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早年在上海的居住地、开会地、工作地有毛泽东1920年故居（安义路63号）、中共一大会址（兴业路76号）和博文女校（太仓路127号）、党的三大以后中央机关所在地三曾里遗址（临山路202—204号）、毛泽东1924年故居（茂名北路120弄甲秀里7号）四大群落。通过探寻这些群落，能够看到一个苦苦追寻真理和信仰的毛泽东，一个在建党之初具有乡土气息和士大夫情怀的毛泽东，一个为国共合作多方奔走忘我工作的毛泽东，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毛泽东。
关键词：毛泽东；早年；上海足迹
毛泽东与上海，一个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伟人，一个是百年来中国重要的政治舞台。两者的交集往往能够折射出现代中国历史的变化。毛泽东与上海一生有着极深的渊源。1919年3月到1971年9月，毛泽东曾经57次来过上海，1919年3月到1926年7月间就曾来上海达11次之多。这短短7年时间里在上海留下的光辉足迹，是毛泽东漫长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毛泽东早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正值中国共产党创建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当时作为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寻访毛泽东这11次在上海的行程足迹，对于了解毛泽东早年生平和思想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年代久远，其中一些故地已无遗存。然而，在上海市各级党史部门和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一些毛泽东的居住地、开会地、工作地得到了精心保护，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地点共有四大群落：一是毛泽东1920年故居（安义路63号）；二是党的一大会址（兴业路76号）和博文女校（太仓路127号）；三是党的三大以后中央机关所在地三曾里遗址（临山路202—204号）；四是毛泽东1924年故居（茂名北路120弄甲秀里7号）。这些群落记录了早年毛泽东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轨迹。
一、安义路63号见证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位于安义路63号的毛泽东1920年故居，解放前是哈同路民原南里29号。目前，它是一处甲级楼宇嘉里中心包围下的石库门保护建筑，堪称繁华盛景中的一抹红色地标。这是一栋沿街坐南朝北的砖木结构楼房，建筑面积83平方米。这栋楼房共有两层，楼下是客堂间，楼上是卧室，当年毛泽东就睡在靠北的落地长窗边的板床上。目前，这里珍藏了毛泽东使用过的555牌香烟盒，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批示用的铅笔，瓷杯、瓷勺、瓷碟，全套6册的《共产党》月刊等。这是毛泽东第三次到上海的居住地。从1920年5月5日至7月初，毛泽东在这里居住了两个多月。
（一）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
早在1919年3月14日第一次来上海，毛泽东就和萧三、吴玉章于17日、31日两次到外滩为赴法留学生送别，并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合影留念。当年12月中旬，毛泽东第二次赴上海，依然是从武汉绕道来沪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蔡母（葛健豪）一家四口送行。只是由于蔡和森等启程时间推迟，毛泽东不能久待，就很快离开上海，去了北京。这第三次来上海的第三天（2020年5月8日），毛泽东召集在上海和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共12人，在南市区半淞园路480号召开了著名的“半淞园”会议，确定了新民学会的任务、活动原则、入会手续等问题。5月11日，毛泽东又到黄浦江畔为陈赞周等6名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员送别。1919年到1920年间，中国共有1600多人赴法勤工俭学，其中湖南就有346人。在这一年，湖南同乡章士钊在上海曾帮助筹集2万银元作为学员勤工俭学的经费，毛泽东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深深记得这份情谊。
（二）开展工读互助团实践
虽自己是赴法勤工俭学的积极组织者，但毛泽东却更愿意留在上海进行工读互助团实验，深入调研国情。上海工读互助团由陈独秀等人于1920年3月5日发起，其宗旨是“半工半读、互助协助”，要求团员每日必须工作六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所有，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书籍费等由团体供给。毛泽东和其他三位同学在安义路实验工读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常常以蚕豆煮米饭和青菜豆腐汤度日，生活异常清苦。毛泽东一度还为人打工洗衣服换来微薄收入，聊以贴补费用。工读互助团的实验运行一个多月失败了，毛泽东另立自修学社，进行半工半读。此时直皖战争即将爆发，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先后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等文章，在《申报》上发表公开信《湖南改造促进会复曾毅书》，提出自决自治、改造湖南的主张。在毛泽东等的积极推动下，湖南民主革命运动不断高涨。
（三）实现思想巨变
在上海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曾去拜访孙中山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等。不过，对毛泽东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拜访了陈独秀并非常投缘。陈独秀当时的寓所环龙路2号老渔阳里，距毛泽东居住地有两三公里。毛泽东经常拜访陈独秀，畅谈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和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则向毛泽东介绍了自己筹备组建共产党的情况。毛泽东对比他大十多岁的陈独秀始终怀有十分崇敬的心情，认为“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若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他认为陈独秀是最早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十多年后的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仍深情地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二、党的一大会址群落与毛泽东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位于兴业路76号的党的一大会址，原为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当时是党的一大代表李汉俊和哥哥李书城的私人官邸（李公馆）。博文女校位于太仓路127号，距离党的一大会址仅200米，当时是与会代表的居住地，毛泽东会议期间就住在这里。与会代表以“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住进博文女校，分别来自长沙、济南、武汉、北京，共9人。在这9个人中，包惠僧和周佛海、王尽美和邓恩铭、董必武和陈潭秋、刘仁静和何叔衡分别住一间。毛泽东个子高，睡觉打呼噜，所以被格外“关照”住了单间。他的房间很暗，而且没有床，只是把一块单人床板架在两条长凳上而已。
（一）应邀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
毛泽东自上一次告别陈独秀离沪返湘之后，就投入了繁忙的革命工作。1920年7月，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人策划成立文化书社，又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常常约集新民学会会员谈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此后不久，他们选派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刘少奇等人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随后转道海参崴到苏俄留学。上海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主持，学员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大约50人，而其中湖南人就有22个。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的来信。信中说，共产国际派了两名代表到上海，建议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立即派代表到上海开大会，宣布党的成立。毛泽东和何叔衡接信后随即启程赴上海，并于7月初抵达上海。毛泽东在长沙和谢觉哉告别时，出于保密需要，没有在信中说明是去参加什么会，仅用“受○○○○○之邀”数语，其实即暗指马克思主义。
（二）在党的一大会议上尽职尽责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在会议召开的一周多时间里，毛泽东和周佛海受命担任会议记录。会议期间，毛泽东忠于职守，认真做好记录。24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唯一一次系统的发言，汇报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人运动的开展及经验教训。包惠僧曾回忆说：“毛泽东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李达对毛泽东的印象是“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张国焘把毛泽东描述为“一个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长衫，也脱不了湖南人的土气。虽然他的常识相当的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高明多少”。另一位早期共产党员刘仁静写道：“毛泽东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乡村青年的质朴——他穿着一双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很难见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名士派的气味。”
（三）把党的一大精神发扬光大
根据李达的回忆，从当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形看，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毛泽东有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李达等人那样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因此常常保持沉默。会议上，不少人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则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被看见在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同志们见了他这种神气，总说是“神经质”，殊不知他正计划着回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离开上海回到长沙后不久，毛泽东即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级党组织——中共湖南支部（后改称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自己担任书记。一年后，他辞去了一师的附小主事和国文教学工作，正式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在党的一大召开的会外，毛泽东发出了“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就可能统治中国”的预言。当时他的好友萧子升认为这简直是空口说白话，但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不仅正确而且伟大。
三、三曾里展现的革命家精神
位于临山路202—204号的三曾里，是党的三大后中央局机关旧址，可惜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战火。它本是一幢两层楼石库门房子，因原来曾住着三个曾姓人家而得名。1923年9月上旬，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蔡和森和向警予夫妇、罗章龙家庭这三户湖南异姓人家住在这里。他们以护关行职业为掩护，对外号称一家人，以向警予为户主，合吃大锅饭。大家常常在夜里开会，往往在打麻将中进行地下活动。作为中央中枢，无数中央文稿和文件从这里发布出去。中央机关后来又陆续迁往云南路、青海路、西康路、成都北路等地，但时间都不很长。目前，党的三大后中央局机关纪念馆在浙江北路118号建成，在那里还原了许多中央机关的工作场景。
（一）遗憾错失参加党的二大的机会
1922年，毛泽东于3月和5月两次从长沙来到上海。3月，他来上海出席战友黄爱、庞人铨的追悼大会，以此向社会各界控诉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罪行。5月，他来到上海准备参加党的二大。然而当时上海政治环境依然严峻，中央选择辅德里（李达的寓所）作为开会地点，这里是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连接处，周围相同的石库门房屋联排连幢，使开会地点淹没其中毫不起眼。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毛泽东“迷路”了。毛泽东1936年2月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斯诺谈话回忆这段经历说：“1922年5月，湖南党组织……我那时是书记，被派到上海去帮助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夏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也有资料说，刘少奇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党的二大，会后根据陈独秀的指示向毛泽东作了传达。
（二）党的三大上选入中央局
把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回到上海，是党的三大作出的重要决定。上海是近代工人阶级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对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具有基础性、依托性功能。近代上海没有严格的户口管理，传统的保甲制度在别的城市可以推行，但在上海就推行不下去或不彻底。这两个有利条件使近代上海具有异质性、匿名性和流动性特点，为中央领导的秘密斗争提供了理想场所。因此，党的一大、二大、四大均在上海召开，另有八次中央全会也在上海召开，中央局、团中央等机关则长期设在上海。1923年6月12日，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和谭平山组织中央局。其中，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后决定，中央局五名成员除谭平山留驻广州之外，毛泽东等其他四人全部从广州来上海办公。
（三）为革命往返奔波
整个1923年，毛泽东在长沙、上海和广州之间往返奔波。4月，他离开长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6月上旬，他离开上海到广州，参加党的三大预备会议。7月下旬，他离开广州到上海，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到上海，毛泽东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正式住进了三曾里。但仅几天之后的9月16日，毛泽东又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离开上海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12月底，他又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转道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翌年1月中旬成行。长期的往返奔波，使得大多数时间里只是杨开慧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住在三曾里。他们母子三人拍摄了一张合影。照片中杨开慧表情凝重，显得落寞而惆怅。后来杨开慧于1930年11月在长沙被湖南军阀何键杀害，年仅29岁。毛泽东由于党内保密纪律，竟未能与杨开慧母子合照一张全家福，留下了终生遗憾。
四、甲秀里与毛泽东的家国情怀
位于茂名北路120弄7号的甲秀里，是1924年2月毛泽东第9次来上海工作所居住的地方。这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住所，这段岁月也是和杨开慧一起开展革命工作时间最长的日子。这栋住房建成于1915年，坐南朝北，是典型的砖木结构、老式石库门住宅。毛泽东和杨开慧卧室兼书房在楼下的前厢房，木床木橱，还有一只三斗书桌，杨母和两个孩子卧室在后厢房，屋里摆着一只摇篮，因为岸青出生才几个月。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住在楼上的厢房，楼下有两家人共同会客的大厅。在院子里，有毛泽东一家人在竹林下小憩的塑像，还有青砖铺就的弹格路。在这个故居里，目前保存了毛泽东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的文件和信函的复制品，其中许多原来是保存在台北国民党党史馆的。
（一）身兼“两党”重任
在1924年1月20日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31岁的毛泽东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在会上多次发言。会后，毛泽东被派到上海执行部，于2月中旬来到上海。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州之外最大的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在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大背景下，毛泽东一面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兼组织部长，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部委员、组织部秘书、文科部主任等职，从事着被称为“撒播红色火种”的工作。在沪期间，毛泽东积极争取国民党进步势力的支持，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当时，国民党右派活动非常猖獗，连老同盟会会员邵力子等也曾被右派分子打伤，原先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的叶楚伧就是一名反共悍将。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和恽代英、邓中夏等几次联名上书孙中山要求严惩叶楚伧，后者后来主动辞职离沪。这样，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组织部秘书的名义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成为上海执行部实际上的中心人物。在同国民党右派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年轻的毛泽东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迅速成长起来。
（二）稳定而繁忙的工作节奏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今天位于南昌路180号，当年为环龙路44号，距毛泽东居住的甲秀里仅1公里路程。而距此不远的南昌路100弄2号曾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也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组建之地，陈独秀就长期居住在这里。短短的南昌路，最东头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党的一大会址。毛泽东每天短短的上班之路，就要经过如此众多的历史地标，堪称传奇。毛泽东当时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包括改组国民党、国民党员重新登记、国民党基层组织建设以及黄埔军校招生工作等。由于国民党组织非常涣散，从事这些工作并不容易。比如国民党改组后老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许多国民党老党员就很不买账，著名右派元老谢持就曾为此大拍桌子以示抗议。但在毛泽东的劝说下，谢持最后还是填了表，从这以后其他国民党员才纷纷配合登记工作。毛泽东还经常到上海周边江苏各县检查建党工作，当年5月，他就曾应国民党上海第4区党部负责人侯绍裘的邀请，来到革命形势高涨的松江指导当地国民党组织工作。当时，黄埔军校已经在广州成立，长江流域和北方各省投考该校学生在上海进行复考。在此期间，毛泽东亲自挑选并介绍蒋先云、伍文生、徐向前、张际春等一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学习，后来这些人都成为我党军事骨干。
（三）享受天伦之乐的温馨时光
1924年6月初，杨开慧携带两岁的岸英和刚出生不久的岸青从长沙来到上海，随她一同前来的还有自己的母亲向振熙。1924年的下半年近六个月时间，是杨开慧和孩子陪伴毛泽东最长的一段时期，也是毛泽东自参加革命以来难得的幸福时光。在甲秀里，杨开慧除了料理家务、帮助毛泽东整理材料、誊写文稿之外，还经常到小沙渡路工人夜校去讲课，教授工人文化知识。有时，毛泽东也抱着大儿子毛岸英在课堂里听夫人上课，两人感情非常默契。在邻居眼里，毛泽东是个早出晚归的年轻人，他工作非常辛劳，但家庭生活却十分快乐。据现存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人员薪资手册，毛泽东当时的月薪为120银元，不能算低。但随着上海执行部内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斗争逐步公开化，所列薪金并没有按时发放。同年11月，毛泽东等14人曾联名致书孙中山反映欠薪问题，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当年年底，毛泽东因神经衰弱等身体原因辞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带着妻儿回到湖南养病，就此结束了在上海的这段难忘岁月。
毛泽东和上海关系极为密切。早年在上海的活动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他筚路蓝缕的早期革命经历以及一生中的若干重大史事。通过寻访毛泽东早年在上海的足迹，我们看到了一个苦苦追寻真理和信仰的毛泽东，看到了一个在建党之初有乡土气息和士大夫情怀的毛泽东，看到了一个为国共合作多方奔走忘我工作的毛泽东，也看到了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毛泽东。毛泽东早年在上海的活动使他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基本国情。1926年11月上旬，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最后一次到上海。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农委拟定的《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不久，他离开上海经南昌到武汉，筹备全国农民协会，领导全国农民运动，并最终促成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
探寻毛泽东在早年在上海的革命足迹，有以下启示。
第一，毛泽东经多方比较、慎重考虑而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毛泽东来上海之前，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湖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张（敬尧）运动。1920年到上海之前和上海期间，毛泽东受到陈独秀高度赞扬。在沪期间，毛泽东深入革命实践，尝试并逐步否定了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等不同社会思潮。毛泽东到上海拜会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并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件事看似偶然但其实有其必然性。正所谓“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毛泽东在接触陈独秀之前，就已经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和积极撰稿者，对陈独秀思想和主张已经有了深入了解。也因此，毛泽东才得到陈独秀的高度评价和充分信任，两人在思想上产生强烈的共鸣，后者也因此成为前者的思想领路人。令人感动的是，毛泽东一旦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就终其一生矢志不移、毫不动摇。
第二，毛泽东的好学深思、勇于实践使他一步步成长为党的领袖。“乡村青年，有名士气”，是毛泽东在1921年党的一大上给人留下的突出印象。因为是“乡村青年”，他显得比那些名牌大学或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代表们更质朴，更接地气。中国当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要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就首先要使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毛泽东出身农民，深切了解农民之苦，深切了解农民最需要什么，也更愿意深入农村去发动革命，这是他最终成为伟大领袖的重要原因和条件。因为“有名士气”，毛泽东志存高远、目标远大，不会被物质名利方面的浮云所惑。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毅然放弃在上海中央高层工作的机会，愿意去农村“和山大王交朋友”，这和他骨子里的“名士气”分不开。从部分一大代表们的回忆来看，毛泽东在当时并没有给别人留下更多的印象，但在今后的革命历程中，毛泽东逐渐脱颖而出，才华和能力为全党所认识和承认，成为领袖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第三，毛泽东的出色才干为国共合作和国民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虽然因故未能参加党的二大，但他在党的三大上被选入政治局，成为陈独秀秘书，实际上成为党内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人物。这说明，在党的一大召开后两年多时间里毛泽东负责的湖南党组织建设卓有成效。在上海的十里洋场，毛泽东对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掠夺有了深入了解，对于北洋军阀对人民大众的反动统治也有了深刻认识。他深切感受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暂时放弃他们最激进的主张，和国民党的革命派合作。由于毛泽东积极活动，上海的一般青年、工人甚至市民对改组后的国民党产生了新的认识，理解并拥护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
第四，毛泽东的忘我工作精神和家国情怀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越来越多的党史专家认为，在1924年这10个月里，毛泽东为此后革命工作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在这里，他初露锋芒，被委以重任。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因此对国民党特别是其中的右派有了深刻了解。他是我们党较早意识到国民党右派的严重危险性并与之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意识到目前及最近的一个时期，中国依然是军阀的天下，从而政治更加黑暗，财政更加紊乱，人民更加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正由于此，将激发更加激烈的社会革命，对此毛泽东是充满信心的。为了投身革命，毛泽东一生颠沛流离、转战南北，与家人聚少离多，甚至与一些亲人未曾见最后一面，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毛泽东舍小家为革命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深切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