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是共建“一带一路”在当前阶段的主要方向和基本要求。另一方面，虽然新冠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了诸多挑战和负面影响，但也为有关各方共建“一带一路”带来切实需求和新的契机。就此而言，后疫情时代和高质量发展共同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双重背景。具体来说，为了实现“一带一路”在后疫情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开展相关工作。
一、推进应急行动措施向常态机制合作的转化工作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可持续性，而实现可持续性的基本路径在于机制化。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之间在卫生医疗、人员往来、货物进出等方面提出和开展了许多临时措施与特别行动，如健康检测互认，防疫物资储备中心，便利商务人员、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畅通货物跨境流动的绿色通道。在后疫情时代，可以通过相应的过渡安排和对接工作，将这些应急性的行动措施转化为常态化的机制合作。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推动有关各方间的议题性合作向相关部门间的机制性合作发展转变，从而实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范围上的拓展以及在程度上的深化。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的暴发、扩散和反复也为疫情期间的国际合作创造新的条件以及注入新的动能，诸如卫生安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对此，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有机组成部分的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和绿色丝绸之路可以与之实现有效对接。具体来说，有关各方可以将新冠疫情在这些领域所催生和释放出的合作需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化拓展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将各方在疫情期间的适应性安排和新合作举措纳入“一带一路”的建设框架，并进一步实现这些合作方案的常态化和机制化，并配套打造与之对应的工作平台与合作体系。
二、统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发展与安全
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主张。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来说，这一主张同样适用并且更为深刻。在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中，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倡导“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树立和贯彻发展安全的理念，即以经济发展带动安全环境的改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强调安全发展的理念，即确保安全生产并为经济发展提供全面、充分和可靠的安全保障。新冠疫情的原生冲击和次生影响凸显出公共卫生安全、债务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大宗商品安全等安全因素在发展议题中的重要影响。由此，发展议程与安全议程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并呈现相互交融的态势。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合作议题开始兼具发展和安全的双重属性。对此，相关各方有必要在观念和行动上统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发展和安全。
具体来说，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中发展与安全的统筹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要避免对于发展和安全的偏废。发展和安全之于“一带一路”的共优先性决定了二者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目标（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因此，要避免非此即彼式的为了发展牺牲安全或为了安全牺牲发展，而是在发展议程和安全议程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和有机协调。换句话说，发展和安全在“一带一路”的合作设计中应是兼顾的而非互斥的。其二，要注重实现发展和安全的互促。发展和安全之间并非必然对立，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在此，发展安全和安全发展的辩证关系反映出发展盈余对于安全效益的积极作用，以及安全盈余对于发展效益的积极作用。就此而言，在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既要重视经济建设的安全投入，也要注意安全建设的经济影响，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二者之间的相辅相成而非相互抵消。其三，要树立发展×安全的复合思维。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之间的融合态势决定了，过去以发展+安全的加和思维日益难以适应新的时代变化。对此，要树立发展×安全的复合思维，并贯彻于形而上的概念和逻辑以及形而下的组织和行为。具体来说，发展+安全的加和思维将发展和安全视为彼此独立的两项基本事务，因而以平行主线的方式处理发展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以及安全过程中的发展问题。与之相判，发展×安全的复合思维将发展和安全视作相互交织的双重基本事务，因而以融合主线的方式通盘考量相关议题的发展面向、安全面向及其相互关系。
三、引领经济全球化和合作性多边主义
中国政府提出，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就此而言，“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促进经济全球化以及践行多边主义之间具有深层意义上的价值联结。当前，突如其来又持续蔓延的新冠疫情在客观上造成了经济全球化的“休克”和“倒转”，并显著地增强了本土本位主义和自给自足（self-sufficient）模式的吸引力和传染力。对此，“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在疫情之前业已强调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实现开放、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并重申加强多边主义对于应对全球挑战至关重要。
在后疫情时代，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回潮和逆流以及一些国家对于多边主义的后撤和反动，“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更应以“一带一路”为重要平台，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和合作性多边主义的时代风潮。例如，中国政府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经济全球化形态，但全球化发展大势没有改变，搞“脱钩”、“筑墙”、“去全球化”，既割裂全球也难以自保。尤其是考虑到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冠疫情已然造成“一个问题即所有问题、一个地方即所有地方”的现实效果，各国事实上已经没有从全球化中进行线性倒回的可能、空间和本钱。因此，眼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开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倒车，而是如何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继续推动全球化和捍卫多边主义，并在此过程中有效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就此而言，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超级流动及其伴生风险，比起诉诸绝对速度意义上的“慢下来”，更应重视在相对速度意义上的“慢下来”，即动态提升自身足以匹配这种流动能量的承受力和适应力。
对此，“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回答和行动是，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彼此之间的互联互通（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的三位一体），并以此方式提高各自和共同应对疫情以及其他各类风险的能力和韧性。在本质上，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实践体现出，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所带来和伴生的问题只有通过各方继续以及进一步推进全球化和践行多边主义才能得以真正解决。具体来说，后疫情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引领经济全球化和合作性多边主义可以分为双边、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
（一）双边层面
双边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坚实基础。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同其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继续深化拓展既有双边合作，一方面充分保障“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继续推进建设和保持正常运营，另一方面努力克服新冠疫情造成的诸多不利影响，大力挖掘疫情防控新常态下的合作空间和新增长点，以期优化合作存量和提升合作增量。综合来看，在国际形势因世纪疫情叠加俄乌冲突、大国博弈而发生重大变化并日趋严峻的复杂背景下，中国同其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携手应变局、治乱局、开新局，既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国际社会在后疫情时代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合作性多边主义提供了宝贵信心。
（二）地区层面
面向次区域、区域的地区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有力支撑。当前，新冠疫情的延宕反复进一步凸显出地区合作在应对各类跨境风险挑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之呼应，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加强了与相关地区机制、地区国际组织以及地区互联互通安排（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对接合作和协同联动，以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补益和相互增益。在本质上，共建“一带一路”所倡导和践行的地区合作是开放包容的，既鼓励域内国家的深度融入，也欢迎域外国家的广泛参与，更乐见地区合作产生跨地区合作的溢出效应。与此同时，这种理念及其实践不仅没有因疫情而有所保留和褪色，反而愈益笃定而坚决，这也使其更加鲜明地有别于那些鼓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的“地区合作”。
（三）全球层面
促进全球合作和改善全球治理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愿景。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及其深远影响再一次昭示出全人类已然生活在一个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地球村。鉴于此，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旨在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促进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的共同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一带一路”自然成为落实这些主张的重要实践平台。换言之，惠及各方的“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向国际社会证明和宣示，反全球化、去全球化、单边主义、对抗性多边主义没有出路，经济全球化和合作性多边主义才是正道。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系统运转的表层方式和底层逻辑。虽然这一世纪疫情的暴发和蔓延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多个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但是也在客观上为“一带一路”建设赋予新的内涵和动能。在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应继续沿着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向，同时根据新的环境、条件和需求，携手将“一带一路”打造为防控疫情的抗疫之路、恢复经济的复苏之路、守望相助的共同体之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协力将“一带一路”打造为促发展、保安全、谋合作的繁荣之路、平安之路和团结之路。
（作者：刘乐，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摘自《欧亚经济》202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