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回顾数十年来的研究可知，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继承传统并开拓创新，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机构、教材、期刊等多项要素均取得进展，学科定位问题得到持续探讨；在学术体系建设方面，更新学术理论框架，深耕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传统领域，向高科技的伦理反思、工程伦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哲学、负责任创新等新兴、前沿与交叉领域迈进；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向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挖掘与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科领域。总体而言，中国科学技术哲学所取得的学科成就殊为不易，形成了多元而有活力的学术格局，创造出精彩且独具特色的中国话语，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已有基础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哲学“三大体系”，应弘扬自然辩证法的传统，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应务实哲学学科根基，支持跨学科互动与合作；应追踪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关注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
关 键 词：科学技术哲学 自然辩证法 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科学技术哲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分支学科，建制化始于1956年设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在改革开放后更定名称并渐趋成熟。但其历史渊源颇为悠久，相关领域可追溯至20世纪上半叶传入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基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总方向，①科学技术哲学拥有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积极贡献思想力量的优良传统，曾经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时至今日也依然肩负着伟大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②对照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建设要求和方向指引，科学技术哲学亦应系统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有针对性地制定面向新时代、新挑战和新任务的引领措施。为此，本文主要立足于梳理和分析数十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动态，特别是近年来的新动向，研判当代学术发展趋势与特征，摸清制约学科发展的偏颇与短板，从而根据经验与实践的语境对构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哲学“三大体系”尝试作一前瞻思考。
一 学科体系建设：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演进
学科体系是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哲学的建制根基和现实依托。自1987年“科学技术哲学”脱胎于“自然辩证法”而正式得名后，其学科体系构建在多方面取得建设性进展，最为重要的是学科框架的更新与完善。《科学技术哲学教程》列出自然论、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论和技术论等四个构成部分，③与自然辩证法相差不大。《科学技术哲学的前沿与进展》则分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④显示出学科框架的动态调整。再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自然辩证法名词》为例，2004年版分“总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六个部分。2019年提交审定的最新版则增至“总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科技伦理”八个部分。目前对学科框架的理解通常有四种路径：(1)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即对作为整体的“科学技术”所进行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即由“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这两个分支哲学所共同构成；(3)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即将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基本等同起来；(4)科学技术哲学=“大口袋”学科，即指它包含各种对科学技术的人文研究，实际上横跨多个一级学科。新近面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下文简称“马工程”)重点教材《科学技术哲学》承载了学界对此取得的最新共识，“由于科学技术在当代呈现一体化趋势，许多问题成为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研究共同探讨的问题”⑤。该书的章节安排亦能体现这种框架。
学科体系建设的其他显著成就包括：一是教研机构的新设。早期的科学技术哲学教研机构多继承了自然辩证法教研机构的基础，如2000年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前身是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近年来新设教研机构(研究院、研究中心、研究所等)不仅总体数量较多，而且展现出多方向拓展的愿景。如清华大学科学史系(2017)、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2018)等；2018年创建的复旦大学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系旨在实现研究与培养方式的转换，即从传统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走向多学科、跨学科的“哲学+科学(philosophy plus science)”；202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其发展方向亦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为主。二是教材编写的推进。几十年来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类与“自然辩证法”类教材为数众多，总论性、分支性、经典研读等各种类别教材均层出不穷，各具特色。最为突出者当属两部相继出版的“马工程”重点教材，分别为郭贵春与殷杰领衔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2018修订版)和刘大椿领衔主编的《科学技术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两个编写团队的20位主要成员来自各地不同单位，汇集了当下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界的精干力量。三是办刊水平的提升。作为学术成果展示和学科同行交流的平台，本学科的学术期刊也在稳步发展。被称为科学技术哲学“三大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与辩证法》逐渐扩容改版，均属当代中国哲学界的优秀期刊。三者名称皆源于自然辩证法，但2009年《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试图回归学科之哲学本真，并由此推动学科向规范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的正确方向前行。另两者虽未更名，但如《自然辩证法通讯》所称，服务于“关注科学技术的哲学意蕴、历史演进和社会意义”的办刊宗旨。
如何处理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关键议题。从其渊源和现状来看，科学技术哲学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为“前史”，⑥但既未全面取代自然辩证法，又未与自然辩证法完全分离。目前两者呈现出交叉并存的复杂模糊状态，反映于学会、刊物、课程、教材等诸多方面。例如，全国与各省市层面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当初未随之改名，至今并没有以“科学技术哲学”命名的正式学会出现，代表全国科学技术哲学界的学术共同体仍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从学理和建制来看，科学技术哲学不但包含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自然哲学等属于哲学的分支领域，而且包含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等与哲学关联性不强的分支领域，导致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与作为“大口袋”的科学技术哲学之间存在名不副实的紧张关系。这种模糊和紧张的存在，使得学科定位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前有赖于自然辩证法课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独特地位，科学技术哲学的教学与研究队伍得以维持与巩固。然而，作为公共课程的自然辩证法课程自2010年起被大幅削减⑦，是学科定位矛盾进一步凸显的转折点，势必引发课程内容压缩、师资需求减小、学科地位降低等连锁反应。如近年来理、工、农、医类院校科学技术哲学的二级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屡被撤销。结合高校、学科“双一流”建设的宏观背景来看，科学技术哲学有被边缘化的趋势，部分教研机构被裁撤或降级，导致研究人员分流，研究力量也被分散。此种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设的萎缩势头与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状况不相匹配。
为了应对本学科的“合法性”危机，业内同仁纷纷献计献策。长期以来，学界对此的主要意见可大致分为将自然辩证法等同于科学技术哲学、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立为综合性学科群(如设立科学技术学一级学科)等三种。2011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增设自然辩证法二级学科的观点被提出。⑧此外，还有开设科技伦理必修课、实施STS通识教育等建议。2020年全国两会代表建议设立科学技术哲学与逻辑学一级学科，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自然哲学、科技与社会、认知科学、逻辑学等作为二级学科。截至目前，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提议均未有实现者。“马工程”重点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2018年版)》认为，在承认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哲学之间“具有更为紧密的关系和渊源”的基础上，应“突破原有的‘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哲学’相混淆的状况”，分别强调前者的“价值旨归是马克思主义”，后者的“哲学学科的专业属性更为突出”。⑨换而言之，应将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而继续将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总之，如何明确科学技术哲学“安身立命”的学科定位，尤其是如何处理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仍是一个亟待突破的问题。
二 学术体系建设：传统领域的深耕与向新兴领域的迈进
学术体系是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哲学的理论构架和方法支撑，更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⑩。数十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前贤不断开拓，在深耕传统领域的同时向新兴、前沿与交叉领域迈进，学术体系建设成果丰硕，但也存在研究主题分散、研究原创性不足的隐忧。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传统领域原非传统，有些早先的新兴领域亦已非新兴。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兴起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如今已被视为传统领域。这里的传统领域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兴、前沿和交叉领域则基于时效性考量而选取高科技的伦理反思、工程伦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哲学、负责任创新等领域为例。
1.科学技术哲学传统领域的深耕
自然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界历来着墨的重点之一，科学的自然观与超越科学的自然观都曾是热门的问题域。新世纪以来受关注度有所下降但也不乏亮点，在中国古代自然哲学、西方古代自然哲学、当代自然哲学等方向均有不少新成果问世。刘劲杨和李健民总结了自然哲学的两大研究传统：通过探寻自然的终极本原来揭示自然的本质，伴随本原探寻展开的对自然普遍性的探索；同时指出当代自然哲学揭示自然普遍性的三种路径：科学化的哲学进路、形而上思辨进路和更为广阔的整体主义进路。(11)如何克服“冷门化”趋势，重视与强化自然哲学研究，是现今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诸多支流之中，科学哲学的研究历史、队伍规模与成果数量均居首位。早期的如维也纳学派的中国成员——洪谦先生的科学哲学研究，之后如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舒炜光与邱仁宗等《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87)等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引介，至今已有“正统科学哲学”与“另类科学哲学”(亦称“第一种科学哲学”与“第二种科学哲学”)之分。在如何看待科学或者说如何理解科学的问题上，国内学界除了辩护(解释、捍卫)和批判(解构、质疑)，还出现了审度的观点并引发争鸣。目前，科学哲学在多个方面具有蓬勃发展之势：一是一般科学哲学研究向纵深推进。关于科学实在论、自然规律、科学合理性、科学实践哲学等主题的代表著作仍占据相当比例。二是分殊科学哲学研究各具特色。如物理学哲学、复杂性科学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生态学哲学研究等。三是认知科学哲学研究渐成热点。意识、表征、身心等经典问题吸引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领域内的学术交流与联动日渐兴盛。四是综合性的科学哲学史研究方兴未艾。刘大椿等的《一般科学哲学史》和《分殊科学哲学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致力于“以科学哲学史的方式厘定科学哲学的源流，进而稳定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12)。五是科学哲学翻译成果迭出。其中首屈一指的是山西大学团队翻译出版的首批9卷16册《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Elsevier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以此为代表的众多科学哲学译丛提供了可供吸取、借鉴与批判的充沛思想资源，亦有助于追踪国际学术前沿。
较之于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是后起之秀。从自然辩证法时期的技术辩证法与技术论算起，再到国内以“技术哲学”为名的开山之作——陈昌曙的《技术哲学引论》(科学出版社)于1999年的世纪之交问世，而当下则正处于“从部门哲学向哲学纲领构建发展”(13)的进程中。各高校技术哲学的版图中，领头羊是先后以陈昌曙、远德玉、陈凡等为带头人的东北大学，其他拥有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点的院校内也基本都有技术哲学的研究力量分布。技术哲学旨在关注技术与人、技术与时代、技术与现实，除技术伦理以外显现出“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总体态势，即基本理论、人物思想和专门主题。在基本理论方面，新近如吴国林等著《当代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研究》，由肖峰、吴国盛、张志林、李三虎等国内技术哲学中坚力量合作而成，提出分析技术哲学的系统性研究纲领，还兼顾信息、量子等若干分支技术哲学研究。(14)吴国林在《技术哲学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中更明确提出，要运用综合的分析哲学方法进行技术哲学研究。在人物思想方面，热门的研究对象既有拉普(Friedrich Rapp)、卡普(Ernst Kapp)、德韶尔(Friedrich Dessauer)、海德格尔、芒福德(Lewis Mumford)、马尔库塞、马克思、恩格斯等近代专论或述及技术的哲学家，也有伊德(Don Ihde)、伯格曼(Albert Borgmann)、温纳(Langdon Winner)、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米切姆(Carl Mitcham)、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等当代技术哲学家。此类研究的作用是推向技术哲学史的纵深，构建技术哲学思想的谱系。在专门主题方面，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分国别的技术哲学(如荷兰学派)、技术哲学史(思想史)、技术创新、现象学的技术哲学、技术与文化等类别的作品层出不穷，可谓论题丰富，蔚为大观。
作为科学技术哲学之中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交叉性子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堪称“传统的新兴学科”，广义而言可将触角伸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人类学、科学技术与文化等诸多领域内。(15)研究内容的多样性使得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学术团体建制也相当多元，衍生出多重的学科属性。同样，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路径也因学科交叉而相当多元，按主题可划分为科技与社会总论、科技与政治、科技政策与管理、科技与经济、科技与军事、科技与法律、科技与文化、科技与伦理、科技与宗教、科技与教育、科技与心理、科技与传播、科技与环境等。(16)如果粗略地从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两大分类看，其分别也都呈现出数量增长与问题域扩展的趋势。如关于科学社会学实证研究的统计分析表明，研究谱系正逐渐形成，学科建制化亦稳步推进。(17)
2.向新兴、前沿和交叉领域迈进
一是高科技的伦理反思。认清与应对高科技引发的价值风险，是科学技术哲学发挥学科优势和关怀人与社会的应有之义。有关于此议题的基础理论著述不少：邱仁宗《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徐少锦《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余谋昌《高科技挑战道德》(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段伟文《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王蒲生《科学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王前《中国科技伦理史纲》(人民出版社，2006)与《技术伦理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卢风《科技、自由与自然：科技伦理与环境伦理前沿问题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潘建红《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人民出版社，2015)等，涵盖生命伦理、中国伦理思想史、技术伦理、网络伦理、科研伦理、环境伦理等多个论域。而在具体视域内，早前的热门主题有核技术、克隆、转基因、纳米技术、机器人、生化武器等，如今则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技术、无人驾驶、基因编辑等。如针对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现行的生命伦理学仍有含糊不清之处，应借鉴形而上学思想资源，引入“生殖系基因编辑禁止原则”和“增强性编辑禁止原则”予以完善。(18)当下国内科学技术哲学界已经显现科技伦理研究的若干突出方向和显著优势：纳米技术伦理(王国豫)、生命伦理(邱仁宗、雷瑞鹏等)、机器人伦理(杜严勇)、人工智能伦理(段伟文、闫坤如等)、大数据伦理(苏令银、杨庆峰等)、赛博伦理(李伦)、数据伦理(闫宏秀)等。
二是工程伦理。其在广义上与科技伦理相通，但专门意义上的工程伦理研究21世纪以来才在中国兴起。主要动态包括对外国工程伦理教育和研究的借鉴、工程伦理教材的编写、工程伦理理论的探索。其一，主要是对美国工程伦理教研经验的介绍，如唐丽《美国工程伦理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07)、张恒力《工程伦理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等；其二，比较有代表性的工程伦理教材是李正风、丛杭青、王前等编《工程伦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系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并于2019年修订出版第2版；其三，进行理论探索的专著颇多，如何放勋《工程师伦理责任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陈万求《工程技术伦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齐艳霞《工程决策的伦理规约》(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等等。随着2018年“工程伦理”课被列入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课，(19)工程伦理的研究热度持续上升，集中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院校，成为科学技术哲学新的生长点之一。
三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哲学。对于近年来相继变“热”的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科学技术哲学界也予以普遍关注，并引领关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哲学的顶层研究。事实上相关研究可追溯至自然辩证法时期的控制论。而在20世纪80——90年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注人工智能对于意识和思维问题的意义相比，科学技术哲学界更多地着眼于科技革命的视角和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代表作品是童天湘的《智能革命论》(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2)。如今再度涌动的热潮究竟会给科学技术哲学乃至整个哲学学科的发展带来何种影响，现在还难下定论。眼下对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哲学的研究主要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四个维度。大致观之，价值论方面的成果最多，亦属高科技的伦理反思，整体的理论体系建构尚未成型。本体论方面，段伟文认为数据化表象的本体论预设并不完备，介于真实世界现象与大数据的知识发现之间，可从多元主义、诠释学和能动实在论等进路寻找超越之道。(20)认识论方面，段虹和徐苗苗认为大数据将重构认知模式，以相关关系替代因果关系，以“主观事实”替代“客观事实”，促使人们产生“社群意识”。(21)方法论方面，成素梅阐述了人工智能研究的三种范式：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认为只有三种范式有机整合起来才能实现“大脑”的构造，而这还很遥远。(22)
四是科技创新尤其是负责任创新。科学技术哲学界向来是研究科技创新的骨干队伍之一，剖析科技变革力量、检视科技体制运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甚至参与制定科技政策。历年来的研究热点为数颇多，研究成果不胜枚举。这其中负责任创新(RI)或称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RI)，是从欧美流行起来、涉及科技创新的政策与伦理的新兴概念。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界对于负责任创新的研究以理论引介和应用结合为主。一是负责任创新的介绍，如“四维度”理论模型(预测、反思、协商与反馈)(23)、RI与RRI的概念辨析及其学理脉络(24)；二是负责任创新的应用，即具体案例中负责任创新的实践，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负责任创新的运用；三是负责任创新的反思，主要围绕“负责任”的伦理原则、责任观念、价值困境等系列问题。大体而言，一批中青年学者是从事负责任创新研究的主力军，有望开辟广阔的学术前景。
三 话语体系建设：科学技术哲学的中国声音
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哲学的思想结晶和传播载体。如何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亟待破解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事实上，当代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实践成就有目共睹，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在国民经济与社会运行中，科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有待探析和阐释的课题非常多。一直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界主动把握时代脉搏，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挖掘与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科领域，是进一步建设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话语体系的起点。
一是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早在自然辩证法时期，前辈学者许良英、范岱年的科学思想史和科学哲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如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合作编译的3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6、1979、1979)，而他们合著的《科学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出版社，1957)于1982年在美国纽约出版了英译本。科学技术哲学拥有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的独特优势，还涉足哲学之外的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工程学、理学、医学等诸多领域。2013年，曹聪、李宁、李侠、刘立在《科学》(Science)杂志联合发表《改革中国科技体制》(Reforming China's S&T System)。文章从三个层面分析中国科技体制存在的症结，提出“三管齐下”的改革措施。(25)2019年，雷瑞鹏、翟晓梅、朱伟、邱仁宗在《自然》(Nature)杂志联合发表《重建中国的伦理治理》(Reboot Ethics Governance in China)。文章由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谈起，结合若干案例指出中国生命伦理治理问题需要从监管、注册、监测、知情、教育、反歧视等六个角度进行解决，从而重新构建中国科技伦理的治理体系。(26)两篇文章分别立足科技政策和科技伦理领域，不但为深化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贡献了人文学科的力量，而且大大提升了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全球影响力和国际学术话语权。更多的中国声音的彰显也落实于“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诸多方面之中。前者包括召开国际学术会议，聘请海外专家开展讲座或兼职任教，中外学者合作开展研究并撰写论著等。后者包括发表国际期刊论文，参加海外学术会议，组织学生留学与学者访学等。正是在全方位和多层次的中外交流中，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稳步向前推进。
二是挖掘与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体系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话语体系建设亦是如此，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精髓。虽然科学技术史研究已有独立的一级学科作为建制和依托，但是科学技术哲学与其具有内在亲缘关系，门户界限并非泾渭分明。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曾言：“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27)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人员历来注重科技思想史研究，通过挖掘与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倾力打造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话语。一是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主题包括古代思想家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古代科学家的思想、中国科技史的分期、不同地域或学科的科技史，等等。这方面，如姜振寰持续多年研究并著有《技术史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科学技术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社会文化科学背景下的技术编年史：远古-1900》(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技术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等作品，实现了全球科技史与中国科技史的视野融合。二是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明末清初和晚清以来的两波“西学东渐”刻画了中国科学技术从传统向近现代转变的历史轨迹，其中有许多问题常被研讨：传教士与“西学东渐”、“李约瑟问题”、17世纪中国科技转型的可能、乾嘉汉学与科学、近代师夷长技的理念与实践、科学在中国的体制化与本土化、中国科技发展的未来与转型，等等。三是专题性的科技思想史研究。如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以马来平的研究为代表。又如中国古代科学方法，周瀚光认为有六个主要特点：勤于观察、善于推类、精于运数、明于求道、重于应用、长于辩证。(28)再如中国古代科技伦理。徐朝旭《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科学出版社，2010)梳理了中国古代科学伦理和技术伦理的基本规范，也论述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伦理与生态伦理的内涵。
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科领域。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始终坚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努力构建贴近当代中国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学科领域。自然辩证法的学科体系由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等组成，其中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尤其受到重视。一方面，马克思的众多著述中并无系统论述科学与技术主题者，而是只有零星散落或相对集中的讨论，必须从部分到整体地建构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如科学技术的本质与结构、科学技术的发展模式及动力等。另一方面，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也处处体现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如科学技术创新观、科学技术人才观、科学技术发展观等。除此之外，中国工程哲学自2000年以来也取得了别具一格的长足进展。殷瑞钰、汪应洛和李伯聪等领军者陆续出版《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大象出版社，2002)、《工程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工程演化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工程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等专著，《工程知识论》也即将面世。这意味着初步形成“工程哲学的中国学派”。(29)包括理论体系建构和实践案例结合在内的工程哲学的迅速兴起，是科学技术哲学话语体系对中国工程实践丰富经验的反映，也是对中国工程领域实力日渐强大的写照。
四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哲学“三大体系”的策略
在既有的发展基础之上，怎样才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哲学“三大体系”？回应无疑是开放性且多样性的，仍如陈昌曙当年所言：“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形成、发展，需要有一个探索、研究和辩论的过程。”(30)而从上文所述的当前形势和现存问题出发，本文由此提出如下三种可能着手的途径，亦作为学界对此进一步加以研讨的引玉之砖。
首先，应弘扬自然辩证法的传统，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有着承续的渊源和交叉的视域，可以说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马克思主义的鲜明色彩和优良传统。于光远曾言，作为“科学群”的自然辩证法“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印记”(31)。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哲学“三大体系”建设，既不能也不该弱化自然辩证法的传统，而应当弘扬并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此，有必要继续加强自然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研究，并使经典文本的深耕、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国实践的解读三种角度相互结合，形成从马克思主义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深刻而富有解释力的科学技术观；同时也应促进自然辩证法学科的转型发展，支持自然辩证法在学科建制上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增添为其下列的二级学科，强化自然辩证法的意识形态属性，为科学技术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建立学科体系中的稳定连接。巩固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加强自然辩证法的现代通识教育功能。还应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哲学思考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科技领域的参考，发挥联系具体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的桥梁作用，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科技事业的指导性。
其次，应夯实哲学学科根基，支持跨学科的互动与合作。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哲学“三大体系”建设，亦有赖于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底色”和跨学科、多视角的“亮色”相融合而出彩。哲学学科根基的夯实不仅需要加强对中国古代哲学、西方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思想史经典的翻译、引进与吸收，重视研究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新动态、新思想、新学派；而且应结合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整理和建设科学技术哲学经典文献库；还可以深入采访老一辈科学技术哲学学者，以回忆录、口述史的方式传承历史经验。跨学科互动与合作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之外则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增强与其他哲学二级学科的联系。“解决哲学二级学科划分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分’，而在于如何‘合’。”(32)以问题为导向，形成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科学哲学、科技伦理、科学与宗教等领域研究的“合力”。二是推进科学技术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合作，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传播学、考古学等，在有关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的研究议题上，仍可发挥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学科“大口袋”与新学科“催化剂”之优势。
最后，应追踪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关注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面向科技，面向社会，面向未来，也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哲学“三大体系”的必然要求。其一应追踪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吸引并培养具有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术背景的卓越人才，壮大科学技术哲学的队伍规模，深化数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医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系统科学哲学等分殊科学哲学研究。鼓励哲学界与科学界、工程界等的合作探索，开创更多像工程哲学和工程伦理那样实现良性互动的学科案例。其二应关注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为促进科研伦理、科研评价、科研诚信建设献计献策，助力营造良好的科学研究风气和科技创新环境。秉承哲学思考和人文关怀，分析科学技术应用对社会的影响，剖判科学技术与社会问题包含的价值与责任。其三应强化对科技革命和时代变革的前瞻性，探究人工智能哲学、科学技术与全球化、科学发展与生态文明等关系科技发展与人类未来的重大课题，发掘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全面理解科技时代人的生存境遇。
回顾数十年来的研究可知，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继承传统并开拓创新，已经取得了殊为不易的学科成就，形成了多元而有活力的学术格局，创造出了精彩且独具特色的中国话语，但总体上学科规模仍然有限，学科定位有待理顺，学科发展存在隐忧。科学技术哲学面临的边缘化和萎缩困境值得警惕，这关系到哲学与科学、哲学与时代关系的厘清。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科学技术哲学应当成为科技时代精神的精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顺应迅速发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已有基础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正当其时。科学技术哲学不但可以发挥哲学专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现代通识教育“三位一体”的特殊功能，而且能够融会古代思想精华和西方哲学资源而运用于当代中国的实践语境。肩负使命感的科学技术哲学工作者们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做好“哲学”和“科学技术”两方面的文章，既遵循学术研究规律，又顺应社会发展要求，善于发现新问题，敢于提出新思想，勇于打造新框架，勤于寻求新定位，使科学技术哲学成为哲学应用于科技时代的一张亮眼名片，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添砖加瓦。
注释：
①参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自然辩证法研究资料编辑组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知识出版社，1983，第260页。
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第22页。
③参见黄顺基主编：《科学技术哲学教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88，第1-3页。
④参见黄顺基、刘大椿主编：《科学技术哲学的前沿与进展》，人民出版社，1991，第1页。
⑤《科学技术哲学》编写组编：《科学技术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3页。
⑥关于这段“前史”，亦即20世纪90年代前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历程，龚育之曾撰写文章《中国自然辩证法史》，分四部分连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1-4期，将中国自然辩证法史划分为准备阶段、开始阶段、广泛传播和发展阶段、开创新局面阶段。
⑦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调整的意见》(教社科[2010]2号)，硕士生研究生“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由3学分必修课缩减为1学分选修课，博士生研究生“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被取消。
⑧参见徐治立：《关于自然辩证法教学和学科建设策略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12期，第21页。
⑨《自然辩证法概论》编写组编：《自然辩证法概论(2018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第2页。
⑩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3页。
(11)参见刘劲杨、李健民：《自然哲学的研究传统与当代定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65-72页。
(12)刘大椿等：《一般科学哲学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第3页。
(13)李三虎：《中国技术哲学：历史、现状和趋势(上)》，《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5页。
(14)参见吴国林：《当代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第1-4页。
(15)参见殷登祥：《试论STS的对象、内容和意义》，《哲学研究》1994年第11期，第41-48页。
(16)参见肖显静：《中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三十年概况——从“科学技术哲学”三种主要期刊文献计量看》，《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1期，第69页。
(17)参见黄晟鹏、孔燕：《科学社会学实证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及趋势——基于科技哲学三大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2期，第64页。
(18)参见陈晓平：《试论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界限——从道德、哲学和宗教的角度看“贺建奎事件”》，《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7期，第1-13页。
(19)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关于制订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及说明的通知》(学位办[2018]14号)，“工程伦理”正式纳入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课。
(20)参见段伟文：《大数据知识发现的本体论追问》，《哲学研究》2015年第11期，第114-119页。
(21)参见段虹、徐苗苗：《论大数据分析与认知模式的重构》，《哲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5-109页。
(22)参见成素梅：《人工智能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发展前景》，《哲学动态》2017年第12期，第15-21页。
(23)参见晏萍、张卫、王前：《“负责任创新”的理论与实践述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84-90页。
(24)参见廖苗：《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概念辨析和学理脉络》，《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11期，第77-86页。
(25)Cf.Cong Cao,Ning Li,Xia Li,Li Liu,"Reforming China's S&T System",Science,341(2013),pp.460-462.
(26)Cf.Ruipeng Lei,Xiaomei Zhai,Wei Zhu,Renzong Qiu,"Reboot Ethics Governance in China",Nature,569(2019),pp.184-186.
(27)Imre Lakatos,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ational Reconstructions,Springer,1971,p.91.
(28)参见周瀚光：《中国科学哲学思想探源(上)》，载《周瀚光文集》第1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第95-112页。
(29)参见殷瑞钰主编：《工程与哲学(第二卷)——中国工程方法论最新研究(2017)》，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第1页。
(30)陈昌曙：《科学技术哲学之我见》，《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5年第3期，第3页。
(31)于光远：《关于“我国的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2期，第3页。
(32)王立胜：《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的六大关系》，《哲学研究》2019年第10期，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