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史、跨国史等新的研究范式方兴未艾的语境下，谈论传统的、基于地区视角的地区史，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统地区史通过调整其研究目标和功能，持续获取新的活力，以至于近年来再次呈现繁荣状态。地区史研究和书写的活力源泉在于其能够共振于时代，回应现实需要。研究表明，德国地区史研究和书写即是如此。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德国地区史研究和书写适应时代变迁，经历了从强化地区意识、民族国家框架下地区独特性叙事到服务于民族国家认同的功能转向，折射出历史学在时代和社会担当方面的应有之义。

强化地区意识：早期邦国的地区史研究

早期的德国地区史研究和书写具有保护“各地区之间的历史差异”的鲜明指向，这与德国中世纪及近代早期长期处于政治分裂状态有关。各邦国统治者都有意加强本邦历史的研究和宣传，培育本邦认同。19世纪上半期，受欧洲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建立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的呼声不断高涨，各邦统治者愈加重视邦国领地史的研究和书写，希图以此强化所谓的“地方爱国主义”和“小邦本位主义”，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

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德国地区史基本上以“王朝领地史”研究和书写为对象，并呈现两大取向。一是强调各邦分治的历史，构建本邦认同。历史学家、教育家黑尔弗里希·伯恩哈德·温克斯所著两卷本《黑森邦国史》（1783）明确强调将“分治史”“邦国史”作为其书写的目标。政治学者、历史学家卡尔·波利茨所著三卷本《萨克森王国史》（1826）则将目标定位于凸显萨克森作为“处于德意志各邦体系中心的最重要的邦国的历史”。历史学家安德里亚斯·布赫纳所著十卷本《巴伐利亚史》（1820—1855）则将公元前600年到公元1825年为止的巴伐利亚“祖国史”作为书写对象，明确指出撰写此著作的目的就在于让人们了解巴伐利亚的历史真相，提供历史智慧，助力巴伐利亚的发展。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许纳所著两卷本《汉诺威王国和不伦瑞克公国史》（1824）则把“服务于促进对国王和（汉诺威）祖国的忠诚和依赖”作为目标。二是将本邦作为感恩和歌颂的对象，培养对本邦的挚爱情感。相关邦国史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用“祖国”一词来称颂本邦。宫廷史家阿洛伊斯·施莱伯尔的《巴登史》（1817）提出把“（巴登）祖国的历史作为教育人民的一种主要手段”，以唤醒他们的“集体精神”。自然史学者高特黑尔夫·冯·舒伯特等撰写的《校本巴伐利亚史》（1865）同样定位于巴伐利亚“祖国的历史”，要“完整呈现（巴伐利亚）祖国引人注目的美丽”，指出不了解巴伐利亚的历史，“就没有对祖国的热爱，就没有为祖国的荣誉和福祉的奉献”。再版的席勒《符滕堡史》（1859）也将“展示我们美丽的土地和她的人民的特点”、“赞美‘符滕堡的土地和人民’”作为主旨。显然，无论是构建本邦认同还是培养对本邦的热爱情感，其功能都是强化地区意识，巩固对本邦的忠诚。

民族国家框架下地区独特性叙事：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地区史研究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关税同盟和铁路建设等带来的经济一体化的加强，德国已经具备了统一的思想和经济基础。1871年，普鲁士顺应历史潮流，用武力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帝国。面对新统一的民族国家，以强化邦国独立意识为取向的传统地区史研究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如何处理好统一民族国家与各地区之间的关系，成为地区史研究和书写面临的新挑战。

一方面，由于历史及思维的惯性，当新统一的民族国家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不少德国人仍沉迷于传统地方忠诚情结而难以自拔。他们希望通过强化各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认同，实现统一民族国家框架内的地区独特性。基于此，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地区史研究和书写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出现了所谓的“繁盛”。这种“繁盛”体现在继续涌现基于传统邦国领地的地史区著作，以及以众多地区和地方历史学会为平台、强化地区和地方认同的乡土史、乡土教程和乡土志编撰潮。

另一方面，帝国时期的地区史研究和书写取向较之以前毕竟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邦国地区史研究和书写开始寻找邦国地区在德意志民族国家历史中的适当位置，邦国史在不忘强调自身独特性的同时，开始被置于民族国家史视角下，以从属方式呈现出来。这一时期巴伐利亚史的研究和书写充分反映了这种转向。

新的巴伐利亚史研究和书写已经有意识地将巴伐利亚邦与德意志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直接将其置于德意志民族国家框架之下加以认知。例如，历史教育家卡尔·A.古特曼编撰的《德意志历史及与之相关的巴伐利亚史教科书》（1878）一方面承认“巴伐利亚历史与德意志历史内在关联极其紧密，不了解后者就无从明白前者”，另一方面在内容安排上特别注意二者兼顾，每个时段的历史呈现上篇“德意志史”和下篇“巴伐利亚史”，以此凸显巴伐利亚的独特地位。慕尼黑路德维希文科中学王家教授M.V.萨特勒所著《德国历史及巴伐利亚特殊历史概论》（1887）也具有相似的叙事格局，即以“德意志历史概论取代巴伐利亚历史入门”，以便“为巴伐利亚年轻人了解狭义的和广义的祖国提供可能性”。叙述德国历史时，首先对德国整体历史进行概述，也涉及德意志其他部族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忘“给予巴伐利亚历史以特别关注”，911年德意志王国建立后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专列了巴伐利亚历史介绍。

由此可见，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地区史研究和书写已经出现了悄然转向，即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展示邦国地区历史的独特性所在。地区史成了德意志民族国家历史中的一种地区独特性的展现，即“打上地方烙印形态的‘德国史’”。

服务民族国家认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地区史研究

1918年11月，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新建立的魏玛共和国被迫签订《凡尔赛和约》，割地赔款。德国边界出现了“可怕的民族和国家层面的收缩”，许多领土成为域外之地。此外，莱茵兰在法国和比利时支持下出现了分离主义运动，试图从德国分离出去。面对严酷的现实逼迫，德国地区史研究出现了一种鲜明的服务于民族认同的功能转向，志在通过相关地区的德意志民族特性研究，强调相关地区的德意志民族属性，抵制“对德意志民族的肢解”，守护德国的土地和人民，在学术层面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因此，魏玛时期的地区史研究发展出一种跨学科的“历史地区研究”范式，人口学、语言学、民俗学与历史学及区域研究的整合，构成这一新范式的核心。

“历史地区研究”范式是当时“边界斗争”等“现实必要性”促成的产物。它不考虑国家边界，而将“民族”作为研究空间。凡被分割出去的德意志人居住区域和有争议的地区，都通过定居史和比较性风俗习惯等研究，确定其德意志的历史归属。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地区研究”是以史学为武器，反抗“肢解德意志民族”和追索德意志人“古老原始的家乡权利”的斗争。

魏玛时期的“历史地区研究”分为“西部研究”和“东部研究”两大部分。1920年成立的波恩大学“莱茵兰历史概况研究所”集中了西部“历史地区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为了从历史角度证明法国、比利时和丹麦割占的大片土地以及整个莱茵兰的德国归属，人们开始进行“新的跨专业的地区史”研究，通过“揭示人与家乡、景观与民族特性、空间与文化之间的各种关联”，以“总体性”历史“说明莱茵兰的德意志特性”，并推出了中世纪学家赫尔曼·奥宾等所著《莱茵兰史》《莱茵兰文化源流和文化区域》、地区史学家弗兰茨·施太因巴赫的《西德意志部族和民族史研究》等一批成果。其中，赫尔曼·奥宾从宪法史和农业史角度证明，“莱茵河左岸与莱茵河右岸地区一样，地产占有都是奠基于纯粹的日耳曼宪法之上”；语言学家特奥多尔·弗林斯则从语言学角度证明，“莱茵语言区域是置于高地德语辅音音变基础上的”。这种跨学科综合研究大大强化了莱茵兰地区的德意志属性认同，成为通过地区史研究强化德意志民族认同的典范。

东部地区的“历史地区研究”以1927年历史学家鲁道夫·科茨克发起建立的莱比锡大学“家乡研究所”为中心。当时为了反击《凡尔赛和约》对德国东部领土的割占，鲁道夫·科茨克等人引入“跨专业”的民族地方史，通过文化地理学、民族学、人口学、语言学等跨学科综合研究，勾勒出一幅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德意志农民定居者图像。结果，在新的东部地区史研究范式下，中世纪时期德意志殖民者在易北河以东地区获得的大片土地，又成了德意志土地，东部地区的德意志民族归属也因此得到确认。可见，魏玛德国学界进行的东部地区史研究，同样是因应现实需要，“从‘学术’上证明”德国人对于被割占东部地区的权利，确认被割占之地的德意志属性，维护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利益。

事实上，魏玛共和国之后的地区史研究和书写仍在不断调适其功能指向。第三帝国时期，受纳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影响，德国地区史研究转而采取所谓的“边疆空间”研究范式，将与德国经济、文化乃至交通有联系的域外地区皆纳入研究范围，从历史角度“合理化”纳粹的对外侵略扩张，使德国地区史研究一度走入歧途。联邦德国时期，德国地区史研究合拍于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在跨越国家疆界的“统一和合作的欧洲”指向下，拥有共同文化、经济和地理等空间要素的地区成为关注和书写的对象，“西部经济一体化区域”“中东欧”“东南欧”等与德国关系密切的“地理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成为德国地区史研究和书写的新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