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僧皎然，字清昼，有《杼山集》《诗式》等传世。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僧，也是唐代与士大夫广泛交游、相互诗文赠答最多的名僧之一。南宋严羽称“释皎然之诗，在唐诸僧之上”（《沧浪诗话·诗评》），后人推为定评。作为一位僧人，他有着出类拔萃的文学才能，完成了唐代最为重要的一部诗法、诗话作品《诗式》。可以说，在皎然文学活动相当活跃的大历至贞元年间，他俨然成为江南一带的文坛领袖之一，影响巨大。贞元八年（792），奉唐德宗之命，其所著《昼上人集》或《杼山集》十卷入藏秘阁，也表明他当时名声之盛。须知即使在唐代，也并非随便哪位诗人或僧人能获此殊荣的。
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高僧，有关其生平的记载却是相当模糊的。尽管宋初赞宁修《宋高僧传》，为皎然立传，但赞宁显然对皎然的生平事迹并没作太多考察，由此给皎然的研究留下很多模糊点和空白点。
学术界通常认为，有关皎然生平事迹的重要文献还有释福琳所撰《唐湖州杼山皎然传》，由于此文一直被视为出自唐人之手，在文献上较《宋高僧传》似乎更有价值，很多学者在其著作中都加以引用。其实，这篇《皎然传》恰恰是后人伪托的，根本不可能出于释福琳之手。早在1992年，贾晋华先生的《皎然年谱》已对流传的所谓释福琳《皎然传》与赞宁《宋高僧传·皎然传》的渊源关系进行过梳理，认为《全唐文》所载释福琳《皎然传》乃是清人编定《全唐文》时录于释福琳名下，实则完全抄录自赞宁《宋高僧传·皎然传》（贾晋华《皎然年谱》，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贾晋华所考极是，但至今，当代学者论述皎然时仍多有引用此文者，这个问题应予重视。需要补充的是：将此传嫁名于福琳，大约是因为《宋高僧传》将福琳作为皎然传的附传，后人未加细考，误以为福琳可能是皎然弟子。其实不然，附传中没有任何一句交代两人有师承关系，福琳也远早于皎然圆寂。且俗传的这篇传记，没有提供比《宋高僧传·皎然传》更多的信息，文献来源不明，应从《全唐文》中剔除，陈尚君先生也早就主张此说（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甚有见地。
由于文献缺失的缘故，有关皎然生卒年的确定也相当困难。贾晋华先生的《皎然年谱》提出公元720年说，稍后李壮鹰先生在《诗式校注·前言》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个生年。两位学者皆据皎然《赠李中丞洪一首》中“安知七十年，一朝值宗伯”一句，考订此年为贞元五年，皎然七十岁。盖“七十年者，七十之年也，值宗伯，指得见李洪”（李壮鹰《诗式校注·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由此上推七十年，则皎然生于公元720年（开元八年）几乎成为“铁证”，此后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同，皎然生年问题似已得到解决。
然而，笔者细读此诗，认为诸学者将诗中“安知七十年，一朝值宗伯”一句解释为皎然自陈之言，实属误解，盖因未通篇考察全诗之故。为研究方便，笔者将《杼山集》这首题为《五言赠李中丞一首》的诗录于下：
深沉阃外略，奕世当荣寄。地裂大将封，家传介圭瑞。至今漳河俗，犹受仁人赐。公初镇惟邢，决胜无精兵。重围逼大敌，六月守孤城。政用仁恕立，恩由赏罚明。遂令麾下士，感德不顾生。于时闻王师，诸将兵颇黩。天子狩南汉，烟尘满函谷。纯臣独耿介，下士多反覆。明公仗忠节，一言感万夫。物性如蒺藜，化作春兰敷。见说金被烁，终期玉有瑜。移官万里道，君子情何如。伊昔避事心，乃是方袍客。顿了空王旨，仍高致君策。安知七十年，一朝值宗伯。言如及清风，醒然开我怀。宴息与游乐，不将衣褐乖。海底取明月，鲸波不可度。上有巨蟒吞，下有毒龙护。一与吾师言，乃于中心悟。咄哉冥冥子，胡為自尘污。（毛晋编《杼山集》，虞山毛氏汲古阁刊本，《禅门逸书》初编第二册，明文书局1981年版）
这首诗的问题何在呢？首先最让人质疑的是诗中“一与吾师言，乃于中心悟。咄哉冥冥子，胡为自尘污”两句，绝非皎然的口吻。按《宋高僧传·皎然传》如是记载：“至（贞元）五年五月，会前御史中丞李洪自河北负谴，再移为湖守，初相见未交一言，恍若神合。素知公精于佛理，因请益焉。先问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后答。”（赞宁著、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而世传的所谓《诗式中序》，其实与福琳《皎然传》一样，属后人伪托，此序核心内容完全是根据《宋高僧传·皎然传》改写而成，却嫁名于皎然，不可信从。何以故？根据《宋高僧传·皎然传》所记，“素知公精于佛理”，其主语为李洪，“公”指皎然无疑，明明是李洪向皎然请益佛法。但在《中序》中却变成这样：“余素知公精于佛理，因请益焉，先问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后答。”（李壮鹰《诗式校注·序》）成了皎然向李洪请益佛法。没有任何史料证明李洪“精于佛理”，一代名僧皎然需要向他请教佛法，并且“先问宗源，次及心印”，宗源、心印，皆为涉及禅宗传承的根本问题，对禅门传法内情稍有了解者即可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本文认为，《诗式》之序，其《总序》和《后序》应为皎然所作，这篇《中序》乃后人据《宋高僧传·皎然传》伪托的，与所谓福琳《皎然传》性质相同。此文文理不通，绝不可信从。李壮鹰先生《诗式校注》将古本《诗式》的三种序合并为一，使真伪混淆，亦属处理不当。
李洪来湖州任长史时，曾向皎然请益佛法，是可以从两人的诗歌交往中找到依据的。如皎然有《观李中丞洪二美人唱歌轧筝歌（时量移湖州长史）》：
君有佳人当禅伴，于中不废学无生。爱君天然性寡欲， 家贫禄薄常知足。谪官无愠如古人，交道忘言比前躅。 不意全家万里来，湖中再见春山绿。吴兴公舍幽且闲， 何妨寄隐在其间。时议名齐谢太傅，更有携妓似东山。（《杼山集》）
唐朝时贬逐远方臣子，遇赦改近地安置，称为“量移”。李洪来湖州任长史，是因贬官而来，初来时可能比较消沉。皎然在诗中劝他不必消沉，他还有两位“佳人当禅伴”，即使被贬官也“不废学无生”。又谓李洪天性寡欲， 知足常乐，不妨将湖州作为寄隐之地。最后又以当年谢安太傅曾携妓东山之典来规劝李洪不妨安下心来，过一种退隐生活。所有这些，都是皎然在开导李洪而非相反，这样解释正符合《宋高僧传·皎然传》所记。由此可见，“一与吾师言，乃于中心悟。咄哉冥冥子，胡为自尘污”两句，绝非皎然口吻，而是出自李洪，表示接受皎然的奉劝和教诲。
认真品读《五言赠李中丞一首》一诗，自“深沉阃外略”至“君子情何如”，乃出自皎然手笔，这是没有疑问的。这段文字，表彰了李洪当年为邢州刺史时，抗击悦果等人之反叛，坚守不拔的护国之举和忠节之志。这与《旧唐书·马燧传》所载“（建中二年，）悦果与淄青、恒冀通谋，自将兵三万围邢州，邢州将李洪、临洺将张伾，皆坚守不拔”。《册府元龟》卷一二八所记“建中二年十二月……先是，悦遣将康愔领兵围邢州，粮饷路绝，刺史李洪坚壁自守。……又加洪兼御史大夫”等文献记载是完全吻合的。
但从“伊昔避事心，乃是方袍客”后的诗句则属李洪的答诗。也就是说，这本来是两首诗，作者为两人。但后人编刻《杼山集》时，将赠、答两首诗混同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古人诗集中并非罕见），因此造成后世的误解。
从毛晋编虞山毛氏汲古阁刊本《杼山集》可见，列在诗集第一首的是《五言奉酬于中丞使君郡斋卧病见示一首》，后面即附有于之作。这首《五言赠李中丞一首》则位于诗集第二首，与前首一样，本来也是附录李洪的答诗，以分别显示皎然与于、李洪两位官员不同寻常的关系。但是在编刻时，第一首无误，第二首却将皎然赠诗与李洪答诗混为一首，由此造成诗意的难解，并直接造成对皎然生年的误判！
“伊昔避事心，乃是方袍客。顿了空王旨，仍高致君策”几句，是说自己因被贬谪而来湖州，由此产生“避事心”，并成为“方袍客”。所谓“方袍”指僧袍，也代指僧人，如司空曙《题凌云寺》诗：“不与方袍同结社，下归尘世竟如何？”（《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白居易《题天竺南院赠闲元旻清四上人》：“白衣一居士，方袍四道人。”（《全唐诗》）“方袍”与“白衣”相对，含意甚明。则“方袍客”即“僧人之客”，在此乃李洪自况，而非皎然口吻甚明。接下来说“顿了空王旨，仍高致君策”，是说在皎然处得闻佛法，对之有所了悟，但内心仍然怀有致君之策即辅佐君王之意。这也很符合被贬谪大臣李洪的心态，而绝非一位已出家多年、早已断绝世缘的僧人口气。
由此来看，接下来所写“安知七十年，一朝值宗伯”一句，并非指皎然的年龄，而实为李洪的年龄。宗伯一词，固然可以指官员，一般称礼部尚书为大宗伯或宗伯，但这与李洪当时的身份显然不符。其实古代“宗伯”还有一义，可指长者、有学问的大师，《太平广记》卷二十三“王知远”则，记道士王知远母怀孕之时，沙门宝诰谓“生子当为神仙宗伯”（《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可知唐代“宗伯”一词可用于指宗教方面之大师级人物，李洪在此即用此意。从当时情况看，年当七十的李洪，称皎然为“宗伯”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根据上述考证，本文认为，收入皎然诗集中、一直被学术界用以确定皎然生年重要文献的《五言赠李中丞一首》，文献上存在着严重的混同错乱情况，且各种皎然诗的版本皆然，向来无人发现并指出过。本文根据诗意断定此诗自“伊昔避事心”起，皆为李洪所作。李洪在《全唐诗》中并无作品收录，这样，新编《全唐诗》是应该在李洪名下补入这篇作品的。
除上述考证外，从其他有关史料中也可以找到若干证据，对皎然生卒年代的研究或可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与皎然交往甚深的陆羽，其生卒年是可以确定的，学术界公认为公元733—804年。而陆羽《陆文学自传》中，有“与吴兴释皎然为缁素忘年之交”（《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之语，这句话出自陆羽亲口所说，应该是可信的。他们是“缁素交”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同时还是“忘年交”。有关“忘年交”，并无确切定义，相差多少年可以称为“忘年交”，但约定俗成的界定是：两个人至少在辈分上是两代而非同代，古人亦多以“年长以倍”者称为“忘年交”。如果依目前学术界大多将皎然生年暂定为公元720年的话，则两人年龄相差不過13岁，似不能称为“忘年交”。
从当时年已70岁的李洪称皎然为“宗伯”的情况看，本文认为皎然的生年应该再提前一些。至于提前到哪一年合适，确实仍缺少足够的证据，但不妨考察一下皎然曾与颜真卿在湖州共同发起的几次联句活动。这些联句活动在当时影响极大，一般来说，这样大型的诗坛活动，两位发起人应该是年辈相当的，换句话说，他们应该是公认的组织联句活动的两位长者。参考皎然的长诗《奉和颜使君真卿与陆处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等诗，从诗中口吻看，两人确实年辈相当，年龄应不相上下。颜真卿的生卒年学术界确定为公元709—785年，那么皎然的生年大致应在其前后。姑且假定为公元710年，则与陆羽相差23岁，这个年龄差可以称之为“忘年交”了。
皎然的卒年也很难确定，我以为，细味《宋高僧传·皎然传》的这段记载：“以贞元年（785—805）终山寺。……贞元八年正月，敕写其文集入于秘阁，天下荣之。”实际上，已略略透露出皎然的卒年应在贞元八年之后不长时间。贞元年号持续的时间较长，但贞元八年（792）唐德宗敕令将皎然文集入于秘阁，应并非凭空而定。根据本文考订其生年为公元710年的话，此时皎然已82岁高龄，这个年龄在唐代确实少见，很可能是于頔上书朝廷说明此事，而朝廷也顾虑皎然高龄，住世不久，为避免其诗文失传而下敕，这样的解释应该是合理的。如果这个推论有一定合理性的话，则皎然生卒年大致可定为710-793年，世寿84岁。实际上，贾晋华先生《皎然年谱》正是将皎然卒年确定为793年，因为其后皎然之事迹已实无可考者，只是《年谱》认为皎然圆寂之年为74岁。
将皎然年龄提前10年左右，实在有着巨大的意义。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比李白、王维等盛唐著名诗人（李、王两人皆生于701年）仅小几岁，他的年龄比杜甫（712年生）还要大一些。但得享高寿的他，至贞元年间依然住世，其时，经历安史之乱的多年动荡后，盛唐诗人大多已不在世，而皎然以八十余岁高龄，依旧活跃于诗坛，俨然一位诗坛老将。在颇重辈分的唐朝，他在当时能有如此大的名气和影响便较容易得到解释了。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皎然所作《五言赠李中丞一首》的后半部分绝非皎然的作品，而是李洪所作。以往据此诗得出的皎然生年为公元720年的结论是无法成立的。对于古代文献的考察必须全面深入，弄清其来龙去脉，尤其注意一些用语的语气身份，而不能简单地断章取义。在古籍数据库广泛使用、查找文献较之以往变得更加“容易”的今天，真正做到细读文本，发现其中的隐微之处，正是今日古代文学研究亟应重视的问题。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无论集成的数据多么大、汇集的文献多么多，对一首诗歌含义的细读、体味，都永远只是人类自身才能做到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