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色是“政治确定性”
每年春季都是中国的“两会季”，五千多位代表、委员齐聚北京共商国是。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的一大优势——即“政治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我国的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来说，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两党执政”、“多党执政”中政党更替带来的一系列政策变动，甚至是大规模的、颠覆性的变化问题。
美国是“两党制”国家，这几年民主党与共和党交替执政。每当共和党执政就会推行“减税”政策，民主党执政就会推行“增税”政策。共和党执政会削减一定的社会福利，特朗普上任之后就曾强调要削减社会福利，民主党执政又会增加社会福利，这些政策不能简单地论对错，但政策的频繁变化会无形中提升社会成本。
相反，我们国家能够有效地保证社会政策的长期稳定，特别是针对涉及民生问题的规划，政府能够长期执行下去，因此我们不太可能出现那种政党间因为理念不同而朝令夕改的问题，那样会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
其次，我国的“政治确定性”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自身有较强的连贯性。“一党长期执政”不必然能够保证“政治确定性”，不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例证。社会政策不能连贯地执行背后存在很多原因，比如推行改革会引起一系列利益格局的变动，这需要政党自身具备强大的定力；还有一些政策和规划可能会超出实际情况，比如GDP的增长不完全符合预期，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干扰性因素，所以很多政党可能定下了宏伟的目标，构思了美好蓝图，但是到实践层面会发现很难推行，它们就会选择放弃。
我们国家的政策在实际推进过程中肯定也遇到过类似的困难，客观和主观层面的困难都有，但是“政治确定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遇到困难时，有恒心、有毅力逐步解决困难，能够带领中国人民把我们定下的事情持续向前推进。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国家定下“现代化”的目标，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中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中这个目标被再次强化，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坚持把它一步一步推进下去了。
20世纪80年代，党的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描述中国的未来生活，描述2000年我们应该实现哪些目标，回头看我们定下的目标都实现了，说明我们的预期是有“确定性”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的“政治确定性”还体现在“确定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锐意进取、勇于创新、持续改革的“确定性”。溯源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封建王朝都有“政治确定性”，但这对于国家治理和人民群众来说并不是好事。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确定性”在于党最核心的目标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的初心使命是确定的，但是党会依据时代变化不断调整具体的政策和执政方向。改革和调整存在风险，尤其是基于一个已经比较完善的政策方略和较强的“路径依赖”，比如我们当前由主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到自主创新的转变，这种战略调整就存在一定风险，一般的执政者未必敢去推行这些政策，而中国共产党敢作敢为。
客观来说，我们国家推行改革的进程中也会遇到障碍，而中国共产党的“确定性”体现在我们能够始终根据时代变化来推动改革，始终有一颗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心，我们的“确定”体现在“初心”，而不是具体政策方向的确定层面，因为任何政策和方向都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产生不同的作用，都有可能不符合确定的目标。
第四个方面，“确定性”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我们国家拥有一套优越的制度，能够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国家治理的要求体现出来。“政治”是众人之事，国家治理是全民广泛参与的事情。如果国家的机制不能将民众的意志和诉求体现出来，那么政策和政治的稳定反而可能导致治理的不稳定。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强调“走群众路线”，新时代我们在这方面做了更多大力地推动，二十大报告中也提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再次焕发新生等问题。可以说我们国家的“政治确定性”是党领导群众共同构建的，这让我们能够更长期地维持一种确定性，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来维系“确定性”。
但西方国家往往会从这个角度攻击中国的“确定性”，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的理念、道路和政策难免会遭到“非议”，我们应该泰然处之，因为我们无法做到让所有人满意。
其次我认为做出回应时，我们应该从实际成效来谈这个问题。如果单纯从理论层面讲“一党执政”好还是“两党、多党执政”好，在世界范围内不会有定论。
西方国家中“两党执政”的情况比较多，执政层面问题很多，但是世界范围内也有一些“一党执政”国家，现状可能更糟糕，我们看到了这些问题，所以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
我们要基于事实来看制度发挥的作用，无论是新中国70年的发展、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还是过去10年的发展，我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包括反腐败斗争、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都可以充分地体现这一点。
“中国式现代化”及理论创新
追求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从“毛泽东思想”开始我们就能看到这种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揭示了事物运作规律的真理，十八大后我们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我们的社会仍然处在马克思所指出的时代，他的判断和理论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依然具有强大的指导性。我们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创新，不是抛开马克思主义另搞一套的创新。
不过，马克思经典文献的分析对象主要是欧洲，他首要关心的是欧洲革命，是第一国际的创始人，所以他的很多分析都是基于欧洲的现实，很多论断都是为了推进欧洲革命。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马克思指导革命是建立在分析工人阶级的基础上，当时中国的工人阶级无论在数量还是力量都不算主要阶级。
因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一开始就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成果。今天的现实世界又变得不同，我们想要用理论指导实践，就必须做出理论创新，必须深入地解读当下所处的时代和当下中国所处的环境，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提出相应的行动指南。
二十大报告的第二章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这个内容在十九大中没有出现，而二十大特意提出的原因在于，经过过去10年的探索，这个理论已经成熟、成型了，所以我们通过党代会将它系统地表述出来。
从新时代的任务出发，中国共产党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创新。过去40年，我们国家的目标是消除贫困奔小康，当时的一系列理论都是围绕着“怎么建成小康社会”展开的。2020年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在我们完成了既定目标，有了新的命题，就需要新的理论做支撑。
新的理论既在于如何我们走好“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段路，踢好“临门一脚”，也在于我们如何挑战新的一步，比如如何达到共同富裕，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现阶段我们国家不可能做到高度的“共同富裕”，但是我们的确消除了绝对贫困，这是巨大的成就。
在2012年，中国还存在近一亿人的贫困人口，他们的贫困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仅仅靠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不足以解决最贫困的那批人的问题。所以新时代我们开展了理论创新，做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论述，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成功的。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16年左右，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整体比较平稳，2016年之后“反全球化”浪潮兴起，国内外重大碰撞频发，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这些变化意味着我们也需要顺应时代调整发展模式。因此，我们主动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创新，提出了新的发展格局，这也成为我们实际的工作指南。
比如说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现阶段我们国家发展重视的内容。然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我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刚刚步入工业化的初期，生态环保问题受关注度不高。十九世纪，伦敦得到了“雾都”称号，这一方面有自然地理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工业革命推动伦敦高速工业化，自然会有大量污染气体产生，尽管伦敦人“苦雾霾久矣”，但一部分伦敦人认为烟囱和雾霾就是文明的象征。
我们今天再用旧理论来支持发展，只顾着把工业产值拉上去，无视粗糙的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危害，肯定不符合当下群众的心理和诉求，所以我们也要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还强调“共同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从根本上来说，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重视理论创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有不断理论创新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指导实践”，前提是我们要先分析具体的实际。实际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即我们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任务、目标、内外部环境都在发生重大变化，所以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理论，我们迫切需要进行理论创新。
在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以一个半个章节的篇幅予以论述，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词早在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就提了出来，在新形势下被逐步推向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我们为什么将“中国式现代化”放在一个较高的位置，给予它丰富的论述？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时代变化中“中国梦”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了。
“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1949年到朝鲜战争结束这段时期，我们国家完成了“站起来”的目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为“富起来”而奋斗。我们现在还不能说中国已经完全“富起来”，但是按照原有的道路基本上能够实现富起来这个目标。下一个阶段，我们国家要“强起来”，要构建一个既能引领世界潮流的大国形象，让中华民族再次提出回归到历史的伟大地位，同样也要全面满足人民群众方方面面的需求。这些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基于新的历史使命给予我们系统的回答，这个系统的回答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有几个特点需要特别把握。第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党的领导”，现在的很多解读忽视了这一点，其实报告里写得很清楚。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同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特征，这也是我们能够获得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就的主要原因。
同样是人口大国，印度的现代化为什么落后中国那么多，就是因为印度缺乏像中国共产党一样的领导集体，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将政策一以贯之，相应的，中国共产党锐意进取的品质能够保证我们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变化。
第二，二十大报告用较长的篇幅来论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了把握好方方面面的特征。现代化早期，我们追求的是单一的经济数据增长，比如工业产能和农业产量的增长情况，更注重物质层面的进步；新时代的现代化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概括成“第五个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雏形中的重要内容，这个概念不仅强调物质基础的现代化，更关注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不仅强调社会整体的现代化，也重视社会风气、个人面貌和自然环境的现代化。第二个百年进程中，中国社会需要“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个系统指南，二十大报告因此对它展开了全面的、详尽的论述。
从这个角度来讲，尽管很多学者会提及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的不同，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但在我看来，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一定要对标西方，中央多次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和西方民主是不同的。我认为中国走的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一条独特道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参考。
在现代化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差别，客观来说我们也要承认西方当前的现代化的程度还高于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西方现代化的优势在于它们较早开始了原始积累，通过殖民战争和血腥的掠夺攫取了“第一桶金”。“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在一个没有血腥和殖民主义原始积累的基础上实现了现代化，中国发展靠的是自力更生，这种发展模式对世界上其他还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具有更大的参考意义。
另外，我们用21世纪的中国和19世纪的美国比较，那肯定也有很多不同，这种比较结果的说服力并不强，所以我们并不强调和西方的系统性比较。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式民主的本质区别
两会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践行，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
首先，我们要承认民主是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在此基础上，我认为相较于西方式民主，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四个方面的特色和优势。
“全过程人民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第一个区别是，在时效上，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全过程”取代西方民主的“选举授权”。西方民主是代议制民主，其核心是选举授权。这种民主形式相对于封建专制而言肯定有进步意义，但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代议制政体中，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在投票期间被“唤醒”，选举结束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存在以下几种弊端。
其一，除了选举之外，民众几乎没有影响政治的渠道。由此，国家政权容易被利益集团干涉，民主政治可能变异成“分赃政治”。
其二，民众监督无门。我们看到，日本的监督部门动不动就鞠躬道歉。刚开始我们还觉得这样挺好；但现在中国人普遍见过了世面，就开始嘲笑日本——该负责的不负责，该处分的不处分，只鞠躬算怎么回事？
其三，代议制民主常常无法实现民众的诉求，导致民众的不满持续累积，最终“激励”民众跳出代议制政体、走向“街头政治”。近年来，西方的“街头政治”愈演愈烈，这说明很多西方民众并不认可西方的民主制度。
“全过程人民民主”当然不否定人民的投票权，但还关注投票以外的其他权利。一个制度是否民主，不仅要看人民有没有民主选举的基本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持续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
在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人民的参与不是一时的，而是贯穿始终的。在立法环节，人民可以积极建言献策：“五四宪法”经历了广泛的全民讨论；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在各地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
在决策环节，我们倡导“开门问政”。大到二十大报告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小到设立公交站这样的基层治理问题，都会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向普通群众广泛征求意见。
在执行环节，我国人民拥有监督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民的监督的确是有用的。例如，中国群众认为政府工作人员工作有问题时，常常会说“我要投诉你！”大家能把这句话当“口头禅”讲，说明投诉在中国确实是有用的，但在其他国家则不然。
“全过程人民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第二个区别是，在原则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以人民中心，而不是资本至上。客观来说，现代民主本身就诞生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环境中，所以，“如何对待资本”是民主必须面对的重大命题。
从经济角度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资本定性为负面，资本是可以发挥正面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各种形态的资本的参与。但是，资本如果不受任何规范和限制，就可能造成很多问题，比如使民主选举沦为“金钱游戏”。我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处理好资本与人民的关系，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全过程人民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第三个区别是，在形式上，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协商民主”完善“票决民主”。投票表决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政治的主要规则，这也是我们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
但是，单纯的票决民主会造成很多问题，比如难以保障少数群体的利益、难以通过“二选一”应对复杂治理、票决成本较高导致无法事事票决，等等。
我们之所以强调协商民主、强调广泛的参与，就是为了弥补票决民主的不足，保护少数利益、优化决策机制、提高民主效率。
“全过程人民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第四个区别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从源头上就与党的领导密不可分。孙中山先生一度追求民主，试图以此扭转国民党软弱涣散的倾向，但没有成功；蒋介石更不必提，完全走向了专制。在那个年代，唯有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自己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中国的民主发轫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实践，然后扩散至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和军队等各个领域。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民主始终面临异化的危机。所以，我们要强调，党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要始终确保党不变色、不变味，从而更好地弥合分歧、团结群众。
为什么我们党现在如此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以至让其在二十大报告中独占一章？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我国的民主实践经过长期发展，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总书记在2019年12月首次提出了“全过程民主”，在2021年7月1日正式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在此之前，我们党已经在百年历史中推行了长期的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很多理念和要素就是从之前的民主实践中提炼出来的。
第二，我国的民主实践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在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朝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进的新时代，我们的民主制度、民主运作和民主实践也必须达到与国家发展相匹配的更高水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的利益诉求是高度统一的：抗日战争时期，大家都渴望把日本侵略者干掉；1949年之前，中国人民的基本共识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又共同追求民生的改善、物质水平的现代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民主运作制度不那么完善，也能满足当时的时代需要。
但是今天不一样。随着中国迈入新时代，新的矛盾也随之产生。现在人民群众的共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具体方法上有所分歧。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也有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如果我是搞传统能源的，我当然希望国家继续支持传统能源；如果我投资了新能源，那我就希望国家扶持新能源。如果我是北京人，被雾霾影响了生活，我会希望加强环境治理，最好把钢铁厂都关了；而如果我是河北人，在钢铁厂上班，虽然也会吸入雾霾，但相较之下我会觉得保住工作更重要，希望国家以更柔和的方式推进治理。
民主就是汇聚众人之意。当众人的利益诉求一致时，这个目标很容易实现；但当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产生后，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很难了。我们党需要寻找一种更高水准的民主运作方式，从而既体现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又能将这些诉求整合起来、形成整体性的意识。
更进一步讲，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旨在解决现实问题，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更高要求。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更是政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准取决于人民参与的程度——人民不仅要有投票权，更要高效、有序、系统性、全方位地参与国家治理。所以，在新时代，我们需要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来全方位提升治理水平，真正把“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等理念落到实处。
除了反腐败，作风建设的成就更值得关注
这十年间，我们进行了全面从严治党。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那就是自我革命。
具体而言，根据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二十大的总结，这十年的全面从严治党主要取得了三个方面的成就：其一，反腐败；其二，抓作风；其三，做到理想信念坚定、组织体系严密、纪律规矩严明。
反腐败确实是一大亮点，国内外都很关注，国外关注的力度甚至可能比国内还大。我们以一往无前的决心、信心和勇气推动反腐斗争，这无论从纵向或横向对比来看都是非常可贵的；更加难得的是，我们的反腐行动确实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除了反腐，作风建设也是值得重视的。作风不正的负面影响比腐败大得多，抓作风的难度也比反腐败大得多。
腐败是少数人的事。所谓“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有权力是腐败的条件，而大多数人不掌握这样的权力。比如，一个单位几十号人、上百号人中，只有两三个人有权给批文，那么，其他人想腐败也未必有机会。
但是作风问题不一样。只有少数人掌握足以导致腐败的权力，但每一个普通的党员干部或行使公权力的工作人员都有可能产生作风问题，比如违规吃喝，比如在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时形式主义发作，比如接待群众办事时推诿、扯皮、甩脸色……
对于群众和社会来说，作风问题的实际影响比腐败问题大得多。习近平总书记就曾经讲过：“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真切。‘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
“大老虎”们的腐败行为固然会间接损害人民利益，但一般不会直接影响到普通群众的生活（当然间接影响是很大的）；而作风问题既可能存在于“大老虎”身上，也可能存在于群众身边的基层工作人员身上，会直接激化党群和干群矛盾。我们平时看新闻，能明显地感觉到，很多时候群众看中纪委“打老虎”的新闻就像看热闹一样，不会特别激动；引起网络热议的反而往往是社区、学校等基层机构的问题，这些才是群众的切肤之痛。
抓作风的难度也比反腐大得多。处理腐败官员是有严格法律依据的，一旦抓到证据，腐败官员自己也不得不低头，然后去监狱里慢慢进行思想改造；退一步讲，哪怕无法改造他们的思想，被查办后他至少不可能再作恶。作风问题则不然。对有“四风问题”的党员，要做到的是从纪律上惩戒，从思想上改造。这就要难不少。
不过，虽然抓作风非常困难，我们党近年来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主要是因为党中央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我们党在抓作风问题时，第一步制定“中央八项规定”，严格规范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中央作出典范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全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这十年来，我们党通过抓作风遏制了违规吃喝的不良风气，“能喝酒”再也不是公务员的“必备技能”。2015年公车改革以来，公车私用现象几近绝迹。过去习惯于“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一些基层干部也改掉了坏习惯，深入群众，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普遍做到“5+2，白加黑”。
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反腐败影响到的主要是少数掌握较大权力的领导干部，而抓作风提升了每一个普通干部的工作状态。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抓作风明显改善了许多过去所谓的“老油条”干部的精神面貌。这样的改变是非常了不起的。
近年来党建方面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加强组织体系建设。大部分党员对党的组织建设都很熟悉，但未必了解组织建设的重要意义，不明白组织建设对国家治理有怎样的影响。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这里我们可以谈一个具体的例子，那就是医院的党建。
二十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里有一句话：“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最新一版的党章在第三十条中专门加上了“医院”二字。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医院党建这事很重要吗？值得放到二十大这么重要的场合专门研究吗？值得为此修改党章吗？有好几个朋友专门问过我这个问题。
当然重要，当然应该在党章修改中写入。虽然二十大党章就此只改了两个字，但这背后体现着几千万人的努力，是新时代的一项重要成就。
具体来说，十八大以来，中央就高度重视医院党建工作。2018年6月，在前期探索成绩基础上，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公立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并对公立医院的决策机制、治理机制、监督保障机制、队伍建设、党的建设等提出了具体的规范和要求。
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其他国家的医疗系统几乎都崩溃了，只有中国的医院系统和医疗队伍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试想一下，假如没有十八大以来对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视，没有2018年6月出台的《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没有这些年在医院党的建设、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我们的医院系统医疗队伍还能爆发出那么强大的战斗力吗？
从医院党建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组织建设是一项根本性的成就，会对国家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二十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提出把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全面写入党章。
归根结底，反腐败做的再好，也只是不让坏事发生，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才能从根本上打造一个更加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继而真正以党的领导带动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