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共产党人要加强理论修养，“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P22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善用辩证思维把握新时代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复杂联系，统筹谋划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开展，具有深邃的理论和实践意蕴。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构筑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内涵丰富、有机统一的严谨体系，其以科学的辩证思维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的新理念和新论断，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一、文化方法论：辩证思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性思维方法
辩证思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性思维方法，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理念、把握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擘画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行动指引，具有丰富而深刻的辩证意蕴。
1. 理论之源：辩证思维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之中。在西方哲学史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发展了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思想，形成了近代唯心主义辩证法。但黑格尔辩证法却是“倒立”的，其在解释世界（包括精神）运动发展的规律时陷入神秘主义，“思维过程”成了“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2]（P22）。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批判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坚持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唯物主义立场，深刻揭示了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3]（P42），辩证思维是一种在具体情境下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考方式，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4]（P245）。习近平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高度重视对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回应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问题、指导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
2. 文化之基：辩证思维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理念之中。中国传统哲学虽然没有形成独立成熟的哲学学科体系，但却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精神，形成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相通的思想蕴涵。中国古代先哲从经验事实中观察到万物的普遍联系、矛盾的普遍存在，形成了天人合一、阴阳相合、万物化醇、相生相化的朴素直观的辩证思维，包含了对世界的和谐认识和整体思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辩证思维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理念，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文化在历史演进长河中总能因时而化、因势而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辩证精神反思历史发展、激发思想争鸣、涵容外来文化的优良特质密不可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凸显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敏锐洞察和对变革的主动追求，促使中华文明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自我超越。
3. 历史之鉴：辩证思维涵于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思想武器之中。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我们党始终以辩证思维为思想武器，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道路，开辟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文艺工作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5]（P229），中国文化建设要“为了人民大众”[6]（P855），推动了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注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和谐文化，创造性地提出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延续了文化建设实践中的宝贵经验，在辩证把握“两个大局”的基础上，以“两个结合”为方法引领，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当下和未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
4. 实践之需：辩证思维化于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行动指引之中。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建设要以辩证思维为指引。一方面，坚持辩证思维是把握新形势新挑战、展现新气象新作为的时代需求。习近平强调：“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7]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形势错综复杂，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文化张力、不同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的融合、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科技媒体迅猛发展带来的意识形态治理风险等新的机遇和挑战。对此，我们需要提升辩证思维能力，把握好思想文化领域当下与长远、一隅与全貌、重点与次要的关系，提高应对复杂情境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本领。另一方面，坚持辩证思维是贯彻新思想新部署、开创新局面新辉煌的现实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文化建设的多维度、多层次、多领域提出了许多具有标识性的新观点，具有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需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决策部署，科学运用辩证思维，把握好“点”与“面”的关键环节、统筹好“稳”与“进”的工作基调、领会好“一般”与“特殊”的基本思路，集中力量创新文化理论、践行文化使命、推动文化繁荣、开创文化新局面。
二、文化认识论：以辩证思维生动诠释文化的“本”与“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培根铸魂、疏源浚流、教化结合的多重辩证视角阐明了文化的本质立场、演进发展和功能作用，以辩证思维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发展的“本”与“新”。
1. 坚持“根”与“魂”的统一，从文化“主体论”的角度认识文化的立场。立场是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基本前提。文化立场关乎文化发展坚持谁、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体现为明确的主体性认知、意识和态度，是文化建设举旗定向、凝魂聚气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立场在于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和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以“两个结合”的规律性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习近平多次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8]（P310），这从文化主体性的来源上阐明了文化立场的前提依据。文化主体性既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也源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进步因素，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强大的实践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为引领时代发展、巩固国家认同、深化文化交流互鉴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源泉。其次，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以“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路径上阐明了文化立场的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因而对于中国道路的前进发展具有实际指导意义，能够全面发挥中华文化自主发展、自我完善、勇创新局的显著优越性，激活社会主义文化的蓬勃生命力。再次，习近平强调文化产业发展要“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9]（P311），这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立场和建构需求上阐明了文化立场的核心理念。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巩固文化主体性，最根本的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群众是创造、推动和见证社会历史演进发展的主体，同样是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文化建设应当贴近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惠及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进而开创新时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昌盛新局面。
2. 坚持“源”与“流”的融通，从文化“发展论”的角度认识文化的演变。“源”是指事物的起源，规定了事物形成与存在的本质、特性和内在规律。“流”是指事物的发展，彰显了事物在时空中的流动与变化。“源”与“流”的关系体现了事物变化发展的辩证统一规律，奠定了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把握中华文化形成、中华文明演变的“源流”关系要求厘清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差异、重视中华文明的源流发展。按照唯物史观，文明是一个历史概念，和蒙昧、野蛮相对立。[10]（P337）人类在从事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创造了文化，而文明是文化中展现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积极成果。中华文明是中华文化和灿烂历史的伟大产物，中华文化则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源泉。对于中华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11]。一个文明的繁荣昌盛离不开文化因子的涵养和推动。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卓越理念、先进精神是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延续五千多年的根本依据。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华文明的疏源浚流、与古为新。他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2]（P1）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以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文化自觉，建立起中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传承与发展、延续与变革、适应与创新的辩证关联。在阐述中华文明探源与中国道路发展、人类文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时，习近平提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13]。回溯历史，中华文明从起源、形成到发展的脉络绵延五千多年未曾中断，这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深厚文化底蕴。正因如此，才进一步构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坚定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从而以历史与现实的交互力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一以贯之、前后承继的关系，也是同向同构的辩证融合关系。这些思想充分彰显了习近平以辩证思维看待文明发展问题的全局性、长远性、前瞻性视野。
3. 坚持“教”与“化”的契合，从文化“价值论”的角度认识文化的作用。文化的本质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社会历史实践中产生的观念形态，其本身属于精神领域。但是文化的作用却不仅限于塑造观念世界，“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14]（P664）。凡有人类参与的政治经济领域、社会活动领域等无不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彰显着文化的作用和功能。
从价值论来说，文化的作用包含两个方面的根本规定性，即满足人作为客体的文化价值需求和强调人作为主体的文化价值创造，这两方面以“教”与“化”的形式得以彰显。“教”意为“教育”，“化”意为“涵化”，换言之，文化的独特作用便是“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从而塑造个体、整合社会。习近平尤为重视对历史文化中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传承。他指出，“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15]（P164），阐明了文化“教”与“化”的契合，体现了文化实践价值与潜在价值的辩证统一。具体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理论资源和实践要求，习近平运用以古为今、以古鉴今的辩证思维，强调把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16]（P313）的有机统一关系。实现传统文化向现实文化的形态转变，离不开继承与发展，只有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双重路径，才能够服务文化“教”与“化”的时代任务。在现实文化层面，习近平既从政治文化上强调党的理论创新，也从社会文化上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进而激发文化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对文化作用的辩证认识聚焦文化自觉、培育文化认同、厚植文化自信，为推动文化建设注入了科学引导，也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使命的时代新人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支撑。
三、文化建设论：以辩证思维科学指引文化的“立”与“破”
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以坚持政治引领与价值引领相统一、坚持理论突破与战略部署相统一、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科学指引文化建设的“立”与“破”。
1. 坚持政治引领与价值引领的辩证统一，以领航掌舵把握思想阵地。政治引领是站稳立场、把握方向的先决条件，价值引领是增进共识、强化认同的内在要求，文化建设工作既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也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根本方向。
在政治引领方面，习近平强调了党对意识形态领域和全国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17]（P32）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仰和观念的体系，它通过塑造价值观念和建立社会规范形成社会共享的文化基础，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牢牢把握的首要原则。习近平文化思想同样贯彻了此项原则，提出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18]。“全面领导”是对新时代文化工作全方位、全领域和全过程的领导，党的全面领导从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上锚定了政治引领的根本方向。具体到加强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9]。这是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严峻形势作出的方向性、战略性的重要部署，着力解决了文化建设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
在价值引领方面，习近平高度重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价值观是个体或群体对于什么是重要、有意义的信仰和原则的总和，核心价值观是在一个社会或文化中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核心价值观则从更深层次上决定了文化性质和文化发展方向。“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20]（P105）通过融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勾勒了美好生活的价值理想，反映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目标。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文化导向。总之，政治引领与价值引领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体两翼。政治引领体现的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科学原理，处于统领地位；价值引领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精神力量，处于基础性地位。
2. 坚持理论突破与战略部署相得益彰，以推陈致新彰显实践伟力。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其在文化理论上的突破创新和在文化工作布局中的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坚持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回应理论、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辩证思维。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理论指导。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1]（P11）。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能没有理论的指导。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譬如，习近平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构成了文化建设的基本前提；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成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内容；提出“两个结合”，诠释了新时代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理论指引和方法指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了新时代文化建设民族立场与世界情怀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对理论的学习和创新。“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22]（P62）习近平文化思想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23]确定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体现了提升全党理论水平对保证党的先进领导的重要性，也揭示了提升人民理论水平以确保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解和支持的重要性。因而，无产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必须在理论上实现质的突破。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谋篇布局、擘画蓝图。2023年10月召开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与2013年、2018年的两次会议相比，在会议名称上增加了“文化”二字，彰显了“宣传”“思想”“文化”三个重大领域工作的深度整合和高度协作，是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与“七个着力”的具体要求，确立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路线和任务纲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这三项原则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指导要求，从战略高度把握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宗旨和底线。“七个着力”则分别从宏观战略层面和微观具体路线提炼和升华了未来文化建设的谋划部署，涉及党的领导、意识形态工作、核心价值观、新闻舆论、文化传承发展、文化事业产业发展、文明交流互鉴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内外相联、上下贯通、有总有分的系统性的结构体系，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和很强的现实指导性。
3. 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同向发力，以志存高远深化攻坚克难。目标和问题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动态发展的，目标激发问题意识、问题指引目标调整。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目标为着眼点、以问题为着力点，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事业的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以实现新的文化使命为目标导向，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具体体现为：一是以推动文化繁荣为现实基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强调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24]（P310）。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兴旺发达直接关乎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夯实人民精神支柱、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二是以建设文化强国为奋斗目标，扩大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面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从文化发展方向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三是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奋斗使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作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25]（P7）这一重大判断，提出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可见，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文明底蕴、文化精神和思想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则使中华文明与时俱进、返本开新。二者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并由此促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回答并指导解决文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前提，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办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文化建设领域存在一些“硬骨头”仍然需要努力克服应对。比如，针对物质财富增长与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问题，习近平强调“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26]（P315）；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价值观失序、观念超越道德判断、行为缺乏底线等问题，习近平指出“必须毫不放松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7]（P10）；针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一些学科建设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问题，习近平强调要“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28]（P344-345）；针对我国在文化管理和生产体制方面的问题，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等体制机制”[29]（P192）。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并非抽象的理论，而是融合文化建设具体实践的科学理论指导。
四、文化自信论：以辩证思维协调构筑文化的“进”与“守”
文化自信是促进国家、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坚持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相统一、坚持自信自立与胸怀天下相统一、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协调构筑了厚植文化自信的“进”与“守”。
1. 坚持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相统一，增强文化凝聚力。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历史传统、文化价值的自我认知和理性反思，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的自我肯定和积极认同。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基石，个体或国家只有对自身文化有清晰认知和深刻理解，才能不断坚定文化自信。
以文化自觉建立文化自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华民族作为自觉主体，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自觉自省。自中华文明诞生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进行文化自觉的探索和实践，这一历程从未中断。中华民族特有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基因，是中华文明能够承袭不衰、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这种内在特质使得中华文明能够以博大的胸怀和恢弘的气度，融汇、吸纳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精华，塑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辉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涵容广博的强大生命力，凝聚起屹立世界文化潮头的文化自信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自觉主体，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中自立自强。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30]（P172）。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以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在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出一条弘扬文化传统、符合中国国情、彰显人民性的文艺发展之路。这使得中国人民在文化精神上从被动输入转为主动参与，逐步建立起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31]（P9）这指明了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道路上我们应该遵循的文化发展路径。在以文化自觉建立文化自信的过程中，要全面、客观分析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当下和未来，辩证认识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因子和消极因素，以文化自信推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2. 坚持自信自立与胸怀天下相统一，强化精神推动力。自信自立是中国人民的民族传统，胸怀天下是中国人民的世界情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中就包括“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和“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这一重要立场，深刻阐明了文化发展中坚持“民族的”与“世界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厚植文化自信、促进文化自强的重要性。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坚持走自己的路，实现精神上的自信自立。习近平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32]（P349）。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具有内在的关联，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有对自身文化高度自信，才能在与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中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自主，看清其源流、现势和发展方向。对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具体路径，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33]（P9）。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发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促使中华文明焕发生机，经历现代化的蜕变；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注入了丰富的生命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实现中国化和时代化中取得新飞跃，由此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明所从来，知其将往。新时代新征程，继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用科学的理论激活、转换、更新、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含生命力的要素，赋予其与时代发展相向而行的进步内涵。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秉持开放包容，加强文化交流互鉴，坚持胸怀天下的开阔视野。习近平指出：“进行文明相互学习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34]（P281）文明的多样性界定了文明之间相互交往交流的特性，文化从互鉴中相互融合、共同发展。中华文化是高度自信自立的文化，五千多年来在积极借鉴、吸收其他优秀文化的同时始终保持自身民族的底色。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新时代各国文明互动、互鉴、互信的“中国方案”，倡导不同文明之间以更深层次的交流对话代替文明的冲突，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现实中，无论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交流合作，还是开展世界各国文明的对话大会、促进与世界各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合作，都展现了中华文明广纳众长、包容万象的宽阔胸怀，有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
3. 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相统一，提升价值引导力。多元并存是指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演进既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在此基础上促进了民族之间多元文化的互动与共生发展。一元主导是指要实现多样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和谐互动，就必须有主导思想的引领以维持其统一的秩序。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新时代文化建设理念，以主导性与多样性的内在统一丰富文化自信的意蕴。
一方面，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导地位，才能维护当代文化秩序的稳定，确保社会主义文化不变色、不变质。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35]（P161）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来源便是坚定的立场和共同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蓬勃发展的鲜明底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和价值性是生成文化自信的思想基础。尊重和包容文化的多元共存，并不代表各种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之间没有冲突、没有主次之分。事实上，多样文化之间的价值冲突正是造成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形势的重要原因。在宣传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思想阵地中，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才能确保文化建设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习近平强调，“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36]（P314）。因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始终的鲜明要旨，我们要始终坚定地奉行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引导原则，绝不含糊、绝不动摇。
另一方面，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主导与尊重文化多元共存是对立统一的，二者共同建构了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主导性在多样性中体现，多样性在主导性的统领下展开。依据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开放创新的理论特质，文化只有在交流碰撞、相互融合中才能焕发新的活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的前提下，习近平倡导兼顾多样文化并存和发展的现实。“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37]（P4）历史和实践证明，正是因为我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才凝聚了我国文化自信的基本共识，大量优秀的文化作品与进步思潮恰恰证明了我国强盛的文化生命力。只有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才能汇通古今中外文化的精华、拓宽文化视野，在“一元”与“多元”文化的健康协调发展中厚植最广泛的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作者简介：郝保权，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莹莹，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我国具有强大凝聚力与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研究”（22ZDA076）、中央高校科研业务费西北工业大学党建研究基金项目“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与意识形态安全互构提升研究”（D5000220294）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