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减缓碳排放。鉴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外部性及全球性，气候治理不局限于一国自身减排等行动，更多的是全球协同治理。这不可避免地引起大国之间关于气候治理的矛盾与博弈。气候变化问题也不再仅仅是有关环境和人类发展的问题，在很多场合已经演变成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基于此，本文将从内涵、逻辑成因以及演进方向三个层面对大国气候博弈进行全面探讨。
大国气候博弈的本质内涵
气候博弈的本质是发展权之争。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逐渐引起关注，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均采取相应的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暖。为了使各国在气候治理上达成一致，《京都议定书》等文件出台。但是，鉴于无法达成统一且各方都满意的减排方案，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成为政治问题，引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诸多矛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气候变化的治理需要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现如今大部分国家还处于传统的高碳经济发展方式，新型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减缓技术难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减排与经济发展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难以兼得，承担减排责任会抑制经济发展速度，这成为大部分国家不愿意履行减排承诺的主要原因。第二，气候变化治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与物力。发达的技术与大量的资金投入使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望而却步，很多发展中国家只能选择“搭便车”。发达国家并不愿意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这个公共产品来买单，这使得他们对现有气候治理机制存有不满。第三，气候变化治理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治理目标。发展中国家将精力更多集中在治理贫困和工业发展等方面。碳排放等问题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博弈问题或将始终存在。谁在这场博弈中取得胜利，谁就有机会以更为有利于自己形态的发展模式发展经济、治理气候变化。因此，气候博弈实质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发展权的争夺。
气候治理体制很大程度上决定各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国际秩序。首先，气候变化现如今成为各国制定经济与环境政策时考虑的重点问题。对气候变化的治理程度和态度，决定各国未来的经济形态与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其次，气候变化治理是各国的必然选择。全球气候治理的最核心问题是减少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一国的排放与产业和能源结构密切相关，与人们的生活、生产以及消费相互制约。在这场“低碳革命”中占据先机，就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全球的领导者，掌握国际格局变化的权力。另外，气候治理的公共品属性决定了其具有树立形象的作用。积极应对并治理全球气候变化，本质上讲，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全球低碳化转型的时代潮流，提升和增强自己的实力与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气候变化的公共品属性，治理的成果受益于全球各国，这在客观上为治理气候变化的国家提供有利于树立正面形象、提升国际地位、获得国际威望的机会。大国间的气候博弈在此背景下迅速展开。
大国气候博弈的逻辑成因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深入，全球主导力可能越来越倾向于实现低碳化转型的国家。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正成为撬动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杠杆，走向低碳经济是未来世界各国组织经济活动的必然选择。中国在减排承诺上，始终对自身高标准、严要求。中国将提高国际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美国的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减弱，阻碍着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正在逐渐走向气候治理“舞台中心”。
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东道主欧盟企图放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且在自身没有做出合适的减排承诺下，不断要求中国和美国制定更高的减排标准。欧盟认为，中国应当承担更大、更为明确的减排义务。欧盟还明确表示不会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资金援助。但是欧盟在减排承诺上始终沿用着最低的减排标准与减排要求。欧盟在气候治理中奉行单边主义政策，采取碳关税等碳排放交易体系达到减排目的。2021年3月，欧洲议会通过《迈向与WTO兼容的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计划在不晚于2023年1月1日启动碳关税机制。碳边境调整机制，直观来讲，便是欧盟提出的一种在境外推动降低碳排放的举措，对某些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欧盟制造商允许的排放量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一政策限制了发展中国家通过转移碳排放生产方式来达到局部减排的效果。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将会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形成绿色壁垒，增加其减排压力。
欧美气候博弈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治理的前期。在《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欧盟与美国既是潜在的对手关系，也是盟友关系，在治理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较为温和友好的减排策略，旨在促进全球一体化减排行动。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及其后的《巴黎协议》谈判进程中，新兴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欧盟和美国产生共同的诉求，两大发达经济体重新靠拢，通过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许诺，将矛盾焦点转移到中国等排放规模较大、增长较快的新兴经济体身上。换言之，发达国家借着保护地球的名义，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随着2017年6月，特朗普悍然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变化遭遇严重冲击，标志着美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出现分歧。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国际影响力来看，美国和欧盟均处于较为领先的水平，有能力也有希望成为领导全球气候治理与合作的国家。相对于美国，欧洲的优势在于其新能源发展处于前沿，因而更希望积极推动气候谈判。欧盟和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治理规则有明显差异，欧盟气候治理资金援助力度远超美国。在气候政策的执行上，美国几乎从未落实自己宣传的气候目标，欧盟则一直在积极履行自己的减排承诺，并做出了示范效应，通过发展援助、伙伴关系、自贸安排等政策与气候外交等措施，推动全球其他国家共同减排。
大国气候博弈的演进方向
大国气候博弈成为现如今国际社会气候谈判的主旋律。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未来气候博弈可能有以下三个方向。
“碳中和”的牵制使气候博弈更为激烈。截止到2021年底，全球已经有136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承诺。2020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美国在2021年4月牵头举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宣布，到203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将较2005年减少50%—52%，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2019年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欧洲绿色协议》明确指出，2050年将建成全球首个碳中和的大洲；2020年3月《欧洲气候法》明确，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碳中和目标成为牵制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力量。
碳边境调节机制成为美欧制约中国的重要手段。美国和欧盟都相继放出信号，表明将征收碳关税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他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碳关税的实行符合全球共同减排的愿景，可以使全球主要商品出口国将自身的出口商品碳强度降低，减少碳泄漏，帮助这些国家达到低碳发展目的。另外，碳关税政策实行还可以保护本国企业在贸易保护政策下，持续推动低碳发展策略，使之达到低碳减排的效果。2009年6月，美国发布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指出仅对“具有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目标并且这一目标不低于美国的国家、最不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份额低于0.5%的国家，或者占美国该行业进口份额不超过5%的国家”免收碳关税。中国显然不在美国免除碳关税国家的列表之中，这个措施很明显会对中国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作为美国和欧盟的主要商品出口国，若碳关税加以实施，对中国社会、经济、外贸等将产生巨大影响。未来，气候博弈的演变方向更多的是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采用贸易制裁、增加关税、提高门槛等经济措施，以气候治理的声音，来制约中国的发展。中国则会采取相应的反制约措施。
数字经济有可能成为中国在未来气候博弈中的破局点。数字经济广义上是指利用数字化的信息与知识作为主要生产要素，以信息网络为载体，提升效率以及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经济活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与绿色可持续发展存在着协同作用。发展数字经济可以打破现有的气候博弈僵局，主要考虑到以下三个层面：一是数字经济被认为是绿色发展模式。发展数字经济不仅可以快速提高国家经济，并且可以降低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化石能源消耗，成为国家气候博弈中有力的战略武器。尤其是对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矛头指向便是降低由于经济发展导致的污染，若能快速发展数字经济以及相关产业，便能有力回击发达国家的指责。二是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产业布局。数字经济可以渗透至其他传统产业，改变企业行为，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推动能源优化与减排，从而降低碳排放，减少出口商品的碳足迹，在国际社会争取有利的声音。三是数字经济不仅局限在产业内部降低排放，提高效率，还应用于产业外部。例如，碳市场建立过程中应用数字经济，可大幅提升市场效率，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发展中国家利用数字经济协助减排。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对华能源合作的战略考量与政策取向研究”（批准号：20VGQ003）阶段性成果】
（董秀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务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康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王建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