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近代技术思想的生成是技术思想史演变历程中一次不可忽视的“范式”转换。其概念语境和理念语境是在晚清兴起西学东渐与倡导师夷长技的总体背景下，以外来词为载体的基础技术概念和技术工具主义的不同认知。其基本原则包括四条：由技术史的裂变与技术定位的复归而展现出批判性，由封闭性的扭转与对外政策的推动而展现出开放性，由关注应用技术与技术效用而展现出实用性，由主流的军事技术与支流的非军事技术而展现出层次性。对其评价应联系中国社会历史实际来看，既有初构新科技观的理论变革意义和助推洋务运动的实践变革意义，也存在技术手段与社会目标无法匹配等不少局限。对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而言，启示在于增强主动性，妥善协调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处理好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关系。中国技术的高水平自立自强一日未实现，近代技术思想生成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

近几十年来兴起的技术思想史(History of Technological Thought)[1]研究致力于探析各历史时期关于技术的哲学思想，是皆与其紧密相关的技术哲学和技术史学科共同的重要分支。它更多地顺应技术哲学中“属于技术的”(工程学)和“关于技术的”(人文主义)两大传统的后者[2],故在哲学与历史两种维度之中偏重于前者，甚至被称为“技术哲学的第一要义”[3]。然而与其他哲学分支相比，技术哲学并非成熟或热门程度高的学科，中国技术哲学所受关注更加有限。技术思想史亦是如此，中国技术思想史的研究更是偏少。目前可见的成果多以中国古代经典著作或代表人物的技术思想为研究对象，涉及近代者也往往是在聚焦于科学思想或科技思想时兼谈技术思想，鲜有对中国近代技术思想的专门探讨。

事实上，自先秦以来的中国技术思想史虽然呈现出含蓄、零散且断续的面貌，但仍可见其流派差异、代际传承和理论深度，值得学界予以更多关注。尤其是近代技术思想，联结起古代技术思想和当代技术思想，在中国技术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技术思想一直以种种潜在的或显著的方式，影响着近现代中国技术发展的进程。”[4]虽然说近代科学与技术渐趋一体化，但是就技术思想谈科学思想与就科学思想或科技思想谈技术思想相比，会因不同的观察视角带来不同的观察结果。基于思想与现实的双重背景，对中国近代技术思想的研究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立足整体层面考察其生成史，准确把握其概念和理念语境，概括其基本原则，并尝试总结其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有助于为全面理解中国技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和积极构建中国技术哲学的学科体系打造新的切入点。

一、西学东渐与师夷长技：中国近代技术思想生成的概念和理念语境

在晚清兴起西学东渐与倡导师夷长技的总体背景下，一方面以外来词为载体的基础技术概念的建构是技术传播规律的首先体现，构成中国近代技术思想生成的概念语境；另一方面，中西双方、中国士人内部均持有技术工具主义的不同认知，构成中国近代技术思想生成的理念语境。这个生成期的起点有别于1840年——通常意义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应追溯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并持续至19世纪60—70年代。

1.西学东渐初期技术概念的建构主体、方式与时间

从世界技术史的宏观视野来看，中国近代技术思想的生成归根结底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向全球扩展的反应，是新技术在中国传播所引发的观念碰撞和思想冲击。与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潮流相比，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技术实体的内容所占比重、产业应用规模与社会生活影响都要比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大得多，包括技术思想随之发生变革的联动效应。最早引领这股潮流的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士人扮演了技术传播的中介者角色，率先将有关“蒸汽时代”技术成果的讯息和知识传递至中国。他们在翻译和引进工作中首先面临的就是技术概念的建构问题，亦即如何确立对应于新技术的外来词。

技术概念的建构方式仅就语词而言一般分为三种：一是根据外语中技术名词的读音，以读音相近的汉字组合“音译”之；二是结合技术自身特点，直观形象地进行翻译；三是利用既有汉语词汇，通过语义的更新重置使之对应。后两种“意译”的情况更为常见，以轮船与火车为例，1835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曾用“火蒸船”“火蒸车”“铁轣辘”等词。[5]前二者来源于蒸汽机车的运行场景，后者则将“铁”与形容轨道的“轣辘”相结合。类似外来词的大致诞生时间集中于鸦片战争前后，可见轮船与火车技术从在欧美试验和运营到相关信息传入中国之间相隔不久。

尽管由外来词建构的基础技术概念旨在指明“技术是什么”和“技术叫什么”,然而其负荷的技术认知超越此层面，并透过建构过程中的流变折射出近代技术思想生成的独特语境。传教士创造这类基础技术概念多为1840年之前，此后未被全盘接受。魏源的综合性著作《海国图志》一百卷本(1852)辑录多种传教士著作，其中外来词的变动情形表明中国士人汲取技术知识时进行会通的主体意识。如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创造出“火车”和“火烝车”[6],魏源对此一面沿用译词“火车”,另一面却弃用“火烝车”而改用“火轮车”[7]。可见，技术概念的定型过程，也是从传教士向中国士人的技术概念建构主体转移和技术认知本土化过程。技术东传与西学东渐之间构成具体和一般的关系。

2.“长技”和“巧制”:技术工具主义理念的两种进路

引介技术知识和建构技术概念的共同行为，蕴含着中西双方异质性的技术工具主义理念。虽然双方对技术的工具定位和引进动力不同，但是基于各自需求的技术传播就此形成内外合力。以外部观之，郭实猎和裨治文等传教士之所以致力于此，是因为夹杂传教、贸易和殖民等诸多目的。他们寻求突破中外交往的限制，试图通过介绍各式最新技术，为西方文明证明先进性和增强吸引力，从而敲开中国大门并深入中国社会。以内部观之，鸦片战争后魏源等部分中国士人不仅纷纷主动“开眼看世界”,而且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时代口号。发生这种转变的现实逻辑在于，近代以来中国所受外侮直接来自对外军事技术较量的失败，使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技不如人，这构成近代技术思想生成的出发点。虽然他们只是当时中国的少数先觉者，但其内部仍存在技术工具主义理念的思想分野，分为技术化和科学化两条进路。

“师夷长技以制夷”代表技术工具主义理念的技术化进路。另一种表述是：“以彼长技制彼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8]“夷”之“技”为“长”说明“我”之“技”为“短”,技术因素既是矛盾所在，也是解决之道。由这种技术化进路可引申出近代技术思想生成时的若干取向，亦即近代技术思想相异于古代技术思想的新意所在。一是对“技”的高度重视。技术是列强的优势和中国的劣势，被视为引发变局的来由和应对变局的关键。二是对“技”的学习态度。“师夷长技”既明确了学习对象——西方列强，也明确了学习内容——先进技术。三是对“技”的现实需求。对于引进技术的倡导服务于反侵略的现实目标，是为了“制夷”。四是对“技”的有限认识。学习技术被认定为“制夷”的充分条件，然而技术本身及相关的诸多问题尚未得到厘清。

“我亦应有巧制”代表技术工具主义理念的科学化进路。与魏源同时期的工程师、科学家丁拱辰曾成功试制小火车和小轮船，具备技术研究的丰富经验和理解技术的独特观点。他称西方先进技术为“巧制之艺”,将其分为“徒供耳目之悦者”和“轻快便捷利用者”两类。前者“毋论”而不学，后者才值得效仿。因此他的技术思想之核心就是：“我亦应有巧制”,但是“巧制”不易学，“须专心格理”才能实现。[9]丁氏虽然同样持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态度，但对近代技术的认识显然更为深刻。西方先进技术按应用需求分门别类，且技术之“制”与技术之“理”互为表里。在一定程度上，丁氏基于其探索实践和求真精神，已对近代技术的科学化和科学的技术化趋势有所知晓，灵活运用“制”(器)与“理”(道)等既有观念，强调掌握技术原理对于制造技术实体的重要性，但此后洋务运动诸多实践中所贯彻的更多是直接的技术化进路，而非科学化进路。

二、中国近代技术思想的四条基本原则：批判性、开放性、实用性与层次性

借鉴布鲁尔(David Bloor)论证的“强纲领”之原则(tenet)[10],基于西学东渐和师夷长技语境而生成的近代技术思想亦有四条基本原则：由技术史的裂变与技术定位的复归而展现出批判性，由封闭性的扭转与对外政策的推动而展现出开放性，由关注应用技术与技术效用而展现出实用性，由主流的军事技术与支流的非军事技术而展现出层次性。这些基本原则之间既有所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勾勒出近代技术思想的基本图景。

1.批判性：技术史的裂变与技术定位的复归

近代技术思想的生成有赖于对技不如人困境的反思，并首先指向对传统技术思想的批判，要求实现技术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新定位。此处遭批判的传统技术思想，并非全部古代技术思想。“历史上具有批判力量的思想并不一定是崭新的，只要一种思想与该时代流行的思想有着落差，便可以对该时代起批判作用。”[11]批判者的策略即是如此，构建了用于批判的中国古代技术史叙事，认定存在裂变前后的两个时期，由此导致迥异的技术发展境况，从而既能解释技不如人的困境，也为重视技术的新取向觅得历史依据而实现“复归”。

晚清科学家郑复光反思道：“至于制器亦古人一种技艺，不惟商彝周鼎流传者，足征制造精工，即《考工》论述，具见格理渊薮，是自古文人未尝不究心于此。后世视为工匠末事，鄙弃不道过矣……唯制器一道，儒家明其理，工人习其本，不能相兼，故难与西人争胜。”[12]先秦时技术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技艺”,然而后来分化为学者和工匠两个彼此不兼容的传统。尤其是“习其本”的技术实践，往往被视为“工匠末事”而“鄙弃不道”,最终导致“难与西人争胜”。

对于技术史裂变与分化所导致的后果，李鸿章也有类似批评：“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13]正是由于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的渐行渐远，致使技术实践不但缺少理论指导，而且被轻视为无足轻重的“工匠末事”和“奇技淫巧”,甚至在遭遇技不如人的困境时惊慌失措。要想在技术领域“与西人争胜”,就得弥合两种传统之间的鸿沟，破除传统技术思想中如“本”与“末”之分等不利于技术发展的观念，再度将技术置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技艺”高度之上。

2.开放性：封闭性的扭转与对外政策的推动

批判传统技术思想为主动向西方学习“长技”和“巧制”铲除了思想藩篱，使得近代技术思想具备向外的开放性。从历时性视野回溯中国古代技术史，文明交流和技术传播所代表的开放性虽居主导，但易受各种因素影响而间断。清代中叶“西学中源”的官方立场强行将中学凌驾于西学之上，致使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开放性被封闭性所取代，亦是视“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论调盛行的另一源由。需指出的是，“西学中源”说在晚清仍屡见不鲜，同一面旗帜下的意图却南辕北辙——既有为保卫中学而拒斥西学者，也有为引进西学而减小阻力者。无论如何，近代技术思想的开放性体现为扭转了对于西方技术轻视、自大和无知的封闭心态，确认西方技术并非“不必学”或“不能学”,而应重视学、主动学。

上述开放性仅限于思想观念的更新或“调拨”,尚缺乏从技术思想到技术实体的展开与落地。恰在相同时期发生的对外政策调整，政治思想的“开放性”为此提供了推动的契机。面临内忧外患的清政府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奉行“安内”先于“攘外”的政策。当时的敌人依严重程度分别为“心腹之害”(太平军和捻军)、“肘腋之忧”(沙俄)、“肢体之患”(英国),处理应对的顺序也是如此。英国等西欧列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14],不仅威胁相对小，甚至可以合作镇压农民起义。在政治上可“笼络”和“驯服”的“开放性”思路下，技术思想的开放性成为先行呼应，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也将是顺应情势的贯彻。

3.实用性：关注应用技术与技术效用

实用性是指近代技术思想关注有应用价值的技术，关注技术产生的实际效用。这种求“实”的技术功能观应从技术自身、外部环境、内部环境等三方面理解：

其一，实用性出自技术自身的要求。近代技术思想所对应的亦即时人持有的技术本质观，大体上未超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归纳的技术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和“人类活动”的两种通行见解。[15]在技术工具论和技术人类学的自然延伸下，技术被赋予或者说被导向其相应的功能，也就是中立性的工具用途和主观性的人类需求。

其二，实用性受到外部压力的刺激。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暴露了中国技不如人，促使国人围绕技术领域痛定思痛和知耻后勇，为反侵略的现实目标开出技术“药方”。冯桂芬即言：“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16]相比列强而言，中国的技术落后固然“可耻”,但承认并追赶技术差距仍“有可为”,如此终能实现技术“自强”。

其三，实用性得到经世思想资源的助益。外力愈来愈沉重的压迫使得思想界的目光难以专注于考证之学，转向于讲求儒家思想中的经世致用之学。这股务实的治学风气在本土科学技术界也有所反映，地理学家张穆为郑复光的《镜镜詅痴》题词：“尝念天下何者谓奇才?实学即奇才也。一艺之微，不殚数十年之讲求则不精。屠龙刻楮，各从所好。精神有永有不永，而传世之久暂视之。”[17]研究科学技术等“实学”者，是社会需要的出类拔萃之“奇才”。虽然技术有宏观的“屠龙”和微观的“刻楮”之分，但都必须经过“数十年之讲求”方可精通。总之，实用性在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愈发成为近代技术思想中普遍的、迫切的、自发的追求。

4.层次性：主流的军事技术与支流的非军事技术

作为技术功能观的实用性也是技术价值观，成为近代技术思想评判技术的标准，并导向一种主次分明的层次性。按照实用性所划分的层次，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军事技术，尤其是“坚船利炮”,非军事技术则为支流。1864年总理衙门奏称：“迨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相反地，“外洋如英法诸国，说者皆知其惟恃此船坚炮利，以横行海外”。中国没有“制胜之器”,英法则“船坚炮利”,被断定为症结所在。由此得出的应对之策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18]以制造武器为中心的“制器”可弥补军事领域的最大短板，因而上升为事关能否实现“自强”的国家战略。

仍以同属蒸汽机应用的轮船与火车为例，层次性表现为分别对“火轮船”和“火轮车”的主流和支流定位，并产生两者技术实体的发展差异。负责制造轮船的福州船政局(1866)和江南制造局下属轮船厂(1867),远远早于首条官办铁路——唐胥铁路(1881)。此外，这种层次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形势变化动态调整，如铁路认识的不断加深就会使对“火轮车”的定位发生转变。即便如此，制器—练兵—自强的战略逻辑链条未变，军事或国防因素仍是技术政策的优先考量。层次性所围绕的不变宗旨和展开的变化对象，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代表技术工具主义理念的技术化进路体现。

三、现代化与本土化：中国近代技术思想生成的变革意义和当代启示

如何评价近代技术思想的生成?仅就中国技术思想史而言，这无疑是一次革故鼎新而又承前启后的“范式”转换。联系中国社会历史实际来看，这具有初构新科技观的理论变革意义和助推洋务运动的实践变革意义，体现出对技术现代化与本土化(中国化)的追求；同时存在不少局限，尤其是仅注重技术手段与应对整个社会变局的目的之间难以匹配；但正是在因应变局这一点上，对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有多方面的启示价值。

1.理论与实践变革意义：促进双重维度的科技转型

理解近代技术思想生成的历史意义之关键在于其变革性，并应将此种变革意义放置于中国近代科技与社会转型的宏观层面进行讨论。近代技术思想的生成可视为近代科技转型进程中的思想“范式”转换，不仅作用于思想观念维度的转型，而且进一步作用于物质实体维度的转型。

就理论变革意义而言，新的科技观藉由近代技术思想的生成而得以初构，为科技转型打开了心态和观念上的突破口。技术思想与科技观原本是密切相关却不相同的两种范畴，但这里从近代技术的科学化和科学的技术化出发强调二者的一致性。按批判性、开放性、实用性和层次性来看，新的科技观包括如下内容：对传统科技观的否定，对西方先进科技的学习态度，对科技效用的优先取向，对科技重要程度的区分。就实践变革意义而言，近代技术思想成为洋务运动的技术指导思想，助推诸项洋务的开办和科技转型的落地。在“师夷长技”“自强”等口号下制定的科技政策渗透着近代技术思想，中国近代的科技教育事业就此起步。

回到技术范畴来说，近代技术思想生成的理论变革意义与实践变革意义均体现出对技术现代化与本土化(中国化)的追求。发端于此的这种追求不但构成近代思想史的底色之一，更贯穿中国近代科技与社会的转型进程。当然，技术思想的影响不一定都是正面的，尤其是从轻视技术到重视技术的转变可能导致“矫枉过正”。与科学主义相类似的现象是，近代中国出现了与“科学救国”相类似的“实业救国”“铁道救国”“航空救国”“摩托救国”等各式技术类救国思想。显而易见，凭借某项技术挽救民族危机是不切实际的，对技术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技术至上和技术万能的偏移性。

2.近代技术思想生成所存在的局限与引发的张力

假如以技术现代化与本土化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初生的近代技术思想毫无疑问存在不少局限。梁启超曾评判魏源、龚自珍等人代表的经世致用学派，亦适用于评价近代技术思想的生成。“这派学风，在嘉道间不过一支‘别动队’。学界的大势力仍在‘考证学正统派’手中，这支别动队的成绩，也幼稚得很。”[19]首先，建构近代技术思想的主体往往不是工程师或科学家，对近代技术的接触和认识相对有限，亦缺乏对“夷人”为何有“长技”的思考；其次，更为突出的矛盾是手段和目的之间无法匹配，他们认为中国只是技不如人，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就足以应对。仅注重技术手段的结果导向很大程度上是“技术自强”,难以实现应对整个社会变局的目的；最后，技术的现代化无法脱离社会的现代化而独立推进。在19世纪中叶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社会，技术的现代化与本土化缺乏内生性动力。

这些局限为后世提供了反面教训，有助于思索技术在近代社会变局中所处位置。19世纪70年代一道出使英国的郭嵩焘与刘锡鸿代表如何看待技术的两种截然不同观念。郭氏认为：“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20]刘氏则认为：“英人所谓实学……皆杂技之小者。其用可制一器，而量有所限者也。”[21]时人技术思想矛盾的焦点在于，技术究竟是末端的“杂技之小者”?还是“中体西用”的“用”?抑或与“自有本末”的西方文明不可分割?第一种观念代表因循守旧，第二种观念代表局部改良，第三种观念则是具有冲击性的。从逻辑上讲，如果承认西方技术与西方文明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那么只学习单一部分无法构成整体，还需要学习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等其他部分。这样一来就存在突破局部改良甚至导向全盘西化的可能空间，因此近代技术思想的生成所引发的张力同样萦绕近代思想史的某些根本性问题。

3.因应变局：近代技术思想生成对当代技术发展策略的启示

正是在因应变局这一点上，近代技术思想的生成史对于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而言具有多方面的启示价值。当前局面和近代存在相似性，同样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中国技术亟待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第一，因应变局需要增强主动性，而非被动地处理或接受。近代技术思想的生成有其“冲击—反应”的一面，但也有主动选择、构建和转变的一面，可惜此种主动性远远未够。当今世界的新兴技术迅猛发展，技术的应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快速渗透融合，技术的竞争更是国际间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之一。技术领域应具有不进则退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把握大势并直面问题，制定富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和具体规划。

第二，因应变局需要妥善协调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在摆脱过时思想束缚的同时汲取传统思想中的有用资源。“奇技淫巧”和因循守旧论调固然不可取，全盘西化的风险亦当避免。近代技术思想的批判性原则即指利用不同时代思想间的“落差”,从古代技术思想中寻找批判的对象和批判的武器。对于当代技术而言，传统技术思想需重新阐释，才能古为今用。

第三，因应变局需要处理好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关系。近代中国需要学习西方，实现技术上的从无到有，已受缺乏自主技术创新的困扰。当代中国则需要拥有更多的关键核心技术，夯实基础研究根基，实现技术上的跟踪到领跑。当然，鼓励原创性与引领性技术攻关，并不意味着不必坚持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仍应支持技术的集成创新。近代技术思想的全球化背景和开放性原则此后未发生改变，至今依然适用。

四、结语

在独特语境下面向新技术而生成的近代技术思想有其基本原则和变革意义，形成中国技术思想史演变历程中一次不可忽视的“范式”转换。透过这个带有古今交替和中西交融性质的横截面，可看到促使近代技术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调适、与技术现代化的世界潮流相接轨、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相协同的种种努力，亦可看到无知、自大、片面等局限。正如罗威廉(William T. Rowe)批评汉学研究的路径要么是西方中心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要么是中国例外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22]对近代技术思想进行客观评价并给予准确定位，只有立足中国实情并放眼世界大势，才能避免落入非此即彼的类似窠臼。不惟如此，如以技术因应变局的主张属于技术救国的思路，与20世纪初的科学救国思潮存在一定关联。从近代科技救国思潮到当今科技强国战略，如何使技术更好地嵌入社会一直是中国技术思想不断求索的取向所在。

近代技术思想生成的影响深远，值得继续深入研究分析和总结借鉴。正如对于鸦片战争的历史定位：“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23]同样也可以说，近代技术思想的生成是中国技术思想史的转折，提出了技术思想更新的历史使命。虽然技不如人的状况至今已大大改善，但是仍存在“卡脖子”的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中国技术的高水平自立自强一日未实现，近代技术思想生成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有关近代技术思想生成的经验与教训相当丰富，仍在不断挖掘之中。例如技术与社会的视域、技术现代化与本土化的追求、技术因应变局的历程等，不仅为科学技术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贡献原创性资源，也将为当代中国在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中把握机遇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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