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之“天人合一”思想，义旨宏大，内涵深刻，历来论者甚多。长期以来，在诸多学者眼中，“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而且是儒家生态哲学的基本命题。当代大力推崇“天人合一”并把这一命题同人与自然关系直接关联起来的代表学者，首推季羡林。他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季先生立论的目的主要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严肃的理论建构和论证。所以，他对“天”和“人”，既不作定义式说明，也不去论证二者为什么可以代表自然与人类。其实，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与古代传统不合。众所周知，在中国哲学史上，“天”有三种含义：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广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李申以实证方法检索《四库全书》，从中找到200余条明确涉及“天人合一”的材料，但其中的“天”都是指“主宰之天”，“今天不少人把‘天’理解为自然界，因而认为‘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合一’的内容；关于这一观点，则一条例证也没有找到”。有人或许会这样辩护：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与自然合一”，不仅符合当今生态保护的需要，而且可以视为走向理论创构的开始。然而，这种解读对现代生态文明的贡献和生态保护工作的启示，意义都不大。
笔者认为，“天、地、人”“三才”思想较之“天人合一”更为符合儒家生态哲学的本旨。《周易·乾卦·文言》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大）人”与“天”和“地”三者彼此之间密切合作，为宇宙和谐提供了一个整体性框架。《易经·系辞下》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这里，“兼三才”的提法至关重要，即需要同时整合三种不同的能源，而不是使三者化约为任何一种或者两种。庞朴认为，儒学的基本方法是“三分法”，“道家向往一，法家保持二；而儒家则提倡三，有所谓圣人‘与天地参’”。只有以“三”为前提，才有所谓“参（与）”——倘若只是“一”，就不必“参”，因为本来就在一起；倘若只有“二”，也没有“参”，而只有“对”，即“对立”。就万物生成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天”能“资始”，偏重动力因；“地”可以“资生”，主要为质料因；“人”能“参赞化育”，既效法“天”，又模仿“地”，并依据“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创造原理，促成“天”“地”“生物”“成物”活动的顺利实现，可以称之为形式因。换言之，“天共（供）时，地共（供）材，民共（供）力”，“天”“地”“人”三者互为条件，共同构成了遍及一切存有的宇宙论图景，显示了天道、地道、人道合为一体的创造力量。
按照儒家“三才”和谐理念，天、地与人三者各自都有自身的功能与价值。“人”作为“三才”和谐结构的积极参与者，拥有促进与维持宇宙和谐的重要责任。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就不难推论出一套关于自然生态的儒家原则。第一，“天”的原则。儒家将“天”比作“父”，从而赋予它在“三才”结构中的最高地位。从结构上来说，“天”作为“始条理、终条理”的秩序结构，可以具体转为“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也；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也”的下学上达的主体性价值自觉。换句话说，“天”作为人类道德的终极根源，不仅是个体生命内在价值感与秩序感的源泉，同时也是人类建构外部秩序必须凭依的本体根据。无论个人的安身立命，还是人类的福祉前途，均必须以自然与人文高度融洽的一体化秩序结构为归宿。
第二，“地”的原则。在儒家观念中，“地”是维系万物生命形态的有德之物，故将其比作“母亲”，“坤地也，故称乎母”。因而，在保护环境的过程中，“地”无疑是主要的关注点。虽然人的价值就在于人的存在本身，但是人的存在却不能脱离天地所提供的场域，尤其是以大地为表征的生生不已的大自然。儒家认为，在自然进化过程中，世间万物是在与其他存在物相关联的情境下演化的。世间万物的相互关联可以理解为它们彼此之间的一种协作关系。如果我们将整个世界看作“太和”，那么所有存在于世界中的事物都是这个和谐场域的组成因素，都必须为此至大整体作出贡献。按照这种理解，世间上的所有事物必须在“太和”中扮演特定角色。当每一个因素都能够在其正当的角色中发挥其功能时，它们就能各得其所，整个世界也才能实现理想的和谐状态。
第三，“人”的原则。人作为最具主体自觉精神的存在者，“可以与天地参”，乃是中国文化最豪迈的生态哲学宣言。人透过“天地交而万物通”的观察或体认，不仅能够上探天道的创生妙理，同时可以下穷万物生长发育的幽微玄妙，进而自觉参与天地化育万物的时节秩序工作。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立场，人与自然或者任何一物，都具有独立存在价值，应“并育而不相害”，因而都不是可以任意宰制的被动性工具，而只能作为生命创造力量自我实现的主动目的。但天地无心亦无言，只能由人代其立心立言。因为人能做到过者化，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所以，一切人文创造活动本质上都是天地大化精神的具体显现。
由于儒家“天地人”生态哲学主张，人既不孤立于自然环境，也不在价值上优越于自然环境，而只是自然整体的一个要素。所以，有人将其同西方的“自然保护主义”相提并论。后者认为，自然界除了拥有工具价值，还拥有内在价值；人类只是整个生态系统中没有任何特殊身份的一分子，我们影响自然环境的一切行为之对与错的标准，取决于这些行为能否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从哲学上来说，两种观点都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重大差别。相较而言，儒家赋予人类在宇宙间一种特殊地位，不主张人类处于与世界中其他非人类成员相等的地位。人类的使命乃是与“天”和“地”一起共同实现宇宙的和谐。由此，儒家的生态哲学观或可概括为“和实生物”的生命主义生态观。这种生态观强调宇宙是有生命的，生命活动是需要多种条件相互配合的创造性活动。只有人能自觉此生命创造活动，主动为天地立心，为天地代言，“参赞天地之化育”。总之，儒家“三才”宇宙和谐观，注重整体和谐，在赋予非人类实体以伦理价值的同时，彰显了人的主导位置。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