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科学告诉我们，现在要抚平人类对地球造成的潜在不可逆转的损害，只剩下不到十年的时间。而地球是人类生存和福祉所依。这是一种非常紧迫的紧急状态。我们的家园在燃烧，我们必须行动起来，而所需的这一应急行动，取决于制度的转变。主要任务是过往帝国残存的失败制度必须让位于创建应急的新制度，以支持人类履行其独特责任和实现自身潜能。人类可行的未来有赖于文化、制度、技术和基础设施的转型，而我们不能等待这一转型，必须在社会和环境崩溃之前采取行动。我们现在就必须竭尽所能行动起来，开启通向新的文明转型性兴起的大门。
作者：大卫·柯藤（David Korten），生活经济论坛（Living Economies Forum）共同创始人兼总裁，《YES！》杂志董事会名誉主席，罗马俱乐部成员，斯坦福大学商学研究生院博士，曾任哈佛商学院教授，目前致力于全球扶贫事业，著有多部著作，包括《当公司统治世界》《大转折：从帝国到地球共同体》《新经济议程：华尔街独立宣言》《改变故事》《改变未来：活生生的地球的生活经济》等。作者网页：davidkorten.org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2年第3期P40—P56
王俊 译
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科学告诉我们，现在要抚平人类对地球造成的潜在不可逆转的损害，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而地球是人类生存和福祉所依。这是一种非常紧迫的紧急状态。我们的家园在燃烧，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而所需的这一“应急”（Emergency）行动，有赖于制度的转变。主要任务是过往帝国残存的失败制度必须让位于创建应急的新制度，以支持人类履行其独特责任和实现自身的潜能。人类可行的未来有赖于文化、制度、技术和基础设施的转型，而我们不能等待这一转型，必须在社会和环境崩溃之前采取行动。我们现在就必须竭尽所能行动起来，开启通向新的文明转型性“兴起”（Emergence）的大门。
除非我们证明人类有能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学会转型，否则这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知道，人类是具有复杂选择能力的物种，具有独特的生理和心理能力。我们深深地渴望了解自身，我们来自何处，我们有什么潜能，我们的命运能超越死亡吗，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物种，内心渴求与他人、与自然进行交流。
然而，许多人却自我毁灭一般沉迷于竞相争夺控制权和剥削彼此、剥削地球来寻求个体的物质满足，这就背离了我们的实际需求和本性。这种错误的方向，由于在掠食性并最终让人失去人性的经济制度中大企业媒体对赢家的推崇而恶化。
这些本末倒置的行为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固有本性。然而我们知道，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当我们更深入思考是什么带给我们真正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创造想要的世界，要求我们放弃那些只会让我们失去人性并驱使我们走向自我毁灭的东西。
希望就在于我们非凡、独特和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能力，它能够擘画和选择我们共同的未来。这是我们重新发现和恢复人类本性的时候。
复杂而变动不居地域中的制图大师
从微生物到人类的所有生物，都不断地面对着生死攸关的抉择，例如，在栖居地复杂多变的地域内，它们要吃什么、喝什么，与谁结合，逃离谁。在其生活的地域内，所有生物在作出选择时都依赖于学习或者通过基因遗传继承的地域图景的指导。由于地域是变动不居的，因此成功地适应了一个地域的生物在学习、进化的同时，不断地更新其图景，并将所学的内容一代代地传递下去。
人类是地球上最复杂的制图师。事实上，我们理解自身、理解彼此以及与自然、宇宙的关系的动力，正是人之独特性的一部分。这些图景引导着个体、家庭、社群和社会的选择，并在不同的个性、文化、传统、宗教、意识形态、法律和科学学科那里得到呈现。当我们在一个很大程度上与具有流动性的创意舞蹈相类似的过程中行进时，这种多样性对于保持我们的韧性和创造力而言是必需的。
我们人类的图景需要不断地修正、更新和细化。有些图景完全是错的，最好将它们抛弃。因为我们的图景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我们能够通过改变自己的头脑，快速且容易地更正或丢弃一幅图景。
然而，一旦围绕有缺陷的图景组织起我们的社会，并且教导孩子们依赖这一图景，改变我们的行为将更为困难。而且，只有深刻认识相关的地域，我们才会让新的图景变得准确，这种认识使我们能从复杂的相互依存的角度看待生命，让我们认清自己是独具自我意识、会作出选择的生物，对整体负有长远的责任。
在我们当前失败的图景中，有一种图景带来了极具破坏性的后果。正是我们以违反常理的经济学版本所进行的错误冒险，变成了居主导地位的、让人失去人性的政治意识形态。我指的是那种颂扬和推动以自我为中心、支持通过追求个体快速经济利益来支撑毫无必要的去人性化消费的自我经济学（ego-nomics）。这种消费把地球维系生命的独一无二能力破坏得千疮百孔。它取代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亨利·乔治、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而这些经济学都致力于寻找人类整体福祉的源泉。
要找到我们寻求的未来可能的出路，需要真正的、具有重要更新的经济学视角和图景，这种视角和图景要建立在对生命的深刻理解之上，而且要建立在一种今后要量入为出地生存的“生态文明”愿景的基础之上。不过，在我们转而面对制作一种新的经济学图景这一挑战之前，我们必须让自己的视角变得清晰和敏锐，借此来审视我们当下和未来的领地，从而确保我们清楚地了解人类危机的本质，了解我们如何和为何会遇到这场危机，健康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组织的，以及我们找寻的未来有什么本质特征。
人类自作自受的危机
据环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估算，维持人类2020年达到的消费水平，需要1.7个地球。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追求消费进一步增长，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被人类当作决定性的优先事项，因此我们仍在不断加大人类对地球生命社群存续可行性的威胁。
地球每天有数十亿人面临着食物、水、庇护所和其他生存必需品的短缺，当前GDP增长几乎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当他们为了生存而在各种脱离了家庭、社群和自然的工作之间奔波挣扎筋疲力尽之时，他们几乎没有机会体验生活的乐趣。这导致了自杀和心理疾病居高不下，而且为那些常常激起仇恨和暴力的煽动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随着我们相互关联的环境系统和社会体系的崩塌，地球更加不适合人类居住，千百万人在恐惧和悲伤中放弃了自己的家园，在地球仅存的仍然适合居住的地方寻找避难所。与此同时，另一些受到眷顾的人则利用地球的慷慨穷奢极欲。
根据国际乐施会的数据，2019年时，26个亿万富翁的全部金融资产超过了占人类半数的贫穷人口的财产总和。在美国，1%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资产要大于占人口90%的下层拥有的全部资产。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经济，快速拉大了贫富差距。这一变化如此迅速，以至于如今的财经新闻报道充斥的是世界上最富有亿万富翁的资产每天增加还是缩水了多少百亿美元。从2020年3月18日到202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发生的这一年，地球2365位亿万富翁的财富合计增加了4万亿美元，或者说54%。
很难忽视的现实是，当前的经济制度更适合于增加亿万富翁的金融资产，而不是确保让所有人都能获得食物、水、医疗、疫苗和其他必需品。人类的生存所需远远超出有限的有生命地球所能承受的最大值，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明挑战。人类可能的未来，依赖于三个不可分割且相互联系的步骤。
1.承认地球生命社群的再生能力是有限的。
2. 我们要致力于将余下的财富进行公平的分配。
3.共同承诺致力于让地球完全恢复健康，并且让我们彼此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重新建立起联系，从而确保所有人和子孙后代都能过上好的生活。
我们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失败年复一年、数十年如一日地不断积累。公众被自我经济学的错误承诺所蒙蔽，一直支持这条破坏性的道路。这种承诺声称，只要我们仍然把焦点放在GDP增长上，最终的结果就是一种所有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休闲、舒舒服服且物质无限富足的未来。
为此，我们把赚钱视为人类最重要的目标。为了实现最高的GDP增长率，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为了产生最大的短期利润，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竞争。在人们为了那些当前不管提供多少工资，只要能领到便好的工作岗位而展开竞争的过程中，我们为所有这一切提供了助力。
自我经济学承诺的东西是错误的，这一点已经变得一目了然。这给了我们的主要制度的信用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幸运的是，对于意图和用来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剥削多数人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现实，全球社会现在已经觉察。
在未来的“生态文明”当中，我们可能在对服务、创造、美的追求方面仍会展开竞争，但绝不再是在为了破坏或主宰我们邻居的自我中心主义追求中竞争。
当下自我毁灭的制度转移了我们对制度失败的关注，迫使我们为了获得钱财而谋生，或者为了购买下一种消费品新玩意儿而展开竞争。结果，我们很少回过头来反思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很少考虑人类的经验如何能够和应当如何让我们得以体验更加宽广的爱，并体验从为邻人的福祉、为地球的福祉，从而为我们自己的福祉的服务当中得到自我实现。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一个令人顿悟的机会。
寻找可能
幸运的是，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开始跨越社会阶层而团结起来，设想和创造一个与以下三条基本真理相一致的未来。
1. 人类是一个拥有诸多选择可能性的物种。这条真理通过以下事实得到了展现：在我们生存的广泛时间跨度内，人类创造了极其多样的文化和制度并赖以生活。我们已经证明我们有合作、关怀和分享的能力。我们展现了我们有竞争、杀戮和剥削的能力。决定我们独特本质的，是我们作出共同的文化和制度选择的能力，这些选择反过来塑造了我们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并将塑造我们共同的未来。在我们当中，最幸福的人通常是那些已经变得非常擅长通过合作来关怀和分享的人。现在，我们正面临最终的选择。
2.人类福祉依赖于地球健康的生机活力。所有生命均依赖于生机勃勃的有机群体，在自组织机制下，这些有机群体通过劳动创造和分享生存所必需的条件。我们都是充满生机的地球的孩子，地球降生和抚育了我们。人类福祉依赖于地球的健康。没有人类，有生命的地球也会长久繁荣，但我们却不可能离开地球生命群体的福祉而存在。通过我们自己智力的巧妙应用和劳动来恢复地球的健康，必须成为人类具有决定意义的优先选择。
3.增加金钱的动机威胁着人类的未来。金钱是一种数字，只有当其他人提供售卖给我们需要或者想要的东西时，它才有价值。像有用的工具一样，金钱是有用的，但当它被当作目的时，就会变得危险。把货币交易和金融资产的增长作为社会的决定性目标，是一种集体性的精神失常行为。大多数人受损受苦，已经拥有超过其自身所需的少数人才能增加其金融资产。这个进程最终会导致人类自我灭绝。在一片死寂的地球上，没有任何人是赢家。
人类经验所获得的最宝贵礼物是，在对生命的关爱中，我们有机会通过履行分享的责任而感受到欣喜。我们当中有太多的人拒绝了这种机会，因为社会制度让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与自然之间相互割裂，我们被降低到总是要为生存而斗争的层次。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机会体验人类的那种特殊快乐，除非我们一起采取行动，确保所有人都能得到这种机会。
为了理解和愉快接受我们人类的独特责任和机遇，我们必须理解生命的旅程和需求。
生命的旅程
生命是包含着选择能力的事物。在与熵的永恒斗争中，这种能力创造和保持着生命存在所必需的条件。在非常高级的生命形态中，生命会在众多层次上组织起来，这种行为似乎有着自觉的意图和预见。当然，具有独一无二的自觉选择能力的人类，也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身体是生命的非凡奇迹，我们最亲密的体验就是从身体开始的。只是到了很晚近的时候，技术的发展才足以揭示人类机体的基因和细胞结构的非凡特性和动态。
我们的身体容纳着我们的意识，也是我们具有的能动性的载体。它是一个由数十万亿相互依赖、具有选择和重生能力的细胞和微生物组成的社群。它们不断有序地交换营养物质、水分、能量，以及通过心、肺、肝、大脑和其他身体器官传达的信息。因为有了它们，我们才会存在。
我们知道，并非我们身体的所有细胞和微生物都接受和履行着为整体而工作的责任。新冠病毒和癌细胞就是众所周知的例证，它们只追求复制自身，并且与健康细胞争夺控制权，消耗机体的能量和营养物质。这些行为，就好像它们受到了自我经济学错误承诺的诱拐。
我们还知道，一个机能正常的身体并不是自给自足的。我归属于一个更大的生命群体，这个群体为我提供食物、水、空气、稳定的气候条件，回收我产生的废物，并陪伴着我。我依赖于自己的身体与这个更庞大的群体进行不断的交换。因为蜜蜂的授粉行为，我才能生存。树木能够产生氧气。甲虫分解死亡的植物，给土壤补充养分。我们肠道内的微生物能够消化食物，对废物进行循环。我爱着和关心的人们，也在关心和爱着我。
没有这许多各种各样的生灵，地球不过是另一块漂浮在宇宙中的死寂岩石。我也不会体验到生命的奇迹。这种内在和外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其任何一个方面遭受严重破坏的话，我就会死亡。对所有生物包括有生机的地球而言，也都同样如此。
与我们人类个体的躯体相比，地球是一个巨大和更复杂的有机体。然而，与所有多细胞有机体一样，只有无数有机个体有序地创造和保持生命所依赖的气候、纯净的水和空气、肥沃的土壤和无数其他条件，地球才会像生命体那样存在下去。
这并不是偶然的。当生命从单细胞形式开始，进化到具有更多物理和认知能力的有机生命体，这个学习和形成的艰难旅程经历了大约37亿年。作为有机生命体，人类能够通过集体有意识的行为影响地球上生命的未来。人类是当下生命具有这种能力的最高级表现。然而，作为现在具有全球范围广泛关联性的物种，我们还未获得负责任地使用这种能力的智慧。
显然，在地球其他物种成员之间越来越复杂的交换当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可以与人类的货币、政府或商业制度相提并论的情况。这一现实既让我们感到谦卑，又让我们感到安慰。我们需要谦卑地承认其他物种在没有这些条件的情况下达到的成就。而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直到相对晚近的时候，人类也同样做到了。
我们能够塑造彼此之间以及我们与地球之间的关系。这种独特能力是通过文化、制度、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有意选择实现的，它赋予我们进行最急迫需要的文明转型的潜力。鉴于我们当下的危机处境，这是一种我们必须以看似不可能的速度进行的转型。这种转型有可能吗？不试，你怎么会知道？这是人类历史告诉我们的。
人类的旅程
生而为人，即被赋予一种非凡的潜能。人能够体验奇迹、美和爱，以及为学问和生命福祉作贡献而带来的满足感。所有人均应有机会实现这一潜能。
人类之旅是漫长的，而且有时候很艰辛。但从智人第一次在非洲出现开始，经过了大概20万年的时间，人类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在大约19万年的时间里，人类都是以流浪部落的组织形式存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有些时候，彼此之间发生战争；另一些时候，则是学习分享和以和谐合作的形式生活。
大约从10万年前到7万年以前，我们开始从非洲迁移到地球其他地方繁衍生息。沿途，人类适应了极其不同的气候和其他条件。大约5万年前，我们开始形成使用复杂语言的能力，每个部落都形成了其邻居基本上无法理解的语言。
大约1万年前，我们才开始转为定居的农耕文化。大约5000年后，我们开始建立城邦国家，而后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成为一直盛行到今天的帝国时代的特征。
非凡的技术和艺术进步，连同针对人类和自然的无意识暴力和压迫，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大多数人对这个通常被当作“文明”的时代的感受，远远称不上是文明的。
当人口膨胀时，争夺土地和劳动力的竞争不断增多。我们之间的战争变得更加致命。同种姓等级制度一样，统治者高居顶层，排斥和奴役底层。统治王朝宣称，他们具有的道德和经济优势赋予他们通过身体暴力组织社会的权利。
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跨国公司取代了民族国家，成为控制土地、劳动力、技术和金钱的主宰机构。因此，权力从政府转移到跨国公司手中。政府通常被认为对其人民承担民主责任，而公司则只承认对其最富有股东的短期财务回报最大化负责。在其做生意的国度，跨国公司声称有权通过资助政治人物获取政治好处。
人类的社会变迁如今正以惊人的速度前行。过去5000年来我们的阴暗面作出的选择，其决定性的结果如今正有意无意地给予我们选择一条不同道路的机会。
在我这一代人的一生中，地理障碍已经大大消除。人类融合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全球性物种。我出生于1937年，正是第一部电话让人们通过有线和无线电可以在全世界通话之后的第三年。自那时以来，英语已经成为一门全球通用的语言，我们的音频和视频沟通交流有潜力把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连接起来，变成一个无缝衔接的网络，通过手指一点，瞬间就可以触碰到彼此和人类的全部知识。
在同一时期，我们对自身和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的认识也以近乎光速般扩展。我们现在可以窥视以前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和亚原子粒子的内部世界。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地球以外的古老星系，这些星系发出的光，需要130亿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地球。我们掌握了微生物的基因结构和地球的再生机制。我们探访月球，向邻近星球发射火箭，并想象人类登上这些星球的可能性。
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同样是这些技术，也赋予当下雄心勃勃的权力拥有者操控人类心智的能力，从而进一步让多数人屈从于少数人的意志。因此，我们给自身，给生养人类的地球以及仍在进化演变的生命带来了越来越致命的威胁。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们自己的终极弱点的一种提醒。它呼唤我们要认识和承担起对彼此、生命、进化和创造所肩负的责任。
人类的积极潜能和我们当下的毁灭之路，决定了一种选择：要么接受让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与地球之间的关系发生转型的可能性，要么毁灭。这种选择也是一个具有史诗般意义的机遇，去接受与我们作为生灵所具有的独特能力相伴而来的责任。
被鸿沟分隔，就是毁灭
人们通常将现代社会分为三个制度部门：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政府维持秩序。企业提供生活所需。公民社会是由人组成的部门，通常被称为“第三部门”。
公民社会是人们通过自组织来约束政府和企业过度行为的地方，它还会游说政府和企业满足人们对和平、对所有人的福祉和生机勃勃的地球健康的需求，否则这种需求就得不到满足。人们应当提出这种需求，说明了我们当下制度失败的深度。
早期的人类，自组织为公民社会，通过劳动从土地获取满足日常所需之物，他们一开始是以游牧部落的形式存在，而后因地理和语言因素分化成定居社会。因为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争夺土地产出的竞争加剧，掌权的统治者开始出现，以维持秩序，并征用土地上的劳动剩余产品和人力。
5000年的帝制史是一部早期统治者的历史，他们通过武力强制人们遵守秩序，并通过像我们现在了解的政府之类的机构制度控制不同社群之间的彼此交流。这些社群具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和语言。那些不组织为帝国的民族，被组织成帝国的民族的军队所统治。
通过这一过程，政府的机构制度变成了少数人用来统治多数人的工具。一直以来，劳动力和自然更多的是在以下过程中被消耗掉了：竞相获得特权地位，通过行使军队、警察和司法权力来维持秩序，支持少数人通过剥削多数人来显示他们无节制的奢侈。这就导致让人失去人性的心理和身体压力，以及整个体系的功能错乱。
随着民主的兴起开始恢复公民社会的人们的权利，野心勃勃的专制统治者转而把金钱当作他们最偏爱的社会控制工具，并且成功地让政府部门服从于企业部门。最终的统治权力传递到了跨国公司手中，它们控制着金融和媒体资源，而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政治人物依赖这些资源才能胜选。
在机构制度的权力发生转移的同时，定义帝国时代社会结构特色的仍是四大社会阶层，这些阶层很大程度上由出身所决定，争夺权力的生死竞争就是在这些阶层之中和它们之间展开的。
1. 被排斥者阶层。等级体系建立在被排斥阶层的基础之上。被贬低到为依靠残羹剩饭生存而展开日常竞争，遭到其他三个高等级阶层成员的抛弃。被排斥者的苦难，就这样通过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担心如果不顺从，等待我们的将是可怕的命运， 从而确保更受眷顾的阶层对这种统治体系的忠诚。国内难民和无国籍难民、无家可归者，以及囚犯，就属于这个阶层最显而易见的成员。
2. 工人阶层。这个阶层的成员，包括医疗保健工作者和儿童保育员、教师、清洁工、农业工人、商店员工之类，以及无数从事整个社会体系所必需的职业的其他工作者。他们的剩余劳动，被统治阶层及其仆从阶层榨取和控制。
3. 仆从阶层。这一阶层的成员，其忠诚确保了统治阶层手中的权力。他们传统上包括：军官、税收工作人员、法官、宗教领袖及有声望的艺术家和哲学家。所有这些人，都在为确保精英的统治并使之合法化、使得工人阶层和被排斥者阶层各安其位提供忠诚的服务，并为此得到了很好的报偿。如今，这个阶层还包括有影响力的学术人员和拥有技术、先进传播和销售等方面高级技能的人士。这些技能，是掌握社会制度图景设计的合法化、展示图景和标准制定所需要的，从而确保精英统治得到肯定。
4. 统治阶层。最初，这个阶层的典型是以国王、王后或皇帝为首的皇室家庭。如今，这种统治家族则是以世界最富有的亿万富翁为首，他们大多数都在一个或多个大跨国公司中持有某种具有控制权的个人权益或者家族权益。这些统治家族的权力，依赖的是通过它们的大公司来获得控制权，这些公司的业务涵盖各种生活资料，或土地、水源、住房、货币，或有报酬的就业。然后，其他人想要获得这些资源，就得向他们缴纳租金。以货币为形式的租金，就是利润。就雇佣而言，利润是雇主支付的薪水与工人劳动产品的价值之差。人类有史以来，当前的技术使得资源的私人控制权达到了可能最大程度的全球性集中。
随着时间的流逝，具体特征发生了变化。如今，一些工人阶层和被排斥者阶层的成员的状况可以说得到了改善。四个阶层中的一些有想法的成员当中，不安情绪都在日益增大，包括一些亿万富翁家族。但时至今日，走向自我毁灭的竞争关系的基本格局仍然稳固如初。当人口数量增长时，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在增加。
在早先的帝国时代，竞争聚焦于获取土地，所有人的福祉最终都有赖于此。统治阶层利用政府机构制度首要控制的就是土地。如今，竞争则集中于获取金钱和工作岗位。尽管统治阶层继续垄断现存土地的所有权，但垄断不可能创造更多的土地。然而，通过掌控政府，点击一下电脑按键，就能制造出更多的货币。有了更多的金钱，统治阶层就能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岗位的构成确保这个阶层掌握相关岗位劳动创造出的任何价值。尽管看似为公共利益服务，但实际上进一步巩固了精英的权力。
相互竞争产生的暴力和剥削，不会带给我们合作式的和平和分享。我们越集中关注获取金钱和工作的竞争，我们能够一起合作找回人之本性、让权力民主化、促进所有人福祉的可能性就越小。彼此隔阂的过程将会继续，直到生机勃勃的地球社群再也无法承受，并最终使其必要的系统出现崩溃。
在一种奖励权力腐败的制度中，将以前遭到排斥的人放到对他人行使权力的位置，也不是解决办法。更可能的结果是，以前遭到排斥的人也走向腐败。
当下，科学界一致认为，如果人类从现在开始停止伤害地球，那么地球恢复健康可能需要数百万年，而给予我们从地球剥削者转变为地球修复者的时间，不到10年。
这些改变面临的困难，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克服。然而，从现有经验来看，如果能以未曾预料的非凡速度行动，之前不敢设想的改变就是可能的。我们也会为以下这样的事实所鼓舞：我们必须经历的变革，可以从早期人类祖先自我肯定的远见卓识中获得启发，他们认识到生命具有必不可少的内在相互依赖关系。正是这种远见卓识，现在已为前沿的物理、生物和社会科学研究所证实。
我们祖先的智慧
非洲是人类诞生之地。从保存下来的非洲早期文化那里，我们可以获得一种看待生命与人类独特本质和责任的基本洞见。在不同的地区，这种基本洞见有着不同的名称。非裔以外的人们也许最熟知的名字是“乌班图”（ubuntu），意为“因为大家的存在，我才存在”。
从“乌班图”最完整的含义上讲，这个词汇认为，个体依赖于生命的全体：“因为大家的存在，我才存在”。将这个“乌班图主义”进一步简化，意味深长，意思就是：“当我们所有人都做得好时，我才做得最好”。这引导我们从问“我如何才能有所作为”，到问“大家如何才能有所作为”。当涉及的是“我的钱”时，我们大家都成为输家。当涉及的是“我们的福祉”时，我们大家都是赢家。
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盖丘亚人把这一原则称为sumac kausay，用西班牙语表示是bien vivir，翻译成英语的意思是good living（好的生活）。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把这一原则写进了各自国家的宪法。
承认生命的相互依存，对于亚洲各地以家庭/社群为核心的文化而言，也具有根本意义。中国已经将建设“生态文明”的承诺写进了宪法。超过7000个组织和5万人签署认可的《地球宪章》确认：
选择就在我们手中：或者构建关爱地球和关爱彼此的全球伙伴关系，或者甘冒自我毁灭和破坏生命多样性的风险。我们奉行的价值、制度和生活方式必须从根本上得到转变。我们必须认识到，基本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时候，人类发展首要的是更全面的发展，而不是占有更多。
大多数宗教都号召我们关爱自己的邻居和所有永恒神灵的造物。2015年，世界宗教大会（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发布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声明》，结尾处是这样说的：
未来我们将会拥抱新的生态文明，并且共建一个和平、公正、可持续、生命多样性生机勃勃的世界。在更大的地球社群中，作为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将共建这一未来。
如今，科学前沿让我们对生命相互依存的理解不断加深。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关系，而非粒子，才是我们体验的物质现实的基础。生物学发现，只有在能够作出选择的有机体构成的多样化社群中，智慧生命才能存在，这种多样化社群共同维系着社群个体和集体存在所必需的条件。社会科学揭示，从与其他生命相互关爱的关系那里，人类才能获得最大的满足。这些思想，构成了进化生物学家大卫·斯隆·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称为亲社会性（prosocial）的远见卓识的基础。这也就是认识到，相比单打独斗，团结会让我们做得更好。
“乌班图主义”绝非要求我们为了地球的福祉牺牲自己，而是呼吁我们将应对当下的挑战当作实现人类希望关爱彼此和地球的一次双赢的机会。例如，减少人类消费总量的必要性，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让我们自己从由于以下原因而被强加的非人性化当中解放出来而实现：战争，对大众的压迫，沉迷于物质主义，有计划的淘汰，掠食性的就业条件，城市的设计以容纳汽车和办公场所为目的，而不是以彼此关联并与大自然相关联的人为目的。由此，将以最小的环境负担确保人类的福祉。
从“乌班图主义”直接引出的必然结论，与目的、权力和繁衍后代相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为三部分的行动框架。
1.目的：建立一种功能经济（functional economy）的目的，是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物质产品和丰富的精神食粮，同时维持地球生命群体的福祉、美和创造力的发展。
自我经济学让GDP增长成为经济的决定性目的。它假定人类福祉和地球福祉的进步也将随之而来。偶然情况下，这种进步会发生，但通常并非如此。
GDP衡量的是市场价值，即市场交换价值。它忽视了我们之间非常重要的交换，关心彼此是这些重要交换唯一的基础，比如关爱我们的孩子和年长的亲人，这些关爱仅仅是出于爱，而非金钱。GDP并不考虑市场交换的内容，谁获益，或者它可能对社群的社会健康和环境健康产生什么影响。当下，大多数市场交换最明显的受益者，是那些诉求控制交易攫取商业利润的人。
GDP增长的主要部分来自：人口数量的增长，将曾经基于彼此关心的关系金钱化，奢侈浪费，机能失调的基础设施，如依赖汽车的城市和郊区，以及准备战争和发动战争。
只要我们以增加公司短期利润和最富有亿万富翁的财富为目的，不顾长期的社会和环境后果，GDP增长对我们而言就只是一种定义经济业绩的指标。
生命成长是一个物理过程，它只存在于出生和死亡的不断循环之中。如果身体要在青春期过后继续长高的话，通常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饮食和增加锻炼。
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GDP可能会获得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把GDP增长作为目的就是合理的。一旦医疗保健、安全的住房和饮食得到改善之后，持续的GDP增长可能是经济失调需要修正的指示器。
打个比方，以驾驶飞机为例。想象一下在一个多云的夜晚，飞机只有一个空速指示器，而你选择以最快的速度飞行，希望这样能缩短到达时间。飞机会以其最快的速度朝着地面飞去，你很快会随着飞机坠毁而死亡。安全的飞行需要多重指示器，包括空速、高度和方向。还要有一张标示机场位置的地图。管理好现代经济，是非常困难的平衡行为，甚至需要更多复杂的指示器。
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是广受欢迎的《甜甜圈经济学》一书的作者。她认为，管理现代经济需要按照两个指示图的要求设置效益边界。一个指示图让我们聚焦于确保所有人都能够获得充足和满意的生活所必需的条件。另一个指示图则追踪地球再生系统的健康程度。我们的福祉和履行人类对更大生命群体的责任，依赖于我们学会在“甜甜圈”设定的内外边界中维持人类经济。因此，“甜甜圈”为指标度量提供了一个基础性框架，生态经济学（eco-nomics）会据此来引导我们评估经济成效。
2. 权力：当我们组织成地方社群，身在其中的人们被赋权予能，能够肩负起对自身、彼此和地球的责任时，经济才能最好地达到其目的。
建立活跃的本地社群经济，并不存在普适的设计。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必须适应所生活地域独特而且常常极其不同的环境条件，如草地、山峦、丛林、沙漠、极地和其他地理特征。还有水源、土质和光照条件的相关差异，小小的园地田圃甚至在光照变化方面也会存在微小差别。通过微小调节来适应这些变化，生命才得到了最好的绽放，而这个过程只有通过适应本地的选择性行为才能实现。
每个社群都关心其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为了满足独特的需要和利用不同的机会，他们必须能够控制人类获得和利用其地域内的资源，同时还要在资源再生的限度之内生存和照顾彼此。只要每个本地群体通过自身劳动满足需要，并且自力更生地与地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地球上的生命群体就能与自身并与地球保持健康的平衡。“生态文明”保护地方社群，反对掠夺性邻国和公司的殖民行为，这些邻国和公司都没有承担对整体的责任。这将是体系更高级别的管理机构应负的关键责任。
我们必须接受我们人类掌控自然能力的局限性。我们有大量的证据揭示人类在这方面的自大行为的后果。我们当前优先要做的不是控制自然，而是控制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要促进生机勃勃的地球生态社群恢复健康。反过来，这也提出了更为深远的问题，那就是与地球有关的所有权和责任。
地球是生命，是我们存在的基础。我们都不是它的创造者，我们都依赖它。
数千年来，围绕土地所有权以及所有权表达的权利，人类社会形成了由自己主宰的社会。惯常的做法，对于个人能拥有多少，或者所有者独享、污染甚至破坏土地自然过程的权利，并没有什么限制。
当所有权变得更为集中，更多的人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手段的时候，重新思考生存权利和适当关爱的责任，就成为人类面对的最基础性议题之一。我们几乎没人开启对这些根本问题的探讨，更不用说有足够的答案了。
在我们新出现的“生态文明”愿景中，权力得到最好的本地化和公平的分配。生产劳动的收益应该首先给那些带来收益的劳动者。所有这一切都要有一种偏好，那就是建立地方合作性的所有权。
除非一家企业接受了公共补贴，否则它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利润来保持企业生存，并且给予投资者与风险相匹配的公平适度的回报。当所有权归属本地时，所有者的部分回报来自企业对所有者生活于其中的社群的福祉作出的贡献。当企业为工人们所有时，工人们按照其劳动价值得到充分的回报。作为企业所有者，其商业活动对所在社群的福祉作出了贡献，他们也会从中获益。因为感谢企业提供的服务，邻居们也会给予它们完全应得的尊重。本地所有者通常会从长远着眼制定计划，因此也会将其利益与社群的长远福祉相匹配。这是一种双赢的合作行为。
当决策者在社群中生活并且为社群所熟知时，就可以指望市场经济为社群利益提供最佳的服务。如果决策者远在天边，不为社群所知，只会追求快速盈利的最大化，企业与社群之间的必要联系就被破坏掉了。如果脱离了这种联系的企业还拥有垄断的权力，那么它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致命的威胁。
谋利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营业执照是一种法律工具，就其现有形式而言，它会导致经济权力的无限集中，从而摆脱公司对业务所在社群负有的责任。在21世纪的“生态文明”中，这样的组织制度没有任何合法的地位。本地的家族企业和工人或者工人（或社区）拥有的合作体，更加符合“生态文明”。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蒙德拉贡工人合作社就是现存大型合作企业的最成功范例之一。
同样过时的还有当下的营利性、垄断性私人银行，它们通过发行有息债务来发行货币。总体来讲，只有新的贷款把足够的新钱注入债务系统来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债务才能够偿还。如果该系统中的钱没有持续增加，那么它就注定会崩溃。
然而，人们能够使用的新钱，与其现有金融资产是成比例的，因此这加大了贫富差距。实现资产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催生了那些对人类和有生机地球有害的活动的投资。这是一个让富人和穷人同样失去人性的过程，最终只有输家。误导性的言辞掩盖了真相。快速寻找不应得的金融收益的投机者被称为投资者，凭空创造出来的钱被称为资本。
金钱仅仅是个数字，金融体系完全是人的创造发明。如果这个系统不是为我们运作的，我们就有权而且有方法改变它。这并不意味着改变很容易。我们不仅是围绕自己的生活组织起来的，而且我们变得依赖这种弱肉强食的体系。我们还实施了保护这一体系的法律。当然这些法律也是人类的创造，也是我们要改变的东西，但只能通过难以达成的集体选择来改变。
在人类可能的未来，货币发行必须是透明、负责的，并且支持生产性投资。这些生产性投资把未充分利用的人力和其他可再生资源投入到满足人类和地球未被满足的需求的事业当中。
我们必须围绕让社群最健康而不是让公司最赚钱的要素来进行组织。我们必须把金钱当作服务社群的工具来使用。绝不允许金钱再次变成投机的工具，绝不允许金钱再一次被少数人控制来剥削多数人。围绕这些议题，充分发展的生态经济学会为我们提供指导。
3. 繁衍后代：履行我们对彼此和对地球的责任，我们有必要管理人口数量和分布，从而使得个体、家庭和社群不断地学习和演进。
通过怀孕、出生、成熟、成年、死亡和再生的不断循环，生命得以补充和更新。生命要朝着更多、更美、更具意识和更富创造力进行恢复、再生和持续进化，这些循环不可或缺。
生命的恢复和创生依赖物种多样性的维持。多样化程度越高，生命从流星、火山和凶猛物种造成的破坏中恢复的能力越强。它进化的潜能也会越大。
多样性反过来也依赖保持物种个体数量的平衡。通常，生命依赖掠食者来保持这一平衡，例如狼群捕杀鹿群的一部分。
早期，人口数量受控于饥荒、疾病和大型哺乳动物。随着我们学会保护自己抵御这些威胁，包括食物保障、卫生、免疫的进步，人口数量和消费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如今我们变成了对地球从而也是对自身不断增大的威胁。
只有当我们摆正人口数量和彼此之间以及与地球之间的关系时，人类才会繁荣。作为现今地球上具有主导地位的物种，我们必须为人类自身的繁衍、分布、消费承担起责任，并且关爱地球的生命群体。
平衡人口数量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妇女得到教育、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和生育控制工具的时候，人口增长就会慢下来。
无论社会环境还是自然环境，当我们使得地球上更多地区都不适宜于人类居住的时候，解决人口分布问题就变成更令人生畏的挑战。这方面的关键，是要知道大多数人更愿意住在他们称为家园的地方，如果这是可行的选项的话。共同努力尽可能地恢复家园的可居性，我们都将从中获益。如果这种恢复不可能实现，如岛屿消失，我们就必须有序地重新分布和重新安置非自身原因导致无家可归的人们。
彻底转变我们对自身和彼此之间以及与地球之间关系的理解，决定着我们的未来。这一转型的开始就是：将人类繁衍问题摆正，并认真对待这样一个事实，即“举全村之力抚养孩子”。
人类家庭并不缺少受到溺爱和被忽略的孩子。我们缺少对所有孩子的足够关爱，对其发展也缺少足够的关注。只有这种关爱和关注，才能确保他们实现全部潜能，拥有智慧，有责任感，为全人类福祉作出贡献。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世界，那里的所有孩子都不可或缺，所有的孩子都得到有爱心的家庭和社群的关爱和支持。
这不仅与童年时期有关。我们永远不会成熟到不需要学习，或者不需要生活在一个充满关爱的群体当中。从我们一出生，我们就需要学会一起生活和学习。传统教科书教育的特征是，它与生活经验是相脱离的，知识是碎片化的，而且它通常既不是，也不会为年轻人的将来做好准备。
早期人类的孩童参与其部族或者村落的日常生活并从中学习。现代教育将孩子们限定在标准化的课堂里，这与社群生活和孩童自己一代人以外的世代成员是相分离的。课堂活动的核心是记住专业教材中的信息，每个人都致力于分离而独特的学科，通常与学生现实世界的课外经验并无关联。
难怪我们变得容易受到媒体操控的影响。儿时很多时间都被用来使我们习惯于毫不犹疑地接受专家和权威人物所讲的东西。这是为教科书、专家以及不道德的政治极端主义者的误导设置的，他们鼓吹自我经济学虚构的图景。挑战既有观念和框架，才会推动社会进步。我们必须不断且准确地评估我们旧的和新的图景。充分的现代教育，会包含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
自我经济学：在正在死去的地球上制造杀戮的图景
经济学，这个曾经备受推崇的学科，从19世纪中期开始败坏。一群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陷于嫉妒物理学的糟糕牢笼之中，他们试图让自己在社会科学中能获得这样一种地位，即与物理学家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相媲美。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关键要把经济学简化成数学模型。
这就需要进行量化。货币是一种简单而且易用的衡量标准。因此，他们把金钱奉为衡量经济成效的工具。在此过程中，他们把经济学与人的生存现实割裂开来。而在现实中，人的生存依赖于欣欣向荣的地球。
他们抛弃了经济学奠基者富有启发且深邃的著述。将社会的、制度的和政治的分析逐出经济学领域，他们将经济学变成数学公式，并自信地用这些公式来预测，同时没有进行检验，也就是说，“如果世界看起来像X，那么结果看起来就像Y。”金钱，而不是人和自然的福祉，变成了他们定义价值的标准。
这些观点没有赢得重要的支持，直到20世纪60年代发生引起混乱的事件之后。这是个混乱不堪的十年：越战，民权运动，反战抗议，向贫困宣战，约翰·F.肯尼迪、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等政治事件，伍德斯托克的嬉皮士反主流文化，自由恋爱和致幻剂相互交织。这些事件威胁到了既有秩序，促使富有的金融界利益集团行动起来维护自身，部分是通过积极资助和促进支持新自由主义自我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学界和媒体倡导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建立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来推动经济增长。
GDP增长变成我们社会决定性的优先选项。政府机构变成了企业组织的奴仆。
金钱不能用来吃、喝或者呼吸。在寒冷的冬夜，它不会给我们带来温暖。它也不会让气候稳定下来。金钱能够购买的仅仅是用来出售的东西。金钱的重要性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且在一片死寂的地球上，它一文不值。
金钱的权力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拥有的金钱越多，他或者她在市场上出的价就能比其他人更高，而且能够在金融体系中对赌来吹胀他们自己的金融资产，而无需生产任何价值作为回报。一些人控制着跨国银行，这些银行通过发债来创造货币。一些人创造出虚拟资产，如金融衍生品和加密数字货币。另一些人则擅长把实际和虚拟资产的价格抬高。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创造真实的价值。
如果创造更多的货币，是让人们在与欣欣向荣的地球处于平衡的关系中，为了生产有益并且公平分配的产品而劳作，那么这样做才会对人类有利。
自我经济学关注的是收入和金融资产的增长，而不管在此过程中它是创造还是摧毁了真实的价值。这就把社会的病态抬高为人类的理想，而且免除了那些经济掠夺者对其行为产生的有害社会和环境后果应负的道德责任。
我们忍受这种逃避道德责任的时间太久了！这种逃避是蓄意的，且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我们再也不能忽视以下二者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了：自我经济学关于GDP增长会给所有人带来繁荣的承诺；绝望在不断传播的现实。因为经济体系把多数人排除在外，而且破坏了地球承载生命的能力。
生态经济学：在生机勃勃的地球上创造生命的图景
图景制图师选择看待地域的视角，决定了他们能看到什么和他们因此而绘制的内容。不同的视角绘制出的图景是非常不同的，它们会引导观察者走向非常不同的选择，从而得到非常不同的结果。
透过自我经济学的金钱视角，我们把世界看作一种赢家通吃的电脑游戏。在游戏中，玩家比拼的是增加个人金融资产的总额。这些资产反过来给予赢家看似无限的产品组合，产品被大肆广而告之，包括异域之旅、豪宅、远洋游艇和豪华私人飞机。如果你输了，那么当然就要做那些料理赢家们的厨房、花园和厕所的工作。
透过生态经济学的生命视角，我们看到的世界是这样的：智慧、相互依赖、自觉的选择性存在，通过他们的共同劳动相互交流，从而创造和保持个人和相互存在所必需的条件。所有人物质丰富、精神富足，这些回报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在我们未来的“生态文明”当中，金钱无疑会有一席之地。但是，首要的视角是，我们透过它们看到生命的完全绽放。透过这些视角，我们能够画出图景，引导我们在健康鲜活的地球上建设健康繁荣的人类世界。
自我经济学视角和生态经济学视角的鲜明对比，可以总结为下表。
通往“兴起”之路
人类生存的未来依赖于推动“应急”行动取得进展，方式是促进“生态文明”的文化、机构制度、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兴起”，这种文明是由21世纪生态经济学图景指引的。
以下是通往“兴起”的一些行动步骤，它们是从乌班图主义及其推论中得出的。
打破包括私人银行在内的大企业的权力集中。将个人部分重新组合，支持对所有权的公平和植根于本地的参与。确保所有企业致力于公共责任并最终承担起责任，完成对企业开展业务所在社群有益的公共目标。
将作为社群自组织的参与过程的民主提升到高一级的层次，而不是有钱人资助的对立党派的两个或多个候选人之间的选票竞争。
用人、社群和自然的健康和幸福衡量指标替代GDP，作为衡量经济成效的主要指标——将所有人的平等、物质足够和精神富足置于优先地位。
消除金融投机，将个人、社群、企事业和政府从没完没了的债务束缚中解放出来。
随着我们学会通过培育万物的方式来培养自己，实现我们与大自然关系的转型，恢复和增进大自然可再生的健康和美。
城乡的紧密联系，将优化区域环境的自力更生和劳动的自力更生，应通过这种联系，围绕城市中心枢纽组织从生态区的角度定义的政治辖区。通过把郊区转化为城乡用途，消除缺乏效率的土地利用。
除了偏远乡村地区，在其他地区消除汽油驱动的交通工具，重新设计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私家汽车的依赖。
在当地城乡行政区域内度假，最大限度减少空中旅行；除了本地聚会和会议以外，通过网络会议组织所有其他聚会和会议。
强化人们之间、人与支撑人类的土地和水之间关系的去货币化。
鼓励以社群为中心、负责任的亲子养育和儿童发展，使之与对所有人公平和繁荣的未来前景相一致。
对生命科学研究进行投资，加深人们对健康生命系统的组织原理、结构和过程的理解。
通过培育文化多样性，消除阻碍自由开放分享有益知识和技术的知识产权障碍，加快社会创新、适应和学习。
实现经济学和管理学教育的转型，为未来领导者提供能引领制度转型、营造有韧性并自我管理的社区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对持续循环流动的物质过程进行组织，最大限度减少自力更生型生态区域性社区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物质和能量资源移动。
为了所有人的福祉一起努力
随着我们领悟四个基本真理，希望和可能将有赖于消除帝国式等级阶层结构。
1. 在一片死寂的地球上，没有任何赢家；
2. 劳动就是生活；
3. 作为人类，我们真正的本性是关爱和分享；
4. 在祖先智慧的基础上，我们现在有办法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和平、美丽、充满机遇、物质足够和精神富足的世界。
在一个相互关爱和互相分享的人性化世界里，大多数个体的物质需要都是适度和容易满足的。我们将把人力和自然的集体剩余用来确保彼此都能够应对那些我们作为个体事实上不可能作出计划和做好准备的特殊需要和情况。
明天我可能就会死去，我也可能活到100岁。我能照顾自己到生命尽头，也可能不能。就个体而言，我不能为我无法知道的事情做好足够的准备。现实地看，我也不能为自己和可能依赖我的所爱之人获得足以应对可能的不测的剩余。
然而，作为充满关爱的社群，我们能够合理准确地估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会活到100岁，他们当中有多少人需要特殊照料，必须留存多少社会剩余以备不时之需。人们将此称为保险。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就需要一个充满关爱的社群。
有生命的地球是有限的。然而，它仍然能够产生足够的剩余，保障所有人有足够的物质和精神富足，如果我们以此为共同目标的话。
生命的人力劳动的剩余，不足以继续承担一个等级阶层体系的重负，这种体系被用来控制多数人，从而使少数人可以沉湎于在要死去的地球上任性傲慢地展示自己的特殊地位。我们用于维持这种统治支配体系的人类劳动越多，可以用来确保生命福祉的人类劳动就越少，生命系统的崩溃就越快。
作为个人，我们无法让失败的经济制度发生转型。一起干，我们能。
有意义和让人充实的劳动，是人类作为生命存在表现出的一部分本质。在充分运行的“生态文明”当中，劳动会包含三个必要元素。
1. 用来维持生命的必要条件、对抗熵的力量所需要的体力劳动。
2. 用来不断检验和推进我们不断演化的疆域的个体和集体图景所需要的智力劳动。
3. 用来不断更新我们对与一切存在的个体和集体联系的意识所需要的精神劳动。
人类的制度完全是人类的创造。制度的存在最终依赖人类，它们唯一合理的目的就是服务人类。如果制度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有权消除它，或者让它转型。
公民社会是人类权力合理的最终归属部门。
因此，在充分运行的“生态文明”当中，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都必须是由人组成的公民社会创造的结果，并且对公民社会负责。从地方到全球的所有系统层面上，公民社会中的人都拥有公民的权利和责任。我们可以只是一个地区的公民，但我们所有人都是地球的公民，而且是很多层面上和层面之间的公民。一切真正民主的自我管理制度都必须承认这一点。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破坏提醒我们，我们是相互依存的。这些破坏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那就是让我们为了共同的事业团结起来，处理我们当下所处的“应急”状况，以此推动构建我们生存和福祉所依赖的“生态文明”的文化、制度、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兴起”。
鉴于环境崩溃和社会崩溃的发生速度，我们如今拥有十年的时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作为一个现今全球相互依赖的物种，实现人类道路前进方向的彻底转变。过去曾经有过一个时期，用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时间才发生过如此巨大规模的改变。但是，人类变化的速度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我们现在拥有共同的语言，并且拥有以从前无法想象的速度，自觉和有目的地实现必要的道路转变所必需的沟通交流能力。
在我们思考当前危机的严重性和我们能发现的机会的同时，我们可能注意到，这最终并不只是与地球和人类物种有关。生命的演化，是地球似乎具有某种特殊地位的一种持续进程。
目前，科学将可观测宇宙范围内的恒星数量估算为700万亿个。
几乎所有的恒星都有行星，行星的总数甚至更多到无法计算。我们还需要找到地球之外的行星，可以有理由认为它们有着我们所知的、像地球一样能支撑生命的地表条件。
我们的选择，不只对我们产生影响，对生命在宇宙中演化的持续展开也有影响。这更标志着我们当前责任之巨大。
路都不好走。悲剧和挑战就在眼前。我们无所事事等的时间越久，这种过渡就越困难，实现成功前景的可能性就越小。
我们的任务是认识到当下的“应急”状况并行动起来，以此使一种按照生态经济学图景指引、致力于生命福祉的公民文明得以“兴起”。
转变就在现在，选择就在我们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