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对文学抱有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观点，鲁迅主张文学的抗争性，郭沫若主张文学的宣传性，因此，前者注重负面暴露，后者注重正面鼓舞，前者是一支悲怆曲，后者是一曲欢乐颂。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正因为此，悲剧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往往更甚于喜剧，郭沫若也是这样认为。他自己说，"一般的说来，悲剧的教育意义比喜剧的更强。......悲剧的戏剧价值不是在单纯的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发起人们把悲愤情绪化而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2郭沫若又在致刘钟武的信说：

《全部聂政》剧情，我看了，聂政未死，且纠合民军，大破秦兵一节，这是旧时代爱用大团圆的手法，的确是违背史实。写历史作品，在无背情理的范围内，本来可允许增减。......但如《全部聂政》那样把悲剧改为喜剧，的确是大成问题。照艺术的性质来讲，悲剧是更感动人的东西，教育意义更大。聂政故事之得以流传，其原因在此。改成喜剧，会把故事的原有意义完全失掉了。3

即使在新中国之后，他还这样说过，"我们今天中国的革命是胜利了，但我们不能说，以后的戏剧便不要演悲剧了，而一律要演喜剧，要在舞台上场场大团圆。"4不过，他很难得这样说。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鸟语花香，莺歌燕舞，处处乐观，天天向上。嫦娥姐姐都想从月亮上回来了！

嫦娥大姐早就有回国的愿望，

请她带着玉兔一同回到故乡。

吴刚老人血压恐怕高了一些，

能否回来，要请大夫作出主张。5

黛玉妹妹不再愁堆眉尖了！

但是，我们却不是多愁而善病，

我们有丰盛的硕果，甜而且清。

假如林黛玉是生长在今天呵，

她也一定十分健康，不会短命。6

讽刺不合时了，杂文消失了，悲剧没有了。在新中国，文艺家都开怀大笑了。

横眉冷对的鲁迅笑了！

鲁迅先生，你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

我差不多随时随地都看见了你，看见你在笑。

我相信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幻想，

而是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实感。

我仿佛听见你在说："我们应该笑了，

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应该用全生命来

保障着我们的笑，笑到大同世界的出现。7

悲切控诉的莎士比亚笑了！

倘若莎士比亚生在今天的中国，他也写不出那四大悲剧，因为今天的中国是一片欢腾的景象。8

悲愤绝叫的屈原笑了！

当然，这新"楚辞"（案：指新民歌民谣）是大欢乐、大和谐的交响曲，而不会象《离骚》那样悲愤的绝叫了。9

"带着浓厚的感伤情调"的郁达夫笑了！

如果他一直存命到解放以后（这完全是可能的），他的感情会改变，他的思想会更加明朗化。他如果一直活到今天，我坚决地相信，他一定能够写出不少的歌颂革命、歌颂人民的诗文。10

在这么一个热火朝天，喜气洋洋的社会中，悲剧显得不合时宜，因为在新中国出现悲剧，在有的人看来，本身就是一种不协调，郭沫若大约这样认为。他主张一种斗争昂扬、乐观向上的文艺格调。"感伤主义是一条歧路，它是可以左可以右的。它是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的动摇现象。"11他看不惯宋玉那些"叹老嗟卑、怀才不遇的标准才子型的文章"，尤其是《九辩》，文章一开头便是"悲哉秋之为气也"，你悲个头啊！你是"作男"吗？什么情绪呢？"这哪里有什么人民的气息？秋，在老百姓看来是收成的季节，勤劳了半年之后得到了收获，只要不是荒年，老百姓是歌颂秋天的。"12还有那个陶渊明，还有那个白乐天，"在封建社会中，还没有出现更进一步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时候，尽管怎样聪明的人，虽然对现实社会不满，但受着时代的限制，也是不容易或甚至不可能看出社会发展的究极的前途的。因而这样的人便不可避免地在他的思想上发生剧烈的矛盾，以致每每走入悲观、消极，或者闲适、超然的道路。"13他们没有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悲观、消极、闲适、超然是有情可原的，何况他们的闲适自有一种"对于恶浊的顽强的封建社会的无言的抗议"的味道呢。

但生活在这欢歌笑语的年代里仍然皱着眉头，苦着脸，则是不应该的。他在写花的诗中说：

我们同昙花一样，花时也很短，

但我们喜欢清早，不喜欢晚间。

和暮气惰气我们是势不两立，

所以鼓足干劲，为朝气奏凯旋。14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对一个叫兰本的人的诗这样评道，"你走的诗路太窄，受了些'世纪末'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走入了迷途。）笑和喜悦随时随地都是有的，只要争取共产主义实现的斗争有成就的场合，便有笑和喜悦。"，他甚至说：

啜泣也可以，哭也可以，但要有作为。世界人民哭斯大林之死，那是最诚恳的诗。

新时代的"穆斯"能弹竖琴，但也能弹大钢琴。

新时代的"穆斯"有时会带泪睡着，但常是含笑着工作。15

而代表着这种"笑"和"喜悦"的精神的作品是广大民众创造的"新民歌"，"今天新民歌的精神是主流。新民歌都是从生产和劳动实践出发的，它表现了劳动人民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共产主义风格，这种精神和气概，应该说是新民歌的核心。"16社会制度不同，作品的精神面貌不同。

郭沫若还曾以这种基调为毛泽东、胡乔木改诗。不过，他改诗时，格外留意到作品明朗与否、昂扬与否。他不是将有"犹豫"之嫌的字词换为"坚决"的字词，就是将有"消极"之嫌的字词改为"积极"的字词。

1959年7月1日，毛泽东登庐山，召开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为了答复那些"猖狂进攻""人民事业"的右倾机会主义"王八蛋"，他写了《登庐山》一首七律，最后定稿的诗为：

一山飞峙大江边， 云横九派浮黄鹤，

跃上葱茏四百旋。 浪下三吴起白烟。

冷眼向洋看世界， 陶令不知何处去，

热风吹雨洒江天。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诗原稿写好后征求郭沫若的意见，1959年9月9日，10日，郭沫若复信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说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17

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返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18

虽然毛泽东没有完全采纳郭沫若的意见，但还是部分有所采纳，从发表出来的诗来看，"跃上葱茏"确比"欲上逶迤"明朗而豪迈。

他也曾为胡乔木改诗，1964年11月20日，在复胡乔木的信上，他说，原诗中"风吹天下水，清浊何时巳（案：原文如此）？"一句"读起来有些消极意味"，并建议下句改为"泾渭明如此！"原诗中"魔尽凯歌休，濯缨万里流"，"'休'字拟改为'悠'。如改为'长'字，则'流'字可改为'江'，请斟酌。（凯歌是永恒的，不应停止。）"19

"拖一条光明的尾巴"是必要的

虽然那么多的文艺家都笑了，社会主义的"欢乐颂"也奏响了，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诸事圆满，万事如意，正如他所说，"尽管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可是这新社会中也会产生他的阴暗面。"20有阴暗面，并不可怕，也不异常，只是可怕而异常的是我们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对待阴暗面的态度，郭沫若虽然并不讳疾忌医，但也不容得你一味暴露、一味批评。这就叫要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矛盾。

怎样才是正确的态度呢？他说，"任何矛盾都可以写，但必须采取革命的立场，不能把人民内部的问题，写得太灰色，那样就等于泼冷水。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不好，作家会把自己转化成敌人。"21同志们啦，要当心灰色主义啊。郭沫若在回答《人民文学》关于文学作品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和表现人民内部矛盾该掌握怎样的原则时说，"如果你肯定非的一面，那完全是错误。又如果你把非的不合理的方面强调得过分，灰色的成分就会增多，人们也不会欢迎。鲁迅的《阿Q正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今天再强调阿Q那样的人，就会成问题，而且已经不现实了。在那个时候强调阿Q的消极方面并加以夸大，作为我们憎恨的对象，能够发挥很强大的革命作用。在今天就不行。所以我有时想，今后写喜剧是没有问题的，悲剧的写法可是一个大问题。"22郭沫若在评曹禺的《雷雨》时说，"因此他的全剧几乎都蒙罩着一片浓厚的旧式道德的氛围气，而缺乏积极性。就是最积极的一个人格如鲁大海，入后也不免要阴消下去。作者如要受人批评，最易被人注意到的怕就是这些地方吧。"他希望曹禺能给悲剧注入积极的成分。23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看来，乌云密布是肯定不行的，多云转阴也是不行的，那如何描写这晴朗的天空的那一片云呢，"可是一个大问题"，郭沫若的解决办法是："多云转晴"，也就是在作品的后面"拖一条光明的尾巴"。"我看写悲剧就必须透示出转为喜剧的气势。负＞正是一时性的，正＞负是必然的前景。以前有人反对在作品后面'拖一条光明的尾巴'，看来应该是必要的。要根据这样的必然性去写悲剧。"24

关汉卿便是这其中的代表，"不问斗争是多么复杂、艰辛，不问封建压迫多么强大，关汉卿总是描写出这些不幸者的乐观和信心，总是让他们在最后获得胜利。......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在关汉卿身上是统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在关汉卿作品中也是统一的。"25他那条"光明的尾巴"跟慧星一样，在黑夜的天幕上一扫而过，给人以短暂的明亮。

他到底还是觉得喜剧的价值不及悲剧的，1963年7月12日，他在对陈明远的信中说，"凡事都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分析。对于某事物抱乐观态度，则对于另一事物则可悲观视之。又事物总是发展的。某一时期看来乐观，另一时期则不一定那么乐观。某些情况下，实事求是地抱'不乐观'态度，倒不是消极的反而是积极的。盲目乐观跟盲目悲观同样是错误的。"26他似乎又对盲目乐观抱着一种清醒的认识。

注释：

1 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2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

3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页。

4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5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6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7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8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页。

9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

10 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页。

11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12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13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页。

14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

15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页。

16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页。

17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

18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19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

20 转自贾振勇：《郭沫若的最后29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21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页。

22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页。

23 郭沫若：《关于曹禺的<雷雨>》，转自黄侯兴：《郭沫若文艺思想论稿》，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

24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25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26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