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党的主要活动和核心任务通常被认为属于国内政治范畴，跨国交往是消耗额外成本的“非必需”活动。但在实践中，可以看到不同政党以不同形式在从事这一“额外”活动，政党为何愿意付出相应成本、又如何承担该成本是需要厘清的问题。政党跨国交往可分为政党跨国联络、政党知识转移和政党间组织等基本形式，其制度化程度、开放性大小和不对称性高低各异，这些基本属性的组合决定了特定跨国交往选择所隐含的成本。政党最终的跨国交往形式选择是意愿和禀赋这两个基本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党的跨国交往意愿类型(辐射型意愿、聚焦型意愿和弱意愿)框定其主动承担成本的目标范围，禀赋强弱程度则决定其是否有能力支付相应成本。中国共产党的跨国交往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跨国交往是辐射式交往的典型案例，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跨国交往和澳大利亚绿党的跨国交往是聚焦式交往的典型案例。这四个案例所蕴含的差异和共性表明，政党在各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和规范性追求建构了其特定的跨国交往意愿，政党的跨国交往禀赋则取决于其如何在特定国内政治环境中确保稳定的资源供给。在意愿和禀赋的适配和演进过程中，跨国交往这一“额外”活动逐渐变为政党“分内之事”。

关 键 词：政党跨国交往 结果逻辑 适当性逻辑 组织资源 政治资源

一 引言

近年来，一些政党日益主动地以自身名义与外国政党等行为体建立交往关系，此类交往活动往往独立于传统的国家政府外交渠道，构成独特的跨国交往现象。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联部)的对外交往工作是这一现象的典型案例。同时，现实中不同政党的跨国交往行为呈现明显的多样性：有的政党广泛地结交各国各类行为体，有的仅与具有某种共同身份的政党交往，有的则在特殊场合或议题中发展跨国关系，还有的几乎不主动从事跨国交往活动。

在传统政党研究视角下，政党的主要活动场域为国内政治，以在国内执政或参政为核心目标，其国际作用主要体现在自身对政府外交行为产生的影响。相较于政党的国内活动，跨国交往是需要付出额外成本的“非必需”活动。①那么为什么不同政党会以不同形式从事这种“额外”活动?政党因何愿意付出相应额外成本又如何调动资源投入其中?本文以政党跨国交往为研究焦点，提出基本的概念框架对政党跨国交往进程特征和个体差异展开系统性探索。本文发现，政党支付“额外”成本的意愿和禀赋构成其自主发展跨国交往的基本条件，这两个因素在具体政治情境下的组合塑造了最终的跨国交往选择。中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国两党以及澳大利亚绿党的案例展现了不同政党的能动性差异及其促成的跨国交往形态的多样性。

二 政党研究视角的演进

政党政治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根据相关研究对政党活动范围及其作用的关注点的区别，本文将政党研究的路径划分为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和跨国政治三种视角。传统的政党政治研究基本遵循前两种视角，关于政党跨国交往的讨论散落其中，处于研究的边缘位置，欠缺基于经验证据的系统性考察。如《政党政治研究指南》有45章，其中只有“政党的国际角色”一章的一节内容与政党跨国交往直接关联，且该讨论仅涉及欧洲政党的实践。②《政党论》的“国际政治中的政党”一章简单讨论了政党可以直接参与国际事务或结成跨国政党联盟，援引的经验证据多为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实践。③在2021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述评文章中，斯蒂芬妮·霍夫曼(Stephanie Hofmann)和本杰明·马蒂尔(Benjamin Martill)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对政党的不重视源于美国中心视角之下的偏见。但讽刺的是，当两位作者提出未来研究可以关注跨国层次的政党行为时，援引的例子都关乎欧洲政党，又陷于欧洲中心视角中。④因此本文提出，研究者有必要将政党跨国交往现象置于研究中心，展开系统性、包容性的探索，推动设置新的研究议程，填补主流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视角留下的空白。

(一)国内政治/国际政治视角下的政党

传统的政党研究属于比较政治和国别政治范畴，通常将政党视为国内政治行为体，认为政党主要与国内的各类行为体互动并产生国内政治影响，几乎不考虑政党在国境之外的活动。在西方政治学中，政党的本质属性就是通过选举参与公共事务。乔瓦尼·萨托里(Giovanni Sartori)将政党定义为“以可辨识的官方标签参加选举的、能够通过选举输送公职人员的政治群体”。⑤理查德·冈瑟(Richard Gunther)和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指出政党有七大功能：提名候选人、选举动员、塑造议题、代表社会群体、利益聚合、组成并维系政府以及整合社会。⑥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中国政治学者提出了与国家/社会中心主义并列的“政党中心主义”视角，关注政党本身作为核心行为体对制度变迁和国家治理的作用。⑦这一视角主要关注的仍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内政治领域的角色。

在国内政治视角基础上，注重“第二意象”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政党在外交政策制定和国家间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呼吁“把政党找回来”。⑧国际政治视角下的政党研究可视为国内政治视角的自然延伸。在这类研究中，政党有一定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偏好，利用既有国内制度渠道和权力结构影响政府的内外政策制定，最终产生国际关系影响。⑨虽然这类研究将视野拓展到了国际领域，但关注的核心动态仍然发生于国内层面，即政党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是由其国内政治角色塑造的。

近年来，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一些学者开始总结与阐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布局和思想理念。⑩这些研究将中国共产党置于研究焦点，且直接考虑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视野，但暗含的研究路径仍然属于国际政治视角，即主要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偏好和布局如何通过中国国内政治这一中间过程影响中国的外交行为。在这一视角下，中国共产党的跨国交往仍未被严格区分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总之，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视角下，政党并不是通过跨越国境活动从而直接在国境之外产生政治效应的行为体(如图1)。传统研究视角几乎不关心政党跨国交往，亦不具备相应分析工具来理解这一现象。

图1 三种政党研究视角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圆圈代表国内和国外的分界，直线指涉互动关系。本图旨在简约地描绘三种研究视角不同的侧重点，而非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现实。

(二)跨国政治视角下的政党

并非没有学者注意到政党跨国交往的独特性，既有文献对政党跨国交往的具体案例的研究散见于不同研究议程。在政治思潮研究中，有学者跟踪各国政党因相近意识形态而产生的跨国联结与合作。(11)在欧盟政治研究中，围绕一体化进程与政党政治的互动，有学者考察了欧洲各国政党如何因意识形态或政策偏好而交流合作，并发展出超国家层面的政党关系。(12)在比较民主化研究中，有学者探究了主要西方国家的政党如何通过其附属机构开展“跨国政党援助”，将西方的政治理念传播给发展中国家政党。(13)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活跃使得中国如何通过政党外交发展对外关系日益受到关注，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政治和中国外交等学科领域下的议题。(14)可以看到，无论是强大如中国共产党，还是弱小如某些国家的边缘左翼政党，都有可能以自身名义直接发展跨国关系，从事相对独立于国内政治过程的交往。

尽管不同方向的研究涉及政党跨国交往的经验事实，但这些研究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成体系的对话，重要案例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待发掘。本文认为，相关研究不仅应当描述不同政党如何在具体案例中扮演跨国行为体角色，还需要发展出系统性的框架，全面理解政党跨国交往现象。本文将这种不同于国内政治/国际政治视角的政党研究新路径称为跨国政治视角。

这一视角呼应了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等在半个世纪前倡导的“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范式。奈和基欧汉将世界政治定义为：“有自主性、在某个议题领域掌握充分资源、处于跨越国境的政治关系之中的任何‘重要行为体’之间的政治互动”。(15)这一范式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20世纪70年代左右的新变化，即各类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社会运动都开始从事不受各国政府直接控制的跨国联系和互动。这一定义同样适用于当今政党独立于政府进行的各类跨国交往活动。同时，政党与此类跨国行为体有所不同，其既在本质上是非政府行为体，又同本国政府和国内政治生态有着密切联系。这一微妙的政治角色增强了在跨国政治视角下将政党作为独特研究对象的意义。

将无法通过传统视角考察的不同案例纳入一个共同的视角下加以研究，有助于研究者系统性地探讨不同政党的跨国交往是否可比及如何对比。本文试图构建初步的分析框架，为系统研究政党的跨国交往设置新的议程。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不否定既有政党研究的价值，亦不试图对既有研究提出替代性解释，主要旨在填补既有研究的缺失。

三 政党跨国交往的形态及属性

本部分试图描摹出跨国政治视角下政党跨国交往的总体形态，即总结政党跨国交往的三种主要类型，并提出三个维度用于跟踪和比较具体案例中的政党跨国交往。基于此讨论，跨国政治视角相对于两种传统视角的独特性也更加明晰。总体而言，政党跨国交往可以定义为需要政党支付额外成本、并非所有政党参与的异质性政治活动。

(一)政党跨国交往的形式

为方便学理讨论，可将政党开展跨国自主交往的主要方式分为三类：政党跨国联络、政党知识转移和政党间组织。在具体案例中，作为跨国交往行为体的政党可能同时涉及若干形式的跨国交往，也可能只参与某一种或在三种形式间存在部分重叠或平行。

一是政党跨国联络。政党跨国联络是政党跨国交往的基本和日常形式。政党跨国联络与国家政府间的外交行为类似，通过政党与交往对象之间的会见、会议和通讯等活动展开，可以采取双边或多边形式。政党跨国联络不能完全等同为党际交往，因为政党也会与政党之外的其他类型行为体(如外国政要、经济社会精英和同族裔人群等)发生直接的跨国交往关系。

二是政党知识转移。正如国家或国内行为体间会发生知识转移与规范扩散等现象，政党与交往对象之间同样会出现跨国知识转移现象。这种知识转移通常以培训、考察和宣讲等形式发生，涉及的知识内容通常与政党建设、政党体系、选举、国家治理及社会经济发展等治党理政问题相关。政党知识转移活动通常涉及明确的议题，以政治知识的传播和分享为核心目标，与一般性、日常性的联络活动有所区别。

三是政党间组织。如同国家政府之间建立国际政府间组织一样，政党之间也会形成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多边组织，以规范和安排政党间有规律的互动交往。价值观、地理位置和国内政治地位等因素都可能成为政党间组织的准入标准。

(二)政党跨国交往的属性

借鉴国际制度的既有研究，研究者可以从制度化、开放性和不对称性三个维度考察政党的跨国交往。

第一，制度化程度关乎政党跨国交往的深度。在国内政治/国际政治视角下，政党几乎都是通过本国选举、政府决策等正式制度化进程产生政治效应的。政党跨国交往的制度化程度则参差不齐，可以从两方面衡量制度化程度：一是交往行为是否以正式阐明的原则和规定加以约束和组织(正式化程度)，二是交往行为是否由统一的行政组织安排和管理(集中化程度)。(16)由于建立制度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供稳定预期，制度化程度反映了政党与交往对象频繁互动并且深度交流的意愿。一般而言，政党跨国联络的制度化程度下限较低，虽然跨国交往需要仰赖一定的组织结构和规范规则，但日常联络活动并不必然依靠高度正式化和集中化的渠道。政党知识转移的制度化程度在不同情况下不尽相同，有的政党培训是在一整套严格规章下展开的，有的政党知识转移则通过较为个性化的考察和调研形式实现。政党间组织是制度化下限最高的一种交往形式，成立组织、设定成员规则和设立常设秘书处等都是正式化和集中化程度高的表现。

第二，开放性大小体现政党跨国交往的广度。在不同国家内部，政党活动的范围和可能性由国内法律和政治规范框定，这些法律规范决定了哪些政党被允许合法运作并进而成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行为体。与之类似，一个政党如何筛选交往对象决定了具体案例的开放性大小。交往对象的标准越明晰具体，越具有排他性，其开放性越小。政党跨国联络的开放性取决于政党建立交往关系的基本意愿。政党知识转移的开放性的变化范围一般更小，因为知识的供给者通常有选择地对外提供知识，同时并非所有政党都处于知识的接收端。政党间组织的开放性程度通常不高，这是由其较高的制度化程度以及一定的准入门槛所决定的。

第三，不对称性高低反映政党跨国交往中蕴含的政治关系实质。在国内政治中，不同政党因为选举制度、政府制度等的差异而享有不对等的资源和地位。政党间是否有“平等的赛场(level playing field)”是政治发展研究关注的重要因素。(17)在跨国关系中，政党与交往对象之间也可能因为交往过程中的地位差异、决定权大小和能力悬殊而产生不对称性。不对称性反映了政党跨国交往过程中制度化或被默许的、物质层面或观念层面的权力不对等关系，这种不对等关系可能转化为其他方面的影响力。(18)

政党跨国联络涵盖的案例复杂多样，其不对称性的可能取值范围较大。政党知识转移从定义上就描绘了一种知识的流动过程，“谁提供知识给谁”这一问题本身就蕴含着社会性的不对等结构，长期来看单向的知识流动可能成为不对等权力滋长的渠道之一。(19)政党间组织的不对称性取决于政党如何安排彼此关系，即组织中的决策程序和原则、实质互动逻辑以及涉及议题的特性等。

(三)作为“昂贵”活动的政党跨国交往

本部分进一步揭示了跨国政治视角如何有别于传统的政党研究视角(见表1)，政党跨国交往应当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一，在本体意义上，政党首先是国内政治行为体，参与国内政治活动定义了政党的根本属性。国际政治视角派生于政党的国内政治身份，其能动性寓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几乎所有政党都天然具有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属性。相比之下，并非所有政党都会出现在跨国关系中，跨国交往是一种异质性需求。

第二，在国内政治/国际政治视角下，政党活动是制度化程度较高的过程。而政党跨国交往是相对独立于国内制度的领域，政党行为和互动的制度化程度取决于政党与互动对象之间的安排设计，因而政党跨国交往更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

第三，国内政治/国际政治视角下的政党活动植根于国内政治过程，其核心是对公职的竞争和/或对政府权力的分配和施行。这两个视角下的政党互动的冲突性烈度可能非常高，甚至会以法律的名义造成某个政党的削弱或消失(如施行党禁)，强制力水平也较高。而政党跨国交往一般不面临冲突烈度过高的风险，总体上以较为和平的基调展开。(20)相较于政党的其他活动，跨国交往更加倚赖参与政党的自主自愿。

总之，政党跨国交往的形式和属性存在较大异质性，根本原因在于这类活动是需要政党主动付出额外成本的“昂贵”事业。政党跨国交往的形式和属性如同“市场定价”标准，厘清这些因素有助于研究者在具体案例中衡量政党愿意并有能力支付的额外成本。例如，开放的、高制度化水平的交往通常比封闭的、低制度化水平的交往更“昂贵”，围绕特定主题的政党知识转移活动通常比单纯的政党间联络更“昂贵”。

四 政党能动性与政党跨国交往的实现

本部分试图在个体层面刻画作为跨国交往行为体的政党。由于发展跨国关系并非每一个政党的本质需求，“额外”的跨国活动需要政党愿意并有能力投入额外的资源，因此，政党需要有相应的跨国交往意愿和禀赋。(21)这两个因素构成政党发挥能动性的基本条件。

(一)意愿：为什么支付额外成本

政党的跨国交往意愿是促使其付出额外成本的动机。基于结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s)和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22)政党发展跨国交往的意愿可以从利益需要和规范性追求两个方面考察。

在结果逻辑方面，政党发展跨国关系的驱动力通常来自其特定利益追求：其一，政党最根本的追求是尽可能地争取和维持政治权力。因此，如果政党认为发展跨国交往对于自身国内生存和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有利，那么政党就有动力这么做。特别是在政党是执政党的情况下，并且开展跨国交往有利于推进本国政府目标、促进国家发展时，政党会有较强意愿开展跨国交往以增进自身执政绩效。

其二，在基本的生存和政治安全之外，政党也可能追求更有象征性意义的目标，如良好的国际声誉和受尊敬的国际地位。地位追求是政治行为体心理层面的内在追求，有利于其获得满足感和自尊；地位受到承认还可能带来其他方面的裨益，因此地位追求也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23)对于在本国地位较高的政党而言，追求国际地位既能增进自我肯定，也能向国内外观众释放信号，进一步证明自身能力的优越性。对于在国内政治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政党而言，参与跨国交往为其提供了直接在世界舞台上增加关注度和影响力、间接证明自身价值的机会。

其三，政党的“黑箱”也应打开，政党跨国交往通常由特定部门或关键个人推动。当政党的跨国交往对于政党内部的某一部门或个人有独特裨益时，该部门或个人会有充足的动力推动本党投身于跨国交往，由此提升自己的物质或非物质收益。

在适当性逻辑方面，政党可能受某些道德要求和意识形态偏好等规范性因素驱使，认为展开跨国交往是正确和应该做的事情。当政党围绕特定意识形态或政治理想组织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或政治理想在本质上要求政党不但参与国内政治活动，更需要跨越国境以便直接在世界政治中产生影响力。在规范性观念的建构下，跨国交往这一任务或许会天然地被视为政党的“分内之事”。

总之，追求利益和身份认同都可能促使政党积极发展跨国交往。有的政党可能认为只有将资源投入到国内政治活动才符合其自身利益和认同，这些政党因而缺乏主动参与跨国交往的意愿。上述意愿影响因素不仅仅给政党提供了抽象的动力或限制，更塑造了政党在扮演跨国交往行为体时的具体行为。政党在与谁发展跨国关系、发展何种类型的关系、关系的深度和广度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偏好都取决于具体的影响因素组合。

根据政党意愿所对应的跨国交往选择范围，本文将意愿划分为辐射型意愿、聚焦型意愿及弱意愿三类。辐射型意愿指政党的跨国交往不会限定在特定和有限的目标上，而是广泛地与多种对象、议题和目标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政党跨国交往之于政党犹如外交之于国家，政党发展跨国关系是政党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且其覆盖的议题领域可能不断扩展。聚焦型意愿指政党在跨国交往中仅追求确定和有限的目标，活动内容针对性强且相对固定具体，局限于某一个具体议题甚至某一种交往活动。弱意愿则指政党并无过多动机来主动发展跨国交往。

(二)禀赋：靠什么支付额外成本

政党仅有跨国交往意愿仍不够，还应具有与之相适应的资源和手段来决定其是否能承担足够的成本。跨国交往活动的频率越高、交往对象越多以及交往制度化水平越高，政党所需要付出的资源也越多。政党作为跨国交往行为体的禀赋主要包括组织资源和政治资源两部分。

组织资源包括组织架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等。(24)不同的政党在内部制度化程度和制度设计细节上各有不同，因此其组织架构和人力资源差异也很大。有的政党内部设置了专门常设机构负责跨国交往事宜，该机构自身构成较成体系的科层结构，同时配备固定的专职人员；长期专职从事政党跨国交往的人员所获得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是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政党只有名义上的机构或职位负责跨国交往，人力资源有限。有的政党则没有针对这项工作进行的专门分工。此外，一些政党下属各类专长具体议题的协会和基金会等机构可以代替政党本身开展跨国交往。而在物质资源尤其是财政资源上，政党之间的差异本身就很大，具体到跨国交往投入方面更是如此。

政治资源指政党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和吸引力。政党及其跨国交往对象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政党跨国交往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政党所在国的重要性、政党在国内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政党的国际形象等因素都将影响政党作为交往对象的吸引力。通常而言，大国政党比小国政党更具吸引力；一国执政党或主要政党比边缘小党更具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策理念相近的政党比观念相左的政党更具吸引力；在具体领域有重大成绩或创新理念的政党比声誉不佳的政党更具吸引力。

值得强调的是，从较长的历史维度来看，禀赋与意愿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互构关系。一方面，意愿可能促进禀赋，特别是组织资源方面的禀赋。一般情况下，政党跨国交往的初始禀赋必然由一定程度的意愿催生。因此，除非遭遇难以克服的阻碍，较强的意愿往往能够推动一定程度的禀赋建构。另一方面，禀赋可能增长意愿。一旦政党内部安排较为固定的组织或个人来处理跨国交往，其既得利益或身份认同可以导致未来更强烈的跨国交往意愿。当然，意愿和禀赋的这种互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成立、多长时间内成立，取决于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动态，在不同案例中或许会展现较大差别。

本文以相对意义上的强弱尺度来衡量政党跨国交往的禀赋，禀赋的强弱影响政党是否能采取适当行动以匹配意愿。强禀赋意味着对于某一有具体意愿的政党而言，其禀赋适配于发展符合其意愿的跨国交往。禀赋越强，政党越能够依照自身的意愿展开跨国交往，而无须因资源有限而不得不在不同目标间取舍。弱禀赋则意味着禀赋的错配，即使某政党在本国是绝对意义上的强势政党，但若其不具有适合发展跨国交往的禀赋，本文仍然视其禀赋较弱。在政党仅有弱禀赋的情况下，资源的有限性意味着政党需要有针对性和有效率地利用其禀赋，因而在实现意愿方面受到显著限制。

(三)政党能动性的发挥

政党意愿和禀赋这两大能动性因素决定了政党跨国交往的形态。政党意愿决定政党是否期望发展跨国关系，并框定政党跨国交往可能的实现形式；政党的禀赋则决定政党能否如期望发展跨国交往，并在自身意愿范围内将其以具体形式实现。本文将单个政党实际的跨国交往情况分为辐射式、聚焦式和被动式三类。辐射式交往是辐射型意愿的实现形态，政党积极主动地发展跨国关系，其跨国交往活动不限于个别对象、形式和议题。聚焦式交往是聚焦型意愿的实现形态，政党积极主动地发展跨国关系，其跨国交往活动限于特定对象、形式或议题。被动式交往指政党几乎不主动参与跨国交往，仅有零星跨国活动。

如图2所示，意愿的类型确定政党跨国交往情况的可能范围，禀赋强弱则影响政党具体能够实现的跨国交往。当政党禀赋足够适配其意愿时，政党将发展出与意愿相对应的跨国关系。随着禀赋的减弱，政党实现其期望跨国交往的资源将越来越少；当禀赋微弱到一定程度后，由于适配资源的匮乏，政党的跨国交往行为不得不接近于被动式。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本文主要以禀赋和意愿两个因素考察作为跨国交往行为体的政党，但这不意味着要忽视其他重要因素的作用。为了分析框架的简约性，其他因素可以纳入禀赋和意愿的剖析过程。本文的目的不在于用两个变量框定静态的模式，而是承认禀赋和意愿两个因素形成和作用过程的动态性。当然，具体的案例分析不可避免地需要刻画出某个静态的截面。意愿和禀赋从长期来看是不断变化和互构的，但本文将二者视为短期相对独立而稳定的因素。

至此，本文在过程层面区分了政党跨国交往的形式与属性，在个体层面探讨了政党能动性与跨国交往的实现，由此构筑起基本的概念框架。下文将分析中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以及澳大利亚绿党四个案例。前两者是典型的辐射式交往案例，后两者则体现了聚焦式交往的特点。这四个案例所展现的共性与差异有助于展示本文框架在实践中的动态性。

图2 政党能动性与政党跨国交往形态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中箭头所指方向为禀赋由强向弱变化的方向。

五 辐射式交往案例(一)：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跨国交往是辐射式交往的典型案例。但这一案例并非平均水平意义上的代表性案例(representative case)，因为其在各种指标上都显著高于世界各国政党的平均水平。中国共产党的辐射式交往有其较强的辐射型意愿及与之适配的禀赋支撑。本部分主要涵盖中国共产党通过中联部渠道、以党的名义进行的跨国交往活动。

(一)中国共产党的辐射式跨国交往

中联部在1951年成立后，主要负责与外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交往工作。由于国际共运大论战和“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仅有10个“老党”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交往。(2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恢复与断绝交往的“老党”的关系，并且逐步扩大对外交往的范围。当前，中国共产党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6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关系。(26)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跨国交往对象众多、覆盖议题广泛，属于典型的辐射式交往。

第一，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与外国政党和社会精英的跨国联络。中国共产党跨国交往的开放性大，灵活地与各类外国对象联络接触，不以意识形态和地域等因素排斥联络对象。中国共产党的跨国联络对象既有政党和政治组织，也有各国前政要、商业精英、智库机构和主流媒体等社会精英群体。其中，政党对象以各国的执政党干部和当政官员为主，同时也视对象国情况兼及重要的在野党和地方政党等。中国共产党有时亦愿意同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的政党联络接触。(27)中国共产党跨国联络的制度化水平日趋提升，与单个或多个政党建立了双边或多边的定期交流机制(见表2)。2017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以及2021年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最高层次、最大规模的政党多边交流机制，有进一步制度化的潜力。

第二，中国共产党积极与外国政党互学互鉴，开展各类政党知识转移活动。互学互鉴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新型政党关系”的内涵之一，(28)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同时是知识的接收者和供给者。在知识接收端，调研国外政党治国理政经验、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重要内容。(29)在知识供给端，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领域和层级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治国理政和治党经验，并将之分享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和社会精英。中国共产党既“请进来”——邀请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干部及社会精英到访中国，为其举办专题研修班和培训班，也“走出去”——组织中国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赴海外宣介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治党政策和实践。中国共产党与一些政党间的政党知识转移活动已有一定的制度化水平，建立了一系列围绕专门议题展开互学互鉴的理论研讨会和交流会机制。此外，中国共产党与部分交往对象在政党知识转移上形成了层级丰富、内容多样的制度安排。如中国共产党与越南共产党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干部培训合作，两党在2015年签署《中国共产党与越南共产党干部培训合作计划(2016-2020年)》，(30)又在2017年签署《中共中央党校与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行政学院合作谅解备忘录》(31)和《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同越南共产党广宁、谅山、高平、河江省委员会关于开展干部培训合作的协议》(32)等合作文件。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政党间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2000年，由菲律宾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发起的亚洲政党国际会议(ICAPP)首次召开，中国共产党派时任中联部副部长马文普作为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于2004年主办了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并见证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发展成为有正式章程、常设秘书处和常务委员会等制度架构的政党间组织。(33)目前，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任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在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框架内，中国共产党主办过一系列专题会议。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联部与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秘书处共同举办了“亚洲政党共抗疫情网络专题会”。此外，中国共产党正利用既有政府间机制发展平行的或嵌套的政党间机制。例如，中国共产党倡议发起了“金砖+”政党对话机制。2017年适逢中国主办第九次金砖峰会，中国共产党以“发挥政党作用，引领合作共识”为主题举办了金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党对话会。

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跨国交往形式多样，各类交往活动的开放性和制度化水平都有提高趋势，且其自身是大部分活动的主导者。可以推断，中国共产党有意愿且有能力调动较多的资源用于跨国交往。

(二)中国共产党的跨国交往意愿

中国共产党具有较强的辐射型意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根本定位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国家总体外交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体现”。(34)“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党和国家层面的意愿往往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跨国交往旨在为中国的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后“超越意识形态”的需要可以解释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开放性的不断提升，(35)中国国家利益在全球的不断拓展和演化意味着中国需要尽可能地发展与各国各种力量的关系，打造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朋友圈”。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独特优势在于“做人的工作”。(36)通过中联部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与各类政党、政治组织和社会精英建立了密切的人脉关系，在日常和紧急时期都保持传统外交手段之外的沟通渠道，并对外宣传和展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验以及党和国家最新的政策方针。因应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内容不断演进，如一系列“一带一路”政党共商和交流机制以及中联部通过下属机构成立的“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这些新举措都是为了便利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各种力量发展关系，在政党层面推动政治沟通。

另一方面，与中国其他对外交往渠道相比，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独特作用体现在其更集中、具体地突出党的独特作用。对比中国外交部和中联部的工作内容和话语可以发现，虽然两者都有助于推进党领导下中国的整体利益，但是前者通常在国家/政府层面推进工作和组织话语，后者的工作则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话语、政策和经验展开。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活动更直接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大国执政党的良好形象。(37)此外，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日益强调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重要性，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主要渠道便是由中国共产党以政党身份与其他国家政党开展互学互鉴。

同时，指导中国共产党行为的适当性逻辑加强了其推进跨国交往的意愿。习近平在2017年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而“大就要有大的样子”。(38)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作为政党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角色有所期许，从而使其认为当前辐射式的跨国交往行为是正当、有益且合乎礼义的。

(三)中国共产党的跨国交往禀赋

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了丰富的跨国交往禀赋，足以适配其辐射型跨国交往意愿。一方面，中联部的存在奠定了组织资源基础。中联部的诞生脱胎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其他共产党交往交流的特殊需求。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中联部便形成了层级分明的机构设置，按照交往地区划分为若干部门并招募专职工作人员。(39)作为中共中央的部门，中联部在组织结构、人员招募和资源分配等方面都与外交部有类似地位。目前中联部设有八个地区局，分别负责世界各个地区的联络交往和研究工作，还有办公厅、研究室和礼宾局等其他职能机构，(40)分工明确、组织架构完善。从每年中联部负责接待的各类考察团、培训班及其组织的各类高端会议等的规模可以看出，该部门具备充足的财政和人力资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跨国交往活动。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使中国共产党作为大国执政党享有丰富的政治资源。在国内，在中共中央统筹下，中联部能够与党和国家的不同层级和部门协调合作，根据具体议题调动不同领域和级别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41)在国际上，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共产党的跨国交往对象有着较强动机与之接触并发展关系。

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举行，世界各地超过5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派代表与会，国外线上参与者分布在近200个集体会场，中国国内除北京主会场外还设置了5个分会场。(42)这是中联部、中共中央其他机构、中国各级外事部门、中国地方政府以及外国政党和政治组织协作促成的结果，直接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跨国交往中调动的组织资源和政治资源。此外，在此次峰会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丰富的大规模多边政党活动经验，准备此类活动并非从零开始。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跨国交往而言，边际成本可能是递减的，较强的禀赋有助于禀赋利用效率的提升。总之，无论是在组织资源还是政治资源层面中国共产党都具备远超各国政党平均水平的禀赋，能够以远超平均水平的方式实现其辐射型意愿的目标。

六 辐射式交往案例(二)：德国社会民主党

作为德国现存最古老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欧洲政党(特别是意识形态相近的政党)及其他行为体展开了多渠道、多议题、多形式的跨国交往。作为辐射式交往的案例，德国社会民主党因其欧盟背景和社会民主主义理念而具备特殊的意愿和禀赋组合。

(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辐射式跨国交往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全世界的跨国交往对象众多、交往形式多样且部分交往制度化水平较高。但德国社会民主党跨国交往的开放性同中国共产党相比较为有限，意识形态是其选择交往对象的重要尺度，因此其交往对象大部分是怀有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政党和社会精英。

第一，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各种渠道与国外政党和社会精英建立联络。在欧盟层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欧洲议会议员与外国政党同事频繁联络本就是其职责所在。围绕欧盟立法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的常规工作包括参与欧洲议会全体会议、党团(political group)会议以及议会各委员会会议，这些互动带有天然的跨国属性。(4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欧洲议员也以本党或本党团(社会党党团)的名义，通过代表团访问、组织研讨会、发表共同出版物等方式与其他欧洲政党互动。(44)

在欧盟之外，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欧洲内外的各国政治力量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广泛接触。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政要和国际部参与对外工作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密切关联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对该党的跨国联络起到了重要作用。(45)截至2020年，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在德国之外的108个国家设有代表处，(46)与各国的政党、政府部门、社会团体、高校及研究机构等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跨国联络提供了便利渠道。如中联部和越南共产党分别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和越南代表处的合作伙伴。(47)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协调组织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与中越两国共产党分别建立了对话机制，定期互访并开展座谈。

第二，基于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德国社会民主党积极从事各类知识转移活动。在欧盟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常与姐妹党交流政治理念并共同发声。如2007年，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库尔特·贝克(Kurt Beck)和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弗朗索瓦·奥朗德( Hollande)共同发布《关于欧盟的未来的联合声明》，主张关注欧洲一体化的社会民主维度。(48)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的政治家共同反思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未来，并提出“建设美好社会(Building the Good Society)”的政治方案。(49)

在欧盟外尤其是与政治转型国家交往对象的互动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多地扮演知识供给者和意识形态输出方的角色。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基金会成立初衷即是为德国国内外民众提供政治教育，推广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一直是其工作宗旨。(50)中东欧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传播知识的重点地区，如在波兰加入欧盟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积极联络波兰民主左派联盟，尝试将其“社会民主主义化(social-democratization)”。两党成立了工作组，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直接提供党建和宣传等方面的指导。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通过组织政党领袖会面和研讨会等形式，向波兰民主左派联盟传输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纲领、政党竞选策略以及社会保障和工会政策等各类政治知识。(51)

第三，德国社会民主党积极参与制度化水平较高的政党间组织。在欧洲层面，德国社会民主党是跨国政党联盟欧洲社会党(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的创始成员，该党试图在欧洲各国推进社会民主主义议程。德国社会民主党国际部前部长阿希姆·波斯特(Achim Post)为现任欧洲社会党秘书长，负责其日常事务。(52)在全球层面，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创始成员。但自2013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以社会党国际“容忍污点成员”、应对全球挑战不力等理由停止缴纳会费，并逐步淡出该组织。随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导成立了进步联盟(Progressive Alliance)，与社会党国际形成直接竞争关系。(53)目前，进步联盟已有超过100个正式成员政党，负责总体协调各项事务的协调员一职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担任。

总之，德国社会民主党广泛地参与和领导各种形式的跨国交往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展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取向，凸显其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重要政治力量的地位。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跨国交往意愿

德国社会民主党愿意主动广泛地发展跨国关系有其深厚的理念基础——社会民主主义与欧洲一体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跨国交往既是遵循其意识形态取向的适当性逻辑产物，也是由这两种观念所定义利益的结果逻辑产物。两种逻辑相互交织、共同作用。

一方面，跨国交往是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政治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发轫于工人运动，从诞生起就怀有改造资本主义这一不限于单个国家的目标，国际主义精神使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重视跨国联结。(54)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这一国际运动的重要力量，从意识形态角度天然地倾向于广泛结交同路者和同情者。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普遍面临新自由主义的挑战，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有效性和思想创造力受到质疑，甚至在左翼谱系上日益受到绿党的挑战。(55)持续的挫折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姐妹党之间加强了跨国联络和政策协调，试图形成合力改变国家、地区甚至全球的政治动态。有实证研究表明，相比其他意识形态谱系的政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之间的政策沟通和政策学习最为密切，从侧面说明了跨国交往的频繁。(56)

从结果逻辑而言，广泛的跨国联系也有利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从中获益。特别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代表处遍布世界各地，其经营的关系网络起到了“做人的工作”的作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联络工作在与各国政党政要建立关系、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政府提供信息以及传播德国政治知识等方面都具有正面效应。(57)

另一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坚定支持者。(58)在规范层面，作为超国家构想的欧洲一体化本质上要求各国政治力量跨越国境互动。而在实践层面，欧盟不断发展出高度制度化、有强制力和合法性的超国家设计，相关法律规章框定了欧洲议会党团和欧洲政党联盟的活动，欧盟各国政党的跨国交往已成为这一庞大制度构造的组成部分。

从实用主义角度而言，无论是否支持欧洲一体化，政党都需要通过既有制度化渠道影响欧盟层面相关政策的商讨和制定，这些过程关乎整个欧洲及政党所属国家的政治走向和经济社会发展。即使是声势日益壮大的各国“疑欧派”政党，也不得不主动参与欧盟框架下的跨国交往，方有可能阻滞欧洲一体化的推进。(59)因此，无论是出于现实需求还是理念追求，本就认同跨国联结重要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加有动机发展跨国关系，积极推动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扩展，使其政策主张和价值追求产生更大政治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欧洲一体化进程使欧盟国家政党演化出不同于其他地区政党的特点。前文提及对于一般政党而言，跨国交往并非其本质需求。但对于欧盟国家政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主流政党而言，跨国交往日益成为一党必须分配精力和资源应对的工作。正因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章程的序言专门指出，该党是社会党国际及欧洲社会党的成员，其正文也多次涉及欧洲层面的跨国交往。(60)这体现出跨国交往已深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自我认同之中。

(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跨国交往禀赋

德国社会民主党具备较为充足的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支持其辐射式跨国交往。在政治资源方面，德国本身作为欧洲的领军国家，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不可或缺。德国社会民主党长期在德国政坛扮演重要角色，1998年至今德国社会民主党只有四年无缘执政联盟。加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民主主义阵营中具有较高地位，该党得以吸引到众多的交往对象。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内政治地位为其确保了较为充裕的组织资源。德国政党的收入来源有政府资助、党费和社会捐款等。根据德国《政党法》，德国政府给予各政党的资助是由该党在欧洲议会、德国联邦议会、各州议会选举中的得票情况以及接受捐款情况综合计算的。(61)这一规定无疑有利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得到的政府资助每年都高居前二。201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收入接近1.7亿欧元，其中32.9％来自政府资助。其得到的政府资助是当年所有政党中最高的，占政府给所有政党资助的29.6％。(62)德国社会民主党还能利用其政治优势不断影响关于政党的立法。如在20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在的执政联盟通过修订《政党法》，提高了政府资助的数额——尽管当时这一修正案受到德国联邦议会其他政党的一致反对。(63)

德国社会民主党国际部专门负责对外交往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国际部负责人经常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活动前先行与中联部领导会面，商洽两党交往事宜。欧洲事务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国际部的一大工作重点，政策官员、调研人员和行政辅助等专职人员一应俱全。(64)欧洲一体化的高度制度化则在欧盟层面予以德国社会民主党资源保障，其欧洲议员按照欧洲议会规定享受工资和团队配置，全职在欧盟层面参政议政。

在全球各地设有代表处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组织架构完备，财务状况也较为良好。德国各大政治基金会90％以上的资金来源是联邦政府，政府资助的分配基本取决于政治基金会关联政党的力量对比。(65)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获得的政府资助长期占所有政治基金会获得总额的30％左右。2019年，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总收入近1.89亿欧元，而联邦政府各部门提供的资助就超过1.77亿欧元。其中约有1.1亿欧元被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用于“国际合作和理解”方面的工作，而外国雇员相关的人力资本支出接近0.21亿欧元。(66)

总体上，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其政治资源为跨国交往的组织资源提供了法律化和制度化保障。因为这些禀赋依赖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势头，若该党遭遇挫折，其用于跨国交往的资源也会受到相应影响。如2018年，因为选情不利导致政府资助减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曾讨论解散国际部。(67)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国际部最终被保留，但这种讨论的发生反映了在国内选举压力之下跨国交往工作的“昂贵”属性。

七 聚焦式交往案例：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活动紧密围绕选举展开，总体上并不愿意付出额外成本开展跨国交往。美国两党的跨国交往行为主要包括两类活动：一是与个别政党尤其是与中国共产党针对性地的交往；二是通过关联机构对外推广民主政党政治，并与政党间组织保持一定关系。除此之外，美国两党基本不涉及持续性的、形态明确的跨国交往活动，其对外交往仅局限于特定对象和议题，呈现出鲜明的聚焦式交往特征。

(一)美国两党的聚焦式跨国交往

美国两党主动发起和参与的跨国交往较少，除去偶发的、零星的跨国互动外，其持续时间较久的跨国关系仅聚焦于特定的对象和议题。第一，美国两党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了一定制度化水平的跨国联络关系，主要形式是中美政党高层对话。自2010年首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举办以来，该对话机制已举办12届。美国代表团一般由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前政府官员、全国委员会高层或国会议员构成。每次对话一般设有具体的讨论主题，涉及政党动态、国内政治和两国关系等方面。在正式的对话活动之外，到访的代表团还会与对方国家的政要、社会精英等会面交流。

第二，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类似，美国两党的关联机构长期从事政党知识转移活动。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和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均成立于1983年，意在通过培训外国政党而对外推广美式民主。(68)虽然在美国法律意义上两个机构属于非政府和非党派机构，但它们分别与民主党和共和党具有密切联系，其高层分别由具有政策影响力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担任。(69)

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在全世界156个国家和地区执行过项目，项目涉及925个政党。(70)国际共和研究所的项目涉及100多个国家，且正在至少85个国家执行项目。(71)这两个美国政党机构的跨国政党援助本质上以输出西方政党知识为目的，因此其政党知识转移有着较高的不对称性。具体而言，这两个机构的政党援助的基本形式包括为外国政党提供培训、组织政党间会议、为政党提供咨询服务和组织政党考察等。这些项目输出的知识涉及美式民主制度下政党运行的各方面内容：政党的基本组织架构及原则规范、政党与选民间关系、政党间关系以及政党参政议政等。(72)经过长期实践，两所机构的知识转移活动逐渐模式化和体系化，如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为接受其培训的政党编写了如《政党联盟指南》《21世纪政党蓝图》等一系列“教材”，系统传播其总结的政党知识。(73)

第三，美国两党是政党间组织的成员。美国共和党是中右翼政党间组织国际民主联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Union)的创始成员，国际共和研究所董事会成员克里斯托弗·富斯纳(Christopher Fussner)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国际民主联盟的代表，他在该组织任助理主席。国际共和研究所不定期为国际民主联盟举办研讨会、论坛等活动，并邀请共和党议员参加。

美国民主党也是进步联盟的创始成员。2012年年底，时任佛蒙特州州长、民主党州长协会(Democratic Governors Association)会长彼得·沙姆林(Peter Shumlin)作为美国民主党代表出席了进步联盟的发起大会。(74)但是，美国民主党人没有进入进步联盟董事会，也鲜有民主党人参加该组织活动的公开报道。

(二)美国两党的跨国交往意愿

美国两党总体上缺乏与外国行为体保持日常联络的动机。美国政党的出现完全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75)无论是两党的组织结构发展还是美国关于政党组织和政党财政的法律法规的演进，都是紧密围绕国内选举这一核心目的展开的。(76)跨国交往对于美国两党而言需要付出额外成本，其聚焦式交往选择有“一事一议”的特点，相关意愿由具体的利益和观念因素塑造。

第一，美国两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对话机制形式交往的意愿是在两国各方合力推动下逐渐形成的。由于意识形态偏见，较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两党对于直接接触中国共产党存有顾虑。美国的东西方研究所(EastWest Institute)与中美政界均长期保持良好关系，对于促成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发挥了重要作用。(77)此外，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和国际共和研究所也参与了最初几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的筹备和组织，其高层经常作为对话代表直接参与其中。2009年，李源潮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身份赴美同政要和智库人员等会面，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次以政党高层身份访美，淡化了中国共产党的“神秘色彩”。(78)2010年，中国在第一次中美政党高层对话中表现出坦诚开放的态度，使美国两党的与会代表看到了政党交往在促进相互理解和沟通意图上的价值。(79)美国两党与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了机制化的对话往来。

第二，早在20世纪70年代，受德国政治基金会的启发，美国两党均有议员提出设立政党机构用于推广美式民主。(80)两党对于在世界上输出美式民主制度存在一定共识；同时议员作为立法者，对任一政党滥用财政资源谋取私利或制造不对等优势十分警惕。因此在1983年，专门负责美式民主传播项目却与美国政府和两党保持一定距离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成立，体现了两党的共识和平衡，(81)与国家民主基金会同时成立的项目执行机构还包括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和国际共和研究所。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能够在贯彻两党共识的基础上反映两党各自所代表的利益和偏好，另一方面又能防止两个机构的资源和活动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显著影响。

第三，美国两党对政党间组织的态度不同。美国共和党推动国际民主联盟成立，在该组织的成立大会上，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将这一组织的成立与美式民主推广计划联系起来，并指出这得到了美国两党的共同支持。(82)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民主联盟并不是简单的支持美式民主政治的政党组织，而是中右翼政党的跨国组织，只有“主流”的自由主义保守派政党才能成为该组织成员。(83)美国共和党对该组织的持续支持很大程度上意在增强各国的保守主义力量。相比之下，长期以来美国民主党并不热衷于参加政党间组织的活动。这与民主党内部的意识形态异质性有关，意识形态光谱上特定的位置(如社会民主主义)无法概括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取向，也与其标榜的包容性和多元性相悖。(84)

(三)美国两党的跨国交往禀赋

因为美国两党的工作紧密围绕选举和参政开展，且长期缺乏主动跨国交往的意愿，所以其自身直接用于跨国交往的组织资源较为有限。尽管如此，两党在美国政治中的独特地位弥补了组织资源上的缺失：一是可通过国内立法的方式保证两个政党机构的资源供给。这两个政党机构在法律上独立于美国政府和政党，能够通过高度制度化渠道争取到较为充足的资源来从事跨国活动。它们的资金来源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务院、其他国家的基金会和援助机构、企业和个人的项目拨款和捐赠。根据两个机构的报税文件可以得知：2018年，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共有雇员393人、志愿者194人，接受拨款和捐赠超过1.91亿美元；国际共和研究所共有雇员281人、志愿者155人，接受拨款和捐赠约0.56亿美元。(85)与德国政治基金会类似，美国两党通过国内制度设计打造了禀赋强大的关联机构。

二是吸引政党外部行为体供给所需资源。在中美政党对话机制中，与美国两党保持良好关系的东西方研究所提供了这一交往关系所需资源。中美政党对话前11届活动的组织和筹备工作均由东西方研究所和中联部共同完成。2021年年初，东西方研究所受新冠肺炎疫情及财务状况影响解散，其承办中美政党对话的任务由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George H.W.Bush Foundation for U.S.-China Relations)接手，(86)该基金会总裁方大为(David Firestein)曾长期担任东西方研究所高层职位。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因此成为第12届中美政党对话的联合承办者。

东西方研究所的案例反映了借助外部行为体弥补资源不足的不确定性。两个政党机构所能得到的资源同样面临不确定性，通过政党机构向外国政党传输政治知识的有效性经常受到质疑，因此其获得资源的多寡受政府决策者或立法者偏好影响。事实上，这两个机构成立的第二年，美国国会就曾明确拒绝向其拨款。(87)特朗普政府也曾在2019财年预算报告中计划大幅削减给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拨款，并提出把两个政党机构享有的资金划拨别处。(88)因此，政府更迭和两党共识走向等国内政治动态在很大程度上会同时影响两党的政治资源与组织资源。

八 聚焦式交往案例(二)：澳大利亚绿党

澳大利亚绿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在澳大利亚多地出现的环保运动与和平运动。如今，跨国活动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绿党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其跨国交往对象仅限于外国绿党，且其交往活动基本在绿党间组织的框架内进行。意识形态偏好鲜明地塑造了澳大利亚绿党的聚焦式跨国交往。

(一)澳大利亚绿党的聚焦式交往

澳大利亚绿党的跨国交往几乎完全聚焦于发展和强化跨国绿党网络，其跨国交往可以分为全球和地区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

在全球层面，澳大利亚绿党的跨国交往在政党间组织全球绿党(Global Greens)框架内展开。澳大利亚绿党是全球绿党的创始成员，2001年全球绿党的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大会得到该党支持在堪培拉召开，会上通过了《全球绿党章程》。全球绿党秘书处的联合召集人之一鲍勃·黑尔(Bob Hale)是澳大利亚绿党资深党员。澳大利亚绿党积极与全球绿党其他成员保持联络，在各项事务上协作或提供支持。如2012年，澳大利亚绿党与新西兰绿党、加拿大绿党发表联合声明，指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过程既不民主也不透明。(89)2015年，澳大利亚绿党声援了希腊绿党关于希腊哈尔基季基金矿的抗议活动，也支持了苏格兰绿党参与的苏格兰独立公投运动。(90)

在地区层面，澳大利亚绿党领导了全球绿党四个分支之一的亚太绿党联盟(Asia Pacific Greens Federation)。现有13个正式成员和7个非正式成员的亚太绿党联盟于2015年在澳大利亚注册成立，其秘书长和司库均由澳大利亚绿党党员担任。

澳大利亚绿党积极为亚太绿党联盟及亚太各国绿党的发展提供支持，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推进亚太绿党联盟的建设，支持该组织活动。澳大利亚绿党在亚太绿党联盟中的领导力体现在章程制定、大会组织、决议起草和秘书处建设等方面。(91)参照国内社会运动和参政经验，澳大利亚绿党帮助亚太绿党联盟建立了关于妇女、青年和原住民等特殊群体的行动网络。为保障亚太绿党联盟的长期发展，澳大利亚绿党还与之签署关于活动筹款的备忘录，确保筹措的资金符合绿党价值观。(92)二是向亚太各国绿党传播绿党政治知识。在澳大利亚绿党国际发展委员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mmittee)的资助下，亚太绿党联盟起草了20个政治和社会议题的政策立场文件，还将其翻译为亚太国家本地语言，作为模版供各国绿党采用。(93)澳大利亚绿党还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绿党举办培训项目，覆盖政党建设、社会联系、竞选策略、参政议政等与绿党发展有关的内容。(94)三是为一些绿党提供直接帮助和支持。如在2018年，澳大利亚绿党在印度协助成立了该国第一个全国性绿党；在印度尼西亚协助完成了该国第一个全国性绿党注册；在所罗门群岛协助完成了该国绿党在首都之外的省份注册和发展；在黎巴嫩协助完成了该国绿党的全国选举准备工作。(95)

(二)澳大利亚绿党的跨国交往意愿

澳大利亚绿党的聚焦式跨国交往反映了其鲜明的意识形态追求，即与世界各国绿党保持团结，壮大各国绿党的力量，以绿党的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共同推动各个层面的政治和社会变化。有学者指出，绿色政治所秉持的生态主义、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等理念本质上都是关乎全人类的、普遍性的追求。(96)因此，各国绿党之间形成了不基于国别的身份认同，跨国协同合作是其政治理念的必然要求。

澳大利亚绿党保留了社会运动的很多特点。该党仍然强调通过基层行动带动社会和政治变革，在组织结构上仍然留有去中心化、包容性甚至反精英主义的特点，并同社会运动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97)因其理念追求和组织模式，澳大利亚绿党在澳大利亚政治中占据了独特的意识形态空间。基于对澳大利亚绿党各层级组织中任职的党员志愿者的问卷调查，一项发表于2011年的研究发现，92％的受访者将“阻止全球变暖”视为该党政策的最优先事项，8％的受访者将其视为高度优先事项；相比之下，61％的受访者认为“提高澳大利亚的经济竞争力”是低优先度事项。(98)这些调查结果从侧面反映出澳大利亚绿党整体仍追求跨国层次的规范性目标。

澳大利亚绿党尤其关注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绿党的发展。该党一位前国际事务秘书长曾提道：“在全球时代，我们必须做更多工作确保绿党是真正全球性的，而不仅仅是富裕的‘北方国家’的现象。”(99)因此，该党国际发展委员会特别将澳大利亚政府的“澳大利亚政党为民主”项目(Australian Political Parties for Democracy Program)拨款用于建设和指导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绿党。(100)

(三)澳大利亚绿党的跨国交往禀赋

与前文提到的几个政党相比，澳大利亚绿党的跨国交往禀赋显得较为有限。但是，由于该党的跨国交往活动聚焦于绿党网络，其禀赋仍能支持其每年在绿党组织框架内完成一定的联络和知识转移工作。

在组织资源方面，由于澳大利亚绿党仍然保留了社会运动的痕迹，该党的许多工作都是由党员中的积极分子志愿完成的。该党从2008年起设置有国际事务秘书长一职，总体负责该党的对外工作，但这并不是一份全职工作。负责为国际发展委员会组织活动的国际发展协调员也仅由一名兼职雇员担任。

澳大利亚绿党能够用于跨国交往的资金与其国内政治资源紧密相关。澳大利亚政党的收入总体上分为政府资助和私人资助两部分，前者一般由联邦政府和各州、领地政府根据一党的选票数量和议席数量分配，后者则一般在选举年达到高峰，(101)各党的收入与选举表现关系密切。近十年来，尽管澳大利亚绿党仍然是小党地位，但其已经稳定成为“联盟党”(自由党和国家党组成的联盟)和工党两大势力之外的“第三势力”，足以影响联邦议会的“均势”。(102)

2010年，在澳大利亚绿党的支持下，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领导的工党才得以组建少数派政府，两党签订了正式的同盟协议。同年，由于绿党在澳大利亚国内政治中重要性的提升，该党被加入了“澳大利亚政党为民主”项目的拨款列表中，此前这一旨在海外推广民主的项目仅限于自由党和工党两大党申请。在此项目下，澳大利亚绿党每年能够获得20万澳元的拨款。(103)根据澳大利亚绿党公开的2014-2021年的账目，“支持全球绿党活动”一项的年度花销最少为8.49万澳元，最多为16.57万澳元，平均值为12.61万澳元。(104)

由于澳大利亚政治的特点，澳大利亚绿党能否长期维持甚至增长自身的跨国交往禀赋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澳大利亚绿党自身的政治竞争力受到结构性限制。澳大利亚政治已经形成“联盟党”和工党两党并立的格局，其他政党难以在选举制度不变的情况下突破这一局面，即使成为“第三势力”也仍是小党。在资源分配中，两个大党也常利用其政治优势排斥其他小党分肥。(105)特别是澳大利亚绿党仍在社会运动组织与专业性竞选政党(electoral-professional party)之间摇摆，不同目标之间存在明显张力——为追求环保和社会正义目标需要对政治现状采取斗争态度，但为增强政治影响力又必须在现有政治框架下寻求妥协安排。(106)2013年，因为澳大利亚绿党认为工党在矿产税等政策问题上背弃了同盟承诺，两党分道扬镳。吉拉德则称绿党本质上是“抗议党(party of protest)”而非“执政之材(party of government)”。(107)另一方面，不受澳大利亚绿党控制的政策波动可能影响其可利用资源。该党许多跨国交往活动所仰赖的“澳大利亚政党为民主”项目饱受争议。不时有媒体报道，这一打着民主旗号的项目经费被滥用或去向不明，包括质疑三个政党在疫情期间仍然申请了与以往等额的经费。(108)事实上，2014年阿博特政府曾宣布取消对这个项目的资助，但这一决定很快因为未公开的原因被推翻。(109)这一事例既反映了澳大利亚绿党所依赖资源的不确定性，也体现了澳大利亚政治中大党对小党所能获取资源的显著影响。

九 结论

政党研究中传统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视角不足以描摹日益丰富的政党跨国交往现实，本文提出研究者应切换到跨国政治视角，将跨国交往的政党视为核心的能动者。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定义了考察政党跨国交往所需要关注的变量和维度。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国两党以及澳大利亚绿党进行案例分析，展示了政党意愿及禀赋、政党跨国交往形式及属性在现实中的具体呈现形态。

一方面，本文的四个案例展示了政党在跨国交往中的共性，也描绘了意愿与禀赋之间的动态关系。跨国交往对于一般政党而言是需要付出额外成本的任务，而政党在各个层次的利益需求或规范性目标催生跨国交往意愿，因此跨国交往是将这一额外任务逐渐变为“分内之事”的过程。意愿的巩固则产生相应的禀赋需求，四个案例中的政党都设置了相应的职位、部门或机构，以应对逐渐成为日常事务的跨国交往工作。在意愿的驱动和一定禀赋的支持下，各政党进而利用自身政治资源争取更多组织资源，使跨国交往禀赋更具稳定性。很多政党本身没有财产，高度依赖外部的物质资源输入，本文四个案例中的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影响本国资源分配的能力，将之调拨于自身的跨国交往。

另一方面，本文的案例反映出不同因素的组合对于跨国交往最终呈现形态的影响。对比辐射式交往案例与聚焦式交往案例，前者更加需要政党愿意且有能力将跨国交往接纳为“分内之事”，后者则可以建立在相对较弱但有针对性的意愿和禀赋基础上。而即便同为辐射式或聚焦式交往，其具体的意愿和禀赋组合也各有不同。在意愿层面，政党与国家关系、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因素导致跨国交往呈现形态上的具体区别。如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全面领导地位及有意淡化意识形态等因素使其辐射式跨国交往更具开放性；相比之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不总是执政党，其社会民主主义理念限定了跨国交往的主要对象；澳大利亚绿党的社会运动属性使其跨国活动仅限于绿党网络之内。在禀赋层面，各类因素又影响了具体的资源调动方式，四个案例中有的几乎完全依靠党内部门，有的几乎完全依靠关联机构，有的则介乎二者之间。最终，在特定的意愿和禀赋组合下，各个示例发展出相应制度化、开放性和不对称性水平的跨国交往。

总之，本文为形成自觉、自洽的政党跨国交往研究议程做了初步努力，并以四个案例展现了这一议程所涵盖的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和动态性。未来研究可在本文的理论框架和经验分析基础上继续生发，如研究者不但可以细化小样本的案例研究，也可以尝试系统性地收集更多关于政党的中样本(medium-N)和大样本(large-N)数据。未来研究也可以更好地探究长时段内政党跨国交往意愿和禀赋的影响因素及其互构关系、政党跨国交往的政治效应、全球政党交往“网络”的特点等。当然，政党的特异偏好、信息发布方式差异、数据敏感性和语言壁垒等因素可能对相关数据的可获取性造成挑战，对于某一种交往形式的成本估算等量化标准也是研究者需要反复权衡的问题。

(截稿：2021年12月)

注释：

①周余云：《论政党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7期，第21页。

②Kay Lawson,"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Richard Katz and William Crotty,eds.,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6,pp.483-491.

③王长江：《政党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8-274页。

④Stephanie Hofmann and Benjamin Martill,"The Party Scene:New Directions for Political Party Research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7,No.2,2021,pp.305-322.

⑤Giovanni Sartori,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Colchester:ECPR Press,2005,p.56.

⑥Richard Gunther and Larry Diamond,"Types and Functions of Parties," in Larry Diamond and Richard Gunther,eds.,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p.7-8.

⑦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6页；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载《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13-22页。

⑧钟准：《把政党找回来——政党与对外政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2期，第33-52页。

⑨王浩：《美国政治的演化逻辑与内在悖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8期，第64-87页；Tapio Raunio and Wolfgang Wagner,"The Party Politics of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16,No.4,2020,pp.515-531。

⑩王存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4-22页；刘世强：《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的基本经验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6期，第28-47页；吴志成、李佳轩：《中国共产党世界观的百年探索与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7期，第4-22页。

(11)郇庆治：《绿党的欧洲化与欧洲民主：功能与局限》，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6期，第80-103页；易小明：《当前中东左翼政党的地区性交流与合作：主要特征及其评价》，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2期，第123-131页。

(12)张磊：《欧洲议会中的党团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Zoe Lefkofridi and Alexia Katsanidou,"A Step Closer to a Transnational Party System? Competition and Coherence in the 2009 and 2014 European Parliament,"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56,No.6,2018,pp.1462-1482。

(13)Thomas Carothers,Confronting the Weakest Link:Aiding Political Parties in New Democracies,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6; Lars ,International Party Assistance: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Effects? Stockholm:Elanders Sverige AB,2014,pp.23-37.

(14)杜艳华等：《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交流史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于洪君主编：《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Christine Hackenesch and Julia Bader,"The Struggle for Minds and Influence: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Global Outrea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64,No.3,2020,pp.723-733。

(15)Joseph Nye and Robert Keohane,"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A Conclusion," in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Jr.,eds.,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p.380.

(16)田野：《国际制度的形式选择——一个基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模型》，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7期，第97-98页。

(17)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Why Democracy Needs a Level Playing Field," Journal of Democracy,Vol.21,No.1,2010,pp.57-68.

(18)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1,2005,pp.39-75.

(19)Lina Benabdallah,Shaping the Future of Power: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Network-Building in China-Africa Relation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20,pp.58-61.

(20)当然，这并不否认政党与其交往对象不会发生理念和行为上的冲突，亦不意味着政党跨国交往中的不对称性可能产生长远的权力不对等后果。

(21)此处借鉴了基欧汉所描述的“权力激活模型(force activation model)”，即一国要成为霸权国，不仅需要有超群的资源，也需要有明确的意愿去承担领袖职责。参见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35。追求霸权国地位和扮演跨国政治行为体对于国家和政党而言分别是“非必需”和“非本质”的需求。

(22)Elinor Ostrom,"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Toward Complementar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5,No.1,1991,pp.237-243;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912-913.

(23)Ori Heffetz and Robert Frank,"Preferences for Status:Evidence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in Jess Benhabib,Alberto Bisin and Matthew Jackson,eds.,Handbook of Social Economics,Amsterdam:North-Holland,2011,pp.73-74; Jonathan Renshon,Fighting for Status: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p.50.

(24)沈建红：《执政组织资源与执政党的组织建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10页；冯立冰：《莫迪执政以来印度人民党的组织资源与动员策略》，载《南亚研究》，2020年第4期，第71-75页。

(25)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第88-89页；吴兴唐：《政党外交工作的回忆与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第79页。

(26)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我部简介》，https://www.idcpc.gov.cn/zlbjj/wbjj/,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6日。

(27)余科杰：《论当代中国对拉美非建交国政党外交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特征》，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6期，第115-120页。

(28)彭修彬：《新型政党关系：内涵与建设路径》，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11页。

(29)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第250-252页。

(30)《中越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7日。

(31)《中越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17年5月16日。

(32)《中越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4日。

(33)艾平：《双洲记——政党国际交往亲历》，当代世界出版社2018年版，第217-223页。

(34)宋涛：《波澜壮阔百年辉煌——写在党的对外工作100年之际》，载《当代世界》，2021年第1期，第1页。

(35)刘敬钦：《“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提出和运用的全方位化——党的对外工作回忆片段》，载《当代世界》，2010年第8期，第12-14页。

(36)宋涛：《不断推进党的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载《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

(37)周余云：《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载《求是》，2014年第13期，第44-46页；Yao Wen,"Branding and Legitimation:China's Party Diplomacy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China Review,Vol.21,No.1,2021,pp.70-76。

(38)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载《当代世界》，2017年第12期，第4-7页。

(39)吴兴唐：《政党外交工作的回忆与思考》，第76页。

(40)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机构设置》，https://www.idcpc.gov.cn/zlbjj/jgsz/,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6日。

(41)王存刚：《论党的对外工作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独特作用》，载《当代世界》，2021年第3期，第13-14页。

(42)《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年7月7日。

(43)"The Secrets Behind Parliament's Colourful Calendar,"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headlines/eu-affairs/20190712STO56965/the-secrets-behind-parliament-s-colourful-calendar,访问时间：2022年1月28日。

(44)Roman Senninger,Daniel Bischof and Lawrence Ezrow,"How Transnational Party Alliances Influence National Parties' Policies,"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Vol.10,No.3,2022,p.652.

(45)虽然德国的政治基金会法理上是相对独立的非营利机构，但各大基金会都必须关联于某一个德国政党以维续自身的地位和资源。政党对政治基金会的价值取向、人事安排和工作部署等也有着显著影响。参见Ulrich Heisterkamp,Think Tanks der Parteien:Eine vergleichende Analyse der deutschen politischen Stiftung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8,p.163；闫瑾：《德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基金会》，载《国际论坛》，2004年第2期，第61页。

(46)Friedrich-Ebert-Stiftung,"2020 Annual Report,2021 Outlook,"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fes/17941/ar-2020.pdf,访问时间：2021年12月28日。

(47)艾伯特基金会中国：《合作伙伴和组织》，http://www.fes-china.org/zh/partners.html,访问时间：2022年1月28日；Friedrich-Ebert-Stiftung Vietnam Office,"Partners," https://vietnam.fes.de/partners,访问时间：2021年12月28日。

(48)Deutsch-Franzsisches Institut,Frankreich Jahrbuch 2007:50 Jahre V.Republik,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2008,p.277; Jürgen Mittag,"Leitbilder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enkooperation und SPD-Europapolitik im Zeitalter der Entgrenzung," Mitteilungsblatt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e Bewegungen,Vol.46,2011,p.82.

(49)Neal Lawson,"Looking Back and Forward:A Personal Take on the Good Society Project,"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d/16789.pdf,访问时间：2021年11月25日。

(50)Ulrich Heisterkamp,Think Tanks der Parteien:Eine vergleichende Analyse der deutschen politischen Stiftungen,p.165; Matthias Freise,"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99675-2_754-1,访问时间：2021年12月25日。

(51)Dorota Dakowska,"German Political Foundations:Transnational Party Go-betweens in the EU Enlargement Process," in Wolfram Kaiser and Peter Starie,eds.,Transnational European Union:Towards a Common Political Space,New York:Routledge,2005,p.106; Dorota Dakowska,"Les fondations partisanes allemandes dans le contexte de l'élargissement:transfert institutionnel et diffusion de récits européen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olitique comparée,Vol.13,No.4,2006,pp.724-725.

(52)The 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The Party," https://pes.eu/en/about-us/the-party/,访问时间：2021年12月28日。

(53)"Sozialistische Internationale hat ausgedient:SPD gründet 'Progressive Alliance'," https://www.n-tv.de/politik/SPD-gruendet-Progressive-Alliance-article10689571.html,访问时间：2022年1月28日。

(54)Jürgen Mittag,"Leitbilder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enkooperation und SPD-Europapolitik im Zeitalter der Entgrenzung," p.84; Petra Schleiter,et al.,"Social Democratic Party Exceptionalism and Transnational Policy Linkages," World Politics,Vol.73,No.3,2021,pp.514-517.

(55)Sheri Berman and Maria Snegovaya,"Populism and the Decline of Social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Vol.30,No.3,2019,pp.7-10; Petra Schleiter,et al.,"Social Democratic Party Exceptionalism and Transnational Policy Linkages," pp.520-521.

(56)Petra Schleiter,et al.,"Social Democratic Party Exceptionalism and Transnational Policy Linkages," p.515.

(57)Ulrich Heisterkamp,Think Tanks der Parteien:Eine vergleichende Analyse der deutschen politischen Stiftungen,pp.238-240.

(58)基于民族主义情绪和德国统一前景等考量，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一体化起步阶段曾激烈反对这一设想，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逐渐改变立场，转而成为坚定支持者。参见李景治、张小劲等：《政党政治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124页。

(59)“在欧洲议会反对欧洲”正成为欧盟政治的重要问题。参见Nathalie Brack,Opposing Europe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Rebels and Radicals in the Chamber,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8。

(60)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Organisationsstatut," https://www.spd.de/fileadmin/Dokumente/Parteiorganisation/SPD_OrgaStatut_2020.pdf,访问时间：2021年9月28日。

(61)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Gesetz über die politischen Parteien(Parteiengesetz),"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partg/BJNR007730967.html,访问时间：2021年11月25日。

(62)Nette Nstlinger and Cornelius Hirsch,"Political Party Funding in Germany Explained,"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political-party-funding-in-germany-explained/,访问时间：2021年11月28日。

(63)Nette Nstlinger and Cornelius Hirsch,"Political Party Funding in Germany Explained,"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political-party-funding-in-germany-explained/,访问时间：2021年11月28日。

(64)Thomas Poguntke,"Europeanization in a Consensual Environment? Germ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omas Poguntke,et al.,eds.,The Europeanization of National Political Parties:Power and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New York:Routledge,2007,p.107; Isabelle Hertner,"Don't Mention Europe:A Study of the Europeanisation of Party Organisation in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the French Socialist Party and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Ph.D.Dissertation,Egham:Royal Holloway and Bedford New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2011,pp.197-198.

(65)Ulrich Heisterkamp,Think Tanks der Parteien:Eine vergleichende Analyse der deutschen politischen Stiftungen,pp.180-185.

(66)Friedrich-Ebert-Stiftung,"2020 Annual Report,2021 Outlook," pp.58-60.

(67)Von Jan Drebes,"SPD organisiert Willy-Brandt-Haus neu," https://rp-online.de/politik/spd-organisiertwilly-brandt-haus-neu_aid-22209959,访问时间：2022年1月28日。

(68)2019年12月，中国外交部宣布，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国际共和研究所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因为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而受到中国政府制裁。参见《2019年12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https://www.mfa.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1912/t20191202_5418326.shtml,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6日。

(69)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研究报告将这两个机构称为“政党机构”。参见Ronald Shaiko,USAID Political Party Development Assistance,Washington,D.C.:USAID 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1999,p.15。

(70)"35th Anniversary Report," https://www.ndi.org/sites/default/files/NDI_35TH_ANNIVERSARY_％20REPORT_2.pdf,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6日。

(71)"FAQs," https://www.iri.org/who-we-are/faqs,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6日。

(72)Ronald Shaiko,USAID Political Party Development Assistance,pp.34-41.

(73)"Coalitions:A Guide for Political Parties," https://www.ndi.org/coalitions-guide,访问时间：2022年1月27日；"Reflect,Reform,Reengage:A Blueprint for 21st Century Parties," https://www.ndi.org/publications/reflect-reform-reengage-blueprint-21st-century-parties,访问时间：2022年1月27日。

(74)"Progressive Alliance Conference:Prima Conferenza internazionale dell'Alleanza dei Progressisti," http://www.partitodemocratico.it/doc/247636/conferenza-internazionale-dellalleanza-dei-progressisti.htm,访问时间：2022年1月28日。

(75)参见William Crotty,"Party Origins and 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ichard Katz and William Crotty,eds.,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pp.25-28。

(76)John Green,"On the Cusp of Change:Party Fin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ichard Katz and William Crotty,eds.,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pp.134-145；周淑真、冯永光：《美国政党组织体制运行机制及其特点》，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第114-119页。

(77)李秉新：《送别美国友人睦融霜》，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1016/c1002-25847811.html,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6日。

(78)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第232页。

(79)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第233页；《记习近平同志会见首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美方代表》，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924/c429805-31370383.html,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6日。

(80)Thomas Carothers,Aiding Democracy Abroad:The Learning Curve,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99,p.30；刘国柱：《全国民主基金会与美国民主援助》，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28-29页。

(81)Joshua Muravchik,"U.S.Political Parties Abroa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12,No.3,1989,pp.92-93; Michael Pinto-Duschinsky,"Foreign Political Aid:The German Political Foundations and Their U.S.Counterparts,"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7,No.1,1991,p.48; Thomas Carothers,Aiding Democracy Abroad:The Learning Curve,pp.30-32.

(82)"The Founding Meeting of the Union," https://www.idu.org/wp-content/uploads/2018/02/Minutes-London-1983.pdf,访问时间：2022年1月28日。

(83)"By Any Other Name,Conservative," The New York Times,July 27,1985.

(84)Joshua Muravchik,"U.S.Political Parties Abroad," pp.93-94.

(85)"Full Text of 'Full Filing' for Fiscal Year Ending Sept.2019," https://projects.propublica.org/nonprofits/organizations/521338892/202042309349302449/full,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6日；"Full Text of 'Full Filing' for Fiscal Year Ending Sept.2019," https://projects.propublica.org/nonprofits/organizations/521340267/202101199349302100/full,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6日。

(86)Alex Schulman,"The EastWest Institute Transitions for Post-COVID World," https://www.eastwest.ngo/idea/eastwest-institute-transitions-post-covid-world,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6日。

(87)Michael Pinto-Duschinsky,"Foreign Political Aid:The German Political Foundations and Their U.S.Counterparts," p.48.

(88)Carlos Ballesteros,"Trump State Department Accused of Abandoning Global Democracy in New Budget," https://www.newsweek.com/state-department-democracy-promotion-funding-rex-tillerson-830858,访问时间：2022年1月18日。

(89)Josh Wyndham-Kidd,"Finding the Sweet Spot," https://greens.org.au/magazine/finding-sweet-spot,访问时间：2022年1月18日。

(90)Josh Wyndham-Kidd,"From the International Secretary," https://greens.org.au/magazine/international-secretary,访问时间：2022年1月18日。

(91)Australian Greens,"Strengthening the Asia Pacific Greens Secretariat," https://greens.org.au/international/asia-pacific-greens-secretariat,访问时间：2022年2月28日。

(92)David Feith,"A Global Movement:International Secretary," https://greens.org.au/news/annual-report/2020/international-secretary,访问时间：2022年1月28日。

(93)Asia Pacific Greens Federation,"Template Policies," https://asiapacificgreens.org/template-policies/,访问时间：2022年2月28日。

(94)Australian Greens,"Grants and Mentoring," https://greens.org.au/international/grants-and-mentoring,访问时间：2022年2月28日。

(95)Vivienne Glance,"A Busy and Productive Year:Viv Glance," https://greens.org.au/news/annual-report/2018/busy-productive-year,访问时间：2022年2月28日。

(96)Peter Newell,Global Green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p.2.

(97)Nick Turnbull and Ariadne Vromen,"The Australian Greens:Party Organisation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52,No.3,2006,pp.459-460; Narelle Miragliotta,"Federalism,Party Organization and the Australian Gree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58,No.1,2012,p.105.

(98)Stewart Jackson,"The Australian Greens:Between Movement and Electoral Professional Party," Ph.D.Dissertation,Sydney:University of Sydney,2011,p.176.

(99)Australian Greens,"Strengthening the Asia Pacific Greens Secretariat," https://greens.org.au/international/asia-pacific-greens-secretariat,访问时间：2022年2月28日。

(100)Australian Greens,"Australian Political Parties for Democracy Program," https://greens.org.au/international/appdp,访问时间：2022年1月20日。

(101)Sally Young and Joo-Cheong Tham,Political Finance in Australia:A Skewed and Secret System,Canberra:Democratic Audit of Australia,2006; Graeme Orr,"Party Finance Law in Australia:Innovation and Enervation," Election Law Journal,Vol.15,No.1,2016,pp.61-63.

(102)Geoffrey Hawker,"Growing the Greens," Australian Quarterly,Vol.81,No.3,2009,pp.11-18; Robert Manne,"The Rise of the Greens," https://www.themonthly.com.au/issue/2010/october/1354143863/robert-manne/comment#mtr,访问时间：2022年1月20日； Joy McCann,"Balancing Act:The Australian Greens 2008-2011," https://www.aph.gov.au/About_Parliament/Parliamentary_Departments/Parliamentary_Library/pubs/rp/rp1112/12rp07,访问时间：2022年1月20日。

(103)Marian Sawer and Anika Gauja,"Party Rules:Promises and Pitfalls," in Anika Gauja and Marian Sawer,eds.,Party Rules? Dilemmas of Political Party Regulation in Australia,Acton:ANU Press,2016,p.23.

(104)Australian Greens,"About the Australian Greens," https://greens.org.au/about,访问时间：2022年1月20日。

(105)李洋、董沐夕：《卡特尔政党模式视角下的澳大利亚政党政治及其走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4期，第134-137页；Marian Sawer and Anika Gauja,"Party Rules:Promises and Pitfalls," p.21; Sally Young and Joo-Cheong Tham,Political Finance in Australia:A Skewed and Secret System,pp.61-89。

(106)Stewart Jackson,"The Australian Greens:Between Movement and Electoral Professional Party," pp.13-14.

(107)Simon Cullen,"Gillard 'Unsurprised' at Split with Greens," https://www.abc.net.au/news/2013-02-20/gillard-distances-herself-from-greens-after-split/4530216,访问时间：2022年1月20日。

(108)Tom McIlroy,"Taxpayers Spend 3.5m for Labor,Liberal and Greens' Overseas Trips and Networking Activities,"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taxpayers-spend-35m-for-labor-liberal-and-greens-overseastrips-and-networking-activities-20161227-gti8rg.html,访问时间：2022年1月28日；Alice Workman,"Life of the Party,"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commentary/strewth/life-of-the-party/news-story/055a7d66ee87483068bc6b56dcec921f,访问时间：2022年1月28日。

(109)Marian Sawer and Anika Gauja,"Party Rules:Promises and Pitfalls," 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