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向经济活动全方位渗透，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收入分配局面上。其原因在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所改变的不再局限于生产环节而更多地延伸到贸易和消费环节，不只关注价值创造而是更注重价值实现；而消费环节以及价值实现过程正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收益分配的过程，进而也就是产生剥削的根本领域。尤其是，根基于逐利本能的企业家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越是强烈，互联网企业就越是集中在贸易和消费环节，由此造成的社会分化就越是严重。由此就可以理解，当前中国社会为何会出现收入差距的快速拉大，因为新型的互联网企业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消费领域；进而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政府何以需要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的引导和规制，因为互联网企业的无节制发展将会激发深层的社会危机。

关键词：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互联网企业；社会分化；企业家文化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后，人类社会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快速提高，乃至创造出的物质财富空前丰富；另一方面则是收入差距快速拉大，乃至社会分化也空前严重。事实上，当前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已经不是局限于特定产业或狭隘领域，而是在所有领域呈现出的态势；同样，收入分化也不再局限在特定行业或地区，而是世界范围暴发的现象。人类社会何以会出现出这种背反发展趋势呢？根本上就在于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体现了各种知识和技术的综合和协同，进而通过自强化效应促使技术呈加速提升之势；同时，人工智能全方位地向各产业、各领域进行渗透，从而引发出一场涵盖所有社会经济生活的工业革命，这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一般地，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财富创造越来越多地依赖人类生产要素而非自然生产要素，即人类创造的（物质）资本、技术及管理组织等取代土地、矿产、水力、风力等而成为了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所运用的核心生产要素则是人工智能，它将资本、技术及各类知识等人类生产要素有机统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复杂性生产要素，进而产生出更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有鉴于此，本文对正在发生和发展的并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展开深入剖析，由此来理解和认识当下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并且持续发生的深刻变化，并由此前瞻性地提出应对之策。

二、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变化

迄今为止，工业革命大体上经历了四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其标志是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进而推动了机器对手工劳动以及工厂制对手工工场的替代，因而这一时期被称为蒸汽机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发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和美国，其标志是发电机补充和取代蒸汽机成为性的动力能源，进而推动电器对机器的替代以及电讯事业的发展，因而这一时期被称为电气化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其标志是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进而引发了生产工艺的自动化以及IT（信息技术）的革命，因而这一时期被称为信息化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发源于21世纪之交的德国和美国等，其标志是互联网和物联网对资源的整合和使用，进而导致产业和工厂的智能化以及商业模式的变革，因而这一时期也可以被称为智能化时代。当然，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出现和发展的时间还很短，因而学术界迄今还没赋予其明确的定义；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传播速度非常快，互联网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同时，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数字技术和智能化为基本特征，为此，这里在阐述和挖掘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特征时往往就直接使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名称，尽管人工智能时代实际上只是对应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晚期（未来发展阶段）。

（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

基于经济史和技术史的观察不难发现，这四次工业革命所经历的周期越来越短，但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却越来越大。相较于前三次工业革命，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借助信息通讯技术和信息物理系统相结合所带来的智能化生产，以及互联网和物联网所带来的物流资源整合，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出了各种新的活动领域和合作形式，不仅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发生巨大改变，而且还导致产业链分工被重组。其结果：一方面，由于信息和智能技术将不同产业联通起来，这就导致产品生产由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另一方面，由于同一信息和智能技术可以运用于不同产品的生产，这就导致产业发展呈现出以同质的规模化成本来构建异质的定制化产品的新趋势（如3D打印产品就使量身定制变得容易）。譬如，客户可以网上自己设计一件T恤（包括它的材质、大小、图案、色彩等），智能工厂马上就可以按照图纸快速生产出一件专属T恤。当然，有些私人定制设计到不同规格的设备和工序等，从而可能导致生产成本的大幅提高；对此，智能工厂联盟就推出“共享生产”的新模式，它利用技术手段把不同工厂的生产线协同起来，然后将个性化的订单快速拆分到更接近客户和更符合产品需求的工厂去制造。也就是说，互联网可以将机器设备互联互通，由此来实现产能共享和协同制造。

同时，随着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全方位渗透，第四次工业革命所涉及领域及其特征也出现了巨大变化。第四次工业革命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即源于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首次提出的工业4.0概念），目的在于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建立具有适应性、资源效率及基因工程学的智慧工厂。但目前，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发展最为强劲和实力最为强大的却是美国，美国的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几乎垄断了西方世界。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变化呢？这里从两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关键性的直接因素在于美国和德国所推行的产业政策存在明显差异。事实上，德国主要将重心放在硬件上，以人工智能来优化传统工业生产；美国工业则高度重视软件，由此发展出新的产业类型。那么，两国为何会存在这种产业政策差异呢？这又与两国的文化有关：德国（和日本一样）文化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特质，这种文化特质使得德国人更善于团队作战而不是单兵作战，从而也就在更需要协同工作的硬件上而非更需要个体创造力的软件上拥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硬件的发展体现并推动了生产和制造业的生产力水平，进而有助于价值的创造；软件的发展则体现并推动了流通和服务业的生产力水平，进而有助于交换价值的获取。事实上，自李斯特时代开始，由国家主导的德国经济就高度重视生产力的提升而不是交换价值的获取，而这种生产力主要就是指工业生产和制造能力；相反，受个人主义及其带来的享乐主义的影响，英美体系中由个体主导的经济则越来越偏重从流通和交换领域中获取交换价值。正是根植于这种文化和认知差异，当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体系国家致力于发展第三产业而将制造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之时，德国依然高度重视工业的发展，尤其是致力于通过不断优化的自动化生产来保持竞争优势。

其次，更深层的社会因素则与软件和硬件的分离以及软件的全方面发展有关。事实上，随着软件从计算机整体中独立出来，软件与硬件的分离就为高科技工业的发展设置了分岔路：德国使用电脑技术来研发和制造各种高质量的机电一体化产品，美国则独自进行高科技的进一步研发并由此发明了互联网。[①]同时，IT技术的突飞猛进又使得硬件和软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硬件（典型的代表是封装集成电路的芯片）变得越来越小，运行速度及内存容量等却飞速增长，如摩尔定律认为，集成电路中的晶体管数量每18个月就会增加一倍；另一方面，IT产业中驱动和控制硬件运作则主要依靠软件，而基于代码的不同组合所构成的软件不仅升级换代越来越快而且越来越多样，进而持续地向各产业和产品进行渗透，由此使得作为平台或载体的硬件能够发挥出各种具有差异性的具体功能。进而，这又带来了两个明显后果：一方面，越来越复杂多样的软件与越来越小巧的硬件相结合不仅带来了强大的规模经济，而且还促生了新的经济生态，从计算机、手机、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高级机器人到智能化的电视机、微波炉、空调、热水器以及会计、物流、通信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智能化的全面发展使得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硬件占IT产业的份额逐年下降，而软件所占IT产业的份额则不断攀升。

综合上述两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革命的崛起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相适应的软件产业优势就得到了更为充分的挖掘和发展。例如，微软借助软件设计业务超越了惠普和IBM这样的计算机时代先行者，苹果又以移动设备和互联网业务超越了微软，而谷歌则以纯数据业务超越了苹果。与此不同，德国社会着力培养的主要是工程师而不是程序员，它致力发展的IT业主要嵌入在制造业中而不是成为独立的新产业，如英飞凌半导体、博世汽车电子、库卡机器人及西门子的工业自动化等。其结果就是，随着新经济带来创新公司及新产业的不断涌现，美国在高科技行业迅速取得了领先和主导地位。尤其是，受美国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软件业的蓬勃发展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全方位渗透还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软件的发展使得第四次工业革命促生出了一个典型产业——互联网业，而各种具体经济活动附着在互联网上就导致“互联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另一方面，软件的渗透以及与传统行业的结合在商业领域表现得尤其迅猛，如互联网与餐饮业、广告业、传统书店、传统婚介、传统银行、传统集市、传统百货卖场、传统安保服务、传统交通运输的结合。正因如此，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促生的产业生态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呈现出了实质性差异，深层次地形塑了人类社会结构尤其是经济形态。

（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型特征

一般地，前三次工业革命源于生产方式及相应能源的变革，这是着眼于工业生产的价值创造中最为重要的生产环节；第四次工业革命则依赖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和数据集中，它首先关注的是广告宣传、服务和贸易，最后才注意到价值链中的生产环节。[②]也就是说，前三次工业革命及其技术应用主要体现在价值的创造上：资本主要与人（劳动者）相结合，由此带来个体生产力的显著提升，进而推动生产成本的下降和生产效率的上升。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技术应用主要体现在价值的实现上：资本主要与物（互联网）相结合，由此促使社会交易费用的显著下降，进而暴发强大的资本力量而获取更大的价值份额。显然，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通过互联技术及各类平台将物（包括产品、服务等）与人联系起来而创造出全新的消费方式（如购物、民宿、拼车、共享物品），从而使得人们可以更低价格享受更好服务。但同时，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企业关注的重心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交易领域，从而激发出企业主追逐金钱的虚荣本能而不是创造财货的工作本能；尤其是，随着工业生产和企业运营越来越为强大的金融资本所控制，企业经营也就越来越多地由生产动机转向营利动机，其结果就是造成了财富更大规模的集中，这就是当前社会常见的情形。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消费和服务领域的影响，可以从中美互联网企业发展状况的对比中窥见一二。在消费领域的分布，中美两国呈现出势均力敌的状态：美国有的，中国几乎都有。正是由于以互联网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集中体现在消费领域，这就对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深远影响。其原因就在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剥削关系考辨——基于有效劳动价值论的深层解析》一文指出的，财富的分配以及由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剥削根本上发生在（广义）交易领域。[③]相应地，随着大量资本聚集到贸易和消费领域，这会极大地加剧市场主体间的力量不平衡，进而就会带来更为不公的分配和更为严重的剥削。譬如，多多买菜、兴盛优选、美团优选等就凭借庞大的资本力量打垮了传统摊贩，其主要手段是：（1）依靠大规模采购压低供应商的商品价格；（2）依靠高效的物流和信息系统降低流通中的交易成本；（3）依靠补贴的方式吸引消费者加入。相应地，这种竞争结果塑造出了新的利益格局：（1）从批发到零售的各级摊贩都遭到毁灭性打击，甚至在某些行业导致整个商贩群体的消失，这是新技术革命的最大受损者；（2）产品生产商或供应商面对拥有庞大势力的电商而被迫接受更低出价，从而也成为新技术革命的受损者；（3）消费者因获取某些低价实惠而享受了新技术带来的好处，但这种收益往往只是暂时的；（4）大型电商或网络平台占有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并借此获取越来越高的垄断收益，这是新技术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所以，施瓦布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挑战，其中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尤其令人担忧”“最大的受益者似乎还是消费者。（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一批新产品、新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可以在不产生任何额外成本的情况下，提高消费者的个人生活效率”，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显然主要落在了给供应方身上，即劳动的生产领域”。[④]

最后，需要指出，消费者所获得的好处很多也是暂时的。究其原因，在资本主导的现代市场经济中，新兴企业在市场扩张时通常会以贴补的方式进行竞争，而在凭借巨额的资本投入而获得垄断地位之后，又会大幅度提高产品价格以弥补之前在竞争中的投入损失。显然，这种方式在人工智能时代尤其是互联网+企业身上得到了鲜明展示。譬如，滴滴打车等就通过高额的补贴而大量增加注册用户和司机并最终压垮了传统出租车业，而在取得垄断之后，不仅取消了打车补贴，而且收取的价格也明显高于传统出租车。[⑤]这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现实世界的竞争往往并不仅仅是质量和成本的竞争，而更主要体现为资源和资本的竞争；相应地，那些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取得垄断地位的企业通常也就并不一定具有更高技术和效率并能够提供更优质的产品。[⑥]第二，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产生出了一种新型的财富分配体制，并且会大大加速社会的分化。这一点通过观察社会财富的构成就可以明白：各种富豪排名中，出自互联网企业的富豪所占据的排位和数量都不断上升。进而也意味着，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多与市场交易而不是与生产制造相结合，那么，就会造成日益严重的市场不平等和财富集中。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中美互联网企业特征与社会财富分配状况也就可以明白：中国富豪中来自互联网消费企业的数量急速增加，并且越来越占据前位。所以，施瓦布得出结论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是智力和实物资本提供者——创新者、投资人、股东，这正是工薪阶层与资本拥有者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原因。”[⑦]

三、互联网企业发展方向的文化引导

上面对中美互联网企业的比较分析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消费领域，这些企业带有明显的区域性文化和政策特征，因而中国互联网企业在这些领域的发展情形和势头并不比美国差。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的互联网主要是从模仿和复制美国模式起步，进而凭借后发优势而得以在不少领域呈现后来居上之势；另一方面，这也与中国的市场特征和国家政策有关：中国互联网市场因为文字差异而具有天然的独立性，进而国家所推出的一些政策也有助于将那些不肯被驯服的海外公司屏蔽在市场之外。不过，正是由于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主要是依靠模仿和复制，而落后者对先进者的模仿和复制通常都是从那些最外层、从而也是最容易模仿和复制的对象开始。其原因在于，那些体现精髓的高次元精神往往嵌入在事物的深处，不仅需要深刻的洞察力才可以发现，而且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才得以跟随。[⑧]就此而言，在互联网领域，复制一个网络系统和组织结构是相对容易的，但如果要开发新的网络技术则需要相当大的技术和资本投入，而且技术进步本身具有内生性。布莱恩•阿瑟就指出，技术进步有两者基本机制：（1）内部替换，用更好的部件（子技术）更换某一形成阻碍的部件；（2）结构深化，寻找更好的部件、材料或加入新组件。[⑨]无论是基于哪种发展机制，技术进步都具有内生性，会沿着特定轨道进行演化。正是由于互联网技术具有强大的内生性，需要企业家的长期投入并承担不确定的风险，相应地，由市场激发的功利心就会促使逐利商人更倾向于将资本和精力投放在技术应用层面，尤其是集中在将既有技术与流通和消费活动相结合的领域，由此就塑造出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现状。

（一）中美IT产业的结构差异

一般地，由于中国互联网企业起源于对欧美的模仿，而模仿又主要集中在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而非工业领域，因为这些领域是显性的且更容易模仿。正因如此，如果对中美互联网企业尤其是生产领域的IT科技公司（如半导体芯片、CPU、操作系统等）做一全面比较，那么就可以发现，中国企业还落后美国非常之远。事实上，在芯片、各种应用程序、操作系统、元器件、基站硬件、网络和数据、虚拟化技术、云服务技术、硬件设计和硬件测试等几乎所有领域，当前依然是美国企业一家独大的局面。由此，我们就要思考：中国互联网企业对美国相关企业的复制和模仿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为何还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距？除了技术本身具有内生性并且需要长期而巨额的投入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因素在企业文化上。

一般地，美国的科技公司大多是工程师创办和主导的，从而孕育出偏重财货制造的工程师文化；与此不同，当前中国的科技公司主要是企业家或商人创办和主导的，从而盛行开根基营利动机的企业家文化。为此提供佐证的显著事实是，美国硅谷的科技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实验室的延伸，很多伟大产品所使用技术都来自大学或研究机构，如晶体管、计算机、计算机游戏、电子邮件、可穿戴式计算机、无人驾驶汽车、虚拟现实（VR）等；正因如此，美国的科技公司与技术研发密切相关，即使转向商业领域也离不开技术的坚实支撑，如苹果公司。与美国不同，中国科技公司大多则发家于对欧美尤其是美国技术的抄袭，并且主要是一些商人将欧美的既有技术传播到中国社会并开辟新的应用市场；相应地，中国的科技公司自诞生起就是资本逐鹿和圈钱的舞台，而这些资本所关注的是短期收益而不是企业的不断壮大和长期发展，从而更倾向于将资本大量地投入在营销而非研发上。

为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中美两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历程和社会背景。大体上，美国IT产业的发端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它与当时蓬勃发展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实现了有效联结，由此创造出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其带来的智能计算机、光子计算机、生物计算机等。以此为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以DEC、IBM、Data General、Wang、Prime等为首小型机公司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IT产业进入了微处理器或个人计算机阶段，微软、英特尔、苹果和IBM等公司成为领军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IT产业进入了网络化阶段，其领导者则是思科、谷歌、甲骨文、易安信和Salesfore.com等公司。与美国不同，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被引入中国时，中国社会的市场化改革正在加速并迅速转型为世俗的商业社会；相应地，中国互联网就没有经过早期的非商业阶段，而在一开始就沦为资本攫取收益的工具。尤其是，在2000年左右，美国爆发了股灾而中国互联网所受冲击不大，为此，国际资本就将兴趣转向中国互联网，通过大量注资而孕育出了新浪、搜狐、网易等中国互联网公司。正因为中国互联网公司从诞生起就打上了风险投资的印记，此后中国互联网就在商业化的道路狂奔，疯狂地为扩大利润而不懈努力，甚至不惜展开烧钱大战以取得垄断地位。

最后，以企业文化为基础，还可以进一步比较中美两国IT产业在管理和运营模式上的差异，由此来解析各自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一般地，美国的IT产业主要集中在硅谷，里面的很多公司都是工程师创办的，产品经理大多也是工程师出身。相应地，美国IT产业的绝大多数产品设计不是出自产品经理，而是工程师根据自己的认知自主研发；究其原因，这些受过严格技术训练的工程师具有坚实的技术实力，他们对所开发产品出的产品也拥有高度的技术自信。同时，美国社会还有大量以个体形式存在的IT工程师，他们基于工作本能和好奇心独自或联合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然后取得某种突破或展现市场前景之后再卖给了大公司，由大公司作进一步的技术和产品完善及市场推广。与美国不同，中国社会很少有个体形式存在的IT工程师，很少有产品是由个人开发再卖给大公司的；相反，中国IT产业的技术和产品研发几乎都集中在大企业中，而这些企业又主要由企业家或资本集团所主导。正因如此，中国IT产业盛行的是企业家文化而非工程师文化，企业的市场运作、发展方向和产品研发几乎体现为企业家或资本集团的观念和意志。一般地，中国IT产品的开发过程就是：首先由产品经理对企业或部门的未来发展进行规划，然后再由工程师听从指示并完成产品经理分派的研发任务；其中，程序员主要是被动地接受上面下达的研发任务，从而被戏称为“码农”。同时，由于产品经理通常并非工程师出身，甚至也并不真正懂得技术，这就使得他所规划的产品也呈现出具有明显的“拿来主义”特征；相应地，中国IT产品的创新就集中在应用性层面，并且主要出现在一些细枝末节之处，而在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基本产品模式的发明方面则无法与美国相抗衡。

（二）文化特质与IT产业发展

一般地，一个社会的文化特质会给企业运营以及产业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这一路向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凡勃伦。凡勃伦根据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的划分而区分了两大阶级：一是工程师阶级，包括技术员、科学家和工人等物质生产者，他们根植于工作本能而将物品制造视为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二是企业家阶级，包括企业主、经理和商业推销员等利益瓜分者，他们根植于虚荣本能而依凭所有权来控制工业以期获取优厚的利润。显然，这两大阶级在行为方式和行为目的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企业家阶级感兴趣的是获取尽可能高的利润，甚至为保持高额利润而阴谋破坏技术；相反，工程师阶级的目标是鼓励、设计生产手段和机器以使真实产量最大化。那么，两大阶级为何会存在这种显著差异和对立呢？凡勃伦将之归因于生活习惯所产生的不同的思想：生产者受到机器生产的训练，养成了从因果关系来观察物质和解释事实的习惯，他们又有一种怀疑的、唯事实是问的、不讲道德的、不讲爱国心的性质，因而他们逐渐摆脱了过去习俗和道德标准的影响；相反，企业家则同利害相联系，所关心的是金钱利益、权力和财产的多少，他们的许多思想都是由过去的习俗蜕变而来。根据这一区分，凡勃伦还剖析了有闲阶级对文化发展的阻碍，而这根基于这样三大因素：（1）这一阶级本身所固有的惯性；（2）它在明显浪费和保守主义上一贯的示范作用；（3）这一阶级本身所依据的财富与生活资料不均等分配制度所发生的间接作用。[⑩]

基于文化的特质，可以深层次地洞察和理解不同企业的运营方式和发展方向。首先，一个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管理方式等通常都根植于企业目的和企业文化之中。就此而言，如果一个企业把赚钱而非创新当作主要或唯一动机，那么，它就会集中关注短期绩效而无法做有利于长期发展的技术研发，由此必然就会影响企业组织的长期有效性。正因如此，随着西方企业主从工程师型向企业家型转变，凡勃伦就抨击说：“一个工业巨头与其说是一个机敏干练、才具出众的人，不如说是一个伶俐狡猾的人；一个巨头的职能是金钱性质的，不是工业性质的。但他对工业进行管理时，这种管理往往具有一种主观独断的性质。”[11]其次，一个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文化氛围通常又受到创始人性格和公司权力结构的明显影响。就此而言，由于美国IT产业大多是由工程师主导，这就使得硅谷企业的新型生产关系具有工程师文化的明显特征。譬如，被誉为美国工程师摇篮的MIT的校训就是：“Hand and brain, innovation and the world”。相应地，硅谷也就流传着这样的信条：“一个合格的工程师必须能够自己动手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别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由此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工程师文化更有利于技术发明和财货制造，互联网企业又为何会朝商业化方向推进并企业家文化所笼罩呢？这正是现代社会需要思考的。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正是由于工程师沉迷于创新而企业家热衷于盈利，相应地，随着金融资本的崛起以及资本对工业尤其是IT产业的主导，现代互联网企业就越来越走向企业兼并。进而，在企业合并的过程中，起决定性因素的往往不是“工业上的合宜和适用”，而是“企业上的得失和企业方面的压力”。[12]凡勃伦写道：一方面，“在工业合并工作中，关于工业操作走向进一步紧密和扩大组织的措施，在实际生活是否行得通，生产上是否经济，其中其决定性作用的情况是属于机械的性质的。由此发生的对工业合并的有利条件不是企业家所创造的。这些都属于工业技术方面的事情，是服务于工业的那些人的工作，不是企业家的工作”；另一方面，“就企业家的立场而言，一项新的合并计划，它的效果如果只是生产经济、效率提高，是不够的……企业家的动机是金钱上的动机，吸引他的是对他个人或对他所属企业的经济利益。他所努力的目的，不只是在于实现一个工业上有利的合并，而是要使合并在那样的所有权情况下实现，从而使他得以控制巨大的企业力量，获得尽可能大的利益。他的真正目的是所有权的扩张，不是工业的效率。”[13]

最后来思考更为根本的问题：以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究竟会将人类社会引向何方？关键就在于，能否激发出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所谓的真正企业家精神，是着眼于它的创造力以及承担风险的精神；相应地，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就应该根基于工作本能而非虚荣本能，应该为好奇心所驱动而不是为利益所诱惑，从而应该致力于价值创造而不是价值攫取，由此营造出的致力财货制造的工程师文化而不是追求盈利的企业家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也就在于真正企业家精神的匮乏。同时，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追求创新，所激发这种创新的工作本能还需要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满足于个人的好奇心，因为有些好奇心可能导源于并不健康的动机。譬如，就网络游戏而言，早期的网络游戏主要是程序员利用业余时间编写并免费发布而供参与者自娱自乐之用，目的只是希望自己的游戏能获得大家的认可；但是，随着专业游戏开发商和发行商的介入，其目的就在于获取利润，为此通过广告营销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加入，由此形成了规模不断扩大的产业生态。其结果就是，不仅荒废青少年的时间和精力，损害青少年的身体和教育，而且一些不良题材（如恐怖、血腥、凶杀）的游戏更是直接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工程师文化是欧美专业人士文化的一个缩影：美国人及美国企业总在想如何改变世界；与此不同，企业家文化却成为中国逐利商人文化的一个缩影：中国人及中国企业更关注如何适应正在改变中的世界。

四、中美IT产业差异的文化根源

为了更深层地认识中国和美国IT产业在结构和特性上的差异，我们再次深入剖析两个社会的文化根基和思维特质。在阐述这一点之前，先回顾一下IT产业在德国和美国的差异性发展并考察其原因。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德国社会相较于美国具有更为深厚的工程师文化。更深层原因又在于：这体现出了新教徒和犹太教徒的文化差异。从历史上看，被放逐的处境以及漂泊不定的生活使得犹太人在漫长时期都游离于社会的核心职业和行会组织之外，甚至不被允许进入包括手工业以及后来的工业等生产领域。在这种情势下，犹太人就专门从事商业活动并将商业合理化，由此开拓了国内和国际贸易，创立了信用票据和分期付款制度，创设了抵押契据和金融借贷，创设了证券和证券交易所，创设了杂货店和现代百货商店，垄断了二手交易和拍卖活动，等等。为此，桑巴特将资本主义精神归源于犹太宗教（如抽象的理性主义、契约和赏罚观念以及勤劳节俭价值等），认为犹太人而非清教徒才是“资本主义精神”最明显的人格化体现。[14]问题是，犹太人所发展出来的主要是以高利借贷、期票支付、投机取利为核心的非生产性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一种有关生产、劳动和一般工作场所的系统组织。也就是说，由犹太教义孕育出的主要是商业资本主义而非工业资本主义，根基于商业伦理和企业家精神而不是全面性的职业伦理和工程师精神。所以，韦伯将犹太人的资本主义称为“贱民资本主义”（Pariah Capitalism）。与此不同，早期新教徒中有相当部分是工匠手艺人，他们的劳动根基于西方社会最为深层的工作本能，进而偏爱运用在与自然互动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及相关技术。相应地，新教徒建立了合理化的劳动组织，发展出了合乎理性的核算制度，进而设立了一系列保护私有产权、鼓励专利发明的法律制度。显然，这些组织和制度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力和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通过组织分工还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率。进而，这就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产品和财富，并有力地推动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迅猛发展。

这些都反映出：一方面，由于德国是新教的发源地，这就导致在德国社会培育出浓郁的工程师文化，进而孕育出了举世闻名的工匠精神；另一方面，由于犹太人对美国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就使得美国社会烙上强盛的企业家文化印记，进而引导出了商业化的IT产业在美国的蓬勃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中美文化差异在相当程度上也体现出某种类似犹太教和新教之间的那种特质差异，这为两国IT产业的不同走向奠定了坚固的深化基础。

首先，中国文化与新教伦理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事实上，西方文化根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哲学及其发展出的自然主义思维，其重心在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出人对自然物的征服和控制，而这种征服和控制源于人的工作本能和好奇心；与此不同，中国文化根源于儒家对社会生活和秩序的关注，其重心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为既有物质利益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而这种分配本质上属于“礼仪”范畴并根源于人的虚荣本能和产权观念。正因如此，中国社会在源头上就缺乏自然主义思维及其孕育的科学精神。相应地，尽管中国社会长期重视农业生产并产生了非常先进的农业技术，但工业思想相对匮乏，众多工业技术往往在没有实现其全部潜力之前就凋零了，从而也就没有导向工业革命。同时，古代中国的技术之所以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农业偏向性，这又与政府的系统性促进和支持分不开。[15]其原因在于，大统一的中国政府承担了保障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否则就会遭到谴责乃至引发社会危机。相应地，中国政府往往会对那些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思想和活动加以抑制乃至禁止，而对农业及相关领域（如水利、运输）的技术和书籍则加以重视和发展。与此不同，西方人生活在分权的和政治竞争的环境中，生活状况更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活动而很少将这种责任转移给政府，技术变迁本质上也纯粹是私人所致。相应地，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就会激发出个人的创新，同时随着环境的变迁而转向工业、商业乃至金融等活动。

进一步地，古代中国之所以对农业和工商业采取不同的政策，还可以从这样三个视角来认识和理解。第一，古代中国之所以高度重视农业，在现实中有这样两大社会基础：一方面，古代社会的生活品几乎都来源于农业，农业的丰歉是影响人们生活的根本性因素；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农业条件恰恰为人们提供可以自足的生活：勤俭劳作可以生活富足，而懒惰荒芜则会导致生活贫困。第二，古代中国之所以贬低工商业，在理论上也有这样两大原因。一方面，就农业与工业的比较而言，农业是生活之本，由此被法国重农主义视为是真正的净产品；工业则属于奇技淫巧，无法为社会大众提供紧迫的生活必须品。另一方面，就农业与商业的比较而言，农业活动是生产性的，因为可以带来人们需要的农产品；商业则是分配性的，体现为给定农产品在人际或地域之间的流通。第三，古代中国之所以重农抑商，还根基于这样两点国情。一方面，不像西方庄园中的佃农，中国农民几乎都是自由民，他们有权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自由择业；相应地，商业化过度将会吸收农业中的大量劳动力和资本，由此就会造成田地荒芜和农业凋零，进而导致难以应对不确定的天灾人祸。另一方面，商业的过度发展还会造成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作风，由此就会带来对农民更为沉重的剥削，进而会加剧社会矛盾并导致国家的灭亡。例如，商朝保护商业而周朝则重视农耕，秦朝以农业立国而其他六国则是商业之风盛行，其结果就是商业盛行的商朝和六国分别为重农抑商的周朝和秦国所挫败和征服。[16]

其次，中国文化与犹太教存在显著的相通性。事实上，中国人敬畏苍天而又追求世俗享乐（福禄寿），这一思想与犹太人敬畏上帝而又不排斥现实物质成就的理念是相通的。相应地，在世俗利益的驱使下，当中国社会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时，也就容易为商业及企业家文化所主导，这就如犹太人热衷商业一样。同时，从历史背景的溯源，桑巴特指出了犹太人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四大原因：（1）散居在广阔的区域；（2）被当做外来者对待；（3）半公民地位；（4）庞大的财富。[17]显然，这四大因素在华人尤其是大陆之外的华人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1）中国本就疆域广大，后来还有一大群华人移居海外；（2）散落海外的华人处于外来者的地位；（3）在元朝和清朝时期，作为华人主体的汉人实质上也处于半公民地位；（4）中国人的财富在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正因如此，商业活动在中国社会一直比较活跃，在历史上活跃着众多著名的商帮，如徽商、晋商、浙商、潮商以及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等。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教条恰恰就反映出商业风气在民间的盛行，如传统社会的农民就存在泛商人化的趋势；而且，商业风气之盛甚至严重危害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及政权的稳定，因为商人往往难以受到监控（如征税、服役），从而不得不周期性地进行抑商。

同时，即使以农为本的封建政权周期性地推行抑商措施，但商业之苗根本没有被扼杀；相反，一旦社会管制出现放松，商业就会迅速发展壮大。之所以如此又在于，中国社会为商业活动提供了非常坚实的文化和制度基础。一方面，在文化基础方面，早期儒家是不主张抑商的，如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大商人，孟子则强调，“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民）矣”（《孟子•公孙丑下》）。相应地，中国的抑商思想源于法家；始祖管仲担心商人势力壮大会影响社会管理，因为“文巧不禁，则民乃淫”（《管子•轻重•牧民》），从而倡导官营工商业政策，而对“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也，则上令轻，法制毁”（《管子•轻重•八观》）。另一方面，在制度基础方面，尽管古代中国的政治结构没有为农业以外的新经济活动构筑充分的法律基础，没有形成对商人的保护制度以及为商业活动提供支持的支付体系，但中国商人在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基础打造了诚信精神以及契约精神，并发展出了票号、钱庄等金融制度。所以，邓钢认为，“以商业化程度来衡量，中国曾一度在诸多领域领先于欧洲。当欧洲仍处于易货贸易，并在艰难地使用贵金属作为流通货币时，中国已经开始了货币经济，易货贸易不再是一种常态。”[18]

由此，就可以深刻认识中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及其对IT产业发展所带来的不同影响。根本上说，中美文化差异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本质不同，因为美国社会毕竟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之中。当然，美国文化本身是发展的并且呈现出多重结构：一方面，早期进入美国社会的主要也是新教徒，这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获得大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由此诞生出了卡内基、范德比尔特、福特、洛克菲勒等一大群工业资本家；另一方面，随着财力雄厚的犹太人在“一战”和“二战”前后的大量涌入，美国文化就出现了明显改观，进而导致商业和金融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由此孕育出了雷曼兄弟、所罗门兄弟、索罗斯、巴菲特、扎克伯格、谢尔盖-布林、拉里-佩奇等金融和商业大亨。问题是，尽管如此，中国社会向美国社会的学习却是选择性的，尤其热衷于照搬和模仿市场中的显著特征，这就是甚嚣尘上的商业文化，由此就造成了中美IT产业在表层上相似而在深层上不同的境况。一般来说，落后者在学习先行者时往往都会集中在那些显性的具象之物上，而会无视或难以企及那些隐性的高次元精神。其原因在于，后者不仅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而且也需要学习者有深刻的洞察力和坚韧的意志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向美国社会的学习就具有某种内在的片面性，这充分体现在产业发展和企业运营上。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社会兼有工程师文化和企业家文化两种属性，但企业家文化在中国社会更为偏盛，这可以被看成是中美两国IT产业呈现不同发展方向的深层原因。

事实上，为了推进现代工业革命和IT产业发展，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不少规划和方案并投入大量资金，但效果似乎并不很理想，在一些关键部门（如高端发动机、生物医药、芯片）很少有真正的突破。甚至可以说，效果还不如20世纪30、40年代德国战略规划所取得的成效，至少当时德国创办和研发的大众汽车、喷气式飞机、弹道火箭等都是领先全球的。其原因就在于，德国浓郁的工程师文化孕育出了一批致力于创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譬如，德国的弹道火箭就是一群火箭爱好者自发研制然后得到希特勒赏识的，而且其中的核心人物冯•布劳恩（W.von Braun）还是出生于贵族家庭。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盛行着浓郁的企业家文化而非工程师文化，这就对当前社会经济政策带来了这样三点寓意。第一，由于企业家文化使得中国人更偏好并擅长传播和商业化已有的技术而不是对技术进行自主创新，相应地，这就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了这样的基本诉求：只有维护和扩大开放来充分有效地利用国际领先的知识和技术以促进产业的不断升级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第二，由于技术创新根基于工程师文化中，相应地，这就对中国社会的自主创新政策提出这样的基本诉求：通过社会规制来引导企业家的形成并促成企业家文化向工程师文化的转变。第三，由于企业家文化使得新技术的应用潜含着强烈的分配性而非创造性，相应地，这就对当前IT产业发展提出了补偿正义的基本诉求：通过适当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来避免财富的高度集中。

五、结语

本文的分析揭示出了两点：第一，相较于之前的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对贸易和消费领域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由此就会更为显著地引发收益结构的改变；第二，相较于工程师文化，企业家文化将会导致互联网企业更集中在贸易和消费领域，由此就会产生更为严重的社会分化。显然，正是由于受到强烈的企业家文化冲击，中国社会的互联网企业就比美国更显著地集中在贸易和消费领域，由此也就导致社会分化的速度更为显著。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甚至比美国还要大，因为中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在21世纪之前明显要比美国小，而现在则呈现出了不断接近的趋势。同时，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之所以被认定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则是因为中国互联网企业更为集中在消费领域并由此造成中国的富豪也更明显集中在互联网领域。由此可见，基于对人工智能及其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型特征的剖析，就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和预见正在经历和即将发生的社会变动，这就是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问题。基于对互联网企业的特征剖析以及国际比较，不仅可以有力地洞察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提速和收入差距拉大之间的二律背反，而且可以清晰地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何以会迅速扩大。正是通过这一剖析，我们就可以未雨绸缪地思考和推出有效的应对之策，进而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政府对互联网企业的不断强化引导和规制。当然，为了从理论上更深刻地认识收入分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还需要深刻剖析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是如何创造和分配的。

本文主要内容载：《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创造和分配：不平等加剧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财经问题研究》2022年第3期。

[①]森德勒：“工业互联网联盟：软件强国的再工业”，载森德勒主编：《无边界的新工业革命》，吴欢欢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85页。

[②]森德勒：“改变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载森德勒主编：《无边界的新工业革命》，吴欢欢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9页。

[③]朱富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剥削关系考辨：基于有效劳动价值论的深层解析》，《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第8期。

[④]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9-10页。

[⑤]但即使如此，也有相当比例的人偏好滴滴打车，因为他们的出行习惯和出行方式已经被成功塑造了。与此同时，各种软件打车的弊端逐渐显示出来。譬如，有的打车软件添加有“是否支付小费”选项或加价选项，出租车司机就会根据线路、是否有小费等选择接受订单。又如，由于出租车司机与打车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相应地，就会出现非高峰时段出租车空载而高峰期和恶劣天气下司机拒载等现象。

[⑥]朱富强：《企业能力、职位租与高管高薪：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机制》，《财经研究》2020年第3期。

[⑦]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⑧]朱富强：《合作的文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与社会规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章。

[⑨]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曹东溟、王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页。

[⑩]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0页。

[11]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6页。

[12]凡勃伦：《企业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8页。

[13]凡勃伦：《企业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5-26页。

[14]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艾仁贵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4页。

[15]邓钢：《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茹玉骢、徐雪英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0页。

[16]邓钢：《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茹玉骢、徐雪英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69页。

[17]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艾仁贵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7页。

[18]邓钢：《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茹玉骢、徐雪英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