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幸运能够成为50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如此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的一分子，它体现了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和勇气。我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彼时，在经历22年的相互敌对后，我们必须实现互动，发出我们想要建立全新关系的信号。

我与基辛格博士以及尼克松总统保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与中方取得了联络。通过双方共同的朋友——巴基斯坦，基辛格博士、我以及其他几个人于1971年7月进行了一场秘密之旅。我负责此次访问的简报事宜。我们见到了周恩来总理，进行了足够好的讨论。双方都认为，总统访问将符合两国的利益。1971年10月，我们再次公开访华，安排总统的访问，并开始起草《上海公报》。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实现了对中国的访问。我再次负责总统的简报事宜，并参加了所有与毛主席的会晤以及与周总理的会晤。因此，我非常有幸能够身处整个交往过程的中心。

当我们乘坐“空军一号”飞往中国时，尼克松还不停给坐在飞机后面的我发送消息，询问更多信息。他希望做好充足准备，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国际事件。他知道自己要和中国非常强力的领导人进行对话。他希望就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其他不同的事务做好充足准备。在成为总统两年之前，他就曾在某杂志撰文说，我们不应该让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以外。

此次访问之所以是一个重要事件，不仅因为美中两国关系，实际上也对苏联带来了直接影响。我们同莫斯科的关系得到了迅速改善，他们同意举行峰会，签署一些武器控制协议以及柏林协定。我们得到了中国和苏联的帮助，得以结束越南战争。因为骚乱、暗杀和战争，美国人民经历了一个令人身心交瘁的十年。因此，我们实现了所有的重要目标，中方同样如此，获得了针对苏联的平衡，加入了联合国，同日本和其他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就像中国人常说的，这是双赢的局面。

对于50年前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行程，尽管我们围绕公报依然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特别是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但为什么我们很有信心将会取得成功？因为我们在1971年的两次访华做了很多准备和铺垫工作。这些日程的准备和《上海公报》大部分内容的起草意味着，双方都想要取得成功。

我和基辛格博士的第一次秘密访问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不知道，访问是否可以建立全新的关系。当我们乘坐巴基斯坦的飞机从巴基斯坦起飞时，没有任何一位美国官员在过去22年中到过中国。当时给我的感觉类似于詹姆斯·邦德的秘密行动，我们即将引发的地缘政治地震，以及所有的一切原因，让这场秘密访问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当下的美国，有人认为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和当时开启对话接触政策都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这是非常短视和错误的观点。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正如前面提到的，这次访问实现了许多目标。而且，还向外界展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依然强大，提升了美国人民的士气。因此，它给我们带来了直接的正面影响。此后，我们从双边关系中既有所得，也有麻烦。但问题是，与中国接触的替代选项是什么？我们无法遏制中国。

首先，认为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充满活力的国家不可能在某个时间节点崛起，这是愚蠢的想法。或许，我们加快了其崛起的速度。但我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中国成为地区乃至全球强国的关键因素。

其次，替代选项是什么？遏制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他国家不会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之中，遏制将会是无效，而且可能还是危险的，因为我们或许会卷入冲突。

第三，我们一直在避免打开大门的风险。我们想要改善关系，但我们并不天真。中国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因此，我们保持了同盟体系和军事实力。我们越来越关注亚洲，以平衡中国的影响。我们通过接触、经济和文化交流获得了许多优势，在全球问题上进行合作。中国帮助我们解决全球性问题。因此，我们得到了收获，尽管我们也遭遇到了一些问题。鉴于这些原因，没有其他替代选项以及我们一直在避险，这就让那些认为这是一场错误的观点愚蠢无比。

作者：温斯顿·洛德（作者作为基辛格博士的特别助理，参与了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及前期筹备工作，在中美建交后曾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原载于2022年2月23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