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梦溪，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马一浮书院院长。
我们中国文化所筹建于1988年7月，开始叫中国文化研究室，1993年4月经文化部批准正式定名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本来1988年筹办的时候，就是按所的规制设计的。建所报告也正式上报到文化部。当时王蒙是文化部长，同时兼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李希凡是常务副院长。把我从另外一个单位调过来，就是为了建立文化所和创办《中国文化》杂志，以对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化热，有一个文化系统的回应。王蒙后来说，于光远也热烈支持此议。希凡认为既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立文化所，应该带上艺术的内容，因此主张叫艺术与文化研究所。我坚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名称不要变，但最后上报的是什么名称，我事先没有看到。
大约过了一个多礼拜，希凡告诉我，文化部党组开会研究了我们院的报告，对建立文化所没有异议，但刚好有一个文件，暂停部下属单位相当于司局级机构的建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长由文化部长兼任，下属各所属于副司局级。我历来不赞成大学、研究单位套行政级别，于是提出可否不套行政级别建立文化所。但部里已经做出了决定，短期内不可能重新再议了。希凡等院领导经过一番商议，想出了先成立直属院里的中国文化研究室的办法。成立研究室，院里就可以决定，报备文化部，不用审批。中国文化研究室就这样成立了，时间在1988年7月12日。
五年之后，1993年的2月18日，我们建立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愿望得以实现。这次我坚持无论如何不要再套行政级别，经费也由我们自筹，只要让我们成立就可以了。尽管如此，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还是给我打来电话，问为何一定叫中国文化研究所，叫艺术与文化研究所，或文化研究所，不是也很好吗。我向他陈述了理由，主要说明我们是一个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主的研究所，以及现在为什么特别需要深入的研究中国文化。他同意了，于是成立了。2017年在深圳，一次和占祥一起用餐，我说起此事，问他是否还记得，他说记得。我们是一个由艺术与人文及社会科学多学科组合的研究所，宗旨为吸纳学术先进，深研学术，整合传统，融会新知，在不忘记本民族历史地位的同时，希望以学术的努力推动文化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保持学术的前沿性、注重学术的精深度、主张跨文化沟通、建立理想的学术家园，是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致力的目标。
事实上，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和院里的其他所，除了不套行政级别，没有任何区别。编制是院里确定的，工资是国家的，按事业单位统一标准发放。人员的调入调出，须经院人事处审核，院领导批准。后来王文章院长主政，连不套行政级别也变化了。当时重新聘任的两位副所长，一个是正处级，一个是副处级。但我个人直到2018年11月退休，仍无任何行政级别，这是我感到非常快意的一件事情。
更感到快意的，是我们聚集了一批第一流的学术人才。画家范曾、法学家梁治平、政治学者刘军宁、当代思想研究者摩罗、致力汉学研究的任大援、徐邦达的公子美学家徐书城，都是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正式在编研究员。思想史学者葛兆光在所时间比较短，主要与我一起编辑《中国文化》的头几期，后去清华，现在复旦。伦理学家何怀宏、戏曲史专家廖奔，也都曾经是本所正式入职在编成员。于丹1989年北师大毕业来文化所，1994年调北师大艺术学院。后来又有专事佛学研究的喻静研究员调入本所。都是我一个一个调入的。研究女性学的张红萍的调入，是经我熟悉的朋友丁东的推荐，原来是副教授，来所以后评上了研究员。秦燕春是陈平原的博士，她的论文答辩我参加了，孙玉石、孙郁等现代文学名家也都在场，大家一致认为其论文是多年来少见的。秦燕春的调入，是我非常高兴的一件事，现已评上研究员。
每个人来所都是一个故事。梁治平原来是人大法律系的教师，1992年出席哈佛“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学术研讨，一路同行，认识了。第二年就调来我们文化所了。院人事处到人大作考核，期间颇有些曲折。我跟院长说，我们是调来做研究，不是当领导，结果调来了。不仅调来，过一段时间，还破格由讲师评为研究员。再过一段时间，又任命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副所长。我的努力是一方面，主要是治平的品学也真是好。摩罗来所，我也作了不遗余力的努力。他华东师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在北京印刷学院工作。研究鲁迅和当代文学，文笔好，有思想。但后来印刷学院不准他上课。丁东传递给我的信息，我怕直接打报告不容易通过，于是先请他参加我们的学术活动，包括院长出席的活动。如此这般，最后办成了。没想到后来他发生大转弯的变化，就像现在大家都知道的那样。思想取向与我不同，平日相处，还挺喜欢他。人各有志，何必强求一致。有一次年终考核，他报的成果是一本叫《圈子》的著作，我为他写的评语是：“莫道圈子小，年年万松生。”摩罗姓万，本名叫万松生。问他这样写如何，他说很好。
这样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学术中坚力量，正式入职在编者，前后计有梁治平、刘军宁、摩罗、任大援、徐书城、范曾、何怀宏、廖奔等。一个规模不大的研究机构，将这么多学有所成的学人聚集在一起，不独京城，即全国也属少见。有人说我们研究所有二十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遗泽，我们自然不敢以此来自许，但承继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传统，建立一个与时俗和世俗不一样的研究机构确是我的私心所愿。
我平生最怕人事纠葛，也深受其害。建所之初，就希望建立一个干净的研究所。因此进人的条件，掌握得比较严格。我常说，学问第一、人品第一，是我们吸纳新人的条件。有人追问，两个第一何者在前？我说学问好的，人品在前；人品好的，学问在前。所内同仁，以及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朋友，会认为我们的这些想法，已为事实所验证。我们进人，也采取过全所投票的方法。记得摩罗进入，就经过了事先的投票。遇有应届毕业的研究生想来我们所工作，我们会请其在所聚时前来，旁听我们的话题讲论。中间插入考核环节，请其作五分钟的自我介绍，然后回答大家的提问。大家满意，才考虑是否报院人事处。只有周瑾是一个例外。周瑾是四川人，浙江大学的博士，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读书极博，对宋学有独到研究。李泽厚打电话向我推荐。于是在我家中和周瑾见了一面。不是一见如故，是见到此人，就不存在调还是不调的问题了。这样的人如不调，文化所可以不办了。所以我和治平说，我们这次想调的人，不和大家商量了。不久周瑾调来参加所聚，大家一见之下，各个笑逐颜开。
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每两周有一次所聚，天上地下，海阔天空，无拘无束，但又相见无杂言，自成值得回味的学术聚会。一般是我提出话头，或从当天见闻说起，或提出最近思考的问题，然后大家交错论议。有时则是向治平、军宁等请教法律和金融方面的知识。军宁是政治学者，但博通金融，市场、股票、汇率，无不知晓。一次问他何为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还有一次问什么是离岸人民币，军宁都能以极简要的语言，几句话就讲清楚，让我们外行也能听得懂。有时看到所内哪一位学人刚发表的好文章，就从这篇文章谈起。如果调入了新同事，就从介绍这位新同事的家乡、学术背景和研究领域谈起。范曾先生2006年正式调入本所，每次所聚都参加，和大家在一起他感到快乐。他来后就由我们两人交互作开场语了。他出身世家，晚清大诗人范伯子是他的曾祖父，姑祖母范孝嫦是陈寅恪的长兄陈师曾的妻子。因此我们在一起话题很多。一次所聚，由感叹几位熟识的友人离世，我不禁念道：“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然后讲起在德国开会遇到一位教育部长，是杜诗爱好者，问我朋友不见面为何要用星辰作比。我知道他说的是杜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因略作解释。“参”字读shēn而不是读cān我自然知晓。但范先生莞尔而笑说：“还好，没有念白字。”我们所聚的快乐，往往以此。自由谈，说真话，切实际，见性情，是我们所聚讲论的特点。
我们的所聚是开放式的，全所研究人员外，我和范先生的研究生也都参加，作为他们课时的一部分。有的学子深受震撼，至有被大家的警语真情感动得下泪者。院内其他所的同道，院外的一些朋友，乃至报刊媒体的编辑记者也时有参加。来过的都想再来。但后来，各自忙起来，所聚的间隔就难免拖长了。每逢年终的时候，圣诞元旦之间，我们举行新年嘉会。少量眷属好友，亦可同来。选京城典雅一些的酒店，品茗谈往，抽签分礼，乐莫大焉。新来的研究人员，在所感受一些时间，会觉得我们的学术气氛浓，空气自由，同时有一种秩序和礼敬。每年都会邀请一些国内外知名的学问大家，到文化所作学术演讲，讲一个小时，讨论互动一个小时。何炳棣、许倬云、杜维明、李欧梵、周质平、黄一农、沟口雄三，及藏学专家王尧、年轻学者刘禾、刘小枫、刘笑敢等，都来所做过演讲。参加讨论者，本所学人之外，京城学界名素汤一介、庞朴、李泽厚、李慎之、余敦康、方立天、沈昌文、董秀玉、梁从诫、牟钟鉴、陈来、王守常、汪晖、周国平、秦晖、刘东等，都莅临过我们的学术演讲会。
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开始有学术评议小组，1997年正式成立了学术评议委员会。评议委员有本所的刘梦溪、梁治平、何怀宏、廖奔、任大援五位研究员，和外聘的汤一介、李学勤、余英时、金耀基四位专家，共九人组成。当我们向所外几位专家发出邀请时，他们都欣然答允。英时先生是内子陈祖芬代我电话邀请的。当时祖芬在美访问，电话向余先生提出此事。余先生说，他一般不参与国内的此类事情，但梦溪叫我做的事，我一定答应。说起来，无法不让我感念英时先生对我的信任。
《中国文化》杂志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宗旨相同，有如同袍兄弟。一所一刊的学术理念，就是我本人的学术理念。我主张多元共生，为学不专主一家，提倡“为己之学”，既强调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又重视精神价值的永恒性和普世性。我认为学问的会心独得比结论的正误更重要。《中国文化》的创刊，比成立研究所顺利，1988年筹办，1989年就创刊了。由三联书店、香港中华书局和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在北京、香港、台北同时出版。聘请季羡林、饶宗颐、周有光、缪钺、王元化、余英时、金耀基、汤一介、李泽厚、庞朴、李学勤、裘锡圭等老师硕学为学术顾问。每年出版春季号、秋季号两期，以刊载人文学领域的名家名篇著称。举凡海内外的大家，很少有没在《中国文化》上发表文章的。
2008年11月30日，《中国文化》创刊二十周年时，我们举行过一次纪念活动，名为“戊子岁尾雅集”，多年来关照呵护我们一所一刊的学界友人杨振宁、何兆武、戴逸、冯其庸、汤一介、乐黛云、李泽厚、李学勤、李希凡、王蒙、王文章、范曾、余敦康、严家炎、陈平原、沈昌文、董秀玉、于丹等师友出席，并分别作了讲话。
王蒙第一个讲话，他说：“时隔二十年，又看《中国文化》的创刊词，写得还真是不错。我可能当时看得并不认真，没好好看。世界上有很多事，隔了二十年，就不能看了。而这个创刊词还真是能看，而且很好看。”又说：“现在谈中国文化，已经有点过于热了。《中国文化》和研究所还是那样不冷不热的，一如既往地进行着。这也很难得。”王文章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兼艺术研究院院长，他接着王蒙的话题说道：“刚才王蒙同志谈到，二十年的时间，很多东西不能看了。但是《中国文化》这本杂志，二十年之后再来看，感到它确实很厚重。二十年之前创办这个杂志，确实是一个很有见地很有思想的决策。”并说：“中国文化研究所建立二十年了，在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背景下，我有时候会想，中国文化研究所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多同志也谈过这个问题，有段时间，有人提出，给文化所改一个名字，也还有其他一些看法。但是，在经过讨论之后，大家认识到，中国文化研究所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发展来说，具有基础的意义。它的文化积淀、学术积淀和学术精神，对中国艺术研究院来说，是一个基础。中国艺术研究院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研究所，会不会有今天呈现的这样的整体面貌？我想，它会减弱很多，不会完全是今天这个面貌。”这个评价，让我从内心感到欣慰。文章不愧是知我们者。实际上，文章院长主政的十五年，我们中国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得到了格外的呵护，我至今心存感激。
李希凡是我们建所和创办《中国文化》的见证人，他讲了我不愿多讲的一些事情。他说：“梦溪也经历过一些困难，他自己今天没说，特别是有一段，甚至有外边的干预。《中国文化》有很多港澳台和国外的一些学者在这里发表文章，很容易引起注意。这当然是过去的事，现在看来，《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跟时下的那些东西没有一点联系。它的品格，经过二十年的考验，摆在这里了。”希凡是我相交五十多年的老朋友，尽管学术思想异趣，一刊一所的创办，当年如没有希凡的支持，不会有后来的发展。2018年10月他不幸逝世，我写有《忆希凡》一文，刊载于《中华读书报》，讲述了我们一路走来的诸多记忆。
纪念一刊一所的“戊子岁尾雅集”，许多学界师友的发言，也都精彩得令人难忘。《〈中国文化〉20周年戊子岁尾雅集发言集锦》，整理得详尽无遗，读者当不会放弃一览全豹的机会，此处不再具引。斯亦可见，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创办时间，院里历届主事者也都是从1988年7月成立中国文化研究室算起的，到今年已整整三十年了。
1988年筹办《中国文化》的时候，同时有出版英文提要本的计划。所以国家新闻出版署批给我们两个刊号。但几位老辈不赞成出英文刊物，认为费力不讨好。钱锺书先生给我的信里，也流露出此层意思。以此至有七八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英文版刊号白白空着。出版署几次欲吊销刊号，幸亏一位熟悉我的出版界元老，说刘梦溪是书生，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弄出来了，何必急于举措。没想到还真让他言中了。20世纪九十年代，我常有国外访学的机会，认识了不少汉学家，对国际汉学的状况有一定了解。于是酝酿将《中国文化》英文提要本改名为《世界汉学》。此事得到了当时任出版署副署长的梁衡的支持，比较快的完成了相关手续。
1998年5月30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我们召开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创刊座谈会。京城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和国外专家50馀人相聚一堂，祝贺创意新颖的学术杂志《世界汉学》出版发行。锺敬文、季羡林、张岱年、龚育之、李学勤、汤一介、庞朴、周汝昌、冯其庸、乐黛云、何兆武、梁衡、曲润海、陈平原、汪晖、成中英等在会上发言。不光是祝贺，主要是围绕“《世界汉学》和世界汉学”的话题，作了热烈的交流和研讨。很多发言都很精彩，对如何办好这个新刊物提供了有益的建言。记得周汝昌的发言谈到，他认为与其叫《世界汉学》，不如叫《汉学世界》更规范。周先生是英文系出身，他讲的其实很有见地。参加此次座谈会的学者和作家，还有王蒙、谢方、耿升、董乃斌、梁治平、何怀宏、廖奔、任大援、雷颐、王邦维、柴剑虹、张西平、杨念群、孙歌、于丹，以及德国《华裔学志》研究所的孙志文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东亚系主任奚密教授、台湾政治大学施淑慧教授等。赵朴初写来了诗联：“汲古得修绠，开源引万流。”任继愈写了贺信，为《世界汉学》创刊誌庆。天时、地利、人和，都凑泊到一起了。
为《世界汉学》创刊，我写了发刊寄语。其中写道：“现代社会交通便捷、传媒发达，地球变小了，地球和其他星球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但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仍存在隔膜，甚或发生冲突。如果冷战后文明的冲突愈益突显之说无法得到广为认同的话，那么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变得更容易而是增加了新的难度，应是大多数学人都可以接受的事实。我们创办这本刊物，为的是给关切儒教文明为基底的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事实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各国汉学家，提供一个自由论说的园地，祈望以汉语的方式建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建构国际汉学研究的学术桥梁，为实现人类在21世纪的梦想稍尽绵薄。”看来当时的本人，怀抱还不小。
我在“发刊寄语”中还说：“现在国际汉学正进入一个转型期和整合期。本世纪许多有影响的老一代汉学家，有的故去了，有的退出了研究岗位，一些青年学人以传统汉学无法范围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取径，跻身汉学领域。处此种背景之下，国际汉学界亟须整理传统，交流资讯，总结经验。而中国学术界，尤其有系统了解世界各国汉学的历史和现状的强烈愿望。一般民众也很关心外部世界怎样看自己的传统与文化。为此，我们决定创办一本专门介绍与研究世界各国如何研究中国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取此一概念的宽泛义，名字就叫做《世界汉学》。”对何以创此新刊的背景、旨趣和目标，也作了简要的阐发。
还有必要交代一下《世界汉学》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发刊寄语》又字斟句酌地写道：“《世界汉学》是《中国文化》的姊妹刊物，但办刊宗旨和组稿范围两者互为区别。《中国文化》主要研究与整理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的资源，《世界汉学》则是对国外中国研究的介绍与研究。”这一点，赵朴老为《世界汉学》创刊所写的题词：“汲古得修绠，开源引万流。”已寓意深远地将《世界汉学》和《中国文化》联系起来。杜维明先生得知我们继创办《中国文化》之后，又创办《世界汉学》，也说这很像“太极生两仪”。《世界汉学》发刊寄语还写道：“本世纪最具个人魅力的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毕生提倡、生死以之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成为我们办刊的座右铭。《世界汉学》是世界各国汉学家的园地，古老的汉学和现代中国研究将在这里自由驰骋、交相映辉。”
最后，《发刊寄语》不无诗情的向可能的作者和读者发出呼吁：“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耕耘好《世界汉学》这块学术新园地而尽心尽力。《世界汉学》属于我们和你们，属于东方和西方，属于整个学术界。《世界汉学》是大家的。”可能当时我还年轻，现在是无论如何不想再写出如此这般的语句了。
可惜好景不长，《世界汉学》只出版了四期，就因资金不济而停刊了。盖《世界汉学》和《中国文化》都是自筹资金，就中的艰辛与苦楚，实有不能尽向外人道者。任大援担任《世界汉学》的副主编，这是他熟悉的学术领域，虽然不能为继，还是挺感谢大援付出的劳动。《世界汉学》的装帧设计，请的是大名家吕俊人，至今翻看创刊号，还感动得于我心有戚戚然。台湾中央图书馆汉学中心是我们的合作单位，负责人刘显叔先生看到《世界汉学》样刊，拍案叫绝，说一直想办这样一个刊物，结果被刘先生办成了。停刊后，很多人为之惋惜。只有台湾《联合报》主笔陈晓林先生，每次见面都坦承建言，认为我不应把精力放在办刊物上。他说依他对本人才学和文笔的了解，是应该写大著述的。当时他使用了“名山事业”一词。我的五六种著作的繁体字版，都是经晓林之手在台出版的。但他不知道，我做学问经常不是事先的安排，更无远大的目标。兴趣在读书，读书也是跟着兴趣走。读出了有意思的问题，才想写文章。我的研究陈寅恪，研究马一浮，都是如此。
我是太喜欢世间的美好事物和出色的人了。我与之相交的许多友人，都是极出色的人物。本书各章，写到很多，大家可以参看。对本所的优秀学人，我是喜之不尽，夸之不尽。每逢所聚，十次有八次会夸赞治平和军宁。一次治平说他都不好意思了。何怀宏后来去了北大，教伦理学，几个月后携妻子来看我，我问新去处可好？他妻子说：“再没有人像刘先生那样夸我们怀宏了。”是的，我的确喜欢称美人物。我的称美，是出于对人物美质的欣赏。学人的美质，在学品学养和真实不欺。而不是没有弱点和不足。按章学诚的说法，凡学问有成者，都是有“殊致”之人（《文史通义•知难》）。有“殊致”，岂能全美。我之看人，只取其美质之大略而已。文化所刚成立时，需要聚集人才，我向院里提出，只要学问好人好就可以，至于是否有一点骄傲，我不在乎。当时管人事的副院长刘颖南和李希凡都在。刘颖南口出奇语，说“当然了，你可以跟人家说，你还能骄傲过我去”。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知的此一消息。真正骄傲的人，应该目中无人。可我真的是目中有人。我看上的人可是不少呢。发现人物并且能赏，是极欣悦的一件事。当我称美他人时，自己有一种安然的怡然快慰之感。古人有“真赏”之说，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范仲淹说：“真赏之际，使人愉然。”信哉，范文正公之言。
当然，我也不是一味称赏。研究所也有一些维持运行的日常事务，不得不按时按质按量完成，这方面我的态度用得上“严格”二字。任大援一次在所里说：“刘先生即之也温，久而知其严，再久，又转温矣。”可谓知我之言。那个第二阶段的“严”，往往是因事而生。由此可知治学和治事的分别。做学问是个人之事，做事情是大家之事；做学问需要有兴趣，做事情必须尽责任。所以我对汤一介先生祖父提出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深感共鸣。我的办法是尽量减少学问之外的闲杂之事。
2018年11月，我以七十有八的年龄在研究院退休，不再担任中国文化所的所长。但退得不彻底，还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仍由我主编。
岁月迁流，逝者如斯。天下物事，有变者，有不变者。
我喜欢我一手建立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喜欢我购置的那些永不过时的办公用具，喜欢经过我主体对象化的学术环境，喜欢我悉心培养的学术氛围，喜欢那里的秩序和美质。
庚子二月初七于京城之东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