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积古以来，就存在着“乡谈岂但分南北，每郡乡邻便不同”[1]的问题；随着人们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活动，日益广泛而频繁，为了“宦游服贾，不至语言不习，致受欺蒙”[2]，对于共同语言要求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共同语言，从明代以来，叫作官话，所以别于土音乡谈。在清朝全盛之时，无论社会舆论，还是官方法令，对于官话的要求，都是十分强调的。李斗《扬州画舫录》写道：“吾乡本地乱弹，小丑始于吴朝万打岔，其后，张破头、张三纲、痘张二、郑士伦辈皆效之，然终止于土音乡谈，取悦于乡人而已，终不能通官话。”这说明乱弹这种独具一格的曲艺，只有本地人才能欣赏，他方异县的人就对之索然无味了。赵佑《试士规条》写道：“山左音呼不正，致诗中平仄错误，每有本系平声，从无仄声之字，而误押为仄，本系仄声，从无平声之字，而误押为平，皆由过迂徇土音，不知作文与说话不同之故，其谬不可胜举。本院屡经指摘训饬，诸生自宜凛遵……此类甚多，难以悉举。诸生平日熟看字书韵书，自然音义俱明，不致有失黏出韵之误。”[3]清代统治阶级，在选拔统治工具时，对于土音之谬，竟至于“屡经指摘训饬”，可见对于官话要求的迫切了。这里，最足以说明问题的，是雍正六年（1728）戊申八月甲申颁发的一道“上谕”：“谕内阁：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而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制，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语音，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奏陈履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见登仕籍之人，经户部演礼之后。其敷奏对扬，尚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于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致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语言既皆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为编氓，亦必不能明白官长之意：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改易，必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旧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引见殿陛，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于通达矣。”[4]这道法令颁布之后，福建、广东两省学习官话就提到日程上来了。俞正燮《癸巳存稿》九写道：“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十三年（1735）奉旨，展限四年。乾隆二年（1737）弛其令，令州县与士民相见，及教官实心教导，保荐时列入政绩。十年（1745），裁福建四门书馆。四十八年（1783），通政司行文各直省：‘本章土俗字，《字典》所无，难以翻清，嗣后，本音释揭送内阁，以便翻译对音。’嘉庆十一年（1806）奉旨：‘上书房行走者，粤东口音，于授读不甚相宜。’谨按：《诗》《书》执《礼》，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齐、鲁音，而经史多有方言，学者贵知之；然必立一雅言为之准，而后方言可附类而通也。”徐珂《清稗类钞》二○写道：“闽中郡县，皆有正音书院，即为教授官音之地。雍正戊申，上谕云云（如前所引者）。各处正音书院，上谕所建，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乃至嘉、道时，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课制艺矣。”封建时代的官吏，对于朝廷诏令，往往掉以轻心，挂壁而已。当时如明静良总戎之“命诸材官皆教习官音”，从而获得“最喜参军出蛮府，陬隅渐已革华音”[5]的成果者，那真难能而可贵了。
二
所谓官话，即指北京话，当时谓之京话。北京，从元代以迄清末，除明初三十余年外，大约六个半世纪，都建都于此，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谓首善之区也。产生于乾隆年间的《红楼梦》，就是以官话写成的社会百科全书，体大思精，语言丰富，是学习官话最理想的教科书。于是由长白莎彝尊编辑、在广州出版的《红楼梦摘华》一书就应运而兴了。我所见到的这个小册子，有同治七年（1868）原刻本和光绪七年（1881）覆刻本，短短十几年间，就刻了两次，足见此书需要量之大，更不消说当时对《红楼梦》争先恐后地翻刻了。莎彝尊在《摘华》里选了《刘老老设法谋生计》《闹学堂春香又生端》《善撕罗小事化成无》《瞎眼儿还是不服气》《老打算不敢生事端》《璜奶奶畏势强吞声》《张友士论病细穷源》《遭重刑幸得慈娘救》《得王母生机从此回》《欲纳宠谁知碰了钉》《笑鸧鹒未必能疗妒》《学做诗期月当就成》等十二篇，又选了《好了歌》、宝玉《西江月词》（“无故寻愁觅恨”）、薛宝钗词、林黛玉词（“都道金玉良缘”“一个是阆苑仙花”）、锦香院妓女云儿唱曲子（“两个冤家都难丢下”）、宝玉唱曲子（“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冯紫英唱曲子（“你是个可人”）诗歌词曲七首，他在《简端语》写道：“《红楼梦》数千万言，予以数篇括之，未免见少。试思全部语言文字，有胜此数篇否？学者诚能昼讲夕究，自然对答如流，独占上风，则数篇中不啻数百篇在吾心目矣。用识数语于简端，使初学者知所率从焉。”这本小册子，是继他在咸丰三年（1853）出版的《正音咀华》、同治六年（1867）出版的《正音再华》而选编的，正如他在《正音咀华·自题》所说的那样，“是书为习正音者设也”。
当时学习《红楼梦》的语言，在全国范围内，已然蔚为风气。四川涪陵冯镇峦《红椒山房笔记》[6]一“山茶”条写道：“芮星因言：清溪山花多可观，然苦不知名。昨日友人书来，无可酬答。前重午节，曾仿《红楼梦》小说作京师人语，俗情俗语，放手写出，且喜机趣盎然。今以品山花，作尺牍，凡野蔓幽葩，抉摘形状，并色香臭味，各缀以数言，此《东南草木状》之苗裔也。其命意颇新。”这是当时敢于突破樊篱，别从《红楼梦》中讨生活，从而赋予语言文字以新的机趣，所得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冯镇峦的文章，虽不可得而详，然由此可见，已成为奔放肆大的历史潮流，日益滚滚向前了。杨懋建《京尘杂录》[7]四《梦华琐簿》写道：“《红楼梦石头记》出，尽脱窠臼，别辟蹊径，以小李将军金碧山水、楼台、树石、人物之笔，描写闺房小儿女，喁喁私语，绘影绘声，如见其人，如闻其语，《竹枝词》所云：‘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一时风气，非真有所不足于此书也。”[8]杨懋建所举的《竹枝词》，即得硕亭之《草珠一串》[9]，《自序》写道：“《京都竹枝词》百有八首，并叙。竹枝之作，所以纪风土，讽时尚也……草珠者何？取其物原土产，人以线穿，不过草子之称，岂尽竹枝之义。”其《时尚》有一首写道：“做阔（京师名学大器派者曰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做鬼且神仙。闲谈不说《红楼梦》（此书脍炙人口），读尽《诗》《书》是枉然。”这首《竹枝词》，除了反映《红楼梦》在当时“脍炙人口”的社会风尚外，其中还有一个没有道出的政治因素。得硕亭所谓“读《诗》《书》”，实际上是指当时“禄蠹”之徒，作为敲门砖的八股文和试帖诗。他们在金榜题名、青云得志之后，上而对扬王庭，下而为官亲民，就都以《红楼梦》为随身宝了。
曹雪芹是语言大师，《红楼梦》是普通话的典范，我们重温清代利用《红楼梦》来学习官话的历史，对于今天我们学习和推广普通话来说，还是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的。
（《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
[1] 莎彝尊：《正音咀华·证乡谈法》。
[2] 潘逢禧：《正音通俗表》。
[3] 赵佑：《清献堂集》卷六，此文自注纪年为癸卯，即乾隆四十八年（1783）也。
[4] 《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之七十二。
[5] 金士松：《乔羽书巢诗外集》二《秋初明静良总戎招饮观剧即席漫赋》。按：此诗前有《韩江喜晤明静良总戎（达）赋赠》二首，则此诗作于广东，明达之材官，盖皆广东人也。
[6] 此集有嘉庆十八年（1813）自序。
[7] 此书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自序。
[8] 同上。
[9] 此书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