方对芬兰加入北约的反应只是强调此举会对俄芬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主要应对措施不过是设立“列宁格勒军区”而已。

没有证据表明瑞典和芬兰放弃中立地位是外部势力施压的结果。对它们来说，在西方集体行动中保持中立属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这可能比积极挤压俄罗斯带来的风险更高，这笔账芬兰和瑞典应该是算过的。在“北欧神话”层面上，北欧国家激进援乌已经改变了它们二战后坚守和平底线的形象，而这对其软实力的侵蚀则是不可低估的。

福利国家的深层危机

北欧国家是西方最典型的福利国家，共性是国家通过高税收向全体居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福利关照，内容涵盖生育、儿童、教育、就业、工伤、失业、养老、住房、医疗、丧葬等。福利国家“北欧模式”的特点是涵盖全、水平高，社会服务比重大、个人负担比较小。因此，北欧曾被认为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地区，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都在0.2～0.26之间，居于世界最低水平。但是，即使是北欧国家这样小国寡民、禀赋丰饶的发达经济体，维系这种高税收—高福利的模式也并不容易。冷战结束后，北欧国家也先后启动“新自由主义改革”，效法英美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控制公共福利增长、社会福利市场化等措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北欧福利国家的基本架构并没有发生变化，但社会模式还是有了一些“英美模式”的色彩。

表面上看，北欧国家改革的压力主要来自财政困难。作为欧洲公共开支比例最高的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削减，北欧五国目前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还在50%上下，高于欧盟平均值（46.3%），其中最高的挪威达63%。由于政府支出用于社会福利的比例超过80%，所以很多人认为高福利造成的高税收制约了北欧的劳动积极性和国际竞争力。这当然不能说不对，但实际上北欧国家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才是挑战福利国家财政可持续性的深层原因。外界一直流行着一句话——“世界经济感冒、北欧经济发烧”。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09年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的GDP分别萎缩5.2%、4.9%、8.3%、1.7%和6.8%，冰岛成为首个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刚性的福利开支的标准难免加剧财政困难。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北欧模式”面临又一波严峻挑战，北欧五国都受到低增长、高通胀的困扰。据欧盟统计，2022年瑞典GDP同比增长2.9%，芬兰增长1.6%、丹麦增长2.7%，都低于欧盟平均值3.4%。没有加入欧盟的挪威和冰岛情况要好一些，但也各有结构性问题。由此可见，“北欧神话”赖以存在的小国寡民模式难免高度对外依赖，而外部波动势必要求增强高福利的弹性。

北欧福利国家还面临着种族多元化的挑战。从根本上说，北欧国家的高福利是一种政府运营的公民相互照顾的制度，其认同基础是国民的同族同种同信仰。20世纪80年代后，北欧国家的移民数量不断增加。据统计，2020年瑞典移民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9.8%，冰岛为15.2%，挪威为14%，丹麦为11%，芬兰为6.4%。外来移民与北欧本地居民互不认同的情况广泛存在，对福利国家的社会基础造成不小的侵蚀。瑞典移民部长斯滕尔加德认为，近年来移民数量骤增，加之社会融合不力，导致瑞典社会排斥现象突出。目前，反移民的极右翼思潮在北欧国家日渐增强，很多人认为移民已经威胁到本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而这对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北欧福利国家制度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

共识政治的钟摆右转

二战后北欧国家普遍建立了中左翼社会民主党主导的共识政治格局，在价值观上推崇社会平等、社会团结和福利国家，长期实行高就业、高税收、高支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冷战结束后，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受到英美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压制，北欧中右翼政党的影响力明显增强。近年来，北欧极右翼势力崛起，多数国家都有极右翼参与执政联盟的情况。从意识形态上说，后冷战时代北欧国家都经历了由“社会民主主义”倒向“自由民主主义”，进而走向“民族民主主义”的转型过程。

北欧五国都实行比例代表制选举制度，这使得议会中很难出现一个政党独占多数席位的局面，执政党通常需要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才能上台执政。这种多党合作制政体要想维持政治稳定，就必须形成政治共识。它的优点是有利于保证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都有机会参与政治，形成比较稳定和温和的政治氛围，缺点是容易给予激进政党参政机会，极右翼的政治主张更可能转化为政府决策。2022年10月，瑞典右翼温和党的克里斯特松上台执政，他是1978年以来以议会最低得票率（176票赞成、173票反对）当选的瑞典首相。为保住执政地位，克里斯特松选择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尽管极右翼并未得到政府职位，但联合政府不得不在移民问题上对该党作出妥协，将每年的难民配额从6400人大幅减少到900人，同时计划将行为不端的移民驱逐出境。

在政治共识向右转的情况下，即使中左翼政党执政，中右翼甚至极右翼的政治主张也仍然可能发挥不小的影响力。2019年6月起，来自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的弗雷德里克森一直担任丹麦首相。在2022年议会选举中，她所在的社会民主党赢得90个席位，而右翼和极右翼联盟获得73个席位，最后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与温和党组成新联合政府。此次选举中，极右翼的丹麦人民党只得到2.6%的选票，但该党反移民的主张还是对丹麦政府产生了很大影响。

北欧国家共识政治右摆侵蚀了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人道、平等、和谐的北欧政治神话。一是批评全球化不再是政治禁忌，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在2019年竞选中强调，“对我来说，越来越清楚的是，不受控制的全球化、大量移民和工人自由流动的代价是由基层阶级支付的”，因此丹麦要实行严格的移民准入政策。二是激进势力抬头，2023年9月3日，一名反穆斯林抗议者在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公开焚烧《古兰经》引发暴力骚乱，造成瑞典和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中东国家间的关系紧张。据法新社报道，马尔默近半数人口是移民或来自移民家庭，那里“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枪击和爆炸事件”，已经让很多当地人不胜其扰。三是福利国家改革日益激进。北欧五国中，瑞典福利国家改革的力度最大，已经出现公共医疗服务水平下降、医护人员短缺、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挑战。为节省财政开支，瑞典政府还采取了撤销一些警察局、裁减警力的措施，进一步增加了社会治安的风险。

二战后形成的“北欧神话”面临着经济、社会、政治的全面挑战，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北欧国家将走向经济衰落、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但是可以提示人们更加关注国际社会中“优等生”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别国的经验可资借鉴，但绝不能成为金科玉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中，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北欧国家都有一些值得参考的经验。也许，破除了“北欧神话”，反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北欧经验”。

田德文，中国欧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来源：《世界知识》，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