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世界，“优先”并不是一个好的价值选项，它违背了自我一向标榜的“平等”基本标准。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合乎发展趋向，暗含价值正义的抉择。在多元文化时代，“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人类发展面临的边界意识、面向未来的担当意识，蕴含着较强的实践理念。这一国际关系理念也包含着古老智慧的新运用。中国传统天下观的“道”，贯穿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使五千年文明绵延不绝，亦能为当今世界和平建设提供诸多智慧的启示。
有人把现代世界比作“新战国时代”，一霸衰微，群雄并起，诸侯争利，乱象丛生。我们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并不感到满意，但经济基础的长期薄弱使得我们的硬实力无法抗衡，塑造和改变只能是无力的；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主动融入国际社会，从求得并立的“和谐世界”诉求到提起“复兴”的雄心壮志，进而快速发展起来，似乎又得利于这一秩序体系。按理说，建构这一体系的为首之美国，应当力图摆出维护的姿态；遗憾的是，近年来，我们看到，它不断挑战、瓦解由其一手操立的各种国际体系。
一、“美国优先”：无道义原则的自我优先
国际间的较量，即是实力的比拼，亦是道理的争讼。“力”支撑“理”，“理”反过来又说明、解释“力”。往往人们更为看重实力，因此一些国家权衡利弊，忽视道义，不免“势力”。从这一现实因素看，国际间正义仍需培塑和化育。把现实等同于合理，维持现状，裹足不前，就抹杀掉引领的可能性。
有两个口号在现代世界提得最为响亮。这恰恰是经济总量占据第一第二排行榜的两个大国提出和倡导的：美国提出“美国优先”，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不是有意把二者对立起来，但分析其中的内涵并顾及近年来的做法，确确实实它们是大不相同的。是否可以这样讲：中美之间关于军事的争议、经贸的争端，一定意义上也是这种价值分歧的表现？
由西方世界显现的历史“智慧”，显然从古至今更为崇拜的是“丛林规则”、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故有国家集团之间的“十字军东征”、“百年战争”，到二十世纪干脆演变为两次世界性的大战。战争，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显然代价太大，简直是灾难浩劫。迷恋武功（除非自废武功），是美国人处理国际问题的思维方式。二战以后，世界发生的大大小小战火，几乎都与美国相关，其社会真正是“军民一体”、经济是“军工一体”、政治是“军政一体”。美国人把这种思维带到21世纪，还发明了“文明的冲突”等观念，把对抗性的理念带入经济、政治、外交甚至互联网这一新兴技术中。欧洲打了几百年，从自己内部打到非洲、南美、亚洲等地，最后到全世界，发现这样的自相残杀无法继续下去，发明了“欧盟”的超国家组织形式，暂时缓解了内部的争锋，但无奈被绑在“北约”的战车上，政治、经济、外交受到很大制约。
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但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这样的超强国家，还停留在20世纪前那种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时期。美国自身的不想放弃是重要的原因。的确，“优先”的价值观除了自封为上帝优选之民的美国人听着顺耳之外，即使其自身的盟友听起来也可能心里不大舒服，更不用说世界上许多比“优先”程度低好几个量级的发展中国家心中的无奈了——那是一种无法说出而无所顾忌被蹂躏的感觉。如果说，“优先”用在道义上，那还真值得美国人自豪，但其实它已经降低为赤裸裸的利益优先时，确值得世人警惕并考虑要“抱团取暖”了。
说到底，这是一种自诩的“文明优越”观。“优先”，置世界其他国家利益于不顾，把实用主义、实利主义演绎到极致，其后果即成为无道义原则的国家（或者说所谓的“道义”服从于其重商的经济利益、利润）。刚刚签订的合约，迅即被自己单方面撕毁。一切按照自我当下的喜好随意变换，奉行双重、多重标准，唯利是图。通过金融等欺诈、威胁手段掠夺他国资源，把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当成纯粹的交易、讹诈之手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哪里的地缘位置重要、哪里的资源能源丰富，背后总有它们的身影忙着“优先”。看起来赢得当下所谓的民意，但那是以美国自己的不负责任和国际信用作为代价换来的。依照东方哲学思维，“信”德属于五行之土，为立足之根基，一旦出了严重问题，人将不人，国将不国。
互联网信息技术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交通的便捷使之人类的现实感性交往更加多样化。如果说，“国家”在几百年近现代历史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话，那么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各种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国际行为主体开始打破民族国家的限界，发挥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国家”似乎退居幕后，以各式各样条约建立起来的超国家团体为主导国际关系，不断生成新的国际格局。人的个体交往也突破那种传统“国界”的封闭性社会，被带入一个更大的范围。当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带着自我的文化价值体系、价值观迈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时，不可避免地要超出自我狭隘的视界去处理问题，在交流交融中逐渐改变业已根深蒂固的偏见，适应乃至形成新的观念。
“弱肉强食”显然不大适应整个世界的这一变化趋势，而“优先”不过其比较“文明”的说法而已。想想看，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你都要“优先”，都要排在前头，把大的、好的利益拿走，合理吗？本来你已经“优先”了近百年，已经占据了天时地利等条件（规则和制度都是你敲定的），此时在大家越来越在“一口锅”里吃饭时，你却连那些“老弱病残”者也不照顾，行吗？你会说：我负的责任最大，在全世界组成各种“盟友”，辛苦地去“打打杀杀”，好不容易维护这样一个局面，理当“优先”。可能其他一些国家并不这么认为，尤其是一些伸张正义的大国，觉得你太霸道了，甚至内心里嘀咕：没有你，这个世界似乎更安全。因为在一路“优先”、不断闯“红灯”的情况下，会把自己当成“规则”本身，且通过各种道德不道德的途径，极力追求和保持那种高出对手和盟友几个量级的军事、技术、金融优势，对大多数国家造成实质的威胁。显然，这种“优先”已经失去道义的高地。
“优先”可能赢得国内的选票，却违背了一向自我标榜的“平等”价值——二者是矛盾的，无法同时满足。因为利益“优先”，就造成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平等现象的存在。而“优先”的优越感也使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做出的决策无论怎么朝令夕改，都是正确的；其他国家的意见则根本听不进去，甚或把其他多数人的正确意见看成是“敌对”的行为，唯我马首是瞻。这就逐渐演变成“单干”的倾向，此即“单边主义”的由来。短期来看，确实“优先”了，得到了不少好处，但它属于“短视”的行为，最终必然导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世界”，对外在世界的态度和做法，终了必然通过很多方式返回、作用到自己身上。
多元文化时代，国家、民族、社会乃至个人之间互相交流遵循的原则应当是什么？一定的公平竞争有利于群类的进化，若皆为争“先”打个你死我活，不惜采取“下三滥”的做法，编藉借口，公然说谎，那就有违道义。由于地理环境、人口资源等差异，各地发展程度、层次有很大区别，统一模式不会适应所有地区、所有种族、所有文明形态。求同存异、尊重差异，和谐包容，则属首要态度。在这种状态下，可以采取中国古代“扶倾济弱”的政策，而不是再搞什么持续“优先”的“大棒”举措。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优选”
现如今，社会化高度分工，研发、设计、生产、市场分布在全球各地，只有互相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从资源到消费的产品生命周期。一个关键地方、关键行业“打个喷嚏”，其他连带的相关地区和毗邻众多产业都要跟着“感冒”，贸易往来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是信息化时代的特点，亦非完全为资本的扩张使然。只有在信息畅通，资源、能源源源不断，一定渠道交流技术的情形下，才有相对的“独立自主”；完全的封闭，最后的走向必然是落后——这是我们深痛的历史教训之一。如果说80年代初我们打开大门、有点被动“对外开放”的话，那么今天的“外向性经济”特征业已迫使我们不得不主动走出去，到处寻找原材料、吸引外来人才、开拓国际市场。我们已经深深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在交流交融中相互提升，发展的基本途径就有了源头活水。但现有的国际关系一方面是近代殖民体系塑造的结果，一方面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妥协的结果，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熔炉中，一开始是在斗争中适应它，渐渐地也在逐步理顺、培塑，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际议题和国际组织由少数国家操纵的局面。
究竟拿一个什么样的人类发展理念作为未来行动指南？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它是基于多元化时代人们的行动依据。尽管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有万千差别，但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同一个世界。的确，肤色各异、生活方式不同、民俗传统径庭、交流的语言不一，在20世纪之前大家分居在不同的大陆或海洋上，相隔万里之遥，许多地方那真叫“老死不相往来”，没有多少交流，自然谈不上更多的矛盾和冲突。现在则不同，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加深，一方面为各自发展提供了更加宽阔的舞台、平台，更加多样的机遇和选择，另一方面也增添了不少发展中的“烦恼”，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这些挑战都是共同的。
“共同体”体现了人类发展面临的“边界”意识。多极化的世界、多样化的文明形态，我们所处的星球，乃数百万种不同生命竞相生长、多姿多彩组成的，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多”结成了一个物质、能量、信息时刻流通、交融的大家庭。我们的资源是共同的、环境是共同的、气候是共同的、能源是共同的、信息是共同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只有一个地球”，同住一个“地球村”，是最好的生存写照。从自然的大气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暖，到社会的恐怖袭击、瘟疫传染、流行病防控、艾滋病泛滥、毒品走私等等问题，日益超出国家的界限，显示出跨国界、跨领域的特征。各自关起门来解决问题、应付挑战，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几个世纪以前，你在地球这边、他在地球那边，谈论“共同体”可能人们认为是天方夜谈，可是现在乘机几十个小时即到、卫星几个小时把地球绕一圈、导弹几十分钟就到了头顶、突发信息几乎几分钟几秒钟就传过来了，这种对行为、思想影响的程度、深度，还能说不是“一体”吗？息息相通、命运相连，共同的发展把世界大多数国家紧紧地联系、融通在一起，共同的问题和挑战又使大家必须共同面临、共同来处理。
更重要的是，“共同体”暗含价值正义的抉择。它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要由大家共同来承担，共同来出主意、想办法，不是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基于自己“最优化”的利益集团去拍板、说了算。长期以来，国际大家庭总是由极个别所谓的“家长”把持、操纵，许多国家即使利益受损亦摄于“霸”威，敢怒而不敢言；且“带头大哥”也总是拿个别软的“柿子”下手，惯于恐吓、欺诈的做法，动辄用庞大的拳头教训对方，杀鸡给猴看，以儆效尤，如此维持的“国际秩序”极不正常、极度扭曲。“共同体”自然要制约此类行为，引起它们的“不快”是肯定的。但众人的意见折中，形成集体的意志和共同的决断，其合理性是显然的。尤其是“共同体”的意识，顾及成员国的平等地位，照顾弱小国家，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正义感、责任感、亲情感。对于“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都能照顾到，被视为优秀的品质。由于历史以及环境等各方面的原因，一些地方发达了，一些地方发展滞后。能否先富带后富，虑及让绝大多数的人都能生存并能生活得更进一步，考验着国家的品质。我们奉行的是，“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有些国家跻身于发达国家的俱乐部中，别的国家想搭乘一段他们发展的“便车”简直难于上青天，要么不得不附加各种政治等屈辱的条件。你发展起来一点，就好像占了它们多大的便宜似的，设置种种技术的门槛、贸易的壁垒去限制你、制裁你、打击你，遑论去平等帮助弱小的国家。
“共同体”前面有一个“命运”两个字的限定词，这又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担当意识。不管以前各自走过的道路如何，特别是无论从前大家之间有多少“芥蒂”，往昔不可追，都都要把这些恩怨放下来、化解掉，思考、谋划即将到来的未来走向。中国古人讲“命运”似乎有点宿命的味道、有点冥冥中不可控的意味，但积极的命运观一定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欣赏的是努力改造自己命运的“造命”论，即所谓“福由己造，命由我出”。既然大家乘着一条“船”，命运相连（同呼吸、共命运），那就真正要同舟共济，我们希望大家来建设的世界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共同家园。有矛盾，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去处理矛盾，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应对可能的冲突。靠庞大的核武库、不断升级的武器装备，动不动就抡拳头、刀架在别人脖子上，换不来“持久和平”。如果你的安全是建立在别人不安全的基础上，你说你能做到什么“绝对安全”吗？相互尊重、对话协商，是较为正确的选择；“以力服人”，冤冤相报，不会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有你没我”的冷战思维只能使许多待解的问题复杂化、长期化。目标有了，方法不正确、有问题，同样达不到目的。“命运共同体”提供的智慧路径是：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不只是目标要符合正义的标准，路径也要合理也要合乎正义。说到底，“命运”并不神秘、并非难以预测，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是“人类”这一生命有机体的运动轨迹、运行规律，既不是上帝控制的，亦非纯粹外力推动的：“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还不只是一种口号的倡导、抽象的理想，它其实也蕴含着实践的理念。“人类”标志着最大的外延，乃总体的统称，可以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落地”。以地域来划分，我们可以说有欧洲命运共同体、东亚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东命运共同体，等等；以领域来划分，又可以说有政治命运共同体、经济命运共同体、文化命运共同体，等等。各个局部、各个层次组成了大的命运共同体，它们都用总的理念统一起来，人类整体之共同体才能实现。通过寻找“利益交汇点”，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强化同各种组织的对外交流交往。“一带一路”最基本的一个理念就是在开放中实现互“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既然每一部分都是息息相通的，那就不应设置人为的许多壁垒；如果有，一定要设法“打通”，促使它们互相对外开放，流通起来，增添共同发展的新动力。
三、遵从道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关系理念也包含着古老智慧的新运用。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其中的“天下”理念和“大同”信仰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即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深厚的文化根基。
尽管把周王朝通过“封土建侯”组织起来的“建国君民”统治秩序同今天的国际秩序进行类比，显得有些牵强附会，但并非完全没有可比性。若我们把诸侯国看作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经济实体，周王朝慢慢抽象为道义性、抽象意义的存在实体，类比出的共同性似乎就能更多一些。如今的“联合国”作为超国家的组织存在，更多地作为倡议和谴责的舆论主导——不为个别大国把持时还能保持其中立性和国际道义性的象征。从国家内部来说，与“家国”相区别，如今“天下”的国家绝大多数为政党组阁；很多国家之间不存在由“近亲”或“血缘”构成的等级关系，名义上各国之间是平等的、自主的。不过，由“礼制”规范的关系，若作适当的调整，为今借鉴当是可能的。
传统“天下观”其实给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更宽阔的视野、更宽广的胸怀来观察和处理世界大势、全球问题。因为贯彻其中的乃超出家国的“大道”，并非仅仅适合于本国本民族的“道”。根本的一个字是要做到“公”，需“不独亲其亲”，达到无遗漏的“皆有所养”才是目标之所在。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的“国家”名义上大家处在相互平等的位置，而实质上并未成员国并未享受到真正平等的礼遇。究其因，一些国家并未放弃人性中自私自利的一面，且往往假借“国家利益”，行民族国家之私、垄断集团之私。传统儒家所以不断明辨何为正确的“义利观”，非议“霸道”，立足“王道”，并不主张把义与利断然分开，认为国家不能以私利为利，而要以大义为利，以长久之利为利，以大范围之利为利，突破家国限界。在“天下为家”的传统社会里，这种理想无法转化为现实蓝图。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环节”缺失（只有君主和皇帝一家一姓可能具备条件），士大夫和平民百姓仅仅可作为理想的“修持”。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国家一定意义上超越了这一传统，但仍存在阶级的束缚、民族的狭隘、国家的制约成分，很难企及“天下观”的理想层面。真正“立党为公”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人类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目标，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焕发生命力，其视野和胸怀则具备大道为基、天下为念的主观担当——中国共产党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写在联合国的有关文件中，表明它已经转化为人类道义的旗帜，称其为新的“天下观”当不为过。
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讲到类似的话：中国把各民族统一在一起的几千年经验，可以为形成一个统一的和平世界提供诸多启示。的确，与那些单民族组成的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确实在多民族融合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多元一体”，多民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这也是我们今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自信出发点。我们历史上不仅倡导“四海一家”，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和睦共处，羁縻自治也好，改土归流也好，中央政府的权威在联系极不方便的传统社会能维护炎黄各族、华夏儿女成为一体。这既有血脉的因素、地缘的因素，同时主要靠文明的内在吸引力凝聚而成。政权本身亦不总是汉民族主持，一些少数民族发展起来、接受了先进文明，照样可以入主中原，问鼎社稷。当然，我们今天讲的“中华文化”，也不都是汉文化，它本身包含着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创造成果。中华文明长期在世界历史上处于前列，其中心部位甚至对周边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不能不说与它本身即处在时时更新、吸收外来文明之中有关。不只有民族文化的交融，各家各派的思想文化也相互吸收、借鉴，成为整体“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中华文明”，其最高层的概念即为“道”——亦为中华哲学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它表明，中华文明是主讲道义的文明形态，道德价值在其中占有中心地位。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处理民族间的关系并不总是诉诸于武力，而往往延续了和谐的“礼制”传统，通过和亲等方式维护“一体”框架的支撑。在中华民族作为整体与其他周边小国的关系上，“朝贡”贸易虽然被现代学者指责为“不平等”关系，但此种苛求或许并不能理解它在维护东亚和平秩序中的作用。战争，并不是中华民族处理矛盾的“优选”，“慎战”乃基本的态度。即使诉诸于战争，亦把政治的考量放在第一位；对军事问题的谋划，从来都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知和掌控，少有单纯的军事主义、武力主义。尤其是伦理道德、善恶道义融进军事活动中，制约战争的性质和目的、手段，始终将人道高高擎举，使五千年文明绵延不绝。有了此“道”，才能持久不息。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长期生存、发展的根本基因，也是我们今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