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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较大的题目，我打算从中国社会现状和西方文明历史和现实状态两个角度来谈论这件事情。
最近看到这样一条新闻：一个年轻的父亲与“小三”共同谋划，亲手将自己的一双两三岁的儿女从高层楼房推了下去，儿女惨死。印象中，与此类似的新闻前不久刚刚发生过一次，缘由、手法几近相同，没想到现在又来了。如果我们把诸如此类的新闻置放到人文范畴进行观察，很容易就可以得出这是恶劣的道德沉沦、它的恶劣程度令人发指的结论。也正因为如此，网上的声讨之声汹涌澎湃，纷纷喊杀，与新闻相比，这喊杀之声反倒让人感觉到一丝暖意：公众的道德意识并没有褪尽，它还在客观上起着匡扶社会的作用，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中国社会在道德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印象。
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正在从传统的由农耕文明塑造的道德中脱落，演变成另外一种我们目前还很陌生的道德形态。这种演变是迅疾的，剧烈的，它的广泛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如果你是一个感觉正常的人，你一定会发现，现在的人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普遍变得狡黠起来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淳朴单纯了。人与人彼此关闭了心灵，甚至相互保持着警觉。能够说心里话的知音越来越稀少。与之相对应，人际交往有了更多的心思与筹谋，有了更多的利益算计与交换。或者说，人际关系中“利”的因素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人与人变成了纯然的金钱利益关系。“万事利为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信奉的人生准则。过去没钱，钱的意识似乎还不那样强烈，现在不缺钱或者说不是很缺钱了，反而更在意和计较金钱，金钱引发的人间悲喜剧接连不断上演，简直有目不暇接之感了。
亲人朋友之间，为了蝇头小利就翻脸，为人处事唯利是图，正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社会状况。为了钱，小商小贩使出各种各样出神入化的手段掺杂使假，自己不吃自己养的猪，自己不吃自己种植的蔬菜，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吃含有有害物质的饲料长大的猪是不能吃的，那些喷洒了国家严令禁止的剧毒农药的蔬菜是不能放进嘴里的。假烟假药假酒泛滥成灾如入无人之境，为此损害健康乃至于丧命的人难以尽数。底层老百姓的环境污染以及食品卫生问题已经严重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作为最基本道德要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条，也不再被人信奉和遵守，人们要求别人做的，往往都是自己绝不去做的事情。人们仿佛被打了兴奋剂，竞相损人利己，竞相缺德败兴，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层出不穷，其中在我看来最心惊肉跳的是如下情景：一个老人在大街上摔倒，周围所有人几乎都会在心里响起一个声音：“不能去扶！”于是冷漠地绕道而去，于是站在旁边呆若木鸡地看着事态如何发展。你还真不能怪罪这些人冷漠，因为他们很可能曾经遭遇过老人假摔“碰瓷”；因为前面跌倒的老人非常有可能跃身而起，反咬一口诬陷向他伸出援手的人撞倒了他……更有甚者，一个准备放弃自己生命的人站在楼顶，楼底下竟然有很多人不断催逼那个对眼前这个世界不再抱希望的人：“你倒是跳呀！”“你到底跳还是不跳？”社会冷漠、无情、残忍到了这个程度，真是让人寒心、让人伤心欲绝、让人毛骨悚然！它让人联想起弱肉强食、野兽横行的丛林世界。在这样一个寒冷彻骨的世界里，人们感叹活得非常累，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心理问题，出现精神危机，实属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社会这样也就算了，我们退回到家庭里吧，家庭又怎么样了呢？
社会的最小单元是家庭，家庭是人们最后的庇护之所。就是在这最后的庇护之所，亲情也正在被冷漠所侵蚀，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观念一天天变得松弛，夫妻责任正在淡化乃至于消失，婚内出轨再也不是触碰道德禁忌的行为，反之，它似乎成为了人生的正当作为，成为了婚姻中不值得大惊小怪的附带内容……所有这些现象最终都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家庭的魅力骤减，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对家庭的向往，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组建家庭。往好了说，这是伴随着社会碎片化而来的人的原子化，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内容，没什么大不了的；往坏了说，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伦理纲常遭到严重破坏以后必然出现的后果，已经糟到不能再糟了。譬如，中国出生率迅速下降，固然与教科书所讲述的社会发展阶段性内容或者说发展规律有关，但是你也不能排除，这同时也是传统家庭观念、家庭关系解体带来的灾难性社会后果。
如果我们将上述内容简单地植入到“时代”命题中去，难免会有所偏颇，然而当我们面对时代命题的时候，却又无法回避它。就像我们谈论历史上的皇权专制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固然是它的主题，但是宫廷深处你死我活的倾轧，为了争夺权力而发生子弑父、父杀子、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人伦惨剧，同样不可回避，也不能回避。道理很简单：这些看起来似乎具有伦理特征的事件，实际上是那个时代总体面貌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窥一斑而知全豹，处一隅而观全局”所要强调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任何伦理事件都涵盖在一定范畴的历史内容之中，都是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映照和折射。只有站在这个视角，我们才可以一览众山小，发现一些值得重视的图景，看到某些容易被忽略的时代本相。
立足于从更大范围做社会与历史的审视，因此笔者才有了“这是一个道德脱落的时代”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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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给标题中的“道德”和“脱落”下一个定义。
关于“道德”，我们先看维基百科列出的解释：道德是依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价值观、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对他人和自己之间的行为进行善恶、荣辱、正当或不正当等的相互关系的评价和断定的行为规范标准。有着通过确立一定的善恶标准和行为准则，来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和个人行为，调节社会关系，并与法一起对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起保障作用。贯串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社会公德、婚姻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等。维基百科还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说：中文“道德”一词，可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的《老子》一书。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是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道”是人对于世界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世界观的范畴。而“德”是指人世的德性、品行、王道。但德的本意实为遵循道的规律来自身发展变化的事物。当时“道”与“德”是两个概念，并无道德一词。“道德”二字连用是从荀子《劝学》篇开始的：“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从学术角度说，你不能认为上述解释不好。所谓学术，有时候就是专门让你丫看不懂的，因此如果读者觉得上述解释并没有让你解惑，反而加剧了眩晕，也属正常，千万不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傻掉了。事实上我和你一样，我也不知道这些解释都说了些什么，我“懵圈”的程度或许比你还严重，真的傻掉了。这固然与我学识浅薄，并非专家学者，与学术尚有十万八千里距离有关，也与我惯常的思考和议论问题的方式有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为了使讨论能够继续下去，我现在用我的方式来解释什么是道德：所谓道德，是指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状态下人们约定俗成、共同遵守的伦理价值标准，或者说伦理价值体系。比如皇权专制主义时期儒家“五常之道”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之类；比如作为儒家“八德”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及“亲亲之义”、“尊尊之道”、“孝悌以人为本”、“存天理，灭人欲”等等。这些东西，有的并没有国家意志力强制，甚至是从属于孟子所言“非由外铄”的人性范畴的；有的却是国家意志力直接的赤裸裸的强制：“你不那样做就不行，我就让你丫不好过。”无论怎样，它们作为行为规范都广泛地制约和束缚着人们，这种制约和束缚，在宏观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状态，决定着社会的正常运转。
那么，什么是“脱落”呢？脱落就是逸出。比如锅里的水沸腾了，溢出了锅外，我们不妨把这种“溢出”理解为“逸出”；再比如婴儿降生，新的生命从母体中脱落，逸出到世界之中，就更能说明这个道理了。“脱落”是一个中性词，无所谓褒贬，它描述的是一种状态，一种历史过程中的状态，并不涉及这种状态是耶非耶。在本文的语境中尤其如此——你不能认为“道德脱落”是一件极为糟糕的事情，你也不能认为“道德脱落”是一件极好的事情。道理很简单，所谓“好”还是“不好”，要留给历史去评价，当代人是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能力做这种评价的。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固然可以诅咒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否认，正是在一代一代的“不如”之中，人类社会是一直在向前发展的，客观上是一代超过一代的。过去皇帝可以把反对或者不顺从他的人“灭九族”、“灭十族”；甚至可以用一把刀子在金銮殿上亲手把敢于谏诤的朝廷大臣捅死，用乱棍敲死，即所谓的“廷杖”，现在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陈行之先生，那你怎么想起还要议论道德脱落的问题，并且把它提高到了时代的高度呢？”
这是因为，我们正处在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与之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态都将随之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在道德领域，同样如此。我们经常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来形容国际情势，岂不知，我们正在经历着的中国社会转型，以及与这种转型相匹配的人的道德形态的转换，其实也有划时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特征，只不过人们较少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那么，如今我们的道德状态怎样了呢？我上面已经列举了一些现象，现在我再换一种方式进行表述：旧道德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它正在从人性的既有模板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脱落，而新道德还没有从旧道德脱落的地方产生出来或者说定型在某种状态，于是我们看到斑驳，看到溃烂，同时也感觉到这里边有可能包含着新的生机，但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话，说的是我们对事物的见解，往往会受到我们自身所处位置的限制，不容易把眼前的事情看透彻明白，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在道德层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往往会感到迷茫，感到错愕，甚至感到忧虑：“天哪，如此下去，怎么得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让人们如此迷茫，如此错愕，甚至如此忧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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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历史，在我们话题的范畴，就是新道德不断从旧道德中脱落、逸出的过程。这种脱落和逸出，以个性解放为其基本特征，在总体上体现为社会进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还可以换一种说法：数千年以来，人类进步最重要的标志，是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人的解放，这在东西方世界都是一样。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现在属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出现了一个叫薄伽丘（1313年—1375年）的作家，这位姓薄的作家写了一本在当时看来很淫秽、很色情，几乎可以说是反社会的小说《十日谈》。在这本小说中，薄伽丘辛辣而无情地讽刺嘲笑了当时作为统治阶级的教会僧侣们的伪善、肮脏与堕落，讴歌了从来都被压抑着的人性美，这给这位离经叛道的作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是在贫病交加中离开这个世界的。即便离开世界，教会也没有放过他，犹如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时代经常发生的那样，统治阶级对于反抗他们的人（中国典籍中所谓的“奸恶”）总是恨之入骨，必欲挖开坟墓“挫骨扬灰”（即“鞭尸”）而后快。薄伽丘遭到了同样的对待。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命运多舛的羸弱书生，却给世界带来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永恒地载入了史册。六百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感念着他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做出的伟大贡献，不惜向他呈现由衷的赞美。《十日谈》不仅成为了文学经典，更成为了启蒙时代的精神教科书。
一个“堕落的色情作家”，怎么还会获得人们如此这般的尊崇呢？这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命题有关。王权、教权、皇权从来都是压制个人成长的反动力量，这在哪儿都一样。这种压制不仅来自于政治，更来自被统治阶级武器化了的“道德”。在难以尽数的所谓的道德说教中，其中就有禁欲之说，即后来人们常说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的意思是性爱是丑恶的，人应当远离它。文艺复兴时代提倡的人文主义，则颠覆了这种虚伪的说教，认为性爱是人性美的一部分，人应当大胆地去追求，去享受。嘴里说性爱是肮脏的东西的僧侣们，心心念念的其实都是肮脏的东西，用中国话语表述，就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只是为了维护统治特权的目的，才禁锢人的这种自然需求，将其扭曲为不自然之物的。
凡是违背人性的东西，迟早都会被打破，于是，在人类寻求解放的旗帜上，就大大地书写上了“自由”二字，这里当然包括享受生命的自由，享受性愉悦的自由。薄伽丘恰恰是那个呼喊出时代声音的代言人。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从属于个性解放范畴的对爱情自由（追求异性的自由）的追求，对禁锢人性的宗教政治势力的挞伐，几乎成为了欧洲文学、欧洲思想解放运动的传统，出现了一大批深刻影响历史的哲学家、文学家。直到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雨果（1802年—1885年）在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还以辛辣的笔触塑造了道貌岸然、阴鸷残忍的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的形象，以浪漫的诗情歌颂了吉普赛女郎爱斯美拉达与钟楼怪人卡西莫多之间纯真的爱情。无独有偶，在遥远的中国，一位比薄伽丘还早一些的伟大戏剧家王实甫（1260年-1336年）创作的元杂剧《西厢记》，以不亚于薄伽丘的战斗性，旗帜鲜明地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进行了鞭挞，这部作品同样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王实甫先生将近五百年以后，曹雪芹在长篇小说《红楼梦》中，还专门辟出一章，描写宝玉和黛玉从《西厢记》中寻找对彼此的情愫，寻找自由精神的启蒙，可见王实甫对中国戏剧史、中国文学史乃至于整个社会发展所起的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1949年以后，中国在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更有反对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的婚姻自由的内容。这些由国家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空前地提高了妇女地位，较之我们周边的亚洲国家，中国远远地走到了前面。当我们今天庆幸国家经济发展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举凡七十年间，摒弃旧道德，建立新道德的社会运动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点与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印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度这个奇葩国家真可谓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们总是无法追赶中国的发展速度，这里面，除了印度政治制度和体制缺陷的原因之外，更有社会结构传统上充满了裂隙和间隔有关，也可以说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质地有关，这里更有妇女地位低下的问题。所谓妇女地位低下，往精确了说，就是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五十的这部分人群不拥有掌控自己命运的自由的问题。困扰印度社会、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对妇女的强奸问题，从实质上说来，绝不仅仅是印度社会道德层面的问题，它更是政治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更是文化问题。
我做上述概述性的解说，无非是想强调我一开始说过的话：一个社会的道德形态作为复杂人性的一种表征，无论它在总体方面还是在个体方面，一定是与那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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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先生，你说的这些话对我们有意义吗？”
当然有意义，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有意义，我才说这些话的。说了这些话，我们的讨论就可以继续往下进行了。为了更精细一些，下面我把政治、经济、文化分开来说。
一、政治。
可以把政治状态理解为包括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社会表现的状态，也可以说，政治的外化是社会，社会的内涵是政治，因此，在讨论中我将不对“政治”与“社会”做明确区分，而是将他们视为一种东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里所谓的“方方面面”，首先是指表现在政治、经济（源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利出一孔”机制设计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文化（源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相对于开放社会的文化封闭主义）方面，其次才是作为这些“方方面面”之结果的人的社会处境以及人的道德形态。
中国政治本质上是集体主义的。“集体主义”并不是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可是我又不愿意用西方学者经常用来攻击中国的所谓“威权主义”、“集权主义”、“专制主义”之类带有贬义、甚至恶意的词汇。为了更接近问题的实质，我们也可以使用我创造的一个新词：权力主义，或者干脆说：权力社会。所谓“权力主义”，所谓权力社会，是指社会动力主要来源于权力，说得更严重一些，是权力严密控制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经济到文化等一切方面的社会状态。这是什么状态呢？这是人的发展仍然严重受制于权力的状态。具体说，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在相对意义上，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获得了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相对于权力主义的个体主义（这也是我创造的一个新词，有别于西方政治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以趋利避害的方式滋生出来，并且有越来越彰显的趋势。
如果非要给个体主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那么我愿意解释为：所谓个体主义，就是强调个体权利，注重个人自由，甚至将个人利益和个人欲望置于一切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约制之上的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道德形态。个体主义对社会道德伦理的塑造所起的作用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虽然个体主义从总的趋向上来说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所谓自由和民主，所谓个体权利，只有在个体主义的依托下，才会获得意义。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从人性的角度说，个体主义同时也是一个难于掌控的半人半兽的东西。我们目前遭遇到的道德困境，相当程度上是由这个半人半兽的东西制造出来的。这一点我后面会详细解说。
二、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甚至创造了世界奇迹，恰恰是因为我们放弃了由权力主导的计划经济中不合理的部分，引进了相对宽松的市场经济机制。市场经济是什么经济呢？市场经济是以个体自由、个体利益为主要动力的经济，是个人意志大于权力意志的经济，因此它自然带有极为强劲的冲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之所得，盖因于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冲力之所赐。然而这里有一个极为普通的道理，那就是在任何社会形态中，经济无法也不能与政治脱离，这就是说，经济形态一定与那个社会的政治形态紧密相连。在集体主义、权力主导的社会制度和行政体制框架下，经济不可能获得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特征和动力，必然会在人的社会发展问题上造成某种程度的撕裂。换一句话说，我们实行的仍旧是有条件的市场经济。这里所谓的“有条件”，是指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仍旧是经济发展的支柱，其本身肩负着的不仅仅是经济功能，更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尽管这样，尽管民营经济时常会受到权力的干扰，导致面临窘境和困境，但较之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计划经济，仍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空间，在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中，甚至占有了很大的比重。这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韧智慧的优秀品质，在作为社会运动的经济领域创造出人间奇迹的一个显著例证。
改革开放有一面旗帜高高飘扬，那就是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是策略，“富起来”则是战略，战略要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目标，“让”就是划分。“让人富起来”这面最大程度对人形成招引的旗帜的伟大意义，从宏观角度说，不仅仅在于经济发展本身，更在于人获得了以前从未获得的人的位置以及人的发展的可能。这方面，作为伟大政治家的邓小平要比同时代所有人都清醒，也正因为其清醒，他才高瞻远瞩地不断呼吁，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让国家政治适应和服务于经济发展。我理解，政治改革里面，就包含着对道德形态的重新塑造。遗憾的是，邓小平的遗愿没有全部成为现实，以至于我们现在不得不承受经济高速发展、政治改革相对滞后所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其中当然亦有人的道德沉沦的代价。
人的社会表现，也就是我们话题中的道德状态，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社会原因，但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原因。春秋时期齐国政治思想家管仲（前725年？—前645年）早就说过：“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语出《管子·牧民》），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也直接引用了管仲的这段话。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思想家就注意到了经济与道德的关系。
我们目前遭遇的道德危机，固然有政治的原因，更有经济不发达的原因——我们比过去过得宽裕一些了，却也绝说不上富有，更加之在全社会并不十分富有的情况下，反而存在着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你要想让人轻忽金钱，轻忽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经济相对落后视为道德凋敝与沉沦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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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话题再深入一步。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发展史上，凡是大有作为的君主，无一例外都是在发展经济的民生问题上拥有独到眼光的；无论儒家还是法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也基本上是趋同的，彼此没有更多的矛盾，这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质地。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治国理论中，有无数休养生息、富民为本的论述。应当强调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把经济与政治分开，甚至可以说，他们完全是从政治角度去看经济的。
孟子曾经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孟子·离娄上》），荀子也意味深长地告诫人们：“……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王制》）北宋大学者程颐说得更直白：“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程颐：《代吕晦叔应诏疏》）这就是说，经济问题绝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它关乎政治，关乎王道，关乎人心，关乎人的道德形态。中国历史上的数次“之治”和“盛世”，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思维框架和治世实践中出现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的确是在发展，它在精神领域带给人的变化，广阔而深远。在我们话题的范畴，个体主义先声夺人，首先在观念领域，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道德领域站稳了脚跟，在某些局部，甚至出现了畸形站位的局面，这种情景，大概是我们一开始所始料不及的。
三、文化。
至于文化，这里有两个方面需要做出区分，一个是宏观方面的，一个是微观方面的。就宏观方面来说，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其根源的中国政治文化，虽然没有动摇其本性，然而随着政治情势的不断变化，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深入，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一向封闭着的文化不可避免会受到冲击，这种冲击有时候甚至是很严重的。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人的文化观念上，人们的想望更多了，人的精神需求更丰富了。
然而在微观方面，却遇到了阻隔或者说困难。观念只有经过表达才能成为社会实在，而在现行体制下，恰恰由于集体主义的约制，观念在表达上不可避免会遭遇到抑止，这就导致作为文化精神产品的哲学思想或文学艺术等需要以精神活动方式作表达的观念性作品，与人们内在的精神需求产生很大的距离，或者说造成严重匮乏。改革开放后期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似乎已截然不同，人们已经很难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以及各种形式的观念表达中寻找到精神的呼应了。极端情况下，人还会产生一种身处荒原之感，四眼望去，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这种状况，必然会对人的精神世界（包括道德形态）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这意味着人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但是人的精神存在的样态并没有随之变得更好，在某些局部反而变得更糟了。也可以说，没有出现与历史进程同步的作为精神解放标志的思想运动，“物”远远地落在了“精神”之后。
这种影响带来的社会或者说历史的后果，就是在全社会人群——而不是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中造成类似于虚空感的那种感觉。前些年民间曾经流行带有调侃意味的“谁认真谁就输了”的话，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改成“谁讲道德谁就输了”，用以概括当前人们的道德现状，也不能说有多么过分，因为我们确实看到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感觉眼前这个世界、并且凭着这种感觉来处理他与世界和他人的关系的。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我们换一种方式描述这种情形。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与发展的“方方面面”并不是均衡的，不是齐头并进的。有些方面（譬如对个体主义和文化表达的限制）是滞后的，甚至是严重滞后的；有些则是前突（譬如在相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质生产自由即经济自由）的，“前突”到与“滞后”的距离越拉越大的程度——我们不说是撕裂吧。这种发展上的不均衡，反映到作为人性之一部分的人的道德层面，必定会造成社会的某些局部的错位和扭曲，就像人的肌体发生病变或者红肿一样，病变和红肿会造成疼痛，而疼痛一定属于某种病症。如果不做预防，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治疗这种病症，那么它就会进一步恶化，从而给未来埋下祸根。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经济的权利并非是一切方面的权利，当经济权利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拥有较大经济权力的社会群体（譬如民营企业家群体、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必定会提出其他方面的权利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有可能是政治的，也有可能是社会的。解决得不好，或者说在解决的过程中处理不好，一旦失手，造成的后果将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怀着高度的警惕之心，不要让那样的事情发生。与其被动，不如主动。这就是说，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抓住有利时机，提前做好预案，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照顾到不同社会阶层的权利诉求，避免改革的必要成本全部落到普通民众身上，避免因为处理不当导致问题爆发，从而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毁于一旦，避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陷入本可以避免的灾难。
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一向都很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恰恰是在人的全面发展中，某些局部没有或者较少得到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更进一步的限制，于是我们总是感受到社会肌体在某些局部发生病变和红肿，结果我们就看到——伴随着人性的解放，人性中的恶（比如情欲、物欲、权力欲）被空前释放了出来；人性中的善（比如良心、良知、正义感）却仍处在被幽闭或者说被贬抑或禁锢的状态……如果把这种状态纳入到本文标题的意涵范畴，我们可以表述为：道德脱落固然有可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却也非常有可能造成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的道德出现大面积沉沦。
我们当下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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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遇到的情况具体是怎样的情形呢？为了节省篇幅，下面我把不同的社会阶层分开来说。
我们先说官员阶层。
所谓官员，说白了就是对国家进行管理的人。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官员阶层当然是最重要、最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相较于所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单从领导力、执行力上说，中国的官僚体制毫无疑问是高效的，走到领导岗位的人，基本上都是经历过严酷政治斗争而站到相应位置上的人，都是从剧烈的权力缠斗中杀出血路脱颖而出的人，他们均非等闲之辈，好，可能会很好；坏，亦可能会很坏。反之，我们在以“自由”、“民主”的方式选举出来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那帮子上窜下跳的政客里，反而看到了许多无知无识，愚蠢到傻×级，却自我感觉良好、蛮横无理，对于美国长远国家利益来说，甚至可以定义为“极坏”的议员，这也真是绝大的讽刺。读者一定记得在2023年3月23日美国国会听证会，美国版“抖音”（TikTok）首席执行官经历四个半小时无礼、粗暴、非专业问讯的情形。说实在的，我很为那些心怀仇恨、毫无教养、愚蠢出圈儿了的议员感到汗颜，汗颜到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黑帮团伙，如果交到这样一群智商堪忧的家伙手里，哪里还会有他妈的什么前途？！
正像所有存在权力的地方就都有腐败一样，中国因独特的政治和行政体制，在高效的同时，也收获了独特的滥用职权、权力寻租、贪污受贿的丑恶现象。这种种丑恶现象，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
严格说，滥用职权、权力寻租、贪污受贿不属于道德范畴，它们触及的实际上是政治和法律，那我为什么还要将它们放到道德话题中来谈论呢？这是因为，任何政治的和法律的丑恶作为，都必将把它的黑暗身影投射到道德领域，从而对所谓的“官德”即官员阶层的道德造成侵蚀，这种侵蚀不可避免会向所有社会人群蔓延。前些年国家领导人曾经提出“以德治国”的口号，正是看到了这种侵蚀，希望提升官员们的道德水准。但从实践的效果来看，似乎不怎么好。
怎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权力无所不在甚至为所欲为的情况下，在解决官员权力的来源问题之前，在让民众的意志和意愿拥有足够多通道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之前，在对官员的权力没有或者缺失制约的情境中，官员的道德提升往往会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们该缺德还是缺德，就像人的性欲没有止境一样，某些官员的道德沉沦同样没有止境。
为了佐证上面的议论，我来粗略地罗列一些现象——据统计，绝大多数官员都有“二奶”；发誓要与几千名良家妇女发生关系、怀着极大兴趣收集女性阴毛、撰写记录与女人交媾的“快乐日记”的官员也时有耳闻；还有一些更缺德的官员，甚至堕落到了玩弄幼女的程度。尽管反腐力度逐年加强，然而近几年披露的官员腐败案件，官员的贪污民脂民膏的数量却越来越大，已经到了天文数字级别，有的竟然在家里存放了成吨的人民币现金、车载斗量的金银和古物珍玩。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于是，某些官员对于权力的来源也就是上一级权力所动用的心思、所发挥的智慧、所付出的金钱成本，都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更具危害性的是，民营企业成为了一些胆大妄为、置国法于不顾的官员的提款机、唐僧肉，民营企业家如果不能照拂好官员，也就是不能按照潜规则向官员输送利益，就很难存活下去，更不要说发展了。权力任意挥霍人民的信任，权力任意干预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必须高度警觉的痼疾……所有这些现象，毫无疑问都参与到了对官德，即对官员的道德形态的塑造之中。
然而事情还不仅于此，恰恰是这些腐败糜烂的官员，却经常在教导人民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要这么着，要那么着……就好像没有官员的照拂，人民就呆傻到不知道怎么穿衣吃饭了一样。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新闻：聚敛了上亿民脂民膏的腐败官员，在被捕的前一天还在干部大会上做着关于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动员报告；他们把权力话语的大话、空话、假话说得天花乱坠，从他们那里你永远听不到正常的人的声音；他们利用独享权力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很容易就可以把种种畸形变态的欲望掩盖在伪善的面具之下，就连最后一点诚信也给他们败光了……如此这般的官场文化，对消解人们对官员的道德寄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结果，哪怕你说的再好，说得再天花乱坠，老百姓也不相信了……对一个社会来说，这当然是极为危险的——这就是我在前面所强调的，数量庞大的官僚队伍的道德状态，不仅反映官僚阶层的人性，更会对社会其他阶层的人群造成辐射性影响。“你都那副德性了，我这样还有什么说的？”成为了底层老百姓的普遍心态，于是，至少在一部分人中，也竞相缺德了起来。虽然这部分人的“缺德”相较于官员道德糜烂的大恶仅只是小恶，由于基数庞大，他们对社会善的侵蚀，仍旧是非常严重的。
7
我说一件至今都无法忘怀的一件小事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延安的工作单位临时借调到西安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工作，睡在办公室书柜后面的床上。这是一座八层办公大楼。有一天半夜，忽然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和几个年轻人的话语声。他们正在上楼。我听得出他们都是后勤和发行部门的职工，基本上都是本单位老干部和老职工的子弟。没过一会儿，突然传来巨大的令人心悸的哗啦啦的打碎玻璃的声音。不是一声，而是两声三声，吓得我就像听见“鬼子来了”一样，瑟缩在床上不敢动弹。第二天上班，就听到同事说六层楼的楼梯上有几面巨大的玻璃被打碎了。很显然是那几个年轻人干的。这件事让我很长时间不得其解：打碎玻璃对那几个年轻人有什么好处？仅仅是荷尔蒙发作以此作为宣泄？我觉得不完全是。
我想了很久很久——我这个人脑子天生不灵光，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大概想了数十年之久，才逐渐得出了被我自己认可却未必准确的结论：当一个社会空间向这些地位低下、收入不高的年轻人显露过多的不公平、不正义的时候，你就不能指望他们拥有多么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会理所应当的认为堕落即做一件对集体有害的事情，哪怕对自己未必有什么好处，也会在精神上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这种心理机制，不仅限于年轻人，在所有弱势人群的心灵深处，事实上都存在着诸如此类的心理涡旋：你很强大，你也很坏，我为什么要好？我也要坏一下。这种消极心理是导致普遍的道德堕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不仅是我们，包括西方世界以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城市里的公共设施总会遭到破坏，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大概也都是弱势社会群体出于同样人性和心理的原因干的事情吧？
哦，差点忘了，还应当说一说中国乡村，说一说中国乡村的农民群体。
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决定了，城市与乡村在社会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就道德领域来说，变化首先从城市开始，然后才向乡村蔓延。然而，由于乡村传统上比较保守，也就是传统道德的根基比较深厚，由城市传导而来的剧烈的道德冲击，一开始是受到阻遏的。即便是改革开放以后很长时间，中国农村都保持着农耕社会数千年以来的道德传统。我们常说农村人善良淳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当我们上面说到的那些原因发生作用的时候，当传统道德遭受到被物欲浸染了的新道德冲击、或者说新道德从旧道德中脱落之时，农村由于文化一元以及经济落后的原因，抵御这种冲力的力量很小很小，它冲击的是旧道德最致命的裸露出来的根部的土壤，因此它所造成的裂解和破坏也就格外严重——旧道德的崩溃几乎是摧枯拉朽式的，崩溃的速度，甚至要远远大于城市。现在我们到乡村去，哪里还能体味到善良和淳朴呢？你还找得到憨厚的人吗？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比城市来得更原始、更野蛮。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受任何道德约制，婚礼、葬礼、老人及孩子的生日等等一切想得起来的名堂，都成了交换利益和赚取钱财的工具，在虚情的假面下，是赤裸裸的利益算计和利益争抢。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南方一对老夫妻怀念旧时时光，退休以后卖掉房子到位于某省的老家去安度晚年，住在哥哥家，结果他们非但没有得到他们巴望的亲情，反而遇到了种种难以诉说的困窘：卖房子的钱和退休金，就像被贼惦记上了一样，被亲戚和乡亲们惦记上了，各色人等齐心协力想尽一切办法直接索要或者编造各种理由让他们高出其他亲友几倍的钱“随份子”，给钱给得不爽快或者面皮上稍有难色，马上就会招来冷嘲热讽乃至于辱骂，生活之于这两位可怜的老人已经像浸了水的棉絮一般沉重，最后他们实在抱不动了，只好逃回他们原来生活的那个城市，而那个城市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家。
我对这则有些奇特的新闻深信不疑，这是因为我自身的经历也提供了这方面的验证：无论我过去印象中的陕北老乡，还是老家（我老家离北京不远）那些总是让你感到亲近的乡亲，最近些一年都不约而同换了一副面孔，每次开车回去，他们看你的目光总是闪烁着让人陌生而恐怖的东西，既有警觉，有嫉妒，又有仇恨，就是没有亲人间的温情，哪怕你把所有温情都倾倒给他们，也换不来他们对你的温情。一切的温馨和浪漫都消失了。我现在很少回老家去了，那里似乎成了我的伤心之地，成了一旦触碰就会感到疼痛的地方。那田园诗一般美好的乡下生活，早已成为了遥远的儿时记忆，成为了我们梦幻中一小团微弱的光亮，这一小团光亮提醒我们，我们也曾经拥有一个值得怀恋的被传统道德遮护着的过往……对许多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打拼的人来说，“老家”都永久性地丢失了。
8
再就是知识分子。
为了精准一些，有必要把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区分开来。这是因为，我从心底里对科技知识分子始终抱有崇高的敬意，他们用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锲而不舍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不单指科学技术本身，更是指从事科学技术的广大科技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技术包括军事科学技术目前所取得的成绩，全部来源于他们的呕心沥血，砥砺前行。这当然是最高意义上的道德，他们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在这部分科技知识分子中，也掺杂着弄虚作假骗取巨额国家科研经费补贴，造成国家科学技术延宕（例如在芯片领域发生的几桩重大丑闻）的严重后果者，这并不意味着科技知识分子整体的堕落。有鉴于此，我想提请读者注意，下面的议论，不包括科技知识分子，为了方便叙述，我在行文中将不再作特别的强调。
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另一部分人，即人文知识分子，情况就有点复杂。这里所说的复杂，既有群体意义的，亦有社会意义的。所谓群体意义，是说这个群体本身的类型是多样化的，而这种多样化又来源于社会对他们所起的作用。这是问题的一体两面。如果我们从道德层面来概述这个群体，就必须照应到社会的原因，更要照应到这个人群本身的原因。
关于人文知识分子的话题，我以前曾经议论过很多。这个被称之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社会阶层，就其政治属性和道德属性来说，是很难归纳的。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人文知识分子的处境和状态大抵上都是一样。你可以说它很好，它比其他社会群体承受着更大的时代重压，他们命运多舛，很值得同情；你也可以说它很坏，“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它做过或者说仍然在做很多令人鄙夷和切齿的事情，命运再悲惨也不值得同情。为了把事情辨识清楚，我们撇开历史，只说当下。我这里既不认定他们很好，也不认定他们很坏，我想尽可能中性地议论一下他们的生存处境以及他们的道德形态。
1957年和1966年，时代杀了一只鸡。旁边的猴子看见血从鸡脖子咕嘟咕嘟冒出来，吓得“妈呀”一声跳开去，躲到角落里瑟瑟发抖，生怕那把刀子转而落到自己的脖子上。这只被惊吓到失魂落魄、小脸儿刷白的猴子，就是知识分子。上述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后，从此知识分子分为了两种类型——
第一种，少数。虽然不再说话，但他们的信念仍在，他们仍然凭着自己基本的道德操守——从社会角度说，在平庸的日常中，这部分“独善其身”的人群之“在”，实际上是一种“不在”的状态。除非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刻挺身而出担当起他们不能推卸的责任之外，平时你是很难看到他们的。当然，这里也有因为他们不合时宜而很难“在”的客观原因，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吧。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仅只是知识分子群体中很少的一部分。人数很少，却又深陷“独善”和“湮没”的境地，这就意味着，他们的道德状态无法进入公众视野，因而也就缺位了对知识分子道德形态的平均值进行塑造的机会和可能。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们议论或者说看到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形态，基本上不包含这些人对知识分子道德形态所起的塑造作用，连拉低或者拉高平均值的作用都起不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知识分子道德形态的性状评价。这就造成了一种后果，我们平时看到的知识分子道德形态的平均高度，很有可能远远地低于实际的情形。这一点是必须给予注意的。
第二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道德表现——道德形态的性状——基本上是由这部分知识分子构建的。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们确实被杀鸡这件事儿吓到了，恐惧感深深楔入到了他们的灵魂之中，于是他们普遍变得沉默，变得寡言，他们几乎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声音，堂而皇之地逃离了，逃离到了舒适的不自由之中。往好了想，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他们是在坚守真实的灵魂样态——维系着中国传统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操守，“独善”到了这个世界的深处；往坏了想，这个本应成为民族精神先行者的精英群体，几乎全部逃离了他们应当承担道义责任的精神位置，默然地落到了社会人群的最尾端，他们的道德形态甚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更加之知识分子的道德值远远大于普通民众的道德值，这就愈加强化了人们对这部分人道德形态的负面印象。这部分人的消失和逃离所带来的社会代价极为巨大。这是一种隐性的代价，它所造成的灾难性社会后果，也是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步显示出来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使这个颇为广大的人群成了这么个样子了呢？
我们还是说杀鸡。由上所述，“杀鸡骇猴”的确是起了作用的，至少在相当一些人那里是起了作用的。然而人毕竟不是猴子，人的恐惧是更深层次的精神的恐惧，而非浅层次的生理的恐惧，它所造成的后果也一定是精神性的。精神性的东西往往更加深邃，更加绵延无绝。如果让我用通俗的话语来描述这种后果，那么我愿意说，这部分被惊吓了的人也是人，他们无法断离欲望，无法断离人的自然需求。所谓“自然需求”指的是人的生物性的物与欲的本能。这种本能不可避免会成为他们“在”在这个世界的主要缘由和动能。往具体了说，他们无意识地剥离或者说抽取了学术活动应有的精神内容，把崇高的精神活动变成了龚自珍所说的“著书只为稻粱谋”，也就是成为了纯然的“饭碗”，用以满足最低端的“吃饭”和延续生命的需求。
更不幸的是，其中一部分人，由于活下去并且要活出人样的欲望——人和人的欲望阈值是不一样的，就像有人性欲强，见到异性就激动得浑身发抖；有人性欲弱，或者精神强大到能够压制生物性欲望，拥有“坐怀不乱”的本事——过于强烈，于是他们变得平庸，变得怯懦，变得苟且，变得犬儒……换一句话说，他们不由自主地将平庸、怯懦、苟且、犬儒变成了活下去和谋取现实利益的工具。恰恰是包括这“一部分人”的“绝大多数人”，才构成人们对知识分子道德形态整体印象的来源和依据。知识分子的道德形态基本上全都是由这部分人建构而成的。可想而知，由这样一帮子人所建构的道德形态，其成色和品位，绝不会是很高的。还用得着浪费笔墨列举这部分人远离精神创造的平庸之举么？譬如被人强烈诟病的论文抄袭、学历造假层出不穷；蝇营狗苟于对官位以及精神和物质利益锲而不舍的追逐；利用职务之便对其所教授的博士生和研究生进行智力剥削；把职务权力乃至于学术权力转化为对女博士生和研究生的性权力……等等，我觉得用不着再说了。
虽然这些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也曾经在舆论上荡起涟漪，但由于诸如此类的事太多，事情也就越来越失去爆炸性色彩。这就是说，人们逐渐习以为常，越来越不以为然了。这意味着人们不再把社会道德规范看成是很神圣、很重要的东西，这更意味着道德意识在广大人群中正面临稀释乃至于溃解。这部分人的高文化素养，以几何倍数放大了他们道德缺失的社会效应，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简直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了。
十几年前我去欧洲旅游，旅游团有一位天津什么开大学的退休教授，满头白发，气质儒雅。中国人千百年来都有一种传统，那就是敬重老人，敬重读书人，敬重知识分子，这位教授在旅游团里自然而然的被大家所尊重。然而这位教授的作为，却让我非常惊愕乃至于惊惧，就像突然在床上发现一条蛇一样。其实事情很小，简直不值一提，比如，乘坐电梯的时候，他平静安详地把所有电梯按钮都按了一遍；在餐厅吃早餐，他总是为自己拿过多的食物，离开座位之时，桌子上一片狼藉，大多数食物都被胡乱咬两口扔在了那里，就好像糟害食物能够给他带来很大快感一样；尤其让我不解的是，在热水器接水冲泡咖啡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不把水龙头关严，引起周围很多人侧目。凝视着他的背影，我和所有人一样，开始怀疑这个人的神经是不是正常？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给我造成的心理冲击非常巨大，比看到郭沫若先生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写的那些诗还让我恶心，丫严重颠覆了我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印象。萍水相逢，短暂相聚，我当然不能说了解了那个人，也许丫真有神经病呢？也许丫赴欧洲之前恰好遭受了某人或某些人的暗算打击，从而对社会产生恶意了呢？这都未可知。然而那个儒雅老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东西，真的让人感到很害怕。每次忆及，我都会不由自主地从那位教授转变成对一个社会人群的思索。后来网络上有“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议论，我觉得也许两方面的原因都有。有耕耘就有收获。这位教授某种意义上是时代之子，也就没有什么可谴责的了吧？
9
这里还存在一种特别需要警惕的现象，那就是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组成的群体中，还分化出或者说潜藏着其道德形态在平均线以下的极少数所谓的“知识分子”。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给“知识分子”加上引号，是因为严格说这些人已经逸出知识分子范畴，成为了独特的社会异类。最近一些年在网络上被网民们嘲讽的“砖家”、“叫兽”，指的就是这些人。网民们的这种嘲讽真可谓是辛辣无情，一点儿也没给他们留面子。如果让我也用分量重一些的话语来形容他们，那么我前面说过的“平庸”、“怯懦”、“苟且”、“犬儒”之类的词汇，对于他们简直就不是抨击和嘲讽，而是一种褒奖了。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这些家伙的道德水准已经远在这些词汇的涵义之下。你必须警觉，在一定社会、政治气候条件下，他们是会由着性儿相互比烂，自觉自愿地沉降到比“人格低下”还要低的位置的。
这几年突然喧嚣起来的“民营经济退场论”，“中国已经全面超越美国”，以及为我们党早有定论的文革翻案，主张重新实行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重走大跃进之路，重吃公共食堂，恢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甚至提出进一步进行思想钳制和文化控制，严厉打击所谓的“资本无序扩张”，宣告“一场深刻的革命”即将到来，“这次变革将荡涤一切尘埃……资本市场不再成为资本家一夜暴富的天堂”等等奇谈怪论，皆出于这群家伙之口。这些言论哪里还是什么学术见解？那是地地道道的源于政治投机心理（也叫“投名状”）的投机取巧，是坐穿了最基本学术常识和学术道德底线的下三滥丑行。他们所做的仅只是为满足生物性欲望（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发作和宣泄，而这是正派人绝不屑于所为的勾当。我们换一种说法，他们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们着眼的是政治，他们是在与权力眉来眼去、打情骂俏。我们甚至很怀疑，如果没有权力的遮护乃至于怂恿、纵容，他们是不是仍然可以得到现在的位置？！是不是仍然可以发出如此大的声音？！是不是还会有如此大的舆论能量？！
“学术”堕落不仅是学术的堕落，也不仅是道德的堕落，更是这部分人政治品德糜烂的堕落。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所起的破坏作用有目共睹。他们出于一己之利折腾社会，打击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的成果，打击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命门，他们密切配合了把中国视为第一假想敌、使尽各种卑劣手法试图搞垮中国的美国和西方，他们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的伤害，至少在客观上，并不比我们的外部敌人小。我们现在极为凶险的国际处境以及我们目前遇到的经济下行压力，与这些顶戴着“经济学家”、“国际问题专家”、“权威教授”头衔的所谓“知识分子”的鼓噪和喧嚷有没有关系？我看是有关系的，我看是有直接而密切关系的。
不幸的是，这些人恰恰就躲藏在“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之中，人们对中国知识分子道德状态的判断，恰恰要受到这部分人的影响，这就不可避免会严重拉低中国知识分子道德水准的平均值，虽然他们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这些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人，与默默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科技知识分子的奋发有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者灵魂之高尚与卑劣，道德之高洁与污秽，泾渭分明，判若云泥。
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飞。这些不是什么好鸟的鸟，一时间似乎遮天蔽日，其实倒也不是什么反常的事情。好在历史总是保持着高度警觉，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它最终将会知道，何者为正，何者为负。回顾以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正是在不断纠错中前行的吗？
那些瞪着俩眼儿说瞎话，撰写“粮食亩产万斤”新闻报道的记者大人，而今何在？！
那些号召人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而今何在？！
那些大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而今何在？！
那些主张“两个凡是”的家伙，而今何在？！
那些叫嚷“包产到户是历史倒退”的人，而今何在？！
那些在农村房屋墙壁上用红油漆刷写“宁可血流成河，不准多生一个”大标语的人，而今何在？！
那些把港台歌曲以及西方音乐视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人，而今何在？！
那些诅咒邓小平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设计师”的人，而今何在？！
那些“唱红歌”唱到歇斯底里、近乎气绝的人，而今何在？！
那些为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寻找合理性并为当时的统治者开脱历史罪责的人，而今何在？
……
我们经历过无数狂风巨浪，承受过无数雪雨冰霜的浇濯，眼下这几只从阴暗处窜游出来的鱼鳖，能翻起多大的风浪？！毛泽东诗言：“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当年毛泽东用这些诗句睥睨帝国主义反动派，今天用它来睥睨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跳梁小丑，也再合适不过。权力、权威确实是挺有震慑力的，但是你如果一味地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老百姓当猴子耍，一味地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味地胡说八道，对不起，人民绝不会答应你！所有被利己欲望所驱使，试图开历史倒车的人，都应当三思。
被一条长长的历史抛物线置放到今天的中华民族，真可谓是忍辱负重，艰苦卓绝，绝境逢生啊！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条抛物线，我们才自信有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强固的文化根基，我们绝不会贸然失去任何历史发展的机遇。这意味着，历史将会淘汰任何应当被淘汰的东西，无论你多么风光，多么著名，多么权威，掌握着什么样的权力；也无论你拥有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头衔，什么样的身份，概莫能外。
我们通常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无情的历史法则，这是具有天谴意味的至高无上的法则。
10
社会是一个整体，当一些人道德崇高的时候，他们也会在精神上浸染另外一些人；当一些人道德卑下的时候，他们也会毒化另外一些人。甚至可以说，全社会的道德面貌，是被处于社会生物链上端的官员阶层、知识分子的道德状态影响和制约着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没有理由指责生物链底端的卑微个体有什么道德缺失。
你想，一个月只拿几百块钱退休金、在集市上搓堆儿买菜的老人，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顶着烈日工作的农民工，因为家境困难交不起学费而把录取通知书悄悄藏起来放弃上大学机会的农民子弟，在街巷里摆个小摊还被城管驱赶甚至给砸了摊子的小老百姓，当他们听说从某位贪官家里搜出成吨的人民币现金的时候，当他们听说某房地产开发商把一亿元说成“小目标”的时候，会作何感想？当他们听说另一位在国内发了大财的房地产开发商给美国著名大学捐款上亿元的时候，会作何感想？就像我前面已经说过的，他们一定会想：“你们都他妈那样了，我小小不言的这样（缺德）一下，就怎么了？！”于是就心安理得地在出售的大米里掺上沙子，于是就心安理得地把鸭肉抹上羊油冒充羊肉穿成串串售卖，于是就心安理得地在秤盘底下放一块磁铁，于是就心安理得地在大米里撒上香精勾兑成泰国香米，于是就心安理得地在牛奶中掺入米汤……所有这些缺德到冒烟儿的行为，在以往时代也会出现，在某些法制不健全的国家也会出现，但是像我们这样如此大规模、如此胆大妄为、如此如入无人之境地大行其道，非我们这个时代所莫属。这种大面积的道德沦丧，或许有很多社会原因，然而权力至上以及过度侵占社会空间、官员贪污腐败以及精英阶层公然的异化和堕落、社会财富分配贫富差距过大、人的存在与人的责任发生背离……毫无疑问都起了最重要的催化作用。
我这里所说的“最重要的催化作用”当然不是它所起的唯一作用，如果我们的眼界再宽阔一些，再深远一些，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处在一个千年未曾遭遇的历史节点，这个历史节点表现在人文领域，就是作为农耕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受到严重冲击，甚至于造成全面溃解，伴随着个性解放而来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在广大社会人群中迅速蔓延。我们收获的不仅是社会政治之果，我们收获的还是历史之果、文明发展和演进之果。所谓的“之果”，表面看上去带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然而它是整个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必然性阶段。随着政治文明的演进，它必将伴随着深刻的伦理道德调整。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在长篇小说《双城记》（1859）中，开宗明义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代 ，这是黑暗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这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既是对他所处时代的精神概括，又是对所有处于转折时期的历史境况的描述。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无论古今中外，在最重要的历史节点，总会有人站出来向人类宣示说：你们现在在哪里，你们将去往何方。我高度怀疑，狄更斯就是上帝派到人间，向人们宣示时代和历史真相的那个人。狄更斯的这段描述，当然也适用于我们的今天，适用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一切都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一切都是已知，一切都是未知。
11
下面我们进入话题的另一个环节，一个更宏观的环节。
这里有一个悖论：我们因“缺失”而产生的精神危机，在西方世界却因为“过度”而产生了症状几乎相同的危机。这个悖论，是由两种文明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的：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人性得到极大解放，随之而来的，便是由于个人价值大于社会价值，反倒造成个体的人的内在精神危机。而我们目前所得到的，至少从个体主义的角度说，与西方文明三百年前的社会形态和个人处境出现了交叉，因而产生了貌似类似，然而内涵却完全不同的精神危机。再往白了说，某种意义上，我们遭遇的是由权利短缺造成的局部（经济）充盈的危机，它绵长而深远，并且很难预测方向。
为了寻求启示，我们有必要瞩目一下西方过往遭遇到的情形以及它现在的情形。
西方思想家很早就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精神危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批判的并不仅是政治，不仅是社会，同时还有人性，有伦理，有道德，有对人的全面审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世界风靡的存在主义哲学，恰如其分地反映人类以荒诞为主要特征的普遍的精神存在的危机，绝不是偶然的。
哲学总是要落在历史之后，它可以揭示历史规律，却无法改变历史，更无法创造历史。自那以后，西方世界中的人的个性解放（包括性解放、性自由）就像解除了缰绳的魔兽，开始横冲直撞，在一片狼烟之中，曾经辉煌灿烂的精神观念，终于萎靡暗淡下来，扭曲变形为反社会、反人类的畸形的精神渴求，这当然会导致人陷入全面的精神危机。凡是近距离观察过西方社会的人，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在“普世价值”遮掩下的绝对的个人自由，正在毁坏着西方社会，毁坏着西方文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目前正在泛滥的枪支问题、毒品问题、滥交问题、抹杀性别问题、家庭乱伦问题，都是这种毫无节制的个人自由导致的精神危机的反映。美国和西方世界目前所遇到的危机，绝不仅仅是变形了的选举政治导致的政治危机，也绝不仅仅是不择手段攫取权力的无能政客导致的文化危机，它更是绵延了数百年、到今天才显露出全部真实样态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
世界文明从总体趋向上来说是在一步一步向人性妥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妥协当然是一种进步，然而在终极意义上，它又确实是对人性的一种放纵，而人性是一个善恶综合体，人性中既有善亦有恶。西方世界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遏制人性恶的文明手段，则必定意味着人的道德的全面沉沦，道德必将被道德所惩罚。这一点，我们从西方社会的现状中，已经越来越多地看到了征兆。凡是到过美国费城辛肯顿大街的人，凡是近距离观察过吸毒者鬼魂一般游荡的人，都会被那里地狱一般的社会境况感到极度震惊，绝也想不到在这个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里，竟然会有如此凄惨的社会情景。
至于导致这一切的缘由，虽然我前面说绝不仅仅是由于被异化了的政治，政治仍旧是造成目前的资本主义困境的最主要原因。具体说，是西方的选举制度无限制地纵容了人性恶，突出的例子：政客为了讨好选民，无法通过法律对枪支实行管制，枪支泛滥导致的大规模屠杀，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痼疾（2020年全美大约有43000人死于枪支暴力，成为“最致命的一年”），因为他们需要美国枪支协会的政治支持，需要拥枪的人的选票；政客为了讨好选民，无法不放纵大麻合法化，尽管他们明明知道吸毒会毁坏人的健康（据美国最新资料统计，单是2020年4月到2021年4月一年间，就有10万人死于吸毒过量）会造成极大的社会问题，他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需要吸毒者的选票；政客为了讨好选民，他们同样也无法阻止同性婚姻（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案件判决中宣告同性婚姻的权利受宪法保障，全国各州不得立法禁止同性婚姻，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无法阻止赋予尚未成年的人拥有改性的权利（女权运动中提出并被政客支持的所谓“性选择自由”），尽管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荒诞的，会造成广泛而严重的社会伦理和心理问题，因为他们需要那些性倒错的人的选票。
从人类文明的角度说，我认为世界面临着巨大的文明转换：绝对的个人主义为根基的西方文明，正在步入轮回，既：由它的顶点无可避免地开始向下坠落，至于哪里是它的终点和折返点，谁也无法预测，也许还需要五十年，也许还需要一百年。换一句话说，由个人自由绝对化导致的道德沉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塑造着西方世界的面貌，不断酝酿和制造着内在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读者如果认为这种判断草率，那么我们退后一步：西方社会究竟会不会被他们五百年以来一直在掀动着的个人主义浪潮全面吞没，或许还是未知，尽管这样，我仍然相信引力，相信石头抛得再高，也总有一天要落下来，总有一天要沉重地砸到地面上。
结果中国来到了西方文明曾经驻足的地方。
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而是作为一个文明体崛起的。我赞同这种观点。中国文明的确是非常独特的文明，它从来没有与西方文明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交叉和合流，即便经过1949年革命和改革开放，亦是如此。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它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自己独特的质地。
我举一个也许未必典型的例子吧。西晋王朝（265年-317年）自“八王之乱”导致灭亡，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的“五胡乱华”时期，汉族文化曾经被没有什么文化的北方游牧民族所排斥、打击和毁坏。在汉人遭到反复劫掠和屠杀的同时，“汉”这个字以及与之发生任何关联的事物都带着极大的贬义，甚至被视为非法。然而随着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尤其是隋文帝杨坚（541年-604年）在国家统一的征程上有意识向汉文化靠拢，终于结束了持续二百多年的社会大动乱，实现了国家统一。统一之后，隋文帝更是着眼于消除少数民族政权色彩（体制），消除在战乱期间各割据政权兴起的所谓“胡俗”（服饰以及生活习俗），有意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治国智慧与治国策略，恢复汉制，创建了行之有效的诸如三省六部的国家行政体制，中国政治社会的基本架构就此结构而成，为唐朝的兴起以及盛唐的出现奠定了不可替代的政治和文化的基础。
自此之后，“在隋唐两代三百多年里，虽然一再有风云变幻，甚至政权更迭，但是，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南北朝那样长期彻底的分裂动乱，显然民族融合及其带来的多元文化创新，生机勃勃，成为维护统一的坚强纽带。”（韩昇：《隋文帝传》）。人们总是把“隋唐”两个字连在一起，反映的正是这两个朝代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特点。尽管杨坚晚年由于过度专权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犯了一系列错误，有时候甚至是很无聊的错误，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隋二世而亡，但是清代学者王夫之仍然高度赞扬隋文帝以及他创建的隋朝为“起唐二百余年承平之运”做出的伟大贡献。我想，这里面的原因无它，就是因为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曾经从精神上照耀过这位从偏远地区走来，却胸襟宽广、大有作为的皇帝，让他做了很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历史上，像隋文帝这样的杰出皇帝还有很多很多。每一次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都被同化在了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充分说明了中国文明强大的吸引力和强盛的内生动力，它就像熔炉一样，拥有对异质文化非凡的融合功能。换一句话说，中国文明的无法抗拒的生命力，或许比世界上任何思想家的想象都更为深邃长久，更为丰饶饱满。从这个角度说，经常被中国人引用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年—1831年）所谓“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的说法，如果用来概括中国历史，甚至是全部的中国历史，而不是强调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某一方面的缺失，很显然是片面、草率和武断了，至少，这个并没有真正亲身考察过中国社会的欧洲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过于表面、过于粗陋，也过于肤浅了。我们从这里甚至还可以闻到西方中心论、西方种族优越论的味道。过去我们对这种味道不是很敏感，现在经由美国和西方世界政客歇斯底里的反华、反世界、反全球化的操弄，我们终于意识到，在当下，这是关乎世界乃至于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严重问题。
不过这件事与本文无关，我也就不说它了吧。
12
现在让我们把西方文明历史和现实状态的册页翻过去，仍然回到我们的当下。
当下，在我们的话题范畴之内，你必须看到，随着个体主义的兴起，中国社会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与西方文明发展路径趋同——基本相同的路向，而非合并——的趋势。具体说，就是人性中的个人意识、个人权利在觉醒，这些东西就像洪水一样，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荡涤着中国社会的角角落落，某些局部，甚至正在导致堤岸的塌陷和溃决……我们现在想要的，正是西方人在二三百年以前就已经得到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由于有了西方文明作为坐标和参照系，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变得可以想象了；换一句话说，我们正在进入与西方世界发展路径趋同的巨大轮回之中。这对于我们究竟是祸，还是福，暂时还不好判断，但是我的直觉比较悲观：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约制，任由其发展下去，未必是好事情。
约制不应当是限制，更应当不是压制，而应当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的发展，这里面包含着繁复的制度、体制建设，包含着权力与社会、权力与人民的关系的深刻调整，包含着社会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在各社会阶层中的均衡分配……让我们向很远的地方窥望一下：当上述历史内容像种子一样饱满成熟之时，个体和全民的道德素养提升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拥有了适应新时代的新的道德伦理体系，这个体系将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无限丰饶，将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无限充盈。
“望山跑死马”，我们前面的路艰苦而又漫长。好在西方世界遭遇到的事情，或者说，西方文明已经显示的发展路径，作为活生生的社会历史标本，给我们提供了深切的历史教训，我们免不了会想，如果我们远离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把并不全面的个人自由绝对化到高于一切的程度，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对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弃离与背叛。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这种弃离与背叛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然而西方社会的现状给我们提供了触目惊心的答案和警示：至少在道德范畴，我们的未来有可能变得更糟，而不是变得更好。这是因为，哪怕出于惯性，历史也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在这艰苦的历程中，我们只能徒然地等待着这个时代广泛发生的道德脱落继续沿着它自己的路径向前发展并走向它的终点。
终点就是折返点，终点才是折返点。
这需要多长时间呢？西方社会用了大概数百年时间才初见端倪，有鉴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深邃坚固和源远流长，无论是“破”还是“立”，过程必定要比西方社会更加长久。我们保守一些，就算也需要数百年时间吧，才能从当下的道德脱落和随后的道德体系重建中看到结果。至于结果具体是什么样子，我很难说。然而我有充足的信心认为，中国文明，即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的宝贵核心观念——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必定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出生机，不仅成为广泛的社会共同意识，更成为绝大多数人的伦理支持和道德支撑，甚至成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这将是一个漫长漫长的需要艰苦跋涉的过程。
中国思想家荀子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荀子·王制》）如果我们剔除掉荀子囿于时代限制从而不可避免的王权思想，把“君子”理解为作为中产阶级的社会精英，我们就会意识到，目前在蔓延着的道德失序，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多么可怕而危险的事情。
这位荀先生为这种道德溃烂开出的药方是“礼”，即一定意义上的道德规范、道德约制：“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他好像不认为道德失序或者道德溃烂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他认为有“礼”即社会行为规范的约制，就一定能够阻止住这样的事情发生和蔓延。荀先生是不是有点太乐观了？我有些质疑。然而我绝对相信，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这也许与他面临的境况不像我们如今这样严重有关？
我有点超前了，竟然认为经过数百年轮回，我们才会回到目前被我们厌恶和摒弃的文化状态中去，在那里找到我们已经破碎了的伦理。我确实有点儿超前，我甚至很多次怀疑我的这种推想是否正确。然而，每当我看到美国和西方社会在无穷尽的罪愆中所发生的道德沉沦，看到道德沉沦导致的大规模社会破碎，我就免不了要想，如果今天的我们也得到相应的条件使个人意志、个人自由绝对化，如果我们的个体意识也膨胀到无所约制，那么将来，他们的今天会不会是我们的明天？这是一个很“烧脑”的问题。
唉！毕竟，美国和西方世界数百年前就得到的东西，我们即便到现在也还未曾得到，这意味着我们脚下并没有一个可以踩踏的展望未来的根基，我们对未来世界的任何推想，都不得不带有虚幻或臆想的成分。尽管这样，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显露出来的道德萎靡以及一定程度的道德沉沦，仍然使我高度警觉：我们也许已经进入了西方世界经历过的那个轮回，我们正走在他们曾经走过的路上。这意味着有一个不祥的晦暗未明的明天正在很远的地方等着我们。
如果这个“明天”就是“末日审判”中的那个“末日”，就像西方世界将很快迎来的那个“末日”一样，那么，当这一天果真来临的时候，能够拯救我们的，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扬弃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我们的道德——被今天的我们轻薄地认为已经陈旧不堪，再也发不出道德光芒的道德，那可能是我们仅有的精神依傍了。
当然，我们所依傍的必定是经过扬弃的新文明、新文化、新道德了。
13
我要特别说到“扬弃”这件事，这是因为，它涉及我们今天或不久的未来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更涉及我们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革的问题。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不断发展中生存下去的，这中间要经过无数次整合，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历史条件。即便是被我们认为“数千年以来”未曾改变的儒家文化，亦是如此。
我们当然可以说，儒家文化的根柢，在政治上是皇权专制主义，在文化上是封闭主义，在经济上是“利出一孔”。然而即便是这种文化，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多次扬弃或者说汰洗，不同的是，儒家文化的强大社会根基决定了这种“扬弃”有时候扬弃得很好，有时候却“扬弃”得很糟。因为，文化归根结底是为政治服务并且是由政治决定其形态的，当历史做出巨大的内容调整时，不可能不触及文化。譬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佛、道，把正统儒学置放到了不尴不尬的境地，这种情况，在文化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延续到了隋唐两代。到了宋代，为了顺应统治阶级的需要，程颢、程颐、朱熹等思想家对儒学进行粗暴的改造，形成了所谓的“程朱理学”。程朱理学颠覆性地改变了传统儒学，将儒学以人性为基础的“仁”改造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以禁欲主义为主调的“理”，放大了传统儒学中封闭保守乃至于反动的成分。有人认为中国的衰落最早起源于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的传布，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值得我们特别警觉的。
后来还有王阳明（1472年－1529年）“心学”的出现，强调“心即是理”，“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等等。王阳明的学说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逃避主义的，他在鼓动出世而不是入世；在学术上，我认为可以把“心学”划入到道家的观念和思维的范畴——王阳明试图在变形扭曲的社会图景中，为人寻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而不是要改变这种图景；他试图让人们相信没有看见任何看见了的东西，这在丢失了自己灵魂位置、正在彷徨观望的社会阶层的人那里，当然会产生共鸣，因此王阳明的学说对后世中国文化尤其是日本文化同样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我认为王阳明学说的影响大于它的实际价值。
明末也就是到了17世纪末期，中国也曾经出现过一次试图突破皇权专制主义藩篱的思想解放运动，进步主义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率先对程朱理学发起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浪潮甚至荡漾到了清代，只可惜由于缺乏社会根基——生产力的发展，新阶级即新的社会政治力量的产生——这种批判并没有演变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更不要说社会运动了。皇权专制主义的粗大根系仍旧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社会土壤之中。
1949年建立新中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传统文化，摒弃了不少愚昧落后保守的东西，却也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传统文化的政治根基，毛泽东一句“历代皆行秦政制”把这种景况概括尽了。这意味着，我们的制度、体制乃至于民族心理，还没有完全跳出传统政治文化的窠臼，这也是导致我们今天面临我前面已经说过很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窘境的根源之一。
毛泽东有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化的扬弃与革新并非一定能够促进社会转圜，它还需要很多必要条件，某些条件甚至是很苛刻的。目前我们面临着数千年以来都未曾出现的进行巨大社会转圜的历史时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绝不简单是一句口号，它既是切实的历史判断，又拥有充盈的历史内容。在这些历史内容之中，当然也会有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机缘。这个机缘的出现，某种意义上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运动从它的内部产生出来的，我们终于看到了历史经过数千年凝铸而形成的新社会类型的胚胎。说一句夸张的话：我们几乎可以听见他的心跳了，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降生到人间了。
说一句更夸张的话：中国目前正处在物质财富大爆炸和精神财富大爆炸的前夜。然而我们必须警觉，这个前夜也许极为漫长，也许非常短暂，全看我们怎样走了。我当然期望我们只需要再前进一步，未来之门就会轰然有声地向我们打开，我们就会进入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新时代。然而期望并不是现实，从现在开始及至我们以后几十年、上百年，我们也许都将处在这样一种历史机遇而非实实在在的现实之中。必须再强调一遍，“机遇”既有可能转瞬即逝，从我们手里溜掉，也有可能成为我们迈向未来的基石。只有抓住这个机遇，我们才可以谈论重塑。
我这里所谓的“重塑”，当然包括必须融合西方文明的内外整合，不仅要把中国文明有价值的东西承接下来，更要把西方文明中有价值的东西融合到我们的文化之中。经过重塑的世界观将不再为我们所独有，它不仅是中国的，同时也应当是世界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循着中国文化的精神脉络，创建能够被世界广泛接受的肇始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渊源的“普世价值”，这里面当然包括民主，包括自由，包括权力来源，包括对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和监督；至少在精神层面，在道德层面，更应当包括儒家思想中最宝贵的核心价值系统。而这种系统性的价值整合，我相信作为巨大文明体的中国是做得到的，这也是中国对世界应有的贡献。我们的后人肩负着比我们更为繁重的历史责任，他们一定能够完成历史的庄严嘱托，写出关于中国未来的瑰丽篇章。
“陈行之先生，你前面说要完成社会转圜需要很多必要甚至很苛刻的条件，能解释一下吗？”
驱动时代前进的先导，一定是思想，一定是思想的解放，一定是人的全面解放。我们常说，中国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这个伟大复兴的唯一途径，一定是开放，全面的思想开放，全面的精神开放，全面的社会开放。必须让千百万人有机会进入到这场思想革命和精神革命的伟大洪流中来，而不是用“特色”把人民与国家政治隔开，把中国与世界隔开。进一步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将是我们今后乃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
我愿意做如下设想——套用恩格斯的句式：这将是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时代，这个时代呼唤着我们自己的思想家，我们自己的哲学家，我们一定能够为世界奉献这样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中国人将不会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有鉴于历史上曾经一再发生过的重复，我们也极有可能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运气不好，或者“撞见鬼”，或者遇见“鬼打墙”，我们最终仍然得不到我们用灵魂呼唤的那些东西，我们仍将两手空空……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了，我这里就不多说什么了吧！
此时此刻，回顾过往，我们更应当警醒并牢记，我们艳羡并追逐了一个多世纪的所谓“西方文明”，固然有它的独有价值，譬如自由、譬如民主，更譬如推开人类近代史大门的科学技术发现……它确曾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无比伦比、无可替代的作用。换一句话说，尽管我们前面讨论了它目前所陷入的困境，我们必须承认，它确曾非常进步，非常辉煌，在相当一段历史时空中，它都是照耀着人类的那束璀璨的光亮。它当下的黯淡并非由于它本身没有价值，而是在与历史的同行中，它逐步在某些方面显露出了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在目前看来，单靠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又似乎是无法突破的。资本主义救不了资本主义。这意味着，西方社会被极端个人主义推动的社会沉沦，还将继续下去……这是一个带有玄幻意味的轮回，用常规的观念无法解释，我们很难预测它的最终结果。
我更想强调，西方文明并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家。只有在中国文化根基上建立起来的未来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只有在那里才可以感觉得到，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离开的地方。我们终归会回到那里。
西方人是怎么看我们和我们的家的呢？我们把愚蠢无知而野蛮的西方政客放到一边，把西方思想家浅薄粗陋的中国观放到一边，听一听具有真正历史洞察力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吧!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1972年-1973年间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书名：《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中，曾经设想（作者注：我手头没有这本书，以下为大意，也许我的记忆有差，某些地方不严谨或另有歧义，敬请读者谅解）：如果将来有所谓的世界大同，也一定是在儒家文化传统上的大同。这位洞悉历史的伟大历史学家一定是与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东西。让我尤为难忘的是,老人家在回答池田大作“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会选择生活在中国哪一个时代？”时，汤因比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愿意生活在宋朝。”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热泪盈眶——我们时常忘记我们是谁，我们时常把自己丢失，我们似乎已经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有多么伟大了，我们遗忘了很多本应当牢牢记住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遭遇到的困难与危机，大概正是我们应当遭遇的吧？
14
读者也许会问：“陈行之先生，你真是在说，我们从当下的道德脱落到建立起新的道德体系，需要数百年时间吗？时间是不是太久了点儿？”
我正是这样说的。
是啊！数百年，那确实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们这短暂而卑微的一生，只可想望，无法将其变为身处其中的现实。说起来有点儿让人沮丧：我们只能面对当下，只能面对这电石火光一般转瞬即逝的人生。我们只能徒然地承受社会不完美和人性不完美带来的双重挤压。我们似乎只有一条道可走：忍耐，忍耐这个到处都是精神危机的从旧道德中脱落的时代加诸于我们的种种精神苦闷。这种苦闷不会缓解，只会随着岁月的延续愈加强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在这浑浊的人世中，守住道德的底线，守住良知的底线，守住正义的底线。哪怕你形单影只地孑然而行，也应当如此。这样的话，当你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才有理由感叹说：“我坚持住了，我没有做我不能做的那种人，我没有做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做的事情；当良知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缺席……”
任何能够说出这句话的人都是值得敬重值得赞叹的，因为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太难了，太难了。
2023-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