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7月11日刊登文章谈到在通州区张家湾存有琉球国墓地，这让我不禁想到，在北京国子监还存有明清两代琉球国官派学生在北京留学的遗址——琉球学馆，那里存有他们在北京学习和生活的记忆。
从琉球历史的相关资料中得知，古代琉球国向中国派遣官生是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开始的，到万历七年（1579年）共派官生23批80余人。清朝建立以后，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开始，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共派官生9批计49人。
笔者曾公派在冲绳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任教，着重研究中国和琉球国的文化交流史，就琉球国派遣官生到北京国子监留学的历史做过调查。本文向读者介绍清代时第四批琉球官生在北京的经历。
册封新王选官生
明初，琉球国向中国选派的官生都是土生土长的琉球人。明朝中期，当时的琉球国王考虑到本国急需文化、教育、造船、航海、建筑、手工业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就向明朝皇帝提出请求，希望派这些方面的人才移民到琉球国。明朝皇帝准其所请，从福建派了数十个家族的专门人才移民到琉球国，在那霸港口海边的一个叫“久米”的地方建立村落，集中居住。琉球当地人称他们为“闽人三十六姓”。因为这些中国移民有文化或有专门技术，颇受琉球国王器重。他们的子孙繁衍壮大，成为琉球国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那时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派往中国的官生大多数都从久米村的三十六姓中选拔。
乾隆十六年（1751年)，琉球国国王尚敬去世，次年新王尚穆即位。乾隆帝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特派当时的国子监官员、翰林院编修全魁任正使，编修周煌任副使，前往琉球国册封新王。在册封活动中，尚穆提出请求，要派第四批陪臣子弟到北京国子监读书。册封结束回国后，全魁和周煌向乾隆帝上奏了这件事，礼部接到乾隆帝的命令后商议，认为按照康熙、雍正年间的惯例，应予以同意，希望这批官生同下次进贡使一同来华。礼部把商议的结果上奏，乾隆予以批准，并指示由福建巡抚通知琉球国王。
尚穆接到通知后，开始进行选拔，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五月公布选拔结果。拟派的官生是:梁允冶、郑孝德、蔡世昌、金型四人，都是久米村出身的青年。琉球国王上奏乾隆帝，让这四人随同进贡使毛世俊一起，到北京入国子监读书。
第四批琉球国官生中，梁允冶时年29岁，其祖父梁得宗曾任琉球国正议大夫，并在康熙年间担任进贡使到过北京。其父梁锡光任都通事，家里藏书甚多。梁允冶自幼喜欢读书。日夜吟诵，选拔时名列第一。
郑孝德时年26岁，其祖父郑士也曾任正议大夫，雍正年间曾任进贡使出使北京。其父郑国观在福建学习过，乾隆年间任都通事出使北京，因病去世，赐葬通州张家湾琉球国墓地。郑孝德自幼热爱学习，曾随紫金大夫蔡宏谟出使北京，并为父亲扫墓。
蔡世昌时年24岁，其祖父曾任上大夫，其父曾任正议大夫。
金型的家族是久米村的名门望族，金型喜读书，曾从福建省购入大量书籍，日夜苦读，但体质较弱。
陪同这四名官生的还有四名跟伴，分别为：大福岭、哈立、岛福、由无巳，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
生活待遇属上等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四名琉球官生随进贡使毛世俊等，共200余人分乘两艘进贡船，装载贡物、马匹、硫磺等货物从那霸港出发，历时四十余天，于3月3日到达福州，入住专门接待琉球国进贡使的福州馆。8月12日，这四名官生随进贡使等15人，在福州官员护送下，先到杭州，再沿大运河北上，于10月14日到北京通州张家湾下船。清政府礼部派人来接，乘马车进入北京城，入住城南接待外国使臣的会同馆。进贡使毛世俊等忙于拜会礼部及有关部门，交割贡品，参加各种接待活动，准备晋见乾隆皇帝。四名官生则在馆舍准备入学事项，这一年的正月，他们首次在北京度过，北京的繁华热闹和零下15摄氏度的严寒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国子监得知琉球国官生已经到京，十分重视，开始为他们做入学准备。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现在大学校长）观保、全魁对他们的管理、教学事项做了安排，指派博士张凤书、助教林人魁为管理负责人。选拔学识深厚、为人老成的湖南贡生潘相为常设教师。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月，四名官生来到了国子监。国子监有一座叫彝伦堂的大殿，是国子监祭酒的办公处。琉球学馆在彝伦堂后面，一座叫做敬一亭的建筑的西侧。学馆有正厅三间，正厅上有一块匾额，上书“海藩受学”四字。门的两侧有楹联，上联是“所见异，所闻异”，下联是“此心同，此理同”。这三间正厅是管理官员和教师的办公处。正厅后面还有后厅五间，中间是讲堂，左、右各两间是四名官生的住处，每人一间。
学习开始之前，潘相老师首先对这四名琉球国学生进行入学教育，对他们说:读书首先要明确目的，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不能以追求高官厚禄为急务。学习方面要从基本理论开始，循序渐进，不断思考、辨别和实践。其次要注重道德规范，为人处世要讲求“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等。
入学后，四名官生立即投入紧张的学习中。在潘相所著的《琉球人入学见闻录》一书中，对四人的学习态度评价甚高，他还赠给郑孝德座右铭：“欲为海国无双士；来读天都未见书。”并赠给蔡世昌座右铭：“人在海邦推俊杰；学从京国问渊源。”
按照以往清政府给予琉球国官生的待遇，琉球国官生在学期间，每人每日有白米2升、鸡1只、肉2斤、豆腐1斤、香油4钱、酱油4两、酱4两、盐1两、米酒1瓶、菜1斤。衣物方面，每人冬季可领细羊皮袄1件、丝棉中衣1件、貂皮帽1顶、鹿皮鞋1双，春秋两季每人可领缎面棉袍2件、中衣2件、缎靴1双、马皮靴1双。夏季每人可领硬纱袍1件、单布袍1件、棉布中衣1件、凉帽1顶、皮靴1双。笔墨银每人每月有1两5钱，实际是供他们零用。按照当时中国和琉球国物价水平，这样的待遇是上等人才能过的生活。
不幸的是，入学不到一个月，时值冬末，金型因体质较弱，染病卧床，高烧不退。郑孝德以及他的伴读也同时病倒。乾隆皇帝连续派太医院数名医生前来国子监进行治疗，郑孝德渐渐痊愈，而金型终因治疗无效病逝于学馆。金型死后，乾隆皇帝厚加抚恤，赏银300两，100两用于营葬，200两用于抚恤其在琉球的家属。金型照例葬于通州张家湾琉球国墓地。金型和郑孝德生病期间，梁允冶像兄长一样日夜看护。金型病故后，梁允冶又安排营葬，月余不得休息，随即病倒在床，不治而亡。按金型所受的待遇，梁允冶也葬于通州张家湾。
学业有成受重用
蔡世昌与郑孝德学习刻苦，郑孝德曾写过一首描写深夜读书情景和学习心得的诗，诗曰《冬夜书怀》：“寒冬冷月照书帷，夜半拥炉有所思。学步常忧中道废，潜修宁愿外人知。心从静后能忘我，文到神来自得师。倾覆须先防未满，悔尤每自小瑕疵。”
国子监从祭酒、管理官员到潘相老师对这两位官生都格外照顾。学习之余，不时带他们同游北京名胜。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官员张函辉、张禺斋及教师潘相邀请郑孝德、蔡世昌同游陶然亭并各赋诗以记其盛。蔡世昌赋诗《游陶然亭》：“高台一上思悠悠，且喜黄花插满头。碧水青山摇草树，名山画景拥城楼。一时诗酒同清赏，百代风流纪腾游。况有雄谈惊四座，更教远客豁双眸。”
在北京学习期间，琉球国官生与故乡的通邮，一般通过琉球国驻福建的办事处，由福建来京人员带来。每当有福建的人员来北京时，两人都去打听有无家信，希望听到有关家乡的消息。每当接到家信，都无比高兴，反复诵读，以慰思乡之情。郑孝德写过一首描述接到家信的诗，非常感人：“海外一漂渡重洋，舌薅笔耕傍六堂。回忆离家经六载，思亲何曾一日忘。年年空做登楼赋，雁飞曾不到炎荒。有客忽从榕城至，遣我平安书一囊。开箴惊视眶施泪，捧诵一过喜欲狂。天相蓬庐常迪吉，慈母康宁晚景昌。从知万金何足贵，置书怀袖乐无疆。孤身远道虽未返，欢心何异到家乡。”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一月，琉球国王尚穆上奏乾隆皇帝，考虑郑孝德、蔡世昌已经学习四年，请求允许他们随同当年进贡使马国器和梁辉一起回国，以发展本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乾隆皇帝下旨同意，并厚加赏赐。
蔡世昌、郑孝德回国后，受到尚穆的重用。蔡世昌先担任紫金大夫，主持制定国家法律《琉球科律》，后来又升任国师。他策划建立官学，被任命为首任校长，为琉球国的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孝德回国后，任紫金大夫，他的汉文化功底深厚，至今县立博物馆还保存着他的书法作品：“骅骝腾绣陌；雕鹗远风尘”。
鲁宝元（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