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科技发展之快真是让人目不暇接，大有“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当我还在用最原始的方法，辛苦地爬格子，做卡片，构建自己的那一套东西的时候，电脑已悄然进入了家庭，互联网已经把整个世界笼罩在信息一体化之中了。我的朋友劝告我，赶快使用电脑，但我并没有特别动心。原因有二：一是可惜时间，因为创作正处在关键时刻，生怕把激情和灵感因分心而冷却掉。二是没有钱。在九十年代中置备起一套电脑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从生活费中挤，那苦的就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了，于心不忍。

2003年，我的书终于写完了。这耗费了我二十多年生命的东西，最后挑挑检检，竟然还有好几公斤。把它们摆到桌上，不用说让编辑犯愁，我也犯了愁。朋友开始责备我，你要是会电脑，一个小光盘就都盛下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已经是时代的落伍者了。怎么办？再做一回小学生，从ABC学起吧。

经历了种种困难，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第一卷总算问世了。但由于鄙人的没有名气，出版社的没有大名气，所以，知道这本书的人，或知道想看一眼的人并不多，再加上如今成千上万的大著作，大手笔，被铺天盖地地生产出来，豪华的包装，珠光宝气，先不用说去读，就是看上一眼，就足以让人敬畏得不敢仰视了。相比之下，我的那本不起眼的寒酸的小册子被人冷落在角落里，也就“得其所哉”了。

但有时，突然也会有几个电话打来，除去朋友们的恭维——他们大概怕我伤心；还有陌生人的赞誉和商榷——说心里话，这是我所渴望的。这无形中，也给了我那么一点勇气和信心。因为没有钱，其他各卷还出不来，朋友们劝我赶快建立自己的博客，从博客上发出去，不是一样可以达到传播的目的吗？我仍然信心不足，一则，自己的电脑技术还够不上档次；二则对自己的东西也不是充满着百分之百的信心。所以就先想着如何试一试。

第一篇网上的文字，传给了北大《燕南》网站。这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因为那是我的母校，我的人生的好多东西是在那里形成的。没有想到郭琼虎先生一下子就把它挂在了头条位置，随后许多网站和内部刊物纷纷转载。这一发而不可收拾，连续就写了七八篇。每一篇几乎都得到了郭先生的照顾，都给放在显著的头条位置，一般在几天内点击率都会达到一两千次，或三千多次，后来《燕南》整顿，我也就歇业了。去年，我无意中发现，《燕南》变成了《天益》，可我理论激情已经凉了很长时间了，为了凑热闹，驱赶心中的寂寞，又写了几篇与我的专业没有关系的东西。

现在我终于下定决心，建一个自己的博客。所以我想把《燕南》和《天益》上的东西都先搬过来，归置到一起，以方便感兴趣的朋友来阅读。将来如果有新的东西，我还会首先传给《天益》，感谢他们曾给我一席之地，让我这个网络新生儿在那里发出了最初的几声啼哭。他们若是不要，我就挂在自己的博客上。

二十七年前，当我走上我今天所从事的工作岗位的时候，一位老前辈谆谆对我们说，文章要有“三不写”。第一，没有新思想不写；第二，没有新材料不写；第三没有新方法不写。搞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首推要有新思想，新思想是人类进步的灯塔，没有新思想的光辉照耀，人类就将永远在黑暗中徘徊；当然获得新思想有时是很困难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如果没有新思想，退而求其次，寻找到新的材料，对他人的思想加以佐证，也未尝不是贡献。材料越丰富，对真理的论证也就会越令人信服；再退一步说，如果既没有新思想，也没有新材料，但是能够提出一种新的论证方法也可以。真理，特别是社会真理，就是要从各个角度和各个方面，甚至各个领域去加以论证，经不起这种论证，就不是真理。数学中不就是存在着同一道题，可以用不同的数学方法去解的例子吗？教师还特别垂青这样思考的学生。

“三不写”或者叫“三新原则”是科研和做学问的基本要求。如果一个人什么也提不出来，却对外人说“著作等身”，那不是对社会财富的糟蹋吗？自我反省，多年来从主观上讲，我是坚持这“三不写”的原则的，但客观上怎么样，不敢自吹，因为当今是一个被人称之为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都不可能保证自己是第一个。但我可以说，我写的东西就是我自己的，绝不掠人之美。或许，在某些人看来，这些都是一些没价值，不时髦，或常常引起权威人士反感的东西，但我只能说，我是认真的，一切都是我苦苦追寻的结果。敝帚自珍，所以愿意拿出来让社会，让时间，让历史去评说。

我很高兴看到大家对我东西的评论。有，总比没有强。但有些评论的激烈程度还是出乎了我的意外。比如有人说，应该给我申请个什么什么奖，相反的就说，郑克中这个人该去死。当然，时至今日，也没人给我送奖，也没人来结果我。我知道，这都表现了中国人的脾气。你说的话，合了他的心思，就夸奖你一番，把你捧到天上；你说的不合他的心思，他就恨不得让你永远闭嘴，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经历过那场所谓的文化革命，我看到不同的两派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我就想，要让拥有几千年专制思维传统的人接受“和而不同”这样一种观念，这样一种处世之道，恐怕不是短时间能办到的。所以我没有陶醉，也没有泄气，我知道，我的东西，有人看了，动心了。这些东西触到了一些人的心灵，现在他们不认可，说不定有一天会想起来：有个叫郑某的人曾经这样说过。这样想，我也就满足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使我总是在思考这样一个经典问题：什么是进步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最大障碍？马克思认为是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想解放生产力必须更新生产关系，用新的取代旧的。但新的生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呢？他只说了新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必然的要求和结果，又说这种要求和结果的体现就是暴力革命，还认为，暴力革命后就自然可以为生产力确定一个合适的新生产关系了。其实，这完全未必。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理解这一极端抽象的问题，还是让我做个比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其实就好比儿童的脚和鞋的关系。脚是生产力，鞋是生产关系，脚是有自己生长能力的，脚长大了就必须换鞋，而鞋要根据脚来配，大了小了都不合适，都不能走路。

于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人怎样才能给脚做一双合适的鞋呢？鞋必须是人来做，不同的人就会做出不同的鞋。并且鞋在没有做出之前，应该先画出鞋的样式或图纸。五花八门的鞋就有五花八门的图纸。合适的鞋要经过比较样式和试穿，最终才会从众多的图纸中、样品中选择出来。这应该是不错的。

但是由于马克思的疏忽，他的简单化的表述，就让人误以为，只要脚长大了，把鞋撑破了，新鞋也就自然产生了，穿在了脚上，并且是合适的新鞋。新鞋一定是合适的吗？不一定。这里他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上边所说的。新鞋是人造的，不是天生的。为了造新鞋，首先要产生关于造新鞋的思想。但谁的造新鞋的想法是正确的呢？，这就需要对造新鞋的方案进行比较和选择，还需要试错，成功的发明可能还不止一次地试错，才能定型。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允许不同的、多样化的造鞋方案产生出来对于儿童选鞋来讲是多么必要！同理，一个社会为生产力从多样方案中找到适合的生产关系也是多么的重要！邓小平的改革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开始，不就是一种新的选择吗？遗憾的是，我们晚了二十多年。

要选择，就要有多样化的方案存在，没有多样的方案，也就没有选择。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唯一的。如果唯一的选择是错误的，那么后果就是阻挠了社会的前进。

在中国和世界的古代史上有过“凿齿”的风俗，就是要把这个部族的人都敲掉两颗门牙。无人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俗，但从中国人给女人缠小脚和男人留长辫子，就可以推知凿齿何以会产生和保留下来了。这就是因为社会不允许多样化存在的结果。先不说它们是如何偶然地产生出来的（大多数情况都是一些偶然因素发挥了作用），我们关心的是这些奇风异俗是如何保持长久的。我们设想，要是有人愿意凿齿、缠足、留长辫子，却允许另外的人不这样做。那么久而久之，凿齿的人肯定会放弃凿齿，缠足的人也会放弃缠足，留长辫子的人也会放弃留长辫子。因为那些东西妨害健康和碍事。可惜，因为没有，也不允许对比和不同的声音存在，我们的祖先和先辈们竟然缠了一千年的足，留了三百年辫子！

可见，一个社会要想发展得快，让不同的想法和声音存在是多么重要！因为那是选择的基础。哪怕他们是微不足道的人物和弱小的声音，但可能真理和正确的东西就蕴藏在他们之中；反过来，那些以为自己是社会唯一的思想者，是神，从而必须钳制别人口舌的人，都是民族的罪人！所以我十分不解，为什么那么多人现在还有解不开的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雍正、乾隆情结？焚书坑儒，文字狱、科举、独尊儒术，难道我们社会长期生产力发展的落后，与这些都没有关系吗？这才是最要命的东西。当我在博物馆看到出土的秦汉时代的铁犁和我祖父使用的一个模样，我难过得心都快碎了。对这些东西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或肆意歪曲，而是去夸大、渲染什么盛世，什么辉煌，好象我们的祖宗早就生活在了现在发达国家一样，我们只要把古代的这些人物的统治术学到手，或照着去做，那么一个新的盛世，也就指日可待了。我想提醒如此思考问题的人：如果王朝情结不克服，这情结就是再次把国家拖入停滞，乃至无序状态的祸根。

所以我很庆幸，赶上了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才使我有可能把我的所思所想公之于众，让有相同志趣的人看到社会上还有这样一个生命，这样一种想法存在。可能这一切也没有任何价值，好吧，就权当我像那些什么姐姐，什么妈妈一样秀了一回，只要不影响到您的利益，您就知其存在，视而不见就是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只要我贴在网上的东西，我个人都负责任。所以我从来不用假名，只用真名说话。允许大家品头论足，批评指正，如果想骂娘，骂骂也可以，谁叫我扫了您的兴来着？

2007．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