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我的“无功利阅读”比去年更为勤奋了一些，在图书评论的形式方面也比较多样，包括书评、对谈、书序、审读报告等等，这里分享三种。

《不合时宜的考察》（尼采著，商务印书馆，2023）

尼采和瓦格纳，是两潭我从未趟过的浑水。尽管我书斋中收集了尼采几乎所有的中译本著作，还有不止一种传记；年轻时我曾喜欢过瓦格纳的音乐，留下的痕迹是我还能在《白虎》（2012，二战末期苏德坦克战传奇故事）这样的影片中听出瓦格纳的乐曲。

这次因为担任商务印书馆年度十大好书的评委，读了《不合时宜的考察》，感觉趣味盎然。此书由四篇作品组成，完成于1873～1876年间。前三篇依次为《大卫·施特劳斯》《论历史对于生命的利弊》《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尼采将哲学家施特劳斯诋为“文化庸人”，将当时的德国文化贬为“伪文化”。但首先引起我兴趣的当然是第四篇《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

尼采看来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人，他此时对瓦格纳惊为天人，极度崇拜。他说“伟大和认识到必然性总是密不可分”，而在他眼中，瓦格纳就是那个认识到了必然性的人：“这里必然的情况是，他既相信自己行为的伟大，也相信那些亲历其行为之人的伟大意识。所有被置于这种信任之下的那些人，不论多少，都应当为此而感到骄傲。”

尼采此时不仅以瓦格纳的弟子自居，甚至对瓦格纳产生了父子情结，他在1874年5月一封祝贺瓦格纳生日的信中倾诉道：“正是您，把我这样一个在黑暗、陌生的道路上摸索和磕绊前行之人，逐渐领入光明之道，我深感无比地幸运。因此，我不能不把您奉若父亲。”这简直就是“想投戈下拜真吾父”（刘克庄《贺新郎》词句，语出降将张用对岳飞的崇敬之辞）的境界了。

然而十多年后，尼采在精神错乱的前一年（1888年），写下了《瓦格纳事件》和《尼采反对瓦格纳》两文，对瓦格纳极力诋毁，说“自从瓦格纳返回德国后，他就一步一步堕落到让我鄙视的地步”，仿佛完全忘记了自己当年对瓦格纳那些热情洋溢的颂辞和父子情结。

《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亨利·基辛格等著，中信出版集团，2023）

本书由三人合作，另两人是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和麻省理工计算机学院院长丹尼尔·胡滕洛赫尔。基辛格名头最大，署名第一，成为卖点（尽管“基辛格谈人工智能”会给人以商业炒作的感觉）。至于基辛格怎么会和后两个人搞到一起，据说基辛格的“知识事务助理”梅雷迪斯·波特起了很大作用。三人多次一起讨论本书主题，本书即根据这些讨论内容整理而成。

出版社今年5月就给我寄来了“抢先阅读版”，后来又寄来“尊享版”，此书中译本是踩好了基辛格百岁诞辰的节点发行面世的，我也答应为此书写评论，所以此书一直置于案头。谁知事情一多，难免发生“插队”情形，结果还没等我动笔，基辛格忽然就走了。

从书中内容来看，基辛格在此书上署名第一，也并非仅仅因为他名头大之故。此书确有不少之前在通常的人工智能从业者和研发者著作中不常见甚至未曾提出过的看法和观点。这些看法和观点在第七章“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中表述得相当集中。尽管作者们在“前言”中强调了中立的立场：“在本书中，我们既不褒扬人工智能，也不试图去贬低它。”但是在第七章中，对人工智能发展及应用前景的忧虑仍是直言不讳的。

例如，作者们强调，“我们所面对的是另一种复杂存在体（指人工智能）对现实的另类体验”，已经看到的现象表明，“人工智能也在减损一些东西……它加速了人类理性的消解势头：社交媒体减少了反思的空间，在线搜索削弱了概念化的能力。”

作者们更为担忧的是，人工智能有可能成为某种新的神明：“世界可能会随之‘复魅’，人工智能则会因其发布的‘神谕’而使一些人对其深信不疑，言听计从。特别是通用人工智能，一种了解世界并凭直觉感知其结构和可能性的超人类方式，可能会被不少人奉若神明。”作者们问道：“谁来控制通用人工智能？谁来授权使用它？在一个少数‘天才’机器由少数组织操纵的世界里，民主还是可能的吗？”

作者们强调了对人工智能的监管，认为我们不应该“将人工智能视为自动运作、无需照管的存在”。并能洞悉许多研发者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思维习惯：“许多人工智能的创造者主要关注的是他们试图实现的应用和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可能不会停下来考虑这个解决方案是否会产生一场历史性的革命，或者他们的技术将如何影响不同的人群。”

作者们对于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后可能引发的法律问题也充满忧虑：“人工智能的引入将使适用于人类的现有正义原则更为复杂化。当一个自主系统基于自己的感知和决策行动时，其创造者承担责任吗？”

作者们将人工智能领域的大国竞赛和军备竞赛做了类比，对于人工智能和网络武器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类似大国间军控协议的框架感到忧虑。作者们希望：“拥有高科技能力的大国迟早将不得不就此进行一场持续对话，这种对话应聚焦于一个根本问题：避免灾难，并以此求得生存。”这个主张和我数年前提出过的完全一样。

《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沙希利·浦洛基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新版）

此书作者生于俄罗斯，成长于乌克兰，现为哈佛大学教授，已入籍美国，在西方出版了不少英语著作，已经引入中国的有《欧洲之门》等。他有能力使用俄语文献，和一般西方学者相比，他有文献方面的优势；和苏联/俄罗斯学者相比，他又有话语权方面的优势。

此书中译本2020年已出版，今年又出新版，估计读者不少。作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一种西方叙事，此书固然有其价值，但问题也相当严重，而且这些问题具有隐蔽性质。

例如，在贯穿全书的叙述中，作者刻意将乌克兰地方当局表述成一个与苏联平行的国家政府，全书充满了这样的句式，使得不了解相关历史的读者看起来作者似乎是在叙述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但事实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于苏联解体之前5年，那时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而本书原版出版于2018年，那时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已急剧恶化，作者个人的政治立场，对本书叙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又如，作者在书中借他人之口，说“是俄罗斯人故意将此类电站建在乌克兰领土上，他们知道如果发生事故的话，主要是乌克兰人遭殃”。但是任何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的荒谬——建设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时，乌克兰是苏联国家领土的一部分。然而作者却对这种观点毫无分析和批评。

作者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5年后的苏联解体联系起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不仅挑战、而且颠覆了苏联旧有的秩序。公开性政策使媒体和公民有权纵论时政，褒贬当局，而这一政策正是源于后切尔诺贝利时代……首批苏联群众团体和政党在生态运动中出现，并且席卷了苏联污染严重的工业中心。”这里可以明显看到西方利用生态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历史痕迹，尽管作者对这种痕迹采用了正面叙述。

考虑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时，戈尔巴乔夫已经在大力推行他那种实际上是自毁长城的新政策，所以切尔诺贝利事故对于苏联解体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还是可以商榷的。不过将它视为压垮骆驼的稻草之一，应该可以言之成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