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四年七月七日清晨七时四十九分，有一位华人在墨尔本家中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大概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位离世的华人曾经名叫杨曦光，他们大概不清楚曾经生活在身边的这位华人是世界著名的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明白这位华人短暂的一生就是世间一个罕见的传奇——他不到二十岁时就以一篇文章震惊中国大陆的权力中心；他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政治语境中，他大概也要归为“持不同政见者”，但他的经济学、政治学，甚至神学的观点可能不容正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精英所忽视……
这位华人可惜英年早逝，只活了五十五岁，留下一大堆未竟事业。天妒英才！这一句被滥用了的悼词，用在这位杨小凯教授身上却真是极其准确。
一
小凯原来是他的乳名，他的学名是杨曦光。一九六八年初，在那个荒唐混乱险恶的年月，这个名字曾经流传一时，为中国大陆许多人——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所知道，虽然于不同的人揭示的是不同的意义。
当时，随着“文革”汹涌而诡谲的铺开，杨曦光，一个十几岁的湖南长沙一中的学生，竟然过于早熟地严肃认真思考中国深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包括“文革”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理解、对中共组织本身的结构、对中国的前途与发展方向，等等。在他写出的那批在当时左得出奇却又大逆不道论文中，最具震撼力的是那篇近一万八千字的〈中国向何处去？〉。文章写于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元月十二日，文章以“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的名义油印刊出。
这篇文章刊出时加有一注：“这是一份徵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然而，这份印了八十份、只发出去了二十份的不定稿不胫而走，数天之内便以各种方式传到全国各地。杨曦光立时在湖南以及其他省份成为如雷贯耳的风云人物。
在当时神州大地浓重弥漫的“巴黎公社热”中，杨曦光也从“巴黎公社”经验里找到了灵感。他在文章中指出：
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
“巴黎公社热”的始作俑者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杨曦光当时也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受害者（〈中国向何处去？〉正是以“毛泽东主义万岁！”的口号结尾的）。但另一方面，杨曦光所运用的“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最好的方法”——“分析在这些革命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的阶级变动”（这也是按列宁的思路），而且断然提出“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战斗口号，对当权者显然是太过危险太过可怕了。这岂仅是一株“大毒草”？！这亦可能变成一场足以冲破神圣庙堂的滔天洪水！
镇压发生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当天晚上九点起，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康生等大批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内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省无联”问题，作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
有着“党内头号理论家”桂冠的康生，在其讲话中，几次点到了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生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一声令下，全国展开了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规模批判。
一九六八年二月，杨曦光作为重要“钦犯”而被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母亲被怀疑就是康生所谓的“黑手”“陈老师”（她刚好姓陈），受尽批斗凌辱后悬梁自缢，身为高干的的父亲则被关押，一个妹妹下放到山区，另一个妹妹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此外，杨案还连累一大批不相干的人。
一九六九年十月，杨曦光从一年零八个月的拘留转为正式逮捕；十一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押往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杨曦光当时年仅二十一岁。
二
十年冤狱，自然是杨曦光一生中一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岁月。但他没有被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摧毁，没有放弃对中国命运的探索以及自觉的责任感。他选择知识，选择学习，以极大的毅力完成入狱时作出的人生规划。十年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如人们所说，学习知识的途径与方法，一般人大致差不多。但杨曦光以一个中学生水平的文化起点，又背负异常沉重的人生压力，并是在一个荒唐险恶的时代与不具任何人权条件的劳改队里，却一步步用自学方式读完了哲学、英语、数学、机械与经济学等大学课程，这绝对是寥若晨星，甚至绝无仅有！当然，杨曦光也万幸地碰到一个难得的机遇——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学富五车却因政治问题入狱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成了杨曦光的老师。
杨曦光的质疑精神与生俱来，个人又经历这种不平常的际遇，他自然不相信当时流行的、只能顶礼膜拜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他在狱中甚至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他后来不无自我打趣地说：“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杨曦光读罢《资本论》之后，心中便期望未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当时有三个想法，一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中去，三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
牢狱经历使杨曦光发生巨大转变。他日后说，“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杨曦光已完全没有坐牢前的理想主义了。他转而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这是他当时在狱中的真实感受。
……
一九七八年四月，杨曦光刑满释放。
此时，四人帮倒台已一年半，但还是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家闲居了一年。
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杨小凯后来找到工作，但只是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一名校对工。
一九七九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被拒绝参加考试。一九八零年，他再次报考，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所里安排杨小凯住在一栋宿舍的小房子，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可他却处之泰然。他总说，这里比监狱条件好多了。杨小凯在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两年，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瞧得起他，也没有人管他，他被迫独来独往。就是在这里，孤独的杨小凯开始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他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并发表了若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
一九八二年，在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全力帮助下，杨小凯被武大聘为助教，一年之后，又被提升为讲师。这个期间，杨小凯出版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这时，他又碰到人生一个机遇。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慧眼赏识。于是开始了他人生另一条新的历程。
杨小凯生命后二十年的轨迹，记录了他新的奋斗新的成就：
一九八三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一九八七年，论文通过答辩，之后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
一九八九年，任澳洲莫纳什大学高级讲师；担任数家美国与澳洲一流经济学期刊的匿名审稿人；
一九九二年，成为莫纳什大学正教授；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一九九三年，被澳洲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
一九九四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一九九五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一九九六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一九九七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一九九八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出版了令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二零零零年，升任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
就这样，这个当年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一个曾在黑暗囹圄中艰难地度过了十年光阴的青年人，现在以其成果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中有开创意义的“第三代”的一位代表。
三
按照国际经济学界内行人的说法，杨小凯如果不是英年早逝，极有可能成为第一位为澳大利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他学术上的成就怎么形容都不过份。他在整个经济学的历史上将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既深且远，今日尚无法充份估计。
当年《经济学原理》出版时，便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代表作。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这样评论：
“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一九八六年诺贝尔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最赞赏杨小凯了，特别是杨和他的同事黄有光教授这几年所作的叫做“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的研究。两年前布坎南到莫那什大学访问，当着校长的面就说，这是当今全世界经济学最重要的、最有意思的研究。他认为杨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的确，按照国际经济学界不少人的意见，超边际分析是杨小凯此生最主要的、可惜也是最后的贡献。杨小凯自豪地把他的新框架称之为“超边际经济学”（有别于超边际分析）。如以黄有光的话来形容，这个新框架对他像是亲生孩子，是与患难结发妻子生的唯一孩子。
市场和分工互为因果的关系，以及分工的发展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早已指出。可是分工理论难于数学化，因而难以结合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或增长理论中去。因此，到了现代经济学家手中，除了在国际贸易等有限的领域，一般不再强调分工及其对效率和增长的意义。在讨论增长的源泉时，大家注重的是劳动、资本、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数学化的因素。而杨小凯，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把经济学回溯到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交易理论并把其发扬光大。他运用新的超边际分析和最新发展的数学方法，在新框架内，统一地推导和阐释目前所谓的微观、宏观、贸易、发展、产权等各种分支经济学。
内行人评论说，超边际分析是理解杨小凯学术思想的钥匙。它高于边际分析又包含着边际分析。它首先研究的是分工水平和制度方向的问题，然后再涉及到某一制度框架下的资源配置均衡。反映在数学上，边际分析只考虑内点解（只涉及数量消长）的最优决策值，而超边际分析还要比较角点解（涉及到不同制度方向）的最优决策值。也可以说，边际分析描述的是经济均衡，而超边际分析描述的是经济均衡的跳跃。
可见，超边际分析的解释能力和应用范围远远优于边际分析。但因为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发展起来，所以传统经济学的局限迟迟没有突破。也许是出于机遇、勤奋和天才，杨小凯首先找到了寻求最优角点解的方法，因而能够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运用超边际分析阐释所有的分支经济学。
在杨小凯看来，自由市场的最主要功能，不在于寻找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在于寻找最有效率的分工水平，以此决定市场网络大小、人们购买力高低、生产力高低、商业化程度以及贸易依存度。而市场发挥这一功能的两大条件是择业自由和价格自由。
杨小凯还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人们必须交换越来越多的商品，因而交易费用也会增加。所以，他认为，交易效率的提高非常重要，否则会限制分工的深化。进而，在此问题上，杨小凯涉及了产权理论、企业理论、信息的透明、内生交易费用的减少、道德风险的规避、城市化、技术进步、保险的发展，直至宪政的确立。这里呈现一条清晰的逻辑——好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大大促进分工的发展和深化，带来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显然，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极其丰富，或者说跨越了一般经济学范畴。当然，杨小凯有些思想还有待更严谨的证明；也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例如，张五常对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就尚未信服。但这位很少钦佩别人的教授也说杨小凯是他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份、能够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中国学子。正是聪明易找，有预感而又知道何为重要难求也。他深有感触地说，只有上帝知道，如果杨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他张五常那种求学的际遇，杨在经济学的成就将会是怎样？！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四
人们都说，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做出理论性突破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者，更是稀缺得如凤毛麟角。杨小凯，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华裔经济学家，却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正如他们指出，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的理论的真实背景。
在本世纪初这几年，杨小凯和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之争在中国大陆兴起，并大大开阔全国经济学家的眼界和思路。这个论争可谓具有经典意义。
林毅夫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传奇人物——他从当年一个叛逃过来的台湾军队的连长变成为今天能够影响北京经济政策的智囊人物。这位智囊的核心观点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这一后发优势来源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中国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摹仿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避免为技术创新付出昂贵的代价。林毅夫进一步认为，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为本质的宪政民主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
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正为中国大陆许多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杨小凯利用前几年在上海经济全球化研讨会和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演讲的机会，特意提醒人们同时也要注意后发劣势，尽管这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
据了解，后发劣势理论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这个概念是一位在政治经济学、在财政联邦主义等领域很有建树的、已经过世的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沃森（Olson）教授提出来的。
沃森使用的英文字眼是“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是，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简单模仿，而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甚至可以在一个时期里实现快速发展。为什麽说“诅咒”呢？杨小凯指出：“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落后国家这样做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此时，杨小凯不但是一位经济学家，还俨然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社会政治学家、一位宗教文化学家。
他让我们看到苏联的教训。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今天可以看到，这种短期的成功，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有稳固建立起来。大半个世纪以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原因何在？北美国家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国家实行单一制。北美国家地方权力都很大；而南美各国只是把地方看作一个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另外，北美是新教文化，南美是天主教文化，文化的差异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这也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而后发劣势跟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
中国也有许多例子。清朝持续三十来年的洋务运动，想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杨小凯感慨地说，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苏联的教训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最后又变成“对后来者的诅咒”。
中国后发劣势的具体例子还包括家电行业、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等等。杨小凯回忆，中国五十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的学习成了工业大国。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
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并为许多国人所称赞所认同。可是，杨小凯从中看到的是后发劣势的表现。他认为，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显然，在杨小凯看来，“后发”当然是有优势的，问题是你是否清楚优势在哪里；如果你舍弃最根本的优势，便不可避免地受到“诅咒”，变成后发劣势。
制度！此时此地，这是一个敏感的字眼。什么叫制度？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群体的游戏规则，但往往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习惯行为方式。制度里面有非理性主义。这是“诅咒”得以发生的原因。
杨小凯知难而进，尽管费力不讨好。
五
林杨之争看似经济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其背后有着一个宏大历史叙事，并关系到未来中国发展走向。
有学者认为，中国大陆九十年代至今的种种论争，种种问题，如国学和新国学、亚洲现代化（或“亚洲价值”或“新儒学”）、人文精神、现代性、全球化、后现代和后殖民、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等等，都同知识分子所感知或追求的某种层面上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有关。林杨之争也是如此。林毅夫算是洋务派精神的传人。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观也是危机感的体现，近于康梁，要求进行变法。
学者还认为，林杨之争，不管结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中国大陆如何宪政转轨。
当今，宪政理念已经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杨小凯是倡导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早在八十年代，他就对英国光荣革命称赞不已，强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强调私有财产制度的巨大政治功能。他提出修改宪法，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政治迫害，等等。
杨小凯成名之后，利用接受採访、回大陆讲学的机会，不断表达他严肃的政见。例如，中共十六大允许老板加入中共，一些自由派知识份子也认为这是好事情。但杨小凯指出这恰恰是糟糕的转捩点：官商勾结制度化，利用权来赚钱，再用钱来操纵政治——“这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
中国人大代表几乎全在兼职（或者说参政只是副职），而在美国甚至在台湾，类似职位却是严禁兼职的。杨小凯建议人大和政协代表“要有足够的在职收入，不准兼职，才可能使参政议政专业化，水平才能提高”。他表示，中国的制度改革可能要从此做起。杨小凯还指出，中共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学会搞选举，从基层开始，再逐级往上发展，这样的直选越早越好。他说，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之所以丢失政权，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选举。直选在中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学会选举是一切执政党在宪政民主新时代保持继续执政机会必须走的一条路。
关于“依法治国”，杨小凯指出，这和“法治”是有区别的。所谓“法治”是指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它对违背宪法的立法是可以否定的。“依法治国”的弊端是，政府制订法律可以不受制约。回顾五四运动，中国人要有反省精神。五四讲民主和科学，而在杨小凯看来，最应该讲自由和宪政。
关于宪政，杨小凯指出，其实这也是中国当权者真正的自保之路。杨小凯回顾国共之争。他认为：共产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把国民党给消灭了。要是国民党不被消灭，跟共产党平等竞争，是对刘少奇、彭德怀他们的最大保护。有国民党，毛泽东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他的行为就比较规矩，彭德怀、刘少奇，包括林彪，都不会死得这么惨。
“两个魔鬼胜过一个圣人。”杨小凯的灵感来自这句英国格言。他分析道，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基于：既然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平等竞争吧。不过，这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他殷切希望中国跳出“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不过，“革命”这个东西很复杂。杨小凯后来亦觉得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人民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人民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
回顾杨小凯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回顾他当年那么简单地、激进地鼓吹革命手段，而现在倡导自由，倡导宪政，对许多复杂的问题给以反复、认真、深刻的思考——这是多么巨大的思想飞跃！
到了生命最后岁月，杨小凯的宪政理想更已发展成为基督教宪政。他信仰基督教的心理历程有三个阶段。首先，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他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然后，他开始克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但尚未能相信永生和神；最后，由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那就是信。
杨小凯指出，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单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能够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并非其最优决策。一九一七年俄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而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能起关键的作用。
他启发性地问道：
“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
检阅世界发展史，宪政最初无疑是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之中。但自由立宪政体的生成是否以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作为先决条件？这个问题似乎不好武断下结论。杨小凯去世前两年，即二零零二年七月，在上海作题为〈资本主义不等于经济成功〉的演讲时，也是在阐述他“凡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地区莫不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的观点。赞同的人说，这次演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和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相媲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杨小凯的演讲或是布什的演讲，他们阐述的这个西方思想在汉语文化的神州大地似乎是反应不大，起码眼下的情形是这样，尽管据说现在中国基督徒已有数千万，而且内中有众多的知识分子（德国之声引述梵蒂冈廣播电台《IDEA》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庞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中国問题专家说，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为七千万左右，而基督徒的数量估计已达八千万至一亿之间。这个数字包括中国一般所说的基督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大部分是没有在官方登记的地下教会的成员）。
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为什么尚未成功？答案何在？？？
不管怎样，杨小凯是以他生命的极终体验，得出他这个答案的。
六
不管从哪种意义来说，杨小凯逝世太早了，太令人惋惜了。
杨小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向友人详细描绘他今后的各种雄心勃勃的打算，包括要继续写书，要去世界各地开会，要讲学，要带学生，要将自己的经济学发现向中国向世界广为宣讲……。他旺盛的生命力、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以及对自己的经济学成果的充分信心，使他的友人深深感动。听着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思维活跃、却已患上绝症的人如此滔滔不绝，友人暗暗心酸，只能一再要他量力而行。
真是天妒英才！杨小凯就这样留下一大堆未竟事业去了。
不过，杨小凯天上有灵，一定也感到相当宽慰。
杨小凯谢世的当天，噩耗便马上传到他梦魂萦绕的祖国，而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八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第一时间举行了悼念活动。“艰辛求索宏图初展曦光何以顿逝？！心系神州壮志未酬鹤驾几时归来？！”——各位教授、学者怀着深深崇敬而又惋惜的心情缅怀了这位传奇人物的生前事迹。
“纪念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杨小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的悼词这样定位。
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说：“杨小凯……一生坎坷，却奋斗不息，多年潜心治学，博大精深，是少数几位对经济学基础理论做出贡献的中国出生的当代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一生关注中国命运、为了中国人的福祉而无所畏惧的爱国者。他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者的骄傲与楷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悼诗云：“平生风云惜师友，岁月蹉跎志弥坚。魂如有灵励相知，智遗千秋鉴世人。”
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这样表达他对杨小凯的悼念之情：“不屈之魂，求索之灵，一代楷模，永存吾心。”
…………
悼念座谈会由杨小凯学术对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林毅夫的悼词说：杨小凯以五十五年的岁月走过充满传奇的一生，就时间来讲他的人生不长，就成就来说，他的人生非常丰富。他一生以真挚的心，执著追求自己的学术和理想。道路坎坷，却从来不妥协，不放弃。他的成就已经在国际经济学界闪闪发光，是华人经济学家的骄傲。
林杨认识是在创办留美经济学会之时，前后算来已经将近二十年。他们最近这几年在学术观点上，特别如前面所述在所谓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问题上，时有冲突。但是，“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林毅夫充分认识到不同观点的不断砥砺和切磋的价值。
杨小凯的价值似乎由于不幸逝世一下子突然呈现在中国大众面前，而尤其显得珍贵。这些天来，中国大陆的重要报刊对杨小凯的去世和生平成就进行了突出的报导。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并对他传奇的一生和思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感觉到了，在杨小凯学术成就背后，是他对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执着追求。这和中国大陆某些知名学者形成了强烈对照。
的确，应该让中国大众充分明瞭杨小凯的价值。
应该在中国二百年来的大变局中去感悟杨小凯的命运和思想，并从中看到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历程，和一个古老民族精神信仰的命运。
杨小凯九十年代中出版了一本记录他的难友的非同凡响的书，书名叫《牛鬼蛇神录》。书的最后一页回忆他一九七八年四月刑满释放走出牢房的心情。他告诉自己：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二十六年来，杨小凯从中国漂泊到美国，又从美国漂泊到澳大利亚，但他一直心系神州，心系那些被囚禁的精灵。
他以先知般的睿智，始终在探讨他的祖国如何立足于世界之林，始终在探讨中华文化再度复兴的可能性。
当年那个惊天动地的设问——“中国向何处去？”几十年来，仍一直萦绕於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
有人把杨小凯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联想起来，毕竟这三位具指标意义的改革派领袖也在杨小凯的人生道路上（报考研究生、平反冤狱、出国留学）留下印记。也许杨小凯一生追问“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顽强地萦绕于这三位悲剧性领袖人物的心头？也许他们都有著类似的执著、类似的理想主义情怀？也许杨小凯在这个社会的底层有更持久的历炼，又有不可比拟的学养优势，因而这“一介平民”对中国命运的思考更无束缚，更有突破？也许杨小凯与他们在立场、观点、思想方法以至背景、地位差别太大，彼此并无多少可比性？
中国向何处去？答案自然需要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不懈的探索和亲身的实践。但就杨小凯个人来说，可以预料，这位经济学大师和中国赤子，一旦进入历史，便会形成他不朽的圣徒地位；他生前种种，他的苦难，他的追寻，他的成就，将会升华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实践动力，将会有助于他的祖国的和平发展。
但愿杨小凯教授在天之灵，可以得到慰荐。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4年7月31日/8月1日、7/8日、14/15日《澳洲新报》。作者自注：本人对于经济学是外行，文中有关讨论多取自国际经济学界的意见。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