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运用国家制度维系秩序和实现发展的过程，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在话语建构上，必须凸显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特点，由此要求以科学的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而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的意识形态性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建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两次以中央全会的形式强调“健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要进一步实现研究的深入，发挥服务社会、资政育人的功能，需要推进自身话语建构。即适应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和目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经验进行学理性升华，提出符合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规律、特质和价值的概念与命题，并以规范化、严谨化、学术化的思维方式与语言形式阐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形态、运行逻辑、价值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必要性
首先，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建构是推动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条件。话语是人们在写作、言说中所遵守的表达规则。在学术研究中，一门学问的话语是承载、表述和交流其知识、思想、价值、理论等的载体与媒介，话语在学术研究中兼具记录性、表达性和塑造性功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经过近十年的研究发展，其理论基础日趋完善、问题视野不断拓展，但仍存在重要概念的凝练、供给不足，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转化不畅，对西方话语过分依赖等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学的重要议题，其话语建构对于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故此，以中国实践和时代问题为观照，凝练和构建简洁、严谨、可通约的话语，就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科学化的前提。
其次，国家治理现代化需通过构建自身话语实现与西方治理理论的对话与交锋。西方治理理论通过赋予治理以新内涵，如“去国家化”、以治理取代统治、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等，形成了鲜明的符号化特征。相比而言，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方式，国家是治理现代化中需要被不断完善、健全的对象。因此，如果简单套用西方治理理论，其话语难以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有为政府等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原则兼容，二者在性质和理念上具有竞争和交锋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势必要构建起体现自身价值底色、实践过程、制度基础的话语体系，才能应对不同治理理论之间的对话与交锋。
再次，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以话语建构解释和解决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问题。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着重解决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涉及政府职能、生态文明、市场经济、文化体制、司法体制、干部任用、权力监督等各方面内容。鉴于中国庞大的国家规模、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悠久的历史文化，其他国家的治理经验及相应的理论话语的解释力往往有限，不足以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引导。基于中国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和未来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体系，供给具有时代性、本土性、解释力、引导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知识，以辨明中外治理在本质、方向和内容等方面的重大差别，解决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诸多问题极为必要。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础性作用
政治学意义上的话语建构更加重视话语本身的政治意涵，也即强调话语所包含的特定价值，所承载的权力利益关系。这些内容会影响话语的内涵，反过来要求话语建构服务于此种价值和权力利益关系。因此，话语建构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异质性话语竞争的实质是意识形态的交锋。西方治理理论话语不能用以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源，就在于其底色是限制国家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运用国家制度维系秩序和实现发展的过程，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在话语建构上，必须凸显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特点，由此要求以科学的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而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的意识形态性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建构。
首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建构的理论基础。一方面，经典作家在对国家问题的分析中所阐明的重要理论是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关问题的基石。如对国家的阶级性定义能够阐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主体和价值取向，对国家自主性的分析释清了国家治理中的公共职责问题，国家消亡理论为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提供了指引。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理论，如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对国体与政体关系的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建构起到了支撑作用，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的重要来源。
其次，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的核心概念需通过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予以阐明。概念是话语的基本要素，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建构须明确“治理”“统治”“善治”“现代化”等核心概念的内涵和边界。西方治理理论话语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规定为治理的核心要义，进而把治理与统治视为对立和取代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视域下，统治由国家的阶级性质所决定，其不可能因多元主体的合作而被消解。相反，无论何种形式的治理都应立足于统治之上。进而言之，善治也因国家性质的不同而在公共利益内容、范围和要求上大相径庭，不能一概而论。再者，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立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辨明了人的社会解放和经济解放是现代化的本质，因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如此超越了以政治形式看待现代化的桎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
再次，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文本的诠释工具。文本研究是话语构建的重要方法，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策、方针、路线多以政治文本的形式记录和颁布，如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等，是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建构的重要资源。考虑到话语的意义赋予功能，政治文本向学术话语的转化不是直接的，应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诠释功能实现这种转化。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角度考察了国家的起源、性质变迁、发展前景（国家消亡）、自主性等问题，形成了对国家科学、系统的认知。只有将国家治理现代化文本置于这一语境和价值体系中，才能把握其提出逻辑和深刻意义。政治文本所传递的价值立场和丰富内涵也由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所论证，从而为文本分析提供了一种共享的价值观和认识论。
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的着力点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强化国家治理话语的价值引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论，现代化的根源在于人逐步从对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中独立，彰显自身主体性。因而，能否在话语中体现人的价值是一种政治话语是否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关键。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基于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把握，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其国家活动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因之也具有鲜明人民立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构建过程中，应有意识地运用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论证逻辑，彰显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关怀。同时，也应以此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政治制度的限度在于人的政治解放，其社会解放的阙如使之难以提出更高程度的治理主张，由此证明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相对于西方治理理论话语的优越性。
其次，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总结国家治理现代化经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取得了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在此基础上，着力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所秉持的原则、所凝练的主题、所总结的经验，理应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实践经验要转化成为具有传播力和解释力的话语，需要经过必要的学术研究过程。对此，应从国家性质的区分、政治权力主体的多寡、政治权利的真实与否、不同国家职能的关系等方面搭建起经验分析向话语升华的政治学研究框架，以此阐明“中国之治”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避免在西方强势话语下“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最后，推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科学性在于始终坚持发展的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这也是其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基础理论而具备效力的原因。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提出和推进的，这一阶段出现了许多不同以往的现象和议题亟待解决。具体来说，应强化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经验的政治学研究、阐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涵、分析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动力、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系，等等。在此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时俱进，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的理论基础。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