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对近几十年来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进展做了概览，并对未来的发展做了展望。概览部分述评了汉语历史词汇学领域重要的通论及理论性专著、常用词演变研究、词典编纂以及历史文献语料的整理、选择和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着重讨论了常用词演变的研究。展望部分强调了夯实基础和更新观念的重要性，夯实基础主要是加强语料建设，更新观念则提出了语文学和语言学互给的“新语文学”研究理念。在此基础上列出了10项值得期待的研究课题。

关键词 汉语历史词汇学 汉语词汇史 常用词 词典 文献语料 新语文学

蒋绍愚（2010）认为：“汉语历史词汇学包括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古汉语同源词、同义词的研究，常用词演变的研究，近代汉语俗词语的研究，音义关系的研究，词汇和文化关系的研究，以及有关汉语历史词汇的理论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本文采用这一观点，以“汉语历史词汇学”作为学科名称来统攝相关的研究。

一、 回 顾

（一） 通论及理论性专著

已出版的汉语历史词汇学专著中，重要的可以分出以下三类：通论性著作、分期词汇史著作和结合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性著作。

初期通论性著作中，王力（1958/1980，1990/1993）搭建起了汉语词汇史的基本框架，影响深远。此后，有两部通论性专著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史存直（1989）和潘允中（1989）。二书各有专擅，但均属“概要”性质，主要是提纲挈领地勾勒了汉语词汇发展历史的轮廓。此外，向熹（1998/2010）也值得一提。该书在写法上采用分段（上古、中古、近代）叙述的方法，是明显不同于之前的其他同类著作的一个特点。以上三种汉语词汇史著作具有明显的继承发展关系，基本格局是由王力（1958）奠定的。需要特别指出，张世禄在二十世纪中期完成的汉语词汇史讲义，即已采用上古、中古、近代分段叙述的方法。该书直到近年才出版（张世禄 2020）。

蒋绍愚（1989/2005）是颇具理论性的通论性著作，该书对传统词汇学的研究做了系统化的构建，同时结合具体实例指出，汉语词汇系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考察：义位的结合关系;词在语义场中的关系;词的亲属关系。对后来的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和引领作用。蒋绍愚（2015）是第一部以“汉语历史词汇学”命名的理论著作，搭建起了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基本框架，全书共八章：字和词，构词法、造词法和词汇化，词义和词义的分析，词义的发展和演变，同义词和反义词，词汇和语音、语法的关系，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词汇与文化。内容涵盖了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该书“较多地吸收了现代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作者运用新的理论，吸收学界的最新成果，结合汉语实际，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新见，为今后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最近出版的汪维辉（2021b），吸收了以往论著的框架和观点，同时融入了作者的研究心得。全书包括：意义和词的关系、基本词汇的演变、历代特色词汇描写、外来词汇的借入和吸收、构词法的发展、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发展变化、汉语词汇演变的总体趋势和基本规律。

分期词汇史专著主要有两部，分别是专论上古汉语词汇发展的徐朝华（2003）和专论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王云路（2010）。徐朝华（2003）重点论述了上古汉语时期汉语词汇的发展、词义的发展变化和构词法的发展。王云路（2010）比较全面地讨论了中古汉语词汇史的各方面，是目前最为详尽地阐述中古汉语词汇史的著作。

从前文对10种汉语历史词汇学专著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汉语历史词汇学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而又庞杂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11个方面：（1） 基本词汇;（2） 同源词和滋生词;（3） 同义词和反义词;（4） 成语、谚语和典故;（5） 借词和译词;（6） 概念变了名称（词的历史替换）;（7） 词变了意义（词义的演变）;（8） 构词法;（9） 词汇和语音、语法的关系;（10） 社会发展和词汇发展的关系;（11） 汉语词汇对周边语言的影响。

汉语词汇史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历代的文献资料，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以前者为主），必要时也会利用方言资料和域外资料（主要是日本、韩国、越南的汉籍和日、韩、越语中的汉语借词）。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目标主要是阐明汉语口语词汇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内在规律，因此大多数学者在材料的选取上比较注重口语性（当然是以真实可靠为前提）。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用归纳法，即根据文献用例概括基本的语言事实，在此基础上总结汉语词汇历史演变的若干规律。不过，关于汉语词汇演变的规则和规律，目前知道的还不多。

一些汉语历史词汇学著作在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较突出的除了上文提到的蒋绍愚（2015）之外，还有董秀芳（2002/2011）。该书是国内系统论述汉语史上“词汇化”问题的第一部著作。该书指出：“双音词有三类主要历史来源，一是从短语降格而来，二是从由语法性成分参与形成的句法结构中衍生出来，三是从本来不在同一个句法层次上的跨层结构中脱胎出来。其中，从短语降格而来的双音词最多。”书中对五类短语成词的难易程度（有些短语类型比另一些短语类型更难成词）、双音词的历时发展特点与词化程度等级及其序列（以动词性并列式双音词的历时发展为例，存在四个阶段和相应的四个等级）等问题都有深入的讨论。作者用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来处理词与短语的分界，较好地解决了这个一直困扰汉语学界的老大难问题。

（二） 常用词演变研究

词汇演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词是怎样变了意义的”和“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两个方面。（王力 1980）565-587“词是怎样变了意义的”大体相当于符意学（semasiology）层面的演变，或是词汇意义的创新（innovation）;“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则大体相当于定名学（onomasiology）层面的演变，或是词汇形式的更新或更替（renovation）。

从传统训诂学发展到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历史词汇学，常用词的研究在其中显得格外重要。正如张永言、汪维辉（1995）411所指出的：“常用词大都属于基本词汇，是整个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词汇史的研究不但不应该撇开常用词，而且应该把它放在中心的位置，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汉语词汇从古到今发展变化的主线理清楚，也才谈得上科学的词汇史的建立。”“词汇的更替尤其常用词的更替，是词汇定名学演变的重要方面，也是近年来汉语词汇史研究着力甚多、成果丰硕的研究领域，其中汪维辉（2000/2017，2018b）是这类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吴福祥 2019）7本节重点介绍汉语常用词更替研究方面的进展，兼及其他。

一般来说，常用词“主要是指那些自古以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经常会用到的、跟人类活动关系密切的词，其核心就是基本词”（汪维辉 2000/2017）11。核心词“就是表示核心概念的那些词”（汪维辉2018b）3。这几个术语各有侧重，涵盖的范围也不尽等同;但人们在从事具体的研究时，并没有实质性的纠纷。正如“Swadesh词表（Swadesh list）”（Swadesh 1952，1955）在不同文献中的叫法互有差别，如基本词汇（fundamental vocabulary）（Pagel et al. 2007;Pagel & Meade 2018）、核心词汇（core vocabulary）（Rácz et al. 2019）等。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研究者理解的差异，但具体研究对象实际上并无二致。因此，本文在梳理既有的研究时，不做严格区分。

1. 常用词更替实例的调查

汪维辉（2007a92，2018b）31-32指出：“在词汇史研究中，揭示语言事实的真相是首要任务。”“在现阶段，扎扎实实地把一批常用词的演变史实描写清楚是首要之务。”“只有在对词汇演变的史实作出充分而可靠的描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解释演变的模式、原因和机制等等。”令人欣喜的是，近二三十年来，经过学界同行的共同努力，汉语词汇史尤其是常用词更替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其中最突出的当数对诸多演变个案所做的扎扎实实的描写。下面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做一述评。

（1） 常用词更替的历时描写研究

王力（1962/1999）、王凤阳（1993/2011）对汉语常用词的历时更替做了比较全面的描写。此后，张永言、汪维辉（1995），汪维辉（2000/2017），汪维辉（2018b）等系列研究将这一领域推向了“深耕细作”的阶段，精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往。综观这些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历时更替的深入描写。张永言、汪维辉（1995）讨论了“目/眼”“视/看”

“寒/冷”等8组同义词在中古汉语时期的变迁递嬗情况。汪维辉（2000/2017）详细描写了东汉至隋这近600年间41组常用词（名词10组，动词21组，形容词10组）的历时演变情况。该书对汉语历史词汇学学科的基础建设具有推动意义，此后学界出现了一股常用词演变研究的热潮，推动汉语历史词汇学学科逐渐充实和丰富起来。该书的考察对象是实词，关于虚词演变和词汇演变的更多规律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2） 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考察

第二阶段是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相结合的考察。正如方言地理学所提倡的，共时方言的分布状态是历时演变的积淀。汉语拥有悠久而未曾间断的历史，方言分布错综复杂，两者的结合给词汇史研究提供了极佳的材料。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逐渐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但真正结合得好的精深扎实的个案调查其实并不多见。汪维辉（2003）对“说（say）”义词的现状和历史的调查以及汪维辉、秋谷裕幸（2010，2014）对“站立”义词和“闻/嗅”义词的现状和历史的调查，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最近出版的

汪维辉（2018b）是这方面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该书通过翔实的调查呈现出了汉语100核心词的现状和历史。这100核心词（概念）表的设计以“Swadesh词表（Swadesh list）”作为底本，并根据汉语实际做了少量调整。选词和调整的原则跟Swadesh（1952）457基本一致。[1]全书分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代词和副词六类进行论述。每个词条包括“音”“形”“义”“词性”“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历时演变”“方言差异”“小结”等项。

书后有三个附录。附录一是作者近年来的几篇相关论文，附录二是“100核心词历时演变简表”，附录三是“100核心词方言分布简表”。

该书对历史词汇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当然，也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第一，该书采用的现代方言材料大多来自现有的方言词典，不是实地调查得到的第一手资料。第二，尽管已經设置了适当的特征和考察角度，如组合关系、聚合关系以及相关的语义特征等，但由于工程庞大，有些项目尚可进一步合理化和精细化。

2. 汉语常用词演变的稳定性等级

一般来说，常用词是相对稳固的，不易发生变化。常用词的稳固性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寿命长、变化慢、借用难。（汪维辉 2015）但是，常用词内部成员之间在稳固性的表现上是参差不齐的。汪维辉（2018b）根据历时的稳定性和共时的一致性，提出了一个词汇稳定性等级（scale of vocabulary stableness）。汉语100核心词在这个等级上大致可以划为四级（tier），一级稳定性最高，一致性最强，往后依次递减：

一级词（23个）：血（blood）、手（hand）、心（heart）、肝（liver）、鱼（fish）、角（horn）、

水（water）、雨（rain）、地（earth）、山（mountain）、云（cloud）、烟（smoke）、灰（ash）、来（come）、坐（sit）、飞（fly）、大（big）、白（white）、黄（yellow）、热（hot）、新（new）、一（one）、

二（two）;

二级词（32个）：人（person）、男（man）、女（woman）、骨头（bone）、头发（hair）、耳朵（ear）、鼻子（nose）、牙/牙齿（tooth）、舌头（tongue）、虱子（louse）、尾巴（tail）、爪子（claw）、种子/

种/子（seed）、叶子（leaf）、月亮（moon）、星星（star）、石头（stone）、沙/沙子（sand）、火儿（fire）、

名字/名儿（name）、死（die）、杀（kill）、游泳（swim）、多（many）、小（small）、长（long）、黑（black）、圆（round）、我（I）、你（you）、谁（who）、不（not）;

三级词（14个）：皮（skin）、肉（flesh）、膝盖（knee）、鸟（bird）、狗（dog）、羽毛/毛（feather）、路（path）、夜/晚上（night）、看见（see）、知道（know）、烧（burn）、少（few）、绿（green）、干（dry）;

四级词（31个）：脂肪/油（grease）、头（head）、眼睛（eye）、嘴/嘴巴（mouth）、脚（foot）、脖子（neck）、肚子（belly）、乳房/嬭（奶）（breast）、蛋（egg）、树（tree）、根儿（root）、太阳（sun）、喫（吃）（eat）、喝（drink）、咬（bite）、听见（hear）、睡（sleep）、走（walk）、躺（lie）、站（stand）、拿（hold）、给（give）、说/讲（say）、红（red）、冷（cold）、满（full）、好（good）、这（this）、那（that）、什么（what）、全/都（all）。

当然，这是一个大概的分类，各级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但我们可以据此看出大体的倾向。在这100核心词中，一级词约占1/4，这类词在义项和用法上也存在地域和时代的差异，但几千年来它们的能指、基本意义和语法功能等基本上没有改变，而且具有“唯一性”，即表达这个概念在汉语史上和现代方言中都只有一个词，没有第二个对

等词。

二级词在词形上略有变化或者不像一级词那样具有“唯一性”，但其词根自古以来没有改变，仍能判定为同源词（cognate）。因此二级词也属于核心词汇中的稳定层。

三级词和四级词反映了核心词的可变性，尤其是四级词，“能指”在历史上都发生过新旧替换，方言分歧也非常大，是最缺乏稳固性和一致性的一类。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词虽然很早就发生了新旧替换，但是旧词的生命力很强，并没有在方言中完全消失。比如“狗”对“犬”的替换过程大概在上古汉语末期（西汉后期）就已经完成，但是方言中还有不少地方保留了“犬”，主要是闽语、吴语等。

核心词的稳定性等级还可以做跨词类的比较。根据汪维辉（2018b）的考察，名词的词义比较明确，且稳定性强。在这100核心词中有53个名词，其中古今基本没有变化的就有36个。数词也极其稳定，汉语里从一到十的基数词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相反，动词的词义往往具有模糊性，且容易变化。在20个动词中，古今基本未变的只有5个，其中能列入一级词的仅有3个。形容词的词义也有较大的模糊性和主观性，但一些基本的形容词稳定性比较强。汉语的代词是容易变化的一类，6个代词中划入四级词的有“这、那、什么”3个，还有3个“我、你、谁”归入二级词。

3. 汉语常用词演变的基本类型

根据演变的情况，汉语100核心词可以大致归纳为四种基本类型。（汪维辉 2000/

2017，2018b）简述如下。

（1） 稳定少变型

稳定少变型的词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的特点，即从古到今很稳定，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在现代方言中也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它们是汉语核心词中最稳定的部分，可以称为“泛时空词”。（汪维辉 2006）

严格来说，一个词的所有义项和用法（词汇语义、形态句法、语篇语用）在历史上完全一成不变的情况几乎是不存在的。汉语里“火”这个词是比较典型的，能指几千年未变，连引申义古今南北也有不少是相同的，而且“火”也是唯一古今都兼具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种词性的一个核心词。因此，这里说的稳定少变只是相对而言。

稳定少变型核心词中，名词占比最大，有“人，血，手，心，肝，鱼，角，水，雨，地，山，云，烟，火，灰”等15个。动词数量很少，只有“来，飞，坐，死”等少数几个算得上。形容词有

8个：大，长，黑，白，黄，热，新，圆。100核心词中的数词“一”“二”也都是。

（2） 归一型

指在上古汉语中表达某个概念有两个以上的词，到现代汉语只剩下其中的一个。例如：名词（3个）：皮，肉，牙。最终胜出的那个词形都发生了上位化。动词（1个）：游泳。形容词（2个）：多，绿。代词（3个）：我，你，谁。

（3） 双音化但词根未变型

这一类词大多采用加缀法构成双音词。例如：

名词：男→男人/男子，骨→骨头，发→头发，耳→耳朵，鼻→鼻子，舌→舌头，膝→

膝盖，乳→乳房，虱→虱子，尾→尾巴，羽/毛→羽毛，爪→爪子，种/子→种子，叶→叶子，

月→月亮，星→星星，石→石头，沙→沙子，名→名字/名儿。

动词：见→看见，知→知道。

（4） 历时更替型

指同一个概念在不同时代用不同的词来表示，新词对旧词发生过历时替换。这一类在100核心词中约占1/3，是词汇史研究需要探讨的核心课题之一。例如：

名詞：膏/脂/肪→油/脂肪，首→头，目→眼/眼睛，口→嘴/嘴巴，足/趾（止）→脚，领/颈/项→脖子，腹→肚子，犬→狗，卵→蛋（弹、鴠），木→树，本→根儿，日→太阳，夜/夕→晚上。

动词：食→喫（吃），饮→喝，啮（齧、囓）/龁/噬→咬，闻→听见，寝/寐/卧/眠→睡，行/步→走，卧→躺，立→站，执/持/秉/握/将/把/捉→拿（拏），与/予→给，言/语/

云/曰/谓/道/话→说/讲，燃（然）/焚/燔→烧。

形容词：寡→少，赤/朱→红，寒→冷，盈→满，良/善/吉/佳→好。

代词：此/是/斯/兹→这，彼/夫→那，何/胡/奚/曷→什么。

副词：皆/咸/悉/佥/胥/尽/俱（具）/均/总→全/都。

此外，还有一些不能归入上述四类的类型，比如并存型（路/道;干/燥）、避讳改音型（鸟）等。

4. 汉语常用词变与不变的动因

从上面的调查可以看出，汉语常用词有的非常稳固，历久未变，有的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有的常用词尤其是核心词会稳固不变，而有的却容易变化呢？

（1） 常用词为什么会稳固不变？

要对以上两个问题做出圆满的解释是十分困难的。对于常用词之所以具有稳固性，汪维辉（2015）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1） 重要性;（2） 常用性;（3） 易知性;（4） 封闭性。

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们总是希望日常交际中重要的范畴和形式稳固不变。常用性这一条跟近年来通过大数据调查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Pagel et al.（2007）717调查了200核心词（意义）（Swadesh 1952）在英语、西班牙语、俄语和希腊语四个大型语料库中的对应表达，结果显示：就这200核心词来说，使用频率越高变化速度越慢，使用频率越低变化速度越快。（Across all 200 meanings，frequently used words evolve at slower rates and infrequently used words evolve more rapidly.）换言之，越常用，越稳固。

易知性是指“音义结合度/语义感知度”高，常用词或基本词一般都是“易知性”最高的，它们在人们的语感中是最熟悉、最容易感知的音义结合体。易知性大体相当于高可及性，即人们在组词造句时一下子能想到的音义结合体。封闭性是指每个义位（概念）成员有限，通常只用一个词来表达，有两个词的不多，三个以上的则几乎没有。常用词义位（概念）成员有限，相当稳定。

（2） 常用词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既然常用词具有很强的稳固性，那么它们为什么会变化？为什么会发生新旧更替呢？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值得引起重视。（汪维辉2000/2017，2015，2018b）

（1） 同音竞争。如果两个不同的常用词发音相同，就会导致表意不明确，妨碍通畅的交际。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其中一个被别的词形替代。汉语中“头”替换“首”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首”与“手”上古和中古都同音，分布相似，容易产生同音冲突，导致表意不明晰，所以后来用“头”替换了“首”。

（2） 避讳。避讳是中国历史上长久存在的重要文化现象，在汉语词汇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一些常用词发生新旧更替就是由避讳导致的。表示egg义的“卵”有一个义项指男性的睾丸，于是后来改用了“蛋”;表示bird义的“鸟”还可以用来指男性生殖器，所以人们把它的读音从di伲o改成了ni伲o。这是由于人们不愿说或不便说导致的词汇变化，还有因为人们不许说或不敢说导致的词汇变化。中国古代社会由于避帝王和尊长的名讳而导致的词汇变化，是后一种情况的典型案例。如表示full义的“满”替代“盈”，很可能是因为西汉时期避惠帝刘盈的讳。另如“开”替代“启”，“常”替代“恒”等，也是如此。

（3） 通语基础方言的变动。汉语史上通语和方言之间的关系很具特点。历史上首都所在地的方言一般都会成为通语的基础方言，如此，首都的更迭就会成为通语常用词汇新旧更替的一股重要推动力。如汉语中表示stand义的“站”替代“立”，就与明初曾在南京定都有重要关系。

另外还有文化因素、语言的经济原则、义项过多等因素，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需要注意的是，不少词的演变不易解释，再就是词汇的个性极强，有时很难找出一致的共性。

5. 常用词演变的单向性原则及相关问题

常用词是活跃于口语中的，在历史演变上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其中突出的一点是近年提出来的“单向性演变”。汪维辉、胡波（2013）363提出，汉语史研究中可以确立两条原则，第二条是“以前期赅后期”：

以前期赅后期。即：某一事实在前期已经得到证明，则后期的反面证据可以不予采信，因为按照一般逻辑，某一种语言现象只会按着既定的方向向前发展，除非有特殊的原因，不会逆转。

王力（1947/1990）177讨论“远绍”的现象时也曾提过类似的看法：

从前的文字学家也研究语源，但是他们有一种很大的毛病是我们所应该极力避免的，就是“远绍”的猜测。所谓“远绍”，是假定某一种语义曾经于一二千年前出现过一次，以后的史料毫无所见，直至最近的书籍或现代方言里才再出现。这种神出鬼没的怪现状，语言史上是不会有的。

蒋绍愚（2010）128进一步说：

这种“远绍”的猜测“是违背语言社会性的原则的，因为语言总是某一人群使用的，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词在某个时期只使用过一两次，后来一直没有人使用，过了一二千年后突然又使用起来，或者引申出新的意义”。

王力（1958/1980）588在讨论仿古词语时说：

实际上，仿古词语如果不能写成成语，它就不能在人民口语中生根，结果只成为个人或少数人所能了解的词语，和語言的发展问题无关。假使今天还有人称盘为“案”，称小腿为“脚”，这是注定要失败的。……仿古是不值得提倡的;虽然有人这样做了，但这是开倒车。语言将顺着它的内部规律发展，而不会受仿古主义者的影响。

以上看法都可以从语言演变的“单向性”来理解，通俗说就是语言演变不走回头路。汪维辉、胡波（2013）363强调，这条原则“只适用于同一个语言（或方言）系统的共时状态及其连续性演变，而不能用来解释不同方言之间的共时差异或不同语言（或方言）系统各自独立发展的历时演变，这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常用词演变的单向性原则是针对一种“纯净”的语言状态而言的。但实际上，透过文献语料还原真实口语是非常复杂的，不少问题需要仔细辨析。下面从词汇的地域差异、结构分层差异、语体差异等方面略做论述。

第一，地域差异。词汇不但具有时代特征，还表现出地域差异，且自古而然。（汪维辉

2006，2007c）在现代共时层面存在地域差异的方言词汇系统，无疑应该分别对待。但对于文献语料记载的古代汉语，尤其是在方言之间表现出守旧和求新之别的情况下，如何判定通语中词汇的发展阶段，是一项关键却也棘手的工作。例如，汪维辉（2007a）对六世纪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做了调查，发现南方较多地使用新词，北方则相对保守。例如近指代词（this），南方多用“许”，北方多用“此”。如果这两种形式都被通用文本记录下来，我们就应该去伪存真，剥离并汰除这种假象，最大限度还原当时口语使用的真实面貌。

第二，词汇演变中的分层并存原则。以上论及的地域差异可以算是一种“假象”，因为这属于不同地域或方言带来的“叠置”，严格来说不属于同一套语言词汇系统。但有一种新旧并存的情况是属于同一套语言词汇系统的，即“分层并存原则”（Principle of Layering），在坚持词汇单向性原则时是需要注意的。分层并存原则是Hopper（1991）22-24论及语法化五项原则时提到的第一项原则，他说：

Layering. Within a broad functional domain，new layers are continually emerging. As this happens，the older layers are not necessarily discarded，but may remain to coexist with and interact with the newer layers.

[分层并存原则：在某一功能范畴内，新的结构层次会不断涌现。这时，旧的结构层次不一定立即消失，而是会跟新的结构层次并存互动。]

不单是语法化，词汇演变过程中，分层并存原则同样适用。汪维辉、胡波（2013）在反对“‘一锅煮’统计法”时，分析了汉语史上“痴”替代“愚”和系词“是”成熟的时代，其中区别了不同的句法层次、词法层次，正是分层并存原则的体现。在词汇史的研究中，贯彻分层并存原则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语体差异。任何一种成熟的语言，都有语体的区分，词汇的选用上自然不会例外。汪维辉（2014）提出了“语体词汇”的概念，即“为表达某一语体的需要而产生或使用的词汇”，并对现代汉语的语体词汇系统做出了论析。根据语体的需要，古老的成分或结构可能会被重新启用，这种情况对词汇演变的单向性原则是巨大的挑战。二者是何种关系，需要未来的研究做出进一步的探索。

（三） 词汇及词义演变规律的研究

词汇及词义演变规律的研究，很难一一尽述，这里仅就我们所知，介绍近年来的一些进展。

1. 类概念的确立与词汇上位化

汉语词汇的演变表现出若干倾向性的规律，其中一条是上位化。“上位化”是指词汇系统中某个词从下位词擢升为上位词的变化。近年来研究发现（墙峻峰 2007;汪维辉

2018b;贾燕子 2018），“上位化”是汉语词汇发展史上表现出的一个显著趋势。上古汉语下位词豐富而上位词贫乏，中古以后上位词明显增加，许多下位词被淘汰;而一部分下位词发生上位化，擢升为上位词。比如“睡”本指“坐寐”（坐着打瞌睡），后来成为上位词，泛指一切的睡眠;“走”本指快跑，后来泛指所有的行走;“红”在上古专指粉红色，唐以后上升为一个类名，泛指各种红色，所以有了“深红”“桃红”“粉红”这样的构词格式。“好”上古本指女子容颜之好，后来上升为类名，表一切的好。“类概念的确立和类名（上位词）的普遍形成是在魏晋到隋唐时期，这可能跟汉民族的认知发展有关，可以为认知语言学提供很好的素材。”（汪维辉 2018b）28

2. 词义演变规律的研究

汉语学界向来关注单个词义的演变，积累了大量个案调查的资料。在词义演变规律的研究方面，汪维辉、顾军（2012）提出“误解误用”是词义演变的一种重要方式，并对误解误用的几种常见类型和动因做了举例分析。吴福祥（2017）主张语义演变的规律性主要是指演变具有“非任意（non-random）、有理据（motivated）、模式化（patterned）的

路径”。

（四） 构词法、造词法和词汇化的研究

对于汉语历史词汇学中的构词法、造词法和词汇化诸问题，蒋绍愚（2015）就以往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中肯的评价，并做了进一步的论述。根据构词法与句法的匹配度，复合词可以分为句法式、半句法式、非句法式三类。造词法分五大类：（一） 旧词→新词（一对一）。（1） 音变：好（h伲o）→好（h伽o）。（2） 义变：刻（刀刻→时刻）。（3） 改造：换素（泰山→泰水）;倒序（演讲→讲演）;缩略（同堂→堂）。（二） 词+词（凝固或在线生成）→复合词。（1） 词+词（重叠）→叠音词：稍稍。（2） 短语→复合词：天气。（3） 语法结构→复合词：其实。（4） 跨层结构→复合词：否则。（三） 词+词缀→派生词：～然，～子。（四） 译音词。（1） 完全音译：单于;菩萨。（2） 半音半义：尼姑;僧人。（五） 来源不明的词。

在近年汉语历史词汇构词法与造词法的研究中，孙玉文（2000/2007，2015）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孙玉文（2000/2007）辨析了古汉语中100组原始词和滋生词的音义关系。该书材料丰富，论证周密，不但深入探讨了汉语变调构词理论，也辨清了诸多词义发展的源流。孙玉文（2015）收录了清代以前见于文献的汉语变调构词的配对词1000余对（组），并对每一对（组）配对词进行了详实的考辨。

汉语词汇化的研究在过去二三十年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同类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董秀芳（2002/2011），详见前文第一部分第（一）小节“通论及理论性专著”，这里不再赘述。词汇化视角的引入，对探明汉语复合词形成的途径和机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 词典编撰

优质词典的编撰是历史词汇学研究成果的浓缩和集中体现。近几十年来学者们编撰了不少质量上乘的汉语历史语文词典，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1986年至1994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是迄今规模最大的“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汉语语文辞书，目前正在进行全面修订，预计全书将达25卷，其中1—8卷“征求意见本”已经印出。《汉语大字典》（1990年第一版出齐，2010年修订版）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汉字字典。特别值得介绍的是，《近代汉语词典》（白维国主编，江蓝生、汪维辉副主编）于2015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分期汉语词典的重要代表。

（六） 历史文献语料的整理、选择和分析

历史文献语料是芜杂的，在反映每个时代的词汇面貌和历时发展上，常常具有蒙蔽性，我们面对的文献语料内部往往表现出语体差异、地域差异;另外，不少文献所反映的语言年代也存在争议，后代的类书往往好将前代的口语改为雅正表达，等等。因此，文献语料需要经过整理、选择和分析才能被有效地利用。近年来，汉语史学界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使我们对一些文献语料的性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挖掘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口语化语料。汪维辉《汉语词汇史新探》（2007b）、《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汪维辉卷》（2011a）和《汉语词汇史新探续集》（2018a）中收集的多篇论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参看。

二、 展 望

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尽管起步很晚，从王力《汉语史稿》出版至今也只有半个多世纪，但在近二三十年里无疑取得了不少实质性的进展。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为此我们不揣浅陋，提出以下几点展望。

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要再上一个台阶，我们认为有两点比较重要：一是夯实基础，二是更新观念。

（一） 夯实基础

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其中首要之务是加强语料建设。

汉语历史词汇学是汉语历史语言学（大致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汉语史”）的一个部门。众所周知，汉语史是一门实证性学科，一切研究都有赖于语料，因此做好语料工作事关全局，正如太田辰夫（2003）所说：“在语言的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是资料的选择。资料选择得怎样，对研究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语料对于汉语史学科的重要性，就如同史料之于历史学。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吕叔湘先生（1985）在《近代汉语读本·序》中就提出了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所需要做的三项基础工作：一是做好资料工作，二是总结研究成果，三是编辑读本。吕先生曾提出要编近代汉语文献解题目录，可惜至今尚未实现。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研究同样需要做好资料工作。只有夯实语料基础，才能建造汉语历史语言学的大厦。语料建设目前有三项亟需做的工作：（1） 编写《汉语史语料解题目录》。从上古开始到近代汉语结束，遴选对于汉语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语料（除传世典籍外，也包括甲骨金文、战国秦汉简帛、敦煌文献、明清契约文书、历代碑刻、域外资料等），有针对性地阐发其研究价值和意义。这个目录可以为汉语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详尽准确的汉语史语料概貌，让大家知所依从，提升研究效率和质量。（2） 编纂《汉语史语料汇编》。精选历代有代表性的、有较高研究价值的语料汇为一编，特别注意收集汉魏六朝文献中散在各处的能反映口语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加以精校精注。这样的语料汇编可以为研究者熟悉各种语料的性质和特点、进行语料辨析提供便利;对于历史性语文辞书的编纂和修订也有参考价值。（3） 撰写《汉语史语料学概论》。在整理汉语史语料的基础上，撰写《汉语史语料学概论》，從理论上详细阐述汉语史语料各个方面的问题，初步构建科学系统的汉语史语料学，为正确利用语料从事汉语史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二） 更新观念

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语言学和语文学互给。

现在大体的局面是，从事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学者不太关心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从事现代语言学新理论研究的学者，不太强调传统语文学的素养。我们认为，理想中的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语文学和语言学不应分而治之，而应做到互相供给。具体来说，历史词汇学研究中语文学的考据应着力于挖掘文献语料的语言学理论价值，语言学理论的分析应落脚于对具体文献语料更为精准的诠释。这种思路可以称之为“新语文学（Neophilology）”。研究者既要有语文学的功底，也要有语言学的眼光和本领。

（汪维辉 2015）

第一，语文学的功底。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不同于传统训诂学（王力 1947/1990;张永言，汪维辉 1995），但科学严谨的历史词汇学研究却是建立在扎实的语文学基础之上的。历史词汇学研究依据的主要是历史文献语料，对文献性质的正确判断、语料的准确诠释，是一项无可回避的基础工作。近年来一些历史词汇描写的研究，在这方面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参看真大成 2018等），需要引起重视。

第二，语言学的眼光和本领。王力（1981/1990）1在《中国语言学史·前言》中说：

大家知道，语文学（phil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是有分别的。前者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的本身，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语言理论。

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者自然不应满足于语文学的阶段，还应该具备语言学的眼光和本领。首先，应像对待现代语言一样对待古代语言。无论是古代语言，还是现代语言，都是一个完整的说话交际系统。现代词汇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具有语体、词法、句法和语用等属性，古代词汇也有。其次，应积极吸收现代不断发展的语言学理论和分析手段，运用于历史词汇学的研究中。举例来说，目前在结合句法研究词汇时，大致的做法还是把句子结构笼统地分为主、谓、宾、定、状、补等成分。现代生成句法学和功能语法学对句子结构的扩展性分析都有较大的进展，如制图理论（cartography）（Cinque 1999）和语篇语法（discourse grammar）（Kaltenböck et al. 2011）等。只有合理借鉴这些思路，才能全面、真切地还原口语中词汇使用的情况。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几个值得期待的课题供同道参考。

（三） 课题设想

1. 音义关系研究

词是音义结合体，多音多义词在历史上的音义组配关系往往相当复杂，《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语文辞书在处理音义关系时问题很多，常常发生错配。汉语历史词汇学的一大任务就是厘清历史上一大批多音多义词的音义组配关系，还它们以本来面目，为人们提供正确可靠的历史词汇知识，同时为历史性语文辞书和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和修订提供依据。在充分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总结音义关系及其历时演变的规律。

2. 字词关系研究

粗略地说，字词关系就是语言里的词（音义结合体）跟文字系统里的字（书写形式）之间的关系。虽然文字不等于语言，但是历史词汇学的研究对象都是用汉字记录的古代文献，离开字是无法研究词的，所以字词关系是历史词汇学研究绕不开的问题。跟音义关系一样，历史上的字词关系也是极其错综复杂的，需要下大力气一个一个地梳理清楚，并总结其中的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把音义关系和字词关系研究清楚了，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也就思过半了。音义关系和字词关系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尚未明确的问题还多如牛毛，今后仍大有用武之地。

3. 《汉语历史词典》的编纂

在2017年10月于重庆师范大学召开的第四届汉语历史词汇与语义演变学术研讨会上，蒋绍愚先生曾经提出编纂《汉语历史词典》的设想，这是很有远见的。它比现有的大型历史性语文辞书要更加精细，提供的信息也更丰富，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语历史词汇研究成果的一种呈现形式，沒有对每个词的深入研究是无法编纂这样的《汉语历史词典》的。我们可以从专书词典和断代词典的编纂做起，条件成熟时汇编成综合性的《汉语历史词典》;也可以先精选一千个左右的常用词来试编，以积累经验。

4. 纵横结合的词汇历史层次研究

在汉语方言和语音史研究中，学者们运用历史层次分析法解决了许多之前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极大地推进了相关研究的深入。词汇同样具有历史层次，相关的事实可能比语音更多也更复杂，值得深入研究。历史层次的形成是基于历史上通语对非通语的一次又一次的影响和渗透以及方言之间的影响和渗透，这种渗透导致语音上的叠置式音变和词汇上的新旧同义词并存。词汇历史层次的研究需要采取纵横结合的思路，也就是把纵向的历时演变和横向的方言分布结合起来，厘清其中的历史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词汇在历史上的新旧更替，就是方言词跟方言词或方言词跟通语词之间此消彼长的结果。史皓元等（Simmons et al. 2006）94-95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汉语‘擦’义，这一带最常用的是‘揩’，同时有‘搌’、‘缴’、‘抹’、‘擦’等多种说法。……有的点只用其中某一个说法，有的点同时采用两三种，不过搭配的宾语有限制，这些都从各个侧面反映出不同的历史层次。”

5. 历史词汇的语体差异研究

语体问题近些年来成为现代汉语语法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成果迭出，进展迅速，但是在汉语史领域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参看汪维辉 2020a）汉语史语料的基本样态是“文白混杂”，只是文与白的比例和程度不同而已，不对语料做语体分析，就无法进行科学的汉语史研究，这一点正在逐步成为共识。但是如何分析历史词汇的语体差异，还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语体分析的基本方法是比较。胡敕瑞（2013）导夫先路，通过比较支谶所译《道行般若经》和支谦所译《大明度经》这两部同经异译的语言，归纳出十五条文白差异，作为鉴定中古口语语料的标准，其中与词汇相关的至少有十条，比如：“（3）单复音词不同。文言语料多使用单音词，白话语料多使用复音词。（4）常用词不同。譬如文言中的‘目’‘首’‘言’‘击’‘甘’‘坚’‘咸’等常用词在白话中多被‘眼’‘头’‘说’‘打’‘甜’‘硬’‘都’等常用词替换。”（胡敕瑞 2013）173胡文的研究方法和结论给我们以很大的启迪。汪维辉（2021a）以一篇写于公元952年的五代公文为例，对其中的词汇进行了语体分析，为历史词汇的语体差异研究做了一点探索。历史词汇的语体差异研究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和科学运用语料，也是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项工作有待全面展开，远景目标是编写一部类似于仓石武四郎《岩波中国语辞典》那样的《汉语历代词汇语体词典》。

6. 结合现代句法理论的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

词汇和句法是紧密关联的。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词汇是伴随句法特征入句的。如果把语言系统比作人体系统，词汇好比是血肉，而句法就像骨骼。二者的存在与演变是相互影响的。第二，语法性词汇（虚词）同时是词汇学和句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这部分词汇的功能，需要结合句法才能准确把握。第三，同一语义要素，有时用词汇表达，有时用句法组合表达。蒋绍愚（2015）329说：“人们对世界认知而形成的语义要素，有时可以作为词的语义构成成分包含在词里，有时可以单独的作为一个词出现在句子层面的句法组合中。”第四，词义的准确诠释，离不开句法的参照。因此，结合现代句法理论的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是值得期待的一个课题。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贝罗贝、李明（2008）梳理了词汇与句法在历史上相互影响的若干情况，蒋绍愚（2015）辨析了“食—吃”“衣—著/穿”的句法行为与词义构成之间的关系，史文磊（2021）从论元结构的角度考察了“派遣”义“使”的用法的历史演变。正如蒋绍愚（2015）335指出的，“在汉语研究中，词义和句法之间的关系也还需要深入探讨，比如，一些特定的句式（如处置式、动结式）对词义有什么要求？哪些词义要素会影响词的论元配置？这些问题都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的”。

7. 基于特征的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

站在语言系统的角度看，词汇是语音、语义、语法和语用等各部门特征交汇的心理现实体。因此，基于特征的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基于语义特征的研究最为突出。例如，蒋绍愚（2015）把古代汉语中综合性的词，按其融合的语义要素的不同，分成若干词化模式：动作+方式（瞻、顾）;动作+对象（沐、沬）;动作+主体（集、骤）;动作+背景（跋、涉）;性状+事物（骊、羖）。史文磊（2014）考察了运动动词词化模式的历史演变。但基于句法特征的研究相对少见。汪维辉（2011b）区分了“愚”“痴”演变的词法和句法特征，史文磊、谷雨（2020）区分了介词演变的主句与从句特征。该项课题的大体思路是：设置语音、语义、句法、词法、语用、语体、用字等特征参数系统，在此基础上考察：（1） 各项特征发生了何种变化？（2） 哪些特征率先发生了变化？（3） 特征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详细刻画一批词汇的历史演变过程，归纳其演变的模式，揭示其历史演变的规则、演替的机制。

8. 汉语历史词汇数据库建设与研究

汉语历史语料数据库的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数据用海量来形容，并不夸张。但是，这些数据库成分芜杂。就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而言，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深度加工的数据库。理想的汉语历史词汇数据库，是建立在语音、语义、句法、词法、语用、语体、用字等特征参数系统上的历史词汇数据库，为一批词汇的历史建立详细的特征档案。

9. 基于词汇类型学和语义地图方法的汉语语义演变规律研究

汉语语义演变规律的研究，近几年结合词汇类型学（lexical typology）和语义地图（semantic map）等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张定（2016）对“追逐”义动词的研究，贾燕子、吴福祥（2017）对“吃”“喝”类动词的研究，墙斯（2019）对水中运动动词的研究。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跨语言共词化数据库（https：//clics.clld.org/）的建设。该数据库由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Johann-Mattis List等学者建成，涵盖了3156种语言的关联词汇，目前已更新到第三版。本项课题期待引入词汇类型学、语义地图模型、认知语义学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思路，选取若干语义范畴，从人类语言词汇普遍性与差异性的高度开展汉语历史词汇学的调查研究。由此我们既能以简驭繁地把握词汇和词义的演变模式和方向性，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以偏概全的问题，使学界对汉语历史词汇共性和個性的认知更为客观和深入。

10. 汉语词汇多功能模式的历时演变研究

另一项在汉语语义演变规律上有待开展的课题，是汉语词汇多功能模式的历时演变研究。国外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体现在Heine和Kuteva编撰的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语法化的世界词库》，2002初版;2019增订版，增加了洪波、龙海平等作为编撰者）中。该书收集了世界上数百种语言、上千篇研究文献，可谓集大成之作。该项课题的思路是：（1） 筛选汉语某一范畴词汇的多功能词项，建设相关的数据库。（2） 汇集相关研究文献，并结合调查辨析，编纂“汉语词汇多功能汇纂语料库”。（3） 在编纂过程中，开展汉语词汇多功能模式的类型学研究，并概括出若干模式。（4） 开展跟该范畴词汇多功能模式相关的类型学研究。

附 注

[1] Swadesh（1952）457对核心词表的设计和应用有如下说明：

Suitable items for a test list must be universal and non-cultural. That is，they must refer to things found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d familiar to every member of a society，not merely to specialists or learned people. Moreover，they must be easily identifiable broad concepts，which can be matched with simple terms in most languages. Of course，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devise a list which works perfectly for all languages，and it must be expected that difficult questions will sometimes arise. This can，however，be very simply met by omitting the troublesome item when necessary. The rules for filling in the list for each language may be stated as follows：（a） Try to find one simple equivalent for each item by disregarding specialized and bound forms and the less common of two equivalents.（b） Use a single word or element rather than a phrase，even though the meaning may be broader than that of the test item.（c） Where it is impossible to find a single equivalent，omit the form.

[适合列入词表的必须是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且不受文化特性限制的词项（概念项）。也就是说，它们所指称的必须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见到、且为社团全体成员所熟知的事物，而不仅仅是少数专家或有学识者所掌握的。另外，它们必须是容易辨认的概括性概念，这样才可以在绝大多数语言中找到相应的简单表达形式。当然，要想编制一个对所有语言都完美适用的词表是绝不可能的，各种问题肯定会出现。但是，必要时可以删除这些棘手的词项来解决疑难杂症。在为具体语言设计词表时，可以遵循以下基本规则：（a） 尽量寻找词表项目在该语言中相应的简单形式，排除那些专门性、黏附性的形式，如有两个对应形式，排除非常用形式。（b） 选取独用的词，排除短语形式，尽管意义上可能更具概括性。（c） 如果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表达形式，那就删除这个词项。]

参考文献

1. 贝罗贝，李明.语义演变理论与语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研究. //沈阳. 冯胜利主编.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25.

2. 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2011.

3. 胡敕瑞.汉译佛典所反映的汉魏时期的文言与白话——兼论中古汉语口语语料的鉴定. //冯胜利主编.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 贾燕子.上位化：概念域的历时演变与强势上位词的产生.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

5. 贾燕子，吴福祥.词汇类型学视角的汉语“吃”“喝”类动词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17（3）：361-381.

6.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89/2005.

7. 蒋绍愚.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北京大学学报，2007a（4）：84-105.

8. 蒋绍愚.打击义动词的词义分析.中国语文，2007b（5）：387-401.

9. 蒋绍愚.王力先生的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0（5）：125-131.

10. 蒋绍愚.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1. 李宗江.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016.

12. 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 //刘坚.近代汉语读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13. 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4. 墙峻峰.义素外现——上古汉语单音词向复音形式演变的一种途径.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15. 墙斯.词汇类型学视角下汉语水中运动动词的历史演变.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五十九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24-57.

16. 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7. 史文磊.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8. 史文磊.“从综合到分析”相关概念辨正——以《左传》《战国策》“派遣”义“使”的用法差异为例.浙江大学学报，2021（2）：185-204.

19. 史文磊、谷雨.说汉语介词的一种从句现象.浙江大学学报，2020（2）：178-195.

20. 孙玉文.汉语變调构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增订本），2000/2007.

21. 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考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2.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3.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2017.

24. 汪维辉.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中国语文，2003（4）：329-342.

25. 汪维辉.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若干问题.南开语言学刊，2007a（1）：88-94.

26. 汪维辉.汉语词汇史新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b.

27. 汪维辉.六世纪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以《齐民要术》与《周氏冥通记》为例.中国语文，2007c（2）：175-184.

28. 汪维辉.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语言研究，2006（2）：85-90;又载汪维辉.汉语词汇史新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b.

29. 汪维辉.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汪维辉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a.

30. 汪维辉.《百喻经》与《世说新语》词汇比较研究（下）.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汉语史学报（第十一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b.

31. 汪维辉.现代汉语“语体词汇”刍论.长江学术，2014（1）.

32. 汪维辉.关于基本词汇的稳固性及其演变原因的几点思考.厦大中文学报（第二辑），2015：27-36.

33. 汪维辉.汉语词汇史新探续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a.

34. 汪维辉.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b.

35. 汪维辉.汉语史研究要重视语体差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a（1）.

36. 汪维辉.“抓”的字词关系补说.中国语文，2020b（4）：14-19.

37. 汪维辉.词汇的语体差异及其分析——以一篇五代公文为例.汉语史学报.待刊，2021a.

38. 汪维辉.汉语词汇史.上海：中西书局，2021b.

39. 汪维辉，顾军.论词的“误解误用义”.语言研究，2012：1-8.

40. 汪维辉，胡波.汉语史研究中的语料使用问题——兼论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中国语文，2013（4）：359-370;又载汪维辉.汉语词汇史新探续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a.

41. 汪维辉，秋谷裕幸.汉语“站立”义词的现状与历史.中国语文，2010（4）：299-310.

42. 汪维辉，秋谷裕幸.汉语“闻/嗅”义词的现状与历史.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2014，15（5）：699-732.

43. 王凤阳.古辞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北京：中华书局（增订本），1993/2011.

44. 王力.新训诂学. //王力.王力文集（第十九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47/1980：166-181.

45.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1958/1980.

46.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修订本），1962/1999.

47.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又载王力.王力文集（第1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48. 王力.汉语词汇史. //王力.王力文集（第十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993.

49. 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0. 吴福祥.试谈语义演变的规律.古汉语研究，2017（1）：2-20.

51. 吴福祥.语义演变与词汇演变.古汉语研究，2019（4）：2-10.

52. 向熹.简明汉语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修订本），1998/2010.

53. 徐朝华.上古汉语词汇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4. 张定.“追逐”动词语义图.当代语言学，2016（1）：51-71.

55. 张世禄.汉语史讲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56. 张永言，汪维辉.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中国语文. 1995（6）：401-413.

57. 真大成.谈当前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四个问题.中国语文. 2018（5）：606-620.

58. Cinque G. 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59. Kaltenböck G，Heine B，Kuteva T. On Thetical Grammar. Studies in Language，2011，35（4）：852-897.

60. Heine B，Kuteva T.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2019（revised version）.

61. Hopper P J.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 Traugott E C，Heine B.（eds.）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1.

62. Pagel M，Quentin D A，Meade A. Frequency of Word-use Predicts Rates of Lexical Evolution Throughout Indo-European History. Nature.2007（449）：717-720.

63. Pagel M，Meade A. The Deep History of the Number Words. Phil. Trans. R. Soc. B 373：20160517. http：//dx.doi.org/10.1098/rstb.2016.0517，2018.

64. Rácz P，Passmore S，Sheard C，Jordan F M. Usage Frequency and Lexical Class Determine the Evolution of Kinship Terms in Indo-European. R. Soc. open sci. 6：191385. http：//dx.doi.org/10.1098/rsos.191385，2019.

65. Simmons R V.（史皓元），石汝杰，顧黔.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66. Swadesh M . Lexico-statistic Dating of Prehistoric Ethnic Contac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orth American Indians and Eskimo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2，96（4）：452-463.

67. Swadesh M. Towards Greater Accuracy in Lexicostatistic Da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1955，21（2）：121-137.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杭州 3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