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同分异构词是指同一个词形可分析为不同的结构分别表示不同意义的词。其构成有多种类型，“动宾-定中”类占绝对优势。其形成条件，语言内部主要表现为构词语素的多义性与多功能性、内部结构的关联性等;语言外部主要表现为修辞动因的驱动、言语环境的影响和词汇系统的召唤等。其形成机制主要有两个方面，即潜构的显性化与句法的词汇化。

关键词 同分异构词 词汇化 修辞动因 潜性结构

一、 引 言

“同分异构”的概念来自于自然科学。化学中指称具有相同分子式但结构和性质不同的化合物为同分异构体，如乙醇和甲醚等。本文借指相同的词形但结构和意义不相同的词汇现象。例如：

报料 ① 动向媒体提供新闻线索。② 名向媒体提供的新闻线索。

悲歌 ① 动悲壮地歌唱。② 名指悲壮的或哀痛的歌。

“报料”的两个义项分别是动宾结构和定中结构;“悲歌”则分别是状中结构和定中结构。意义的不同主要是结构不同造成的。这是词汇层面的一种结构歧义现象。具有这一特点的词我们称为“同分异构词”。

对于这种现象，学界已有一些讨论，如冯志伟（1996）、刘桂华（1998）、赵彩红（2010，2014）等。本文以《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7版穷尽调查所获得的语料为对象做进一步探讨。

作为同分异构词，“异构”是必备条件。一些学者使用“同形异构”的概念，包括了“落英”一类词义两解但结构相同的词，甚至包括“编辑”一类功能、词义不同结构相同的动/名词，名与实不符。凡结构无异者，本文均不纳入。同分异构词还须是异构同词。比如“陈言”可以是动宾结构，也可以是定中结构，但两者在语义上缺乏关联性，是两个不同的词，《现汉》第7版分别立条，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有的词存在意义相关的另一异构形式，但这个形式未被词典收入，本文也不纳入，如“烙饼、烤鸭”，动宾结构未被认可。还有的词在《现汉》第7版中只收一种结构，但历史上曾有其他意义相关的结构出现，本文同样不纳入。

基于这样的对象范围，检索《现汉》第7版中的所有词条，共得到同分异构词658个。其构成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动宾-定中类 此类从功能上看一般为动名兼类，也有少量其他类型，如名形兼类、名副兼类等，例如“拨款、扒带、败军、包车、包饭、报话、报价、备份、备料、蹦床、比价、编号、编码、贬官、变态、标价、补液、布景、布局、藏书、插话，可人、耐心，顺序、死命”等。此类结构在同分异构词中所占比重最大，有372例，约占6成。

状中-定中类 此类一般属动名兼类，也有少量形名兼类，例如“哀歌、暗探、板书、褒称、悲歌、鄙称、笔记、彩绘、惨变、昌言、倡議、晨炊、痴想、侈谈、初版、传说、传言、大战、淡妆、电函、断言、恶战、法治、反证、泛称、贬称、速食，特快、万恶”等。此类结构在同分异构词中也有一定比重，有165例，约占2成。

以上两类占总数的80%强。其余各类合计占近20%。

定中-联合类 此类多为名词或动名兼类，有少量名形兼类，例如“饭菜、尘烟、尘雾、党团、茶汤、甲兵、谏言、工力、功力，论断、教养、超收、变乱、攻略、构架，伤痛、友邻、雄威、豪侠、土俗”等。

状中-联合类 此类多为动词或动形、动名兼类，例如“笑骂、拔取、背负、标卖、沉陷、鉴证、惊觉、立等、立候、营造、躁动，残虐、亲近、详悉、彰显、阴损，纷争、铭刻、屏蔽、扑跌”等。

定中-主谓类 此类一般为名动兼类，例如：“蝉蜕、口误、虎步、内忧、天赋、自称、自述、祖居”等。

动宾-联合类 此类多为动词，或名动兼类，例如“捕食、保修、闭关、打印、跳舞，画图、标记、品第、行事、正误”等。

联合-述补类 此类多为动词，也见动形兼类的，例如“收拢、战败、扑灭、挑动，澄清、平定、调匀”等。

主谓-状中类 此类多为动词，例如“波荡、标定、公断、外传、上调”等。

动宾-述补类 此类多为动词，例如“扶正、攀高”等。

另有少量特殊类型。如“联合-派生”：“老大”等。

还有三项式，“联合-定中-状中”，如“雕饰”，“联合-定中-动宾”，如“亲子”。不过三项式是极为少见的。

要之，《现汉》中的同分异构词主要有以上九类，以“动宾-定中”类为最常见，“定中-状中”类次之，其余各类则较少使用。

二、 同分异构词的形成条件

同分异构词形成的条件可以从语言内部和外部两方面来认识。

（一） 内部条件

1. 构成语素的多义性与多功能性

一般地说，一个多义语素出现在双音词中，其多义性会因其他构词语素的限制而单义化;但这只是一方面，有的又会因其他构词语素或词外因素的影响，致使语素多义呈现，于是便出现了结构两解的可能。比如，“食”有“食物”和“吃”的不同意义，在“食宿”中，因“宿”的语义限制，“食”理解为“吃”，在“粮食”中，因“粮”的语义限制，“食”理解为“食物”，而在“捕食”中，因“捕”的作用，“食”的二义均有可能呈现，异构便产生了。在同分异构词中须有一个语素是多义的，有时两个均为多义，后者如“拔取”。

某个词一开始的构成语素并不一定具备多义性特点，如当“兵”只有“兵器”义的时候，“甲兵”只有联合一种结构，指“铠甲与兵器”，如《诗经·无衣》中的“王于兴师，修我甲兵”。当“兵”的“士兵”义出现后，“甲兵”的定中用法便出现了，是指“武装的士兵”，如《荀子·王制》中的“甲兵不劳而服”。

而语素的多义性，往往伴随着多功能性，“食”便是如此。再如“蜕”，意义不同，功能也不同。指“蛇、蝉等脱皮”，是动语素;指“蛇、蝉等脱下的皮”，是名语素。体现到构词中，不同的意义和功能就形成不同的结构，“蝉蜕”可以是主谓，也可以是定中。一个同分异构词，其构成语素往往是多功能的，如动兼形、动兼名、名兼形等。“品第”中的“品”，为名语素时该词是联合结构，指“等级地位”;为动语素时该词是动宾结构，指“评定高低，分列等次”。“褒称”一词，是“称”的动语素和名语素之别导致词的结构差异。

语素功能类别的典型性差异也会影响到同分异构词的构成。以动语素为例。动语素内部往往存在动作性强弱之别。一般而论，能构成“动宾-定中”类的动语素大多动作性较弱。动语素与名语素组合的优选模式是动宾关系，尤其是强动作性动语素构成的动宾关系，不易重新分析为定中关系。比如前文所举“捕食”一词，“捕”与名语素“食”构成动宾关系，与动语素“食”构成联合关系，但我们没有见到“捕食”的定中用法。在理论上说，“动-名”结构具有构成定中关系的可能，本文的语料中“动宾-定中”即是个最大的类。“捕食”没有出现定中用法，与动语素“捕”的强动作性不无关系。而弱动作性的动语素，给分析为定中关系增加了可能性。动作性弱主要体现在不能表示一个显著的物理过程，没有明显的可见动作。以“动宾-定中”类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动语素“包”为例。“包”有多个义项，在表示“用纸、布或其他薄片把东西裹起来”义时，是在具体时间段内发生的行为，动作性强。而在表示“约定专用”等义时，动作性较弱，在人们的认知中很难通过某个肢体动作来体现，尽管它仍可带宾语。这使得作为动语素的“包”增加了修饰名语素的可能性。同分异构词“包车、包饭、包伙、包房、包费、包机、包席、包桌”等的“包”均具有弱动作义特征。“包场”目前《现汉》第7版只收动宾一个义项，但也有发展出定中用法的迹象，如“我明天看老何的包场”一类用法在北京语言大学BCC汉语语料库中颇为多见。[1]由强动作义的“说”构成的动宾式合成词如“说法、说话、说谎、说理、说情、说事、说书、说戏”等便不见兼有定中结构的。语料显示，“动宾-定中”这个大类中，动语素往往不以表达某个强动作义参与构词，而以弱动作义参与构词。另外，当由动语素构成的词义具有泛指性时，动语素的动作性也随之弱化，如“雕花”，无论是表示一种工艺，还是这种工艺的作品，均具有泛指性，“雕”的动作性因而也不强。

2. 内部结构的关联性

同分异构词的两种结构，在类型特征、构成要素及其序次上须具有显著关联性。汉语的句法结构有多种，就可能性说可以有更多种组配关系，但事实并非所有的类型都可以成立，如“主谓-动宾”等类型，便未见用例。这主要是缺乏上述的这种关联性。事实上一个主谓结构的词形，不具有用作动宾结构的可能，这是构成语素功能制约之故;反之也一样。因而，也就不具备产生同分异构的条件。

再从分布看，内部各小类的使用极不平衡，“动宾-定中”一类独大，主要在于这一类在结构特征、构成语素及其排序上具有强关联性。事实上一个动宾结构的词形，多具有分析为定中结构的可能。这两种结构的一个显著共性，是后一语素均为名语素;而前一语素因认知的允准，动、名转指是十分常见的。构成要素的这一特點，就有利于结构的重新分析。以“定X”类词为例，同分异构者有“定案、定额、定稿、定格、定货、定价、定局、定量、定时、定位、定员、定址”等，后一语素“案、额、稿、格”等均为名语素，是动宾和定中结构的共同条件和显著特征，而“定”作为动语素的非典型性特征，又使双重分析的可能性得以凸显，因而均出现动宾和定中两种结构，便不足为奇了。还有形语素出现于这一位置的使动用法，如“肥田、富国、厚德”等，也增加了此类异构分析的可能。

（二） 外部条件

内部条件为同分异构词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但是最终得以形成，还需外部的动力，非此不能将可能变为现实。这种外部动力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 修辞动因的驱动

一种词汇现象的生成与演化，总是在修辞应用中发生的。修辞动因是决定这种生成与演化的关键力量。所谓修辞动因，是指在修辞旨意符号化过程中，为题旨、意图之有效达成而选择、创新语言符号的驱动力。它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又与表达者的旨意密切相关，影响和制约着语言符号的应用。同分异构词的形成，与修辞动因的驱动关系密切。举个生活中的例子，笔者有一次在朋友圈中发了一组“雨中遛狗”的照片，标题则用了“雨中牧狗”。人们熟知的“牧狗”指放牧的狗，是偏正结构，这里的动宾用法是一个临时创造。其修辞动因在于：达成形义匹配的陌生化和新鲜感，凸显小狗撒欢草地的场景性，同时体现主人闲适的“放牧”心情。显然这样的修辞目的，是“雨中遛狗”所不能达成的。“牧狗”的这种用法或许只是一次性的，但也说不定会被重复运用而流行开来，因为这种用法是有语言规则可循的。如果成为现实，那么语言中便多出一个同分异构词来。

下文所论“亲子”一词，在动宾式“亲子”之后，出现了偏正用法，这首先是源于特定情境中修辞动因的驱动。所举王充《论衡》例，作者因要区别于“兄之子”，必须有个相应的形式来指称亲生的儿子，于是既言简义明又切合题旨的偏正式“亲子”应境而生。而《淮南子》中的“亲子叛父”，用“亲子”能凸显两者关系之密，从而证明“为人上者”不能“爱而利”之后果。下文的分析也说明“亲子”联合结构的产生也与此相关。

2. 言语环境的影响

同分异构词的生成与演化，还依赖于言语环境。这包括修辞过程中所关联的外部社会文化语境、语用情境与上下文等。

社会文化语境是同分异构词形成的宏观背景，比如“状中-定中”类中的“电函”，只能出现于电信时代;而“特快”的状中结构较早出现，定中结构则在“特别快车”这一特定事物产生后才出现。结构变化受制于社会语境的变化。

语用情境与上下文对于同分异构词的生成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与制约。如“蝉蜕”，定中与主谓两种结构，就发生的先后说，主谓居先，定中在后。[2]主谓式“蝉蜕”指蝉脱皮，较早的用法是这一结构的比喻用法，比喻高洁或解脱，分别始见于西汉和六朝。[3]“蝉蜕”作为偏正结构用来指称蝉脱下的皮，从而形成同分异构，肇始于两宋。[4]如例（1）：

（1） 师游山见蝉蜕，侍者问曰：“壳在这里，蝉向甚麽处去也？”师拈壳就耳畔摇三五下，作蝉声。侍者于是开悟。（《五灯会元》）

“见”是体谓宾动词，其后的“蝉蜕”做主谓结构解似乎也讲得通，但下文“侍者”的问话限定此处只能做定中结构解。“蝉蜕”由主谓结构演化出定中结构的用法，显然受到特定情境与上下文的制约和催化。

从上例可见，同分异构词的形成对于上下文语境的依赖性往往较为明显。再如“哀歌”一词，做动词义为“悲哀地歌唱”，是状中结构;做名词义为“哀伤的歌曲”，是定中结构。从形成的时间看，动词用法先于名词用法。《庄子》有例：

（2） 为圃者曰：“子非夫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庄子·天地》）

定中结构的名词用法六朝已有用例，唐以后多见，例如：

（3） 是日吊花布野，奠酌联郊，哀歌吟而惨雾飞，需车动兮悲风起。（《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动词“吟”出现其后做谓语，以及“惨雾飞”结构的对应，限制了“哀歌”做状中结构理解的可能性。

3. 词汇系统的召唤

绝大多数同分异构词的出现，都与完善词汇系统以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有关。或者说词汇系统召唤着同分异构词的出现。比如“动宾-定中”类同分异构词，有不少是动宾式表示行为，偏正式表示行为的结果，两者在语义上密切关联。这类词往往是表行为的义项先形成，表结果的义项后形成，比如“包车、拨款、谏言、贬官、复函”等。当一个表行为的词出现后，语言实际应用中往往需有表现这个行为结果的词语以补其缺，而在原有词形的基础上改变其构词方式以实现转指，是最为便捷而有效的方法，作为行为的动宾式“包车”，当需要表达其结果时，用偏正式“包车”，是再合适不过了。这种需要，既关乎题旨，也关乎系统。再如“状中-定中”类，其构成一般是“状中”出现在前，“定中”出现在后，状中结构多表现一个行为，定中结构通常也表现这个行为的结果。有了行为，在系统上就有表现行为结果的需求。同样的道理，借助转指的方式来表现行为与结果的关系，是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如“鄙称”的状中结构表行为，是“鄙视地称作”，定中结构表行为结果，是“鄙视的称呼”，转指用法简洁精准，弥补缺位，比用他词更为简便。

“亲子”一词也可从系统召唤的角度来认识。有了“亲父、亲母”，尚缺与之相应的亲生儿子的表达形式，这个缺位召唤着偏正式“亲子”的出现，之后还出现了“亲孙”等系列词语，也是这个道理。就“亲子”的联合式而言，其实也存在系统空位，先行出现的“父子、母子”，还有“父女、母女”等，缺乏一个上位的概括形式，这种需要，召唤着联合式“亲子”的出现。下文所引俞平伯之文多处出现“亲子”，显然不能换作“父子”等。现在学校教育中家长与孩子的互动，通常说“亲子互动”，“亲子”一词，显然很难用别的形式来替换，因为它包含了“父子、母子、父女、母女”等多种具体互动形式;在这一表达形式中甚至突破了“亲子”的“父母与子女”的限制，包含了其他亲属关系，如“祖孙、叔侄”等。

三、 同分异构词的形成机制

本节从两个方面来讨论同分异构词的形成机制。

（一） 潜构的显性化

“语言潜显理论”认为，语言世界存在显性世界和潜性世界。所谓“显”指的是显现在表层的、现实的状态，所谓“潜”指的是潜藏在深层的、可能出现的状态。“凡是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过的语言现象，就是显性语言现象。而在此之前还没有出现过的东西，则是潜性语言现象。语言的一个完整概念应当是：‘语言（A）=显语言（AX）+潜语言（AQ）’。”“显语言”与“潜语言”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关系。两者之间既有对称性，也有不对称性。（王希杰 1996）219这一观念为语言的历时演变提供了全新的观察与思考的视角。“所谓语言的发展，并不是无中生有，而只不过是潜性语言显性化，而语言的消亡，便是显性语言的潜性化。”（王希杰 1994）一个词之所以能够衍生出新的形式、意義、功能、结构等，是因为语言中的词除了显性部分外，原本就存在着隐性部分，它让新的形式、意义、功能、结构等的出现具备了可能性。这一认识，为我们探讨同分异构词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途径。

历史地看，同分异构词多经历了一个由单构到复构的过程。一个复合词，产生之初，往往是单义也是单构的，复义和复构是在使用过程和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前举“甲兵”一词由联合结构发展出定中结构便是如此。在联合结构单用阶段，定中是一个隐性结构。在时间轴上这是一个由潜到显的过程。以此去检验各同分异构词的生成，便可发现，这个过程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

下面再以“亲子”为例，来分析同分异构词潜构显化的过程。《现汉》第7版“亲子”列有三个义项：

亲子 ① 名人或动物的上一代跟下一代的血缘关系，也指父母与子女。② 名亲生子女，特指亲生儿子。③ 动指父母对子女进行培养教育。

其结构分别是联合、定中和动宾。但这三个不同结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在先秦时期，“亲”与“子”分别都是独立的词。“亲”既有动词义，也有名词义。基本的动词义为“爱、至爱”。[5]基本的名词义为“父母”，可以偏于父或母。[6]“亲”与“子”做双音合成使用较早见于《礼记》：

（4） 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礼记·表记》）[7]

显然，这里的“亲”是动语素，含“爱”但不限于“爱”，有“关照、对待”之意，“亲子”为动宾结构。《汉语大词典》中没有收入这一结构的义项。《现汉》第7版的义项③与之相近，也是动宾结构，但语义不尽相同，当是由这一用法发展而来的。《礼记》例尚处于词汇化的初始阶段，词化程度还不高，但已呈现“亲子”之最初的结构。“亲子”的动宾用法，与先行出现的“亲民”（《管子·形势解》）、“亲仁”（《论语·学而》）、“亲亲”（《诗经·小雅·伐木序》）等“亲×”类动宾结构复合词的类化，不无关系。但这种用法，在古代和近代汉语中并不常见。

两汉时期，出现“亲子”的偏正用法，这与“亲”的隐性义“亲生、嫡亲”的显性化有关：

（5） 弗爱弗利，亲子叛父。（刘安《淮南子》）

（6） 临淮许君叔亦养兄孤子，岁仓卒之时，饿其亲子，活兄之子，与子明同义。（王充《论衡》）

“亲子”的偏正用法，也与先行或同时代出现的“亲父”（《庄子·寓言》）、“亲母”（《淮南子·齐俗训》）这一语义场的聚合效应有关。在古代和近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和用法占主导地位。

“亲”表父母义在先秦就已经普遍使用，因而“亲子”隐性的联合关系在造词之初就已存在。但事实上联合结构的“亲子”相对较晚才出现。《汉语大词典》所收“父母与子女”义的例句来自许地山和谢觉哉的文章。不过，我们在唐代佛经中检得例（7）：

（7） 楚宣宗家大富，有三男二女。小男遭病顿卒，宣发痴狂，裸身叫走一月余。时大兴国寺有沙门慧超，安慰宣宗云：“生涯无常，父子永不存。谁人常住不变，亲子相见？若欲再相见，当为造法华经。”宣公欢喜，为书法华。（《法华传记·唐并州司马楚宣宗十四》）

例（7）中的“亲子”，当是“父亲与儿子”之意，是联合结构。这里慧超使用“亲子”一词，意欲凸显宣宗的父子亲情，而话语情境和上文语境让这一意义显得十分自然，显然是修辞动因和言语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不过这种用法在近代汉语中同样极少见到，真正使用开来是在现代汉语中。现代的例子如例（8）：

（8） 古人主张“君父一体”，又说“齐家而后治国”，用专制势力，遮没它的真相。就亲子的关系去推行专制，本很容易。（俞平伯《我的道德谈》）

可见，“亲子”一词的发展，经历了从单构到复构、潜构到显构的演变过程。“亲子”一词在《现汉》第3版只收录义项①，从第5版中开始增收了另两个义项，但这并不表明语言发展的逻辑过程。恰恰相反，从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出，它们的演变顺序应该是③、②、①。

词的隐性结构，只有在外部条件成熟之时方能显现，因此同分异构词几种结构的出现一般是有时间先后的。《现汉》不同版本的变化，对于我们观察这种潜义显化过程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比如“编码”，第1—第4版只收录动宾一个义项，第5版始增收定中义项;“备料、晒图”，第1—第5版只收录动宾一个义项，第6版始增收定中义项;“彩绘、惨变、痴想”，第1—第2版只收录定中一个义项，第3版开始增收状中义项。当然，这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义项出现的先后。逐个观察，你会发现，有的义项也许早已出现，词典收入滞后了，有的甚至哪个义项在前也值得再研究。比如“初版”一词，第1—第2版收入定中义，第3版开始增加状中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义项出现的实际先后，第3—第7版均将状中义列为义项①是合理的。要准确全面反映潜构显化的过程，必须逐个研究。

从单构到复构、从潜构到显构，是同分异构词生成的机制。但历史地看，既有的同分异构词也会因社会文化语用因素的变化而出现显构潜化的情况。考察“败家”一词会发现，上古时指“使家族、家庭破落”，为动宾用法，《孟子》中有例，中古时发展出“覆亡的家族”义，是定中结构，成了同分异构词，二义均见于《汉语大词典》。但在《现汉》第7版中只收动宾一个义项，这是因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所致，现代汉语中后一义项已不太使用，反映了语言的衰变。

同分异构词的潜构显化，往往受制于异构所表现的对象在认知上的关联性，词的不同结构所呈现的认知对象通常在语义性质上相近、相关，如动作与受事、动作与结果、动作与工具、动作与方式、分体与合体、名物与性状、行为与性状等。同分异构赖以形成的手段是重新分析，而重新分析便意味着相同构成要素的异配，因而区别中必然有联系。

考察潜构显化现象可以发现，有时显性结构会对隐性结构的出现产生抑制。比如“冬至”一词，由于“至”的多义性，便有主谓（冬天来了）与定中（冬之至）两种分析的可能。既有的显性用法是定中结构。[8]尽管“冬至”存在分析为主谓结構的可能，但始终未分化出与定中义不同的一个独立义位而形成同分异构词。“夏至”一词与之相类。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与“冬至”一词（“夏至”也一样）的专名化和高频使用有关，这在客观上抑制了主谓结构的显性化。至于“冬至”与“夏至”将来是否也有可能发展出主谓用法，这也不能绝对而论，最终取决于语用需求。

（二） 句法的词汇化

上古汉语中单音词占优势。复合词的优势地位是由上古经中古到近代逐渐形成的。在复合词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其构成明显地受到句法结构的影响。正所谓“今天的词法曾是昨天的句法”（Givón 1971）。朱德熙（1982）32就曾说：“汉语复合词的组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和句法结构关系一致的。句法结构关系有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等等，绝大部分复合词也是按照这几类结构关系组成的。”朱先生对于汉语的观察似乎恰好验证了Givón的论断。尽管从句法结构的词汇化视角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阐释和验证，[9]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10]但汉语的基本事实是支持这一论断的。本文的观察也从一个侧面做出了验证。

我们认为，从某种角度看，同分异构词的形成，是句法结构词汇化在词汇层面的特殊呈现。其特殊性在于，同分异构词是双重（或多重）句法结构词汇化的结果。以“动宾-定中”类而言，其构成正对应于这两种基本句法结构。就动宾关系说，“贷款”类的动作+受事宾语、“飞人”类的动作+施事宾语、“蹦床”类的动作+处所宾语、“塑像”类的动作+结果宾语、“跳绳”类的动作+工具宾语，无不对应于句法结构的相关类型;而动名式定中结构，则显然是由动词+名词的偏正句法结构词化而来。这类词的词汇化，是经由两种结构的交互作用固化而成。从整体看，汉语同分异构词主要是五种基本句法结构分别组配的词汇化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古汉语中有一些特殊的句法现象，在同分异构词的产生中，具有特别的作用。比如形容词的使动用法，是上古汉语的一个重要的句法现象。尽管汉语形名组合的优势模式是定中关系，但在上古汉语中因使动的句法作用，也常表现为动宾关系。这种句法上的使动用法，经词汇化途径会在词法层面保留下来，与定中关系并存。如“富国”，“富”为“财产多”，与“国”构成定中结构是一种优势组合;但“富”做使动用法时，与“国”又可构成动宾结构。这两种用法在先秦都是常用的。下面两例出于《管子》：

（9） 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治国》）

（10） 是故治国有器，富国有事，强国有数，胜国有理，制天下有分。（《制分》）

例（9）中是定中结构，意为“富足的国家”;例（10）中是动宾结构，意为“使国家富足”，“富”是使动用法。这种句法现象，经由词汇化便留存于词汇层，沿用到现代汉语。再如“黑脸、厚德”也一样。这种用法，也存在于不及物动词，如“倾城”：

（11） 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

（12） 倾城远追送，饯我千里道。（晋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

例（11）孔颖达疏：“若为智多虑之妇人，则倾败人之城国。”不及物动词“倾”为使动用法，“倾城”是动宾结构，意为“使城国倾覆”;例（11）“倾城”是定中结构，意为“全城，满城”。汉语中类似情况还有“丰乳、丰胸、肥田、红脸、平地、强国、正音、正字、正误、清心、败军、活命、亡国、鸣鞭、折光”等。这都是形容词、不及物动词使动用法之句法现象在词汇层面的留存。

古汉语中名词做状语的句法特点，同样影响到同分异构词的产生。先看“状中-定中”类的例子，如“枪战”，因为“战”具有名、动兼类的特点，做名语素时，“枪”为定语，而做动语素时，“枪”活用为状语，这就形成状中与定中式同分异构。“板书、电函、手书、手记、网评、法治、笔记、地书、理疗、库藏、轮渡、屏障、野餐”等均屬这种情况。再看“状中-联合”类的例子。如“屏蔽”，可分析为状中结构，是动词，意为“像屏风似的遮挡着”，也可分析为联合结构，是名词，意为“屏障”;[11]“背负”可分析为状中结构，意为“用脊背驮”，也可分析为联合结构，意为“担负”。还有“主谓-状中”类。如“波荡、波动”，“波”既可为主语，亦可为状语。以上各种兼类中的状中结构，都是古汉语名词做状语的句法现象在词汇层面的留存。

汉语中动补结构的产生有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句法结构的衍生，也在词汇层面留下印迹，对于同分异构词的形成产生影响。比如“扑灭”一词，《现汉》第7版：

扑灭 动①扑打消灭：扑灭蚊蝇。②扑打使熄灭：扑灭大火。

义项①是联合结构，义项②是王力所谓的使成式，即动补结构，为同分异构词。

“扑灭”在《尚书》中就已出现：

（13）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尚书·盘庚》）

这个“扑灭”就有学者认为是动补结构，这意味着持论者主张动补结构在先秦就已产生。[12]

但这种观点遭到不少有力的质疑。王力（1958/1980）403-409便持否定意见，他说：“我们讨论使成式，首先应该撇开那些似是而非的情况。”他认为《尚书》中的“扑灭”还有《史记》中的“扰乱”等，都是两个动词并列的结构。太田辰夫（1958/2003）194也持否定观点，认为“扑灭”“是等立的复合动词，而不应认为是使成式复合动词”。蒋绍愚（1999）327则指出：“不能以今律古，简单的认为现代汉语中‘扑灭’是动结式，所以《尚书》中的‘扑灭’也是动结式。”这是有道理的。动补结构的产生尽管存在较大争议，[13]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产生于六朝的观点得到了更多的支持。[14]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秦汉时期所使用的“扑灭”当属于联合结构。其动补结构用法，是在六朝特别是唐五代之后动补结构普遍使用时，通过类推机制的作用逐渐演变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联合结构的用法并未完全消失，《现汉》第7版中义项①的用法正是对古代汉语联合用法的延续。可见，汉语动补结构演变，对于同分异构词的形成，具有内在的影响。

综上所述，同分异构词是汉语中较为特殊的一种词汇现象。它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动宾-定中”是优势格式。它的产生受制于语言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因素：内部因素主要有构成语素的多义性与多功能性、内部结构的关联性等;外部因素主要有修辞动因的驱动、言语环境的影响和词汇系统的召唤等。潜构的显性化与句法的词汇化是其形成的重要机制。

附 注

[1] “包”的强动作义在动名结构中也见到例外，如“包巾”一词，“包”属强动作义，但未与其后的名语素组合为动宾结构，却构成了定中结构。这是因为“巾”的语素义的限制，按常识“巾”是包之物，而非所包之物，故“包巾”不具备构成动宾的语义基础，只能理解为定中，通常指“裹头用的纺织物”。

[2] 《现汉》第7版把定中结构列为义项1，把主谓结构列为义项2，把常见义排在前面，书面义排在后面，这并不代表形成时间的先后。

[3] 较早的例子见于《楚辞》：“济江海兮蝉蜕。”（王褒《九怀》）比喻脱离浊秽获得新生，有自况高洁之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之“蝉蜕于浊秽”用法相近。后世文献中多用来表羽化仙去，比喻解脱。如“癸丑己时，华阳洞陶先生蝉蜕於茅山朱阳馆。”（《全梁文·华阳陶先生墓志铭》）最初为比喻用法，因唐宋后复现率高，逐渐词化。

[4] 《汉语大词典》举了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例子，显然采例偏晚了。

[5] 《说文》：“亲，至也。”段玉裁注：“情义恳到曰至。”《孟子·滕文公上》：“亲其兄之子。”赵岐注曰：“亲，爱也。”

[6] 《孟子·尽心上》“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亲”即指父母。

[7] 例中所引为孔子之语。孔颖达疏：“父之于子，若见贤者则亲爱之，若见无能者则下贱之”“母之于子，见贤者则亲爱之，见其子无能者则怜爱之”。

[8] “冬至”一词一直存在两种分析的争议。蒋绍愚（2015）79-80先生指出，“冬至”的构词，应该是定中式，是“冬之至”之意。

[9] 施春宏（2017）通过探讨结构内部的类型多样性和复杂性，来进一步考察一致中的差异，同构中的异构，进而阐释句法结构词法化、词法结构词汇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问题，颇有启示。

[10] 在句法结构与词法结构的关系上，有一些学者更强调词法的独立性、灵活性以及与句法的差异性，如王宁（2008）、周荐（2004）、李运富（2010）等。

[11] 作为名词的“屏蔽”，两个语素是近义的，《玉篇·艸部》：“蔽，障也。”《史记·苏秦列传》：“韩、魏，赵之南蔽也。”

[12]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为数不少，如余健萍（1957）、周迟明（1958）、杨建国（1959）、潘允中（1980）、王锳（1982）、何乐士（1984）等。

[13] 有“先秦说”“汉代说”“六朝说”“唐代说”等多种说法。

[14] 蒋绍愚（1999）、志村良治（1995）、梅祖麟（1991）等均持类似观点。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现代汉语（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 冯志伟.中文科技术语中同形歧义结构的判别方法，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1996（1）.

3. 何樂士.《史记》语法特点研究. //程湘清主编.两汉汉语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4. 胡裕树.现代汉语（重订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5. 蒋绍愚.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 //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 蒋绍愚.汉语历史词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7. 李运富.论汉语复合词意义的生成方式.励耘学刊（语言卷），2010（2）.

8. 刘桂华.古汉语同形异构语词及其辨析.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8（1）.

9. 梅祖麟.从汉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兼论中古时期起词的施受关系的中立化.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十六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0. 潘允中.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中国语文，1980（1）.

11. 施春宏.汉语词法和句法的结构异同及相关词法化、词汇化问题.世界汉语教学，2017（2）.

12.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修订译本）.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8/2003.

13.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58/1980.

14. 王宁.汉语双音合成词结构的非句法特征.江苏大学学报，2008（1）.

15. 王希杰.语言本质的再认识.云梦学刊，1994（2）.

16.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7. 王锳.云梦秦墓竹简所见某些语法现象.语言研究，1982（1）.

18. 杨建国.补语式发展试探.//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论集（第3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

19. 余健萍.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论集（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57.

20. 赵彩红.“烙饼”类同形异构复合词“潜标记”转指的认知.辽宁科技大学学报，2010（2）.

21. 赵彩红.现代汉语同形异构复合词考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3）.

22. 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23. 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4. 周迟明.汉语的使动性复合动词.文史哲，1958（4）.

25. 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26. Givón T.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An Archaeologist’s Field Trip.Chicago Linguistie Society，1971（7）：394-415.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杭州 32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