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1世纪文学理论重新兴起，但它不是重拾18世纪确立的、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学所奠基的文学艺术原则，而是要建构一种能够反映当代文学艺术发展诉求的文学理论，这就面临着文学理论改造的历史使命。文学理论的改造要破除理论的绝对性，建构相对性，实现由“文学价值”的语义阐释转换为“文学价值的判断”;借鉴微观政治学和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成果，实现大理论与小理论并存互补的態势;在文学理论概念的塑形与重组上，要破除单一性、精确性和恒定性，注重概念的历史性、反思性和生成性，回应社会现实和理论现实涌现出的新问题。

[关键词]语义阐释转向语用功能 大理论与小理论 文学概念的历史性与生成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艺学创新路径探索”（13BZW009）

[作者简介]冯毓云，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尔滨 150025）

21世纪文学理论重新兴起之时，面临着文学理论的改造与重组。文学理论的改造可借鉴杜威对哲学进行改造的学术立场，即将“价值判断”的语用功能建构置换“价值”的语义阐释，将文学理论改造成为对文学生产能提供智慧的学问。新的文学理论的建构要破除理论的绝对性、单一性和玄学性，建构一种大理论与小理论并存互补、概念关键词具有现代性、历史性和开放性的文学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宣告“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理论’已经终结”[1]3，尽管西方“反理论”之声不绝于耳，但是与此相反的却是文学理论在21世纪之初悄然复兴。接受美学之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他的著作《怎样做理论》中开宗明义指出：“理论的兴起标志着批评历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重要性足可与19世纪伊始亚里士多德诗学为哲学美学所取代相提并论。”[2]导论1-221世纪文学理论兴起的缘由，伊瑟尔认为主要有三点：“首先来自人们对艺术本体这一信念越来越怀疑，其次是印象式批评造成的混乱越来越大，最后是对意义的追寻和由此产生的阐释冲突。”[2]5从伊瑟尔对理论的兴起缘由的分析看，文学理论的兴起绝不是重拾18世纪确立的、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学所奠定的文学艺术原则，而是要建构一种能够反映当代文学艺术发展诉求的文学理论。但是和日益发展、变化的文学艺术现实相比，中国所流行的诸多文学理论版本显得是那样滞后、保守和教条。为了能重新焕发文学理论的生命力，当代的文学理论是否也面临着改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文学理论如何改造？文学理论的改造既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理论使命，也是一项新的有待探索的课题，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杜威对哲学的改造、微观政治学与法国的年鉴学派方法对社会学与史学的改造获得某些启迪？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联想，启发了我对当前我国文学理论改造问题的某些思考。

约翰·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他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评价理论”的文章，掀起了一股被誉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即进行“哲学观的改造”和“新的哲学观”建构的热潮[3]序1。这场革命的对象是整个古典哲学。杜威在年轻的时候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做过深入研究，但是越深入研究他就越感觉到哲学陷入形而上的虚幻之中，不明确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在杜威看来，古典哲学最为要害的问题是回避现实，遁入形而上学的抽象玄思和冥想之中。古典哲学之所以走上了静默玄思虚幻的治学之路，主要源于古希腊的贵族文明。古希腊的城邦制，阶层分工极为明确，工匠技艺都由奴隶承担，城邦中的自由人高高在上，仅从事自由经济，他们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从事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活动。在古希腊，从事文明事业的贵族和自由人，一方面蔑视工匠的技艺劳动，另一方面又极力抬高思维、精神活动，把人生的全部价值限定在思维领域上，把对终极真理的探索看得高于一切。柏拉图毕生沉湎于他的理想王国，终其一生构筑他的理念世界。早在17世纪，经验归纳法之父培根在回忆学习古典哲学体会时就说过，他16岁时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不满，其原因在于他们都长于形而上的辩驳和争论，不能产生为人类生活谋福利的实践效果。古希腊社会贬低实践劳动的痼疾，导致了“理论和‘实践’的完全分裂”[4]185。由古希腊哲学开创的远离现实的玄学之路，随着现代性的分化，专业的功能化愈演愈烈，以至于雄霸西方文明两千多年，似乎成为天经地义的治学之路。杜威说，古典哲学，无论何种派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总是喜欢把某种东西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因而是超出时间范围——也就是永恒的。为了成为某种被认为是普遍的或囊括一切的东西。这种永恒的存在被说成高于和超出空间内一切变化。在这一点上，哲学家以一种一般化的形式反映了流行的信念” [4]185。比如传统的价值哲学，在它看来，“价值”是事物的一种普遍的、确定的、永恒的本质，特别是对于理性的人来说是其追求的终极真理，因此作为专门研究价值的哲学，只有弄清楚何谓价值，何谓价值的终极本质，价值哲学的存在才具合法性。为维护学科的自主性，对“价值”的形而上研究就成为重中之重，“价值”概念成为其逻辑起点和主题化的题材也就天经地义了。于是，传统的价值哲学围绕着“价值”的本质研究了两千多年，也争论了两千多年，到头来对价值的认识仍然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传统价值哲学对价值终极本质的诉求，结果是陷入文字游戏的玄想之中。杜威则认为，对价值的感受是人的本能，无需靠哲学诉诸人的价值感，真正的、有利于人类行动的价值哲学不是对“价值”的语义探索，而是对“价值”的语用诉求，即“价值判断”。人本能上都有价值感受，但追求何种价值、如何去追求，这就涉及对价值的评价和判断。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价值判断”不是一个脱离人生存的环境、条件和人的行动的终极判断，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哲学的改造最根本的要义就在于从实践上如何“能为人的行动提供智慧”，也就是杜威反复强调的“通过智慧指导行动而创造的结果”[3]译者序：15。正是基于这一原则，杜威一改价值哲学称谓，用“价值判断”置换“价值”，用“评价理论”替代“价值哲学”，可见用心之良苦！

20世纪人类社会出现了许多困境和难题，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彻底打破了人们对西方现代性的幻想、消解了历史进步性的乐观主义，社会笼罩在一片深深的危机感、焦虑感、冲突感和不确定性之中。然而一向号称“给人以智慧”的哲学面对社会的难题与困境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也陷入了困境。据杜威分析，当时的哲学也想走出困境，但他们开出的药方不是“关注形式”，就是靠“通过增加一些知识渊博的学者，去研究对困扰人类的现实问题毫不相关的过去”来解决问题[4]182-183。这种回避现实、隔靴搔痒的办法丝毫不能回应现实难题，更谈不上“哲学的改造”。杜威指出，“这种回避乃是过去体系的诸多缺陷之一，正是这些体系本身使自己在解决当今难题上一文不值。”[4]184那么，哲学的改造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唯一正确途径就是立足于变动不居的现实，面对从“各种变化中产生出来的问题”。也就是说，新的哲学不是从理性出发，而是从理智出发;不是从概念入手，而是从问题入手;不是在沉思静默构筑体系，而是在行动中为人类提供智慧;不是沉溺于终极的、普遍的、永恒的本质追问与争论，而是把“观察、假设理论和实践检验”方法“引入到任何以人和道德为主题的研究中去” [4]184。一句话，哲学的根本改造就是“重新直面现实生活，介入现实生活，影响现实生活”[3]译者序：4，以实现“为人类有效地行动提供智慧”[3]译者序：2的根本目的。

杜威的哲学改造为当代文学理论的改造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笔者认为，最重要的经验是启示我们如何将文学的语义阐释转向语用功能的建构。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门类，最早由美国哲学家莫里斯于1938年提出来。莫里斯认为，符号学包括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门类，语用学主要研究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后来，随着语用学的发展，对语用学定义的阐释就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但是，无论对语用学的理解如何不同，在强调语境和功能这两点上，基本是一致的。文学理论从语义阐释转向语用功能的建构，就在于：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关于文学的基本原理的科学，它的理论体系构成特点与所有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一样，需要具有一系列的文学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理论逻辑方法，它也离不开对文学一般规律和本质的追问，因此它离不开对概念、原理的语义阐释。如果完全否定了文学理论作为理论学科的上述特征，文学理论将不复存在。但是，与杜威对传统哲学的评价同理，如果文学理论一味地对概念进行语义阐释、追求概念的明晰和精确、恪守对美的终极真理的解释，不遗余力地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地逻辑推理，那么，就会陷入概念的游戏。语用功能的建构要求：第一步，对文学理论的概念、原理的阐释，应该从各种概念、原理提出的彼时彼地的语境出发，考察在特定语境中的该概念、原理的问题意识、问题取向和所蕴含的意义。第二步，将同一语境中不同的提法进行比较、甄别，综合出具有较大涵盖面的概念和原理。第三步，从历时性的角度，勾勒出概念和原理发展、演变的历史。这样，一部文学理论，就从概念和原理的语义阐释转向了功能价值的建构。这种语用功能价值的建构，它的优长之处在于：一是给予文学理论生产的语境以重要地位。二是应用了动态的比较方法，将文学理论置于文学理论场域、社会历史场域中观照理论的生产，扩展了理论阐释的空间和阐释的灵动性。三是增强了文学理论生产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性品格。四是给予理论的接受者以思考、比较和创新的契机与空间。语用学方法是建立在同解释者的关联上的一种方法，离开解释者，语义的效应根本无法实现。同理，文学理论生产的目标，一是为了回应与指导文学艺术创作;二是普及文学艺术知识;三是建构文学理论史。这三个目标的实现，仅仅依赖于从抽象到抽象的语义阐释，万难到达;只有时时刻刻以语用的对象——解释者为中心，最终目的才可能达成。当然，文学理论的语用解释者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文学艺术的创作者、普及文学艺术知识的接受者和从事观念史、理论史研究的学者。文学理论的语用面对的是这种广义的解释者，语用的效应取决于广义的解释者所处的语境、文化需求、价值诉求、审美趣味等诸方面的条件。所以，文学理论的生产其实是一种文学价值、社会价值的生产。从文学理论的语用性功能角度出发，我们在编写教材时，就不应该对“什么是文学”作不厌其烦甚至津津乐道的定于一尊的语义阐释，而应从历史的、发展的、过程的、动态的多维度去阐释“文学”性质发生、发展、变化的历程、内质的延异，尤其是文学内质的当代延异和当代形态。对什么是文学作这样语用功能的建构，尽管不能提供一个标准的、永恒的答案，但却可以最大限度地启发人们的想象力、判断力，在这个意義上，文学理论也就实现了由“文学价值”的语义阐释转换为“文学价值的判断”。这种转换正是文学理论改造的必然诉求，也是文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二、微观政治学与文学理论的小理论

“后意识形态环境”致力于差异和偶然的政治规划的实施，从政治角度，首先促使传统的总体性、中心化的宏观政治，向芸芸众生的生活世界的微观政治转型。

何谓宏观政治？宏观政治，亦即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主要强调国家政治、政党政治、统治阶级的政治，以国家制度、法律、军队加以实施，突出表现为阶级斗争、精英执政、突发的政治事件。它始终是一种总体化、中心化的宏大叙事。

何谓微观政治？微观政治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和事，为获得自我政治身份的政治，它渗透于芸芸众生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日常交往”[5]59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呈现出大众的民主性、反抗的游击性、表现形式的反讽性、娱乐性。相对宏观政治，它始终是他者的政治。

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并不是今天文人学科杜撰的非分之物，其实自人类社会建立国家、产生政治以来，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就相悖立而并存，只不过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都是被宏观政治主宰的，微观政治始终都是在夹缝中艰难喘息，不过从未被泯灭。20世纪初，被前苏联宏观政治打入冷门的巴赫金，通过对拉伯雷的《巨人传》的深度解读，还原了自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宗教狂欢节、愚人节民众尽情施展微观政治威力的壮阔情景。福柯一生的学术研究都集中在西方文明史的另类史上，他揭示了“在精神病院、军队、学校、监狱、性、人文学科等特殊领域和边缘领域”中“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微观权力机制”[5]61。真正把微观政治纳入学术研究主题之中，还得力于20世纪初的法国历史学的年鉴学派新史学。

20世纪20年代，西方“出现了一场社会、社会观念和整体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危机”[5]181。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分析认为：经济学一方面被数学化，另一方面陷入单一的经济决定论;社会学因西方的工人阶级的边缘化，阶级概念需要重新定位，以阶级研究为核心的社会科学遭遇难题;以研究民族之间区分为对象的人种学，在非殖民化日益扩张的现实下，其学科的边界跨越到人类学;历史陷入“实证主义历史学”[5]180-181和“历史化的历史学”的纷争[5]218。在社会科学陷入危机之际，年鉴学派新史学在摧毁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前提下率先突围。实证主义历史学恪守物理学的纯客观性，“把历史学简化为文献的收集和考证”，以线性的历史因果决定论解释历史事件，把个人、尤其是历史上的“军政首脑、部长、外交家等”看作“历史的创造者”，视之为“历史分析的最后单位”，偏爱政治史、外交史、国家史、阶级斗争史和帝王将相史，只注重短时段的偶然突发的大事件[5]219-221。“实证主义历史学”恪守的是总体性、中性化、宏大叙事的传统历史宗旨，只注重宏观政治，走的是一条精英的、贵族的历史之路。

法国年鉴学派新史学与其针锋相对，他们首先强调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精英贵族的个人、单一的历史，“历史是关于以往人们一切活动所留下的行踪的知识”，“‘历史学家分析和重构的历史’事实是复杂的，难以穷尽的”[5]219。这样，“群体、范畴、阶级、城乡、资产阶级、艺人乃至农民和工人，都成了历史舞台上的‘集体’英雄”[5]220，历史也就成了“无名无姓的、深刻的和沉默的历史”[5]221。为此，年鉴学派走上了一条融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为一体的跨学科研究之路，开辟了“家庭史、爱情史、配偶史、对儿童的态度史、群体社交史及死亡史等一系列新开拓的研究领域”[5]199，兴起或建构了历史人类学、历史心理学、心态史学、地理历史学等历史新门类，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将原本就充满着丰富性、复杂性、大众性的历史呈现于世。年鉴学派在学术上极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将单一的历史变为“一系列宽广视面”的复数历史[5]199，使历史的研究对象从精英贵族转向平民百姓、芸芸众生，研究的重心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真正实现了史学的生活转向。

在20世纪20年代，法国的年鉴学派新史学开创性的学术思想，对整个20世纪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促使方法论发生根本转变。福柯是直接的受益者。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的引言中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法国的年鉴学派新史学的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开辟了独特的微观政治的学术研究。德勒兹、拉克劳、墨菲、雅索普等都成功地进行了微观政治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的学术研究从宏观政治向微观政治的转向是本世纪的重要特征。

伴随着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的转向、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体文化的兴起与蓬勃发展，作为具有社会主人翁地位的大众，或曰公民的微观政治的诉求，如民间叙事、民俗叙事、身体叙事、网络叙事、身份叙事、福利叙事、民主叙事等叙事类型迅速兴起。这些微观的政治叙事通常是自发的、散在的，体现在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的日常生活中，且还常常以一种后现代的拼贴、反讽、悖论、自否等形式，在自娱自乐的喜剧社会场域中显现。但这些叙事却表达了芸芸众生的政治体验、政治诉求、政治身份的建构，以实现其民主的渴求。一般来说，宏观政治学或社会学，对这种微观政治叙事不予关注，甚或打压。但在后意识形态环境下，微观政治叙事的地位以及它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对社会的稳定来说，已不可小觑。西方的公民社会早已将文化的表征纳入政治和社会的重大管理事务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思想家葛兰西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文化权力”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念。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管理所关注的农民工问题、边缘弱势群体问题、医改问题、网络媒体问题、社区问题等等，应该说是向微观政治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值得认真总结经验，使中国的微观政治在社会事务管理方面建构起一套既有利于充分激发出大众的主人翁潜力，又行之有效的体制与规范;既确保大众的、多元的、差异的权力诉求能够得以满足，又使社会管理能为整个社会提供得以实现大众多元诉求的安全系数。

20世纪的学术研究从宏观政治向微观政治转向的大趋势，迫使文学艺术理论生产突破疆域、扩大学科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在传统文学理论那里，政治学的宏观政治表现为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这种本体论的宏观研究。本体论是以揭示事物的本质为己任的，在本体论看来，事物的本质是事物之所是的根据，是一个学科独立自主性之标志，是学科研究内容的重中之重，当然也是学科研究的大理论。我们大学目前通用的文学理论教材基本上都看重文学本体论的阐释，告诫学生一定要弄懂“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和整个文艺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它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它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品格？”[6]1由于强调本体论，中国的文学理论教材体系构架这几年虽说有所变动，但基本上还是离不开文学本质、文学活动、文学创造、文学作品构成和文学接受这五大部分。这五部分内容的核心是本质论，其余部分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印证本质论，而且各个部分都停留在文学本质的宏观论证上，论证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假设演绎法，即先提出一个主题先行的关于文学本质的假设，然后用推理加例证的方法加以宏观论证。至于在文学本质问题上的学术纷争，不同见解和不确定的、复杂的因素早就被排除在外。一部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来的理论只能是单一的、绝对的、永恒的、终极的大理论。這种理论教条且无味，对作家的创作、学生的鉴赏毫无益处，更谈不上解决文学艺术发展中出现的难题。安托万·孔帕尼翁对此曾说过：“理论包含着某种真理，所以它充满魅力，但它不可能包含所有的真理，因为文学现实无法全然理论化。”[7]244之所以说“文学现实无法全然理论化”，是因为文学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相比，对生活的涵盖面、包容面，都是其他科学无法比拟的，更何况，文学所尊奉的对象是具有生命、感觉、感情、理智的人，文学所面对的是异常具体的、丰富的、复杂的、多变的人的生活。这种诗意盎然的原生态的本真生活怎么可能被完全理论化、规范化，更不可能成为“被制度化、条理化，蜕变为一种刻板僵化的教学小技巧”的文学的理论化[7]3-4。

面对丰富多彩的文学实践，文学理论的改造迫在眉睫。如果说要想将文学理论改造成“对文学行动提供智慧”的学问，那么，我们就要建制一种大理论与小理论相结合的文学理论体系。对文学理论来说，我认为文学理论的小理论有两方面的指向，第一个指向是小理论体现出来的是跨越文学边界的、从现实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叙事，如民间叙事、民俗叙事、身体叙事、网络叙事、身份叙事、福利叙事、民主叙事、女性叙事、后殖民叙事等等。这些叙事相对于本质论的大叙事而言，显然是小叙事、小理论，但却是文学理论不可或缺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与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密切相关的叙事。这些小叙事都是当代人，尤其是当代边缘人群、亚文化群体，甚至是另类人群的政治诉求。这些政治诉求散见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斥在时空的每一个角落，预示着生活潜流的发展动向，它虽然混沌驳杂、动荡不安，但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用混沌理论来解释，这些小叙事，是事物相变中的一个个偶然因素，它相当于噪音，虽微小，但一旦在某种条件和机遇的号召下，四面八方的噪音迅速汇集放大到足以引起事物的相变的能量时，事物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相变。混沌理论揭示了事物发生相变时，是有多种选择的。事物向哪个方向发展，不取决于必然的因素，而是取决于偶然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无序是事物发展之源”。

作为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它在书写阶级斗争史、国家史、英雄史这样的宏观政治前提下，还应书写诸多小叙事构成的微观政治。那么作为对文学进行理论化的文学理论，能够对这些事物相变的小叙事熟视无睹，抑或置若罔闻吗？！英国学者朱利安·沃尔弗雷斯在述介21世纪批评时，既不使用编年史的方法，也不根据批评的思潮和流派作介绍，而是独辟蹊径，选择了微观政治学的小叙事，即“身份、对话、空间和地点、批评的声音、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这五个叙事主题或母题。他认为这五个母题“或多或少地以间接的方式提及近年来涌现的某些批评热点，这些热点又在继续为人文学科提供着不同的认识论关注点，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批评和文化研究日益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结果”[8]5。应该说，朱利安·沃尔弗雷斯为我们文学理论开辟小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文学理论的小理论另一个指向是我们通常说的多元的批评流派和方法。安托万·孔帕尼翁在《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一书的序言中，专门列了一小节，题目叫“单一理论或多个理论”。这一小节所占篇幅仅仅一页而已，然而在极简洁的表述中却揭示了多元文学理论的真谛。他认为，过去我们一直都相信世界上只有一种理论，即单数的理论，殊不知理论是由理论家创建的，“有多少个理论家就有多少种理论”[7]15。之所以“有多少个理论家就有多少种理论”，除了因理论家的个人“信念、教条、意识形态”不同外，主要源于理论的反思、批判品格。理论从根本上说“是非规范性的”[7]11，它不提供经院说教，而是进行“理论探索”。“理论探索”是在理论与常识、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冲突、对立中，在不断地质疑、反思、批判中进行的。唯有这种质疑、反思和批判，理论才能成熟发展。所以，安托万·孔帕尼翁特别看重理论的反思、批判品格，由衷地赞赏这种理论，他指出：“真正有成效的理论只能是反躬自问并对自己话语进行质疑的理论……理论的作用是被穿越，被舍弃，被人退后几步审视，而不是为了后退。”[7]247如此等等，不一一列举。我们的文学理论如果真正在质疑和批判中建构，那么，文学理论的流派和方法必然呈现出多样性、多元化。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一书，为我们建构小理论的文学理论提供了范例。他在“理论模式”一节中表明，理论的多元化是由于“每一个理论都将艺术纳入到一种认知框架之下，而这一框架又必然对作品的理解加以限制。一种概念所遗漏的方面，往往会被另一种方法所吸纳，而后者当然又会产生本身的局限，如此类推，以至无穷”[2]9。根据这样的学术立场，他用了十章的篇幅对20世纪涌现出来的现象学、阐释学理论、格式塔理论、接受美学、符号学理论、精神分析理论、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人类学理论、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女性主义诗学、后殖民话语一一作了评介。在体例上，除了阐释上述理论的内质外，还探讨了“理论中引出的方法”[2]25（有些章节没列此标题，但具有相应的内容），剖析了实例的分析运用。这种体例的设置，一是通过各种理论的评介，梳理出理论发展中相互对立、相互吸纳又相互超越的内在逻辑性;二是表明了定于一尊的单一理论时代一去不复返，这个时代是多元的、差异的时代，西方启蒙时代建立的宏大叙事、总体化、单一化原则早已失去了合法性，理论的多元性、相对性已是不争的事实，文学艺术理论亦当如此。所以，伊瑟尔断言：“美学将艺术提升到人类成就的最高点，却在20世纪开始衰落，原因是艺术的整体概念此时站不住脚了。艺术作品不可能依附于任何形而上的基础之上，更不可能有可以界定的本质……”[2]3文学理论小理论的芬芳喷涌，正基于此！

三、文学理论概念的塑形与重组

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艺术的基本理论，它以形而上的追思、概念的标识、命题的建构、理论形态的构型进行文学理论的生产，其中概念（或曰关键词）就像构建理论大厦的砖石一样，起着最基础的作用。概念的反思性、建构性、涵盖度、生成度，对于文学理论构建的科学性、共识性和创造性至关重要。从西方百年文论史看，关键词的生产层出不穷，星光灿烂，照亮了文艺学的星空。如陌生化、艺术程序、悖论、自否、文本细读、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神话原型批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症候阅读、文化霸权、文本、文化政治、权力话语、知识考古学、谱系学、延异、踪迹、文化工业、单面人、表征性阐释、意识形态生产、机械复制时代，等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论，同样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实践美学、生态美学、新理性精神、文化诗学等关键词。这些概念的生产具有的创新性品格，具有重大意义。在笔者看来：第一，关键词是一个流派、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或一位文论家创新的独特标志，比如结构之于结构主义、陌生化之于俄国形式主义、文本细读之于新批评、无意识之于精神分析、集体无意识之于神话原型批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于阿尔都塞、权力话语之于福柯、延异之于德里达、文化霸权之于葛兰西、单面人之于马尔库塞、机械复制时代之于本雅明、意识形态生产之于伊格尔顿，等等。这些关键词是他们理论独创性的最突出的标识。第二，关键词大剂量地浓缩了一个流派或理论的精微要义、精确的边界标识，凸显出独一无二性。比如福柯的权力话语，将20世纪学术语言转向的精髓与权力、政治、体制和文化相关联，解释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文化和权力联姻孕就的国家政治统治的新机制和新策略，揭示了政治权力以话语的形式對公民实行统治的虚假性。第三，经典的关键词一般都具有理论的前瞻性。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是在20世纪初提出来的，但它预示的是政治斗争的新形式——文化政治，不仅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了以文化批判为焦点的理论基础，而且一直影响到文化转向和后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目标与趋势。随着资本主义进入跨国资本主义的后现代时期，一方面，现代性的自反性产生的种种悖论与困境，带来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引起了各个阶层的不满，兴起了各种反抗现代资本主义的运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致使作为斗争先锋的工人阶级丧失了先进性，不再有能力充当斗争的领导者，只能与社会各个阶层联合起来，开展生态运动、女权运动、亚文化运动。这些由社会各个阶层联合的运动是一种社群的文化斗争形式，也是一种他者反抗文化霸权的运动。所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至今不仅没有过时，反而继续为他者的文化政治斗争提供理论资源。

在中国，钱中文先生提出的新理性精神，不仅是对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和媒介文化带来的非理性思潮的一种反拨与疗救，而且也是对后现代社会之后，人类精神和文化出路的一种前瞻性的理论指引。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时期，在思想文化上，一股反思、批判、颠覆理性主义文化的解构主义思潮轰然而起，其势头之猛、波及之广、影响力之大，都难以估量。从积极意义上看，解构主义思潮从文化思想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深刻而又无情的;从消极层面上看，当解构主义思潮走向极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便应运而生，导致文化艺术走上了反文化、反艺术之路。西方诸多思想家和学者为之担忧和焦虑，他们纷纷开出挽救人类命运的药方。以格里芬为首的思想家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但大多数学者，如齐美尔、马克斯·韦伯、贝尔等都主张建构新的宗教救治解构主义思潮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带来的弊端。在丹尼尔·贝尔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由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大轴心导致的矛盾是体制的矛盾、不可化解的矛盾，陷入现代性的双重羁绊，人类的社会世界自我膨胀、欲望横流、魔鬼狂欢，传统宗教衰败，人们“在‘恐惧和战栗’中生活”。这样的社会世界里，人类如何重现曾有的辉煌？丹尼尔·贝尔认为主要靠意义价值系统来修复。后工业时代的意义价值系统包括宗教、文化和工作三方面：在西方社会，宗教被赋予了“把守着邪恶的大门”和“提供了与过去的延续性”的不朽功能[9]166。在传统社会，宗教通过信仰和上帝的力量发挥宗教的道德修养功能，将人的种种欲望生成的魔鬼驱除门外。但是到了后工业社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将消费欲望、性解放欲望、自我张扬等欲望合法化，“开始接受它，探索它，着迷它，把它（正确地）看作某种创造力的源泉”[9]166。传统宗教驱除魔鬼的功能似乎已然失效，贝尔则认为，尽管传统宗教在今天衰败，但社会世界还要借助宗教的力量确立当代的价值和意义，传统彼岸世界的神灵宗教必须世俗化，回到此岸，重建宗教的权威。西方学者开出的宗教疗方，在某种意义上看，带有乌托邦性质，在实践上无助于世，只是学者的一厢情愿。钱中文先生提出的新理性精神，单刀直入，揭示后工业社会出现的反理性主义思潮和欲望横流的文化现实，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当代性的新的理性精神回应现实，与西方学者开出的宗教疗方相比，既具有强烈的针对性、现实性和实践性，又重新确证了人类的理性智慧的合法性，并根据当代的学术新思维，赋予理性以新的内涵和新的阐释。完全可以这样说，新理性精神建构了一种时代的、生成的、辩证有机的新的理性理论。

总之，20世纪以来，中西文论都提出了很多具有创新性的概念、关键词，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概念和关键词的生产中，也存在着不少认识论障碍，束缚了理论的创新。在笔者看来，其中最大的认识论障碍是一种静止的、绝对的、单一的存在论概念思维。法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乔治·康吉莱姆针对这种认识论障碍提出：“科学的历史不应是传记的简单集合，更不该是由奇闻逸事点缀的年表。它应是关于科学概念塑形（formation）、变形（deformation）和修正（rectihcation）的历史。”[10]在以往的文学理论概念生产中，我们太注重单一性、精确性、明晰性和恒定性，忽略了概念的历史性、反思性和生成性，致使文學理论的概念教条而又僵化，文学理论的生命活力消弭殆尽。如果想要概念的生产充满活力与创造性，那么就必须破除静止的存在论，树立动态的生成论。任何概念和关键词的提出，首先是回应社会现实和理论现实涌现的问题，也是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说明。概念和关键词是特定时代综合语境的产物，它必须具有时代语境的合法身份和某时段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一旦语境发生变化，概念和关键词的真理性就将失去效应。学术史上，从来没有一劳永逸、万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和关键词。如果要想概念和关键词具有生命活力、具有可阐释性，就必须使之顺应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进行塑形、变形和修正，赋予它以新的活力。文学理论史上，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一定有其独特的本质。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就是要明晰地给定一个适合所有时代、所有文学样式的文学概念。我们通行的文学概论教材就是这种体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学具有不可定义性。德里达在1989年的一次访谈中明确提出：“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11]3，“即便称作‘文学’的现象是某年某日历史地出现于欧洲，这也不意味着人们就能严格地鉴别文学客体。它并不表示有了一种文学的本质，它甚至表示完全相反的意思。”[11]8两种文学本质观中，前者的观点是本质主义的说法，德里达的观点显然是反本质主义的。

除了上述两种针尖对麦芒的对立观点而外，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第三种观点，其代表人物主要是乔纳森·卡勒、安托万·孔帕尼翁、沃尔夫冈·伊瑟尔、彼得·威德森、拉曼·塞尔登、铃木贞美等学者。第三种观点既不同意本质主义将文学禁锢于永恒的万古不变的枷锁中，也不认同文学的无边泛化，主张动态的、历史的、复数的、生成性的概念观，他们强调：

第一，概念的现代性。“文学”一词不是自古有之，而是19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乔纳森·卡勒说：“literature”这个词，在欧洲的古代是指“著作”或“书本知识”，只是到了1800年后，才赋予了文学的含义。即便如此，在大学或普通学校，仍没有文学专业，只把literature当作语言和修辞方面的经典案例来对待，使之附属于包括“演讲、布道、历史和哲学”[12]22在内的大学科。伊格尔顿在谈英国文学的兴起时，也指出：18世纪的英国，文学的概念“仅限于‘创造性’或‘想象性’作品”，“诗，以及哲学、历史、随笔和书信”均列入文学之中[13]16。一直到19世纪，才产生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即便如此，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英国文学长期以来都未被列为独特学科，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被认同。在日本，据铃木贞美考证，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和文学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完全确立下来的。依据上述史料，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或说纯文学概念的出现是在19世纪，它是西方现代性分化的产物，是现代性功能专门化才赋予了文学作为独特学科的特质。所以，文学概念也是生成发展的。

第二，概念的历史性。20世纪70年代，西方兴起了观念史的研究，如英国伯林的《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法国安托万·孔帕尼翁的《反现代派——从约瑟夫·德·迈斯特到罗兰·巴特》、英国的彼得·威德森的《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法国罗杰·法约尔的《批评：方法与历史》、日本铃木贞美的《文学的概念》，等等。观念史的研究是考察某种概念、观念或理论生产的历史，试图从历史性的角度，探讨同一观念、概念或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形态和内涵，从而在动态的、流变的、历史的多种因素合力效应下，揭示它的生成机制。观念史的研究，注重观念生成的历史维度和各种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它与庸俗历史学不同之处在于它聚焦于某一概念、观念或理论，是以概念、观念或理论的内在性为观念生产场的中心，或焦点，目的在于揭示某一概念、观念或理论的质性、内涵的塑形、变形和修正的历史。日本铃木贞美的《文学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典范。铃木贞美首先从“文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入手，来肯定探讨文学这一概念的必要性和價值。20世纪，文学逐渐遇冷、被边缘化，萨特认为“在一个饿死的婴儿面前”谈论文学“没有任何意义”;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将文学“定位成政治宣传的工具”[14]2，有的将文学限定在“狭义书籍”的范围，把“口头作品（广播与戏剧）”、大众文学排除在外[14]3。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终结论问世，日本文学也面临同样的语境，“‘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藩篱实际上已经被拆除”[14]5，但学术界却还在为此争论不休。文学面临衰退和文学边界的扩容，需要对文学概念重新审视、重组。铃木贞美对雷蒙·威廉斯的历史主义方法的欣赏，促使她“对自己所归属的文化现实和成为自己研究基础的知识体系进行相对作业”，即运用“历史相对比”的方法，进行文学概念的历史考证[14]4。但是，铃木贞美走的不是一条实证主义的考证之路，而是重组“具有历史感的人文学”，为此。她要以历史之维，澄清因缺乏“历史感”而“引起根本性的谬误和颠倒却没有意识到的一些观点”[14]8。在《文学的概念》第一章，铃木贞美考察了日本1928年出版的《文艺大辞典》、1994年出版的《广苑辞》词典、1995年出版的《大辞林》、1975年出版的《日本国语大辞典》、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有关“Literature”的条目、1989年出版的《现代英语辞典》中有关文学概念的不同解释，发现无论是日本还是西方，“文学”都是最难定义的词汇之一，阐释多样，歧义丛生。铃木贞美认为，对文学难以定义的原因，一是界定概念范畴的方法不明确;二是价值观不同，各种思潮的影响也不同;三是思维习惯成型，难以发现问题。为了全面地梳理日本关于文学的概念史，铃木贞美从各个角度进行考证：对英语文学（Literature）概念、中国文学概念传入日本的历史、日本的文学史、观念与制度对文学定义的影响、概念自身的斗争情况、日本近代文学的确立和发展等多维度、多时段、多因素状况进行条分缕析、精微透视，提出了“文学”概念的重组策略，即超越近代化=西欧化、反近代=传统主义、纯文学与大众文学、文学与艺术的种种对立，“通往文艺史的方向”[14]323。铃木贞美的《文学的概念》由于从动态的、流变的、历史的多重因素考察文学概念的生成机制，呈现了日本绘制的文学概念的历史画卷，又以当代意识、开放的学术视野对文学概念重新进行思考，最终获得世界学术界的好评。据译者王成介绍，《文学的概念》“得到美国中坚学者们过高的赞誉，他们称赞这是一部把日本文学研究导向一个新台阶的著作”[14] 序言：1 。

第三，当代意识、开放视野。文学艺术既是心灵的窗口，更是时代的晴雨表。正如刘勰所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自古以来，文学总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文学是一种“建制”，虽说“文学作为历史性建制有自己的惯例、规则，等等，但这种虚构的建制还给予原则上讲述一切的权利，允许摆脱规则、置换规则，因而去制定、创造、甚而去怀疑自然与制度、自然与传统法、自然与历史之间的传统的差别”[11]4，但它毕竟是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的建制，因而不存在整齐划一的、永恒不变的纯文学，那么，从历史维度看，对文学的定义就千差万别、良莠不齐，这是文学概念的常态。反之，幻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的、普遍性的概念，才是特例。文学的建制特性，使我们在对待文学概念的生产问题时，一定要有当代意识、开放视野和创造性的胆识。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引领文学艺术实践的健康发展。沃尔夫冈·伊瑟尔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是接受美学的领军人物，当时，他还恪守文学的审美性。但是到了21世纪，面临文学艺术和文学理论生产的巨大变革，他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对文学理论的生产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新的洞见。在《怎样做理论》中，他对当代理论衰落的原因做出透彻分析，提出建构多元化的理论的主张，并对20世纪兴起的英伽登的现象学理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贡布里希的格式塔理论、伊瑟尔的接受理论、艾柯的符号学理论、艾伦茨威格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米勒的解构主义理论、冈斯的人类学理论、杜威的审美经验理论、肖沃特的女性主义诗学以及萨义德的后殖民话语等一一进行解读，其中还结合了一些实例作为佐证，充分展示了这些理论所具有的阐释潜力。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与彼得·布鲁克撰写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不仅要求我们正视“过去20年来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已经极大的改变了‘当代文学理论’的面貌”这一现实，还告诫我们不能把文学理论再定性为传统所聚焦的经典、精英著作、思想的汇集，而是更要认识到“单数的、大写的‘理论’迅速地发展成小写的、众多的‘理论’”[15]2，并进而“孵化出了大量的‘多样的实践部落，或者说理论化的实践”[15]9。他们的关注超过了传统文学定义范围的文化理论，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同性恋与酷儿理论等发展成果，肯定了它们所具有的思想价值，认为“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阐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 [15]10。一方面，提醒学界，理论化要保持以文学为核心，要“始终注意在广阔多变的文化史进程中保持一个文学的焦点”;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当代意识和开放的视野，跳出理论的象牙塔，使理论应用于实践：“理论是要被使用的、批评的，而不是为了理论自身而被抽象地研究的”[15]10-11。这就要处理好理论与批评的关系，不能使理论高高在上，也不能将理论与批评对立起来，而是要让两者相互交往、相互对话。所有这些洞见，都体现出《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的作者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开放的思想意识、审时度势的学术眼光和科学的建构思维。

总之，在概念和关键词的生产中，持一种动态的、历史的、复数的、生成性的概念观或方法论，既不被本质主义束缚手脚、禁锢思想的创造力，又不会以一种极端的激进方式或绝对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消解文学、解构文学理论，而是在恪守文学艺术的焦点上，不断地“修正、变形和重组”文学艺术的概念生产，让文学理论摆脱危机，激发创造潜能，创造出一个个充满活力的文学艺术的概念和关键词。

[参 考 文 献]

[1][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德]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美]约翰·杜威.评价理论[M].冯平，余泽娜，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4][美]约翰·杜威，等.实用主义[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5]衣俊卿.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上[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6]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7][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8][英]朱利安·沃尔弗雷斯.21世纪批评述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0][法]皮埃尔·马舍雷.从康吉莱姆到福柯[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11][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M].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2][美]喬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M].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3][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4][日]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M].王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15][英]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