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谈治学（上、下册）》／邓九平　主编／大众文艺出版社，ISBN 7800948935 本书是“中国文化名人书系”之一，收集的是文化巨匠们有关治学方法、治学精神等方面的文章，在这里，可以看到，严肃的治学是文化大师们生命的组成部分，读者从中可感悟到大师们的治学精神，受到思想启迪。汉林书城(www.hanlin.com, www.hly.com)推荐）

今年要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一百年来，北京大学有光荣也有耻辱。光荣无过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成为“五四”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发祥地。北京大学蒙受的耻辱，则是在沦于敌伪的年月，沦于既不讲科学也不讲民主的人掌权的时段。

可以说，北大的光荣传统就是为科学与民主而奋斗，这是五四精神，也是北大精神。过去，北大老校址红楼是北大的象征；50年代以后，北大迁往西郊被撤销的燕京大学原址燕园，而红楼和连带的建筑改归若干政府机关，相应的“民主广场”也已不存；后来人们说起北大，倒是拿燕园里的未名湖和水塔当做标志了。不过，好在北大精神的载体不在物而在人，我们回首20世纪，无数北大人在现代史上为科学与民主所做的奉献，煌煌不掩其光辉。

历数百年北大人，首推开风气之先的蔡元培先生。而在世纪下半叶，我认为马寅初堪称典型，“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啊。

马寅初先生1957年发表高瞻远瞩、切合国情的《新人口论》，随后不久就遭到声势浩大的围剿。我是直到最近才读到他本人几份表达立场的声明。其中有《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他还说，“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到1960年，他在《重申我的请求》中又说：“过去的二百多篇文章都是‘破’的性质，现在的五篇也是‘破’的，我总希望诸位先生多费些时间，做些真正的研究工作，写出一篇‘立’的文章出来。既然说‘马寅初对大跃进情形的解释是不科学的’，那么，读者们都希望你做出一个科学的解释来。”云云。

在论战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马老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以免影响既得的政治地位。马寅初先生写了《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当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这可以视为马寅初先生关于治学、关于做人的谆谆嘱咐，他对后生学子的一片厚望蔼然可感。他主张并且身体力行的这种坚持真理、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既是现代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又符合中国文化的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守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

我想，马寅初是北大人的代表之一，在他身上体现着北大精神。这种精神和这种典范，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足可引以自豪的，也是我们应该当做镜子经常揽以自照的。

上引马寅初的遗文，当时未能得见（也许因忙于“改造”，自顾不暇，疏于读书读报之过）；近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人世文丛”第一辑《学者卷一》读到，丛书由张岱年、邓九平主编，是一套读来受益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