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年年都写，2023年令我稍感欣慰的是，这一年我读书和写图书评论（包括书评、书序、审读报告等）都比去年更勤奋了些。不过，好书也不一定白璧无瑕，所以我的报告也不会一味赞颂而无批评。
《第三次沉思》（美）斯蒂芬·温伯格著，秦麦等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1月第1版
科学主义者相信：科学=正确、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科学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这三条往往表现为潜意识，或只是内心深处的信念，通常不会直白说出。
本书取名《第三次沉思》（Third Thoughts），作者说是“第三本文集”之意。作者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因为在写学术论文之余也热衷于大众文本的写作，所以在公众中也算薄有浮名。另外，他确实是一个科学主义者。
温伯格作为物理学家，也玩票写过一本科学史著作《给世界的答案》——据说这本书没有像他的其他著作那样广受好评，而是招致了不少批评，因为他在书中宣称：辉格史学（为政治和教化目的而建构的史学）应该在科学史中有一席之地。《第三次沉思》中有两篇文章是温伯格对上述批评的回应——他当然坚决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极力论证辉格史学在科学史中具有独特的合理性。
温伯格为自己辩护的主要理由是：科学是在不断积累和进步的，随着时间流逝，对错终将显现。不像人文学术，可以几百年几千年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原地踏步纠缠不休。他还找科学界支持他观点的人来壮声势：“我想这是因为科学家们需要这样的科学史——关注当下科学知识的科学史。”
温伯格的玩票科学史可能真的是科学家需要的科学史，但他显然忘记了，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却不是历史学家或科学史家需要的科学史。根本的问题在于，温伯格完全误解了科学史的目的和功能——这正是一个票友进入陌生领域时很容易犯的错误。但是许多科学家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如果打算进入科学史领域玩玩票，那肯定只消略出余绪，就可以轻松成为一代名票，温伯格显然也是这样自许的。
问题的根源是，温伯格和许多科学家一样想当然地将科学史视为科学的附庸——讲讲科学家的故事、讲讲科学成功的故事，唤起听众对科学的热爱和崇敬，最终目的，是让科学史成为以寻求科学新知识为天然使命的科学共同体的啦啦队。在这样的目的之下，关注当下是必须的，因而辉格史学看起来也就是合理的。但是科学史的目的，显然不是寻求新的科学知识。所以温伯格为科学辉格史辩解的主要理由是无效的。
《大科学：欧内斯特·劳伦斯和他开创的军工产业》（美）迈克尔·希尔奇克著，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5月第1版
许多人经常将“大科学”挂在嘴上，但“大科学”究竟指什么，却不加深究，甚至只是出于自己的想象，还有许多人在使用这一说法时则只是人云亦云而已。
希尔奇克（Michael Hiltzik）是美国专栏作家和记者，得过普利策奖（1999），2015年出版了《大科学：欧内斯特·劳伦斯和他开创的军工产业》（Big Science: Ernest Lawrence and the Invention that Launched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一书，仅仅这个书名就在“大科学”问题上给我们提供了新知——是“军工产业”，而不是许多盲目崇拜科学的人一听到“科学”二字就联想到的“探索自然”之类的塞壬歌声。
据希尔奇克说，“大科学”（Big Science）一词是由物理学家、曾担任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的阿尔文·温伯格（Alvin Weinberg）在1961年首次提出的。这个温伯格不是我上面谈到的那位在玩票科学史中力挺辉格史学的斯蒂芬·温伯格。虽然这两位都是物理学家，但是他们两人之间可能非常缺乏共同语言。
例如，在著名的超级超导对撞机（SSC，“大科学”最重要的象征之一）问题上，斯蒂芬·温伯格力挺这个耗资巨大的“基础科学”项目，后来项目下马了他还经常为之哀叹；而阿尔文·温伯格作为橡树岭实验室主任，似乎更应该力挺SSC，他却成了反对派，认为国家将巨额科研经费花在SSC这样的项目上有害无益，完全没有必要。
本书以欧内斯特·劳伦斯的有关工作及其历史作用为主要线索，揭示了美国“大科学”的前世今生。作者在叙事中，并未采取在科学成就和科学活动面前常见的“跪拜”姿态，而是尽量采用“理性、中立、客观”的态度，介绍和反映了各方对“大科学”及其功能的认识、理解和评价。
作者在引言中说：“使大科学作为科学探索的典范而得到最终验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技术成就：雷达和原子弹。如果没有跨学科的合作和几乎无限的资源支撑（这已成为新范式的标志），要开发出这两样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段话的重要性，是指出了“大科学”最初的典范就是军工产业。
当然，后来大科学的标志还可以找到两项：登月工程、超级超导对撞机。但是，正如石海明上校在《科学、冷战与国家安全：美国外空政策变革背后的政治》一书中所揭示的，登月工程其实就是冷战中的政治工程，它不是军工胜似军工，起的就是军工的作用（况且外太空探索技术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军事用途或军用潜力）。而超级超导对撞机呢？它确实还未曾和军工发生直接联系，但是，它不是黯然下马了吗？
所以“大科学”曾经的四大标志，SSC黯然下马，其余三大标志，雷达、原子弹、登月工程，不是热战就是冷战，说来说去还是“军工产业”。
关于SSC的最终下马，希尔奇克说“它的致命伤是公众已经怀疑其目的性”，美国公众在怀疑什么呢？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句话：SSC这玩意有用吗？科学家没能让议员们和公众相信它有用，它就不得不下马了。
《为什么信任科学——反智主义、怀疑论及文化多样性》（美）内奥米·奥雷斯克斯著，马建波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1年12月第1版
本书的主标题，相当富有启发性，只不过这种启发性的实际后果，可能与作者所期望的大相径庭。
我们从儿时开始接受的教育中，就要求我们热爱科学，但是通常不会给出为什么要热爱科学的理由。因为在许多人看来，热爱科学是天经地义的，根本不需要理由。而本书则试图向我们论证：（科学哲学或科学社会学）能够给出我们为什么应该信任科学的理由。如果你接受了本书作者的理由，依照我们习惯的思维，那当然就应该会热爱科学的。
作者内奥米·奥雷斯克斯给出的理由是：“真正经得起推敲的是，把科学描绘成专家们共同的活动，他们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收集经验证据，并批判性地审查由此得出的主张”。这里所谓的“对科学主张的批判性审查”，也就是她强调的科学的“社会属性”，这被她正面描述为：“由训练有素、资格齐备的专家组成的群体中，通过专门的制度以集体的方式运作，如同行评议的专业期刊、专业工作坊、科学社团年会和服务于政策目的的科学评估。”
我们都很熟悉，上面这段话就是对科学界“同行评议”的理想化陈述。所以作者的理由用大白话说出来其实就是：科学之所以值得信任，是因为它有同行评议。
这话能说服我们吗？同行评议能摒除学术偏见、利害考虑、个人情感的干扰吗？更何况，科学“顶刊”上发表的经过同行评议后来却被判定为造假、剽窃而遭撤稿的论文还少吗？还有那些名垂青史的“伟大的论文”，发表前却并未经过同行评议（例如1953年发表在Nature上的关于DNA双螺旋模型的论文）。将明白易懂的“同行评议”表述成“科学的社会属性”这样弯弯绕的学术黑话，并不能为论证增加任何说服力。
另一方面，本书作者看来也是愿意将科学和技术有所区分的，她举的技术例子是“管道安装”，这确实明显属于应用技术。她说“将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与诸如管道安装等区分开来的关键因素，是对各种观点进行社会审查的中心地位”——她的意思就是说：科学有同行评议，而技术没有同行评议。
区分科学和技术的关键指标，居然仍是同行评议！不过这个说法虽然出人意表，其实倒也不是十分荒谬。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技术可能真的不需要同行评议——实际效果就检验了技术的成败。而科学因为缺乏这样的实效检验，所以不得不求助于漏洞百出的同行评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