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五、十六日，叶圣陶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短篇小说《脆弱的心》，其中的“许博士”乃以胡适为原型，这是众所周知的。胡适对叶圣陶的这篇小说赞扬有加，觉得“颇有意思”，直到二十多年后，仍念念不忘。但一九二八年四月，面对另一篇刊登在《京报》附送的《饮虹周刊》上以包括自己在内的“活人”为原型的长篇小说《燃犀》，胡适却是另一番态度，他不仅写信表示异议，且下结论说：“本来这种用活人做材料的小说家是很不易做的，做的好也不过成一种闲话的资料（gossip），做的不好便成了造谣言的乱谈了。”（胡适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日记，《胡适全集》第三十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版，60-61页；此信相关部分又刊《饮虹周刊》第七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六日，1页）
胡适在这里揭示了一个道理。因为“主人公”或小说中的“活人”尚在世，每个人的人生轨迹的回忆和校准往往有着相当的排它性，所以不要说是小说里的虚构、夸张，就是据实而作，也未必符合“活人”对自己成长经历的记忆和想象。
“gossip”在英文里，既有闲话、小道消息之意，也有流言蜚语的含义。胡适是在假设“做的好”时使用这个词的，也就是说，即便写作者“做的好”，其最终呈现出的效果，也不过是“流言蜚语”，无法登堂入室。而这个假设与另一个“做的不好”的假设放在一起，等于是全盘否定了“用活人做材料的小说”。
但如果结合上述对《脆弱的心》评价看，胡适更多地是有针对性的善意提醒，所针对的对象就是《燃犀》的作者、青年诗人卢前（署名：园丁）。“燃犀”一词在古代指明察事物、洞察奸邪，民国时代许多纪实作品均喜使用此词，词义亦转换成了纪实或记实。卢前的小说取名“燃犀”，在胡适看来，就等同于纪实或记实。小说里主要人物宋识时、来河清、凌近兰也被胡适侦测出，其原型是自己、蔡元培（鹤庼、孑民）和林纾（琴南）。既是纪实，又有现实中“活人”在，自然不能离事实太远，这是胡适的基本态度，也是他指出几点谬误的初衷。
不过，事实与艺术之间，并非需要完全对应，而写同时代及“活人”的小说亦有先例，卢前就举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曾朴的《孽海花》，并且说，“根本上小说决不是完全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主观的选择就不可避免，故他“觉得这一桩桩都是‘真材料’，所以才试作此书（按：指《燃犀》）的。” （园丁：《关于〈燃犀〉答胡适之先生》，《饮虹周刊》第七期，8页）
所谓事实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理事实，如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天然关系（如父子、母女等）；另一种或可称为主观事实，即交往中的谈话、表情、动作等等，它们往往存在于他人的记忆、印象之中，而他人的好恶、心情也影响到选择、记录和结果。这些事实，就经常带有主观色彩，很可能让原本的事实变成一场罗生门。
胡适在纠《燃犀》之谬时，关注的多是物理事实。如“我结婚时，先母尚未死”；“当陈独秀先生作北大文科学长时，当蔡（元培）先生长北大时，林琴南并不在北大当教员”和“他（按：指林琴南）给蔡孑民先生的长信，并不是辞职的信”均是如此。唯一不属于物理事实的是“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女鞋的事”（均见胡适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日记，《胡适全集》第三十一卷，60页），但胡适也非亲眼所见，故卢前在回应时，要强调“林琴南先生拾女红鞋的事，的确是事实”。因为“王晓湘老先生（名苏，林氏弟子），固亲口对我说过。我还另外听见林老先生的亲戚也说过。”（《关于〈燃犀〉答胡适之先生》，《饮虹周刊》第七期，8页）
实际上，在“主观事实”下，各人的选择往往是关键，它又与各自的素养、倾向、对现实的感受形成的所谓“先见”有极大的关系。胡适不赞同卢前（园丁）设置这个细节，“事实”与否是在其次的，他还是出于自身的现代道德意识，所以他说：“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诬蔑他的人格”（胡适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日记，《胡适全集》第三十一卷，60页）。卢前“实际上拾女鞋不能说诬蔑他的人格”（《关于〈燃犀〉答胡适之先生》，《饮虹周刊》第七期，8页）的自辩，表面看是未曾意识到这个情节所产生的道德效应，但根本上说，还是他与胡适在先见上的差异使然。
“主观事实”下不同选择的实际呈现最容易发生在观点分歧或意见差异时，有关《燃犀》的忠告和回应就是一个证明。胡适不满《燃犀》的一个原因是，作者不仅编造情节，拿自己开涮，且兼及前辈、同侪和后辈，这也是支持他的忠告和指谬的道德上的理由。现在看，小说《燃犀》的艺术价值着实一般，整个小说都是事大于人，而其“事”又大多由不经筛选的小道消息组成，加之态度戏谑，口气轻佻，半文半白的文字亦缺少美感，缺乏“赤裸裸的写一个人”（见胡适：《传记文学》，《胡适全集》第十二卷，427页）的尝试和努力，确实让一向爱惜羽毛，且一向重视历史证据，对传记创作有固定见解的胡适难以平静地接受。
但被描述的“活人”有所期待，小说的作者也有自己的创作动机、诉求。如果说，前者有“原型正义”的话，后者也有着“作者正义”，而小说也有其“小说正义”。
胡适全盘否定“用活人做材料的小说”的价值，就影响了“作者正义”和“小说正义”的声张，也让小说作者难以接受。卢前回复说：“因为不是作个人的传记，所以有些想象的，不全是事实。”而“文人可以说是怪人，《燃犀》所烛的是这般文学界的怪人，非妖怪之怪也”。从动机上说，“全篇以幽默为中心，丝毫无攻讦的意味！”至于胡适，“诚然，何识时或许就是先生，所写违背事实的地方，当然有的，因为我原来有些想象在里面的缘故。”（《关于〈燃犀〉答胡适之先生》，《饮虹周刊》第七期，8页）不过，卢前并不以胡适的提醒和忠告为意，反而以为，此事经过彼此一个回合的往返，已经得到了胡适的“谅解”，故而未落入“文人相轻”陋习的窠臼。而如此“幽默”的描写，亦是为了避免染上当时“文人标榜”的风气（编者：《我们的态度与〈饮虹〉之过去及未来》，《饮虹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2页）。
正是秉乎此意，《燃犀》在刊登胡适来信后，又在第八、九期上继续连载。但刊登《我们的态度与〈饮虹〉之过去及未来》的第十期，似也是《饮虹周刊》的终刊号，本期并未连载《燃犀》，在一段附注中有“本期因稿件拥挤，《燃犀》暂停一次，下期再继续”的简要说明。不过，在《我们的态度与〈饮虹〉之过去及未来》中，编者又称，要另办《暴风雨日刊》（作为《国民晚报》的副刊），《燃犀》从第四章起将移至该刊。但查现有材料，尚未见第十期以后的《饮虹周刊》，这份差不多是卢前一人支撑的同人刊物很可能不再继续；而新创的《暴风雨日刊》也至今未能查及。
观点分歧或意见差异只是让小说原型和小说作者各自的正义得以呈现，因而更容易为人们所发见，但并不意味着观点一致或相同就不存在各自“正义”的冲突，只不过这种冲突相对隐性、缓和。胡适激赏叶圣陶《脆弱的心》中对自己演讲的描述，因至今未见相关演讲的原始记录，无法确认小说中“许博士”的说法与现实中的胡博士《小学教师的修养》的演讲之间的贴合程度。但从胡适有关的教育见解看，叶圣陶的描述与事实应该相差不多。关键是，这个描述因与叶本人的教育理想有所戚戚焉，且完全是正面的，甚至是仰视的，得到胡适激赏就在情理之中。
然而，得到激赏与小说创作是两回事。在时间上，激赏一定是在创作之后，与创作本身无关，而在小说发表的一九二一年胡适在日记里表示赞扬之后，似乎也没有当叶圣陶的面表达过这个赞扬和感谢。
二十二年后，即一九四三年二月，曾在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一九二七年改称苏州女子中学）学习时聆听过胡适演讲的物理学家吴健雄致信胡适，表示受胡适演讲的“影响很深”，“至少你给我的鼓励，使我满足我自己的求知欲，得到人生的真正快乐”，并感叹道：“你的演讲最动人，最有力量。”（胡适一九四三年五月十日日记，《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507-508页）吴健雄本来指的是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在苏州女中有关女子解放、新女性问题的演讲，但一向坚信“无心插柳，尚可成荫；有意栽花，当然要发”，且一生到处撒花种子的胡适，终于发现“即使绝大多数撒在石头上了，其中有一粒撒在膏腴的土地里，长出了一个吴健雄”，在“百分快慰”之时，误将吴健雄所提及的演讲记成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上午在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暑假讲习班有关小学教师的修养，也即是叶圣陶《脆弱的心》中提及的演讲。故他回信说：“那年我在苏州演讲之后，叶圣陶（那时在苏州一中做教员——按：此段原注为胡适误记，一九二一年七月，叶圣陶正在江苏苏州甪直镇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曾写过一篇小说，说一班教员听说我讲演，当时的大兴奋，过后的讨论，讨论后的无结果的悲哀。”（同前）这说明胡适也意识到小说创作本身是独立的，作者的正义（也就是小说的正义）天然具有不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特质。看来，在观点一致的情况下，原型的一方更愿意承认作者或小说的正义一面。
《脆弱的心》的确只是以胡适的演讲为“影子”的，叶圣陶更想表现的是一种内心的孤独，这种孤独是他们这些心怀理想、抱负的教育工作者与守旧派、平庸者和社会之间的“隔膜”（此为叶圣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的题名）所造成，因此，孤独或者说隔膜也是二十年代叶圣陶小说的基本主题。小说设置“悲哀”的结局（即小学教师莫先生和徐先生在听了“许博士”的演讲后，很快对于前途和周边的一切失望了，他们重新陷入了彷徨），要比一个人造的“欢喜”结局（即“许博士”演讲起了奇效，环境从此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也变得积极乐观）更符合现实。用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申报》上一位作者的话说，教育不进步的原因，“不仅在于经费的支绌，有一半还在于教育者的人的问题”。（沈晦鸣：《小学教育没有进步的一个大原因》，第四张第十六版）其实，类似的话，叶圣陶早在两年前即说过（见《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新潮》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可两年过去了，教师浑浑噩噩的状况依旧。叶圣陶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日发表在《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七号上的《教师问题——希望于师范学校和师范生》和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九日发表的《教师的修养》（《努力周报》第六十六期）均不同意美国教育家门罗（即孟禄，Paul Monroe，1869—1947年）有关“中国的小学教育很不坏，最不行的是中学教育”的结论，这也是基于长期从事小学教育的教师的亲身体验。
叶圣陶这一时期的小说和文章多数都是反省式、批评性或者充满悲愤的。这也是一个怀揣教育理想的人在平庸、污浊的社会中的心理状态的反映。在《脆弱的心》这一类体验式或者说自传性的小说中，叶圣陶总是把自己作为思考的载体和对象，莫先生和徐先生更像是他的人格的两个方向，徐先生是正，莫先生是反；莫先生是怀疑，徐先生是期望。而他（它）们又往往聚在一人身上，让人的作为、选择变得犹疑、踌躇。
《脆弱的心》展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样是“教士式的说教”，在同事之间，仿佛是老生常谈，令人抵触顿生，可是，如果出自名人之口，效果就完全不同。徐先生自然是兴奋的，而喜欢唱反调且悲观的莫先生，在听“许博士”的讲演时，也进入了“被催眠的状态”，他竟然忘记了徐先生也曾说过同样的话。
不过，“悲哀”式的结尾固然是作者对现实的真实感受的结果，但亦可从叶圣陶的一篇文章中，找到思想上的踪迹。一九一九年四月，叶圣陶（绍钧）在《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中说：“学究气味的小学教师，总病根既在于他们的‘笼统’‘玄妙’‘不切合人生’的人生观，若是要洗刷一新，认到正路，非去掉旧的，把用真实明确的人生观做个替代品不可。”面对报刊上热闹的“‘教育者须修养’，‘立教育基础于人生观’，‘人格教育’……种种主张”，他并不认为是可喜的现象。他指出了一个关键的当事人与旁人的差异，也即是“自觉”和“外铄”的差异，他说：“可惜做这些文字的，不是教师！不是小学教师！吾想旁观者的言论纵然清切详明，他决没有强人必从的势力。或者竞使人从了，然而人家能觉悟到自己的‘不是’，把他根本抛弃，然后努力研求，自己寻到个‘是’的趋向；还是个说不定。原来教育事业是教师做的，教师不能只等旁人来觉我，那吗［么］就要靠自己‘自觉’。那‘自觉’和‘外铄’，在旁人看似无别，而自己的实际上，精神上，却大异其趣。凡是人生一切，从‘外铄’得来的，虽言表名理，行合正谊，也不过是‘傀儡登场’；若从‘自觉’得来的，便灵心澈悟，即知即行。我是个小学教师，所以我要‘自觉’！”（分别见《新潮》第一卷第四号，613—614，622页）
看来，新文化运动个性主义的思想本身就具有对于名人话语的解构作用。这个解构作用被叶圣陶运用到《脆弱的心》之中，并成为他要表达的核心思想：现实毕竟是现实，不可能因为名家一时的启发而得到拯救，真正的拯救只能是自己拯救自己。这是叶圣陶自我反省的结论，也是想告诉读者的一点感受。
但无论结尾如何的“悲哀”，“许博士”的影响在结尾处如何被消解的无以复存，“许博士”总是一个教育改进的象征，他的话语，他对于教育的科学化的认知，都是希望的种子。这也是胡适满意于《脆弱的心》的原因。只是在面对“用活人做材料的小说”时胡适似乎过于移情了，这种移情也导致他过分计较小说里的描摹，并且用他对于历史叙述或历史传记的标准估定其价值。不过，从人性的角度看，作为原型的自己被在小说中肆意描摹，不要说是名人，就是一般的人，也很难稳坐在沙发上望风景的。
【刊《读书》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