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南海一直是我国交通、贸易和军事的重要通道。历朝历代关涉南海的诗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汉至唐，南海作为家园、航道、港口、海疆入诗，出现了一系列与南海相关的专题诗作，奠定了南海诗创作的基础。宋元诗坛开启关注中国大陆与南海及其周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写作传统，南海诗成为歌颂国家强大的文学范本，并被赋予国家统一的象征意涵。明清时期，动荡的国内环境和严峻的国际形势，促使海洋政策日趋保守，南海诗呈现忧患海疆安全与捍卫领海主权并存的新形态。历朝历代的南海诗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探索海洋、谋求幸福生活的艰辛过程，同时也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对于强化国家海疆意识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关 键 词：

南海诗  流变  文化意蕴  海疆意识  South China Sea poems  the changing track  cultural implications  maritime consciousness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生产、生活的家园，历朝历代都被纳入中国管辖治理范围。南海及其诸岛自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一历史事实还可以从历朝历代诗歌中得到证实。据今人编选的南海诗文集统计，西汉至清末题咏南海的诗作近450首①。当然，这些仅是内容与南海密切相关的诗作数量。若考虑那些部分诗句提及南海的诗作，南海诗的数量将更多。目前学界对南海诗文的研究多关注南海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建筑等方面，文化方面则鲜有涉及。笔者在充分借鉴与利用已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尝试梳理历朝历代南海诗创作情况与特色流变，揭示南海诗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蕴。

考虑南海地域时空的特殊性与历朝历代南海诗的复杂性，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对文章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做一简要说明。本文主要选取以古代南海地域及其沿线国家与中国大陆密切相关的人类活动为表现主题的诗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又以整体关涉南海、反映南海及其诸岛周边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交通、风土等诗作为重点，同时也关注那些局部书写南海及沿线人们生产活动的典型作品，尽量使研究内容能够反映历朝历代南海诗之概貌。

一、自汉至唐：系列题咏与题材初具

南海是古中华文明传播的前沿地带，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汇聚之地。早在先秦时期，国家就设立了渔官与舟牧，专管渔盐和海船，经南海向外的通道初步成型。秦汉时，军队中正式设置楼船水军，开辟了从徐闻出发的海上贸易新航线。魏晋以后，广州成为南海贸易的起点。隋唐时期，为了补充陆路贸易之不足，朝廷重视开拓海路贸易，在沿海港口设立市舶司，吸引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广州又跃升为第一大港口。从汉到唐，中国大陆与南海及其沿线国家间的交流活动成为诗文题咏的素材，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的诗作，形成相对独立的题材门类，奠定了南海诗创作的基础。

1.家园·神灵

人类的活动离不开海洋。南海及其诸岛作为中国人自古生活的家园，自然成为诗人早期吟咏的对象。南海航线最早的始发港是徐闻。汉代民谚“徐闻谚”：“欲拔贫，诣徐闻。”②如果想脱贫致富，就到徐闻，足见当时港口之繁盛。特别是汉代鼎盛时期，这种繁盛吸引了南海地区及周边国家臣民的到来。汉代扬雄《交州箴》记载：“稍稍受羁，遂臻黄支。牵来其犀，航海三万。”③西汉置交州刺史部，下辖南海、合浦、交趾等七郡，是南海航道的第一站。晋王叔之《拟古诗》：“客从北方来，言欲到交趾。远行无他货，惟有风皇子。百金我不欲，千金难为市。”④魏晋至唐代，人们在南海地区的活动更加频繁，诗作中开始提及以采珠、捕鱼为生的海人。如唐代王建《海人谣》：“海人无家海里住，采珠役象为岁赋。”⑤元稹《采珠行》：“海波无底珠沉海，采珠之人判死采。”⑥《送岭南崔侍御》：“黄家贼用镩刀利，白水郎行旱地稀。”⑦秦汉时，称水上居民为“鲛人”，隋唐时改称“白水郎”。他们以海为家，终年生活在海上。这些诗作提供了南海作为古人家园的生动场景，也反映出南海早期的航贸情况。

与此同时，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南海也成为古人建祠祭祀的对象。隋文帝曾下诏于南海镇建立南海神庙。唐代不断提升南海庙祭祀规格，以祈求神灵庇护。韩愈有《海南神庙碑》：“册尊南海神为广利王。祝号祭式，与次俱升，因其故庙，易而新之，在今广州治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⑧如果说唐代张籍《蛮中》中的“玉环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⑨、元稹《采珠行》中的“年年采珠珠避人，今年采珠由海神”⑩和高骈《南海神祠》中的“此日征南将，安然渡万艘”(11)带有个体崇祀色彩，那么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中的“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12)则反映出祭祀南海神已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李群玉《凉公从叔春祭广利王庙》中的“龙骧伐鼓下长川，直济云涛古庙前。海客敛威惊火旆，天吴收浪避楼船。阴灵迥作南溟主，祀典高齐五岳肩。从此华夷封域静，潜熏玉烛奉尧年”(13)，则通过描写祭祀海神之盛况，表达出南海在古人心中的至高地位。

2.航道·旅程

秦汉时期，从广东徐闻、番禺、广州等港口经南海到东南亚地区的航线逐步打通。但受制于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这一时期航道范围主要集中在海南岛西南、中南半岛以东的海域。唐诗中的南海常常是航道、旅程或驿站的象征，展现了古人航旅生活的风貌。这些诗中，既有描述海路艰辛的作品，如张说《入海·其一》“乘桴入南海，海旷不可临”(14)和杜荀鹤《送人南游》“凡游南国者，未有不蹉跎。到海路难尽，挂帆人更多”(15)等，也有歌颂凿山开海道的作品，如裴铏《天威径新凿海派碑铭》“泄海成派，泛舟不窄。溟涨坦夷，得饷我师。天道开泰，神威秉持”(16)，还有描绘南海通航环境的作品，如熊孺登《寄安南马中丞》“蕃客不须愁海路，波神今伏马将军”(17)、郑愚《泛石岐海》“台山初罢雾，岐海正分流”(18)。这些诗作虽然不多，却可以说明即使在航海条件差的汉唐时期，亦未能阻止人们探索南海的脚步。

南海航道的拓展，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古人常因羁旅行役、赴任游历、访仙弘法，经南海航道到中南半岛南越、交趾、交州、安南等地，这里也是中国海上通往天竺的必经之地。诗作对南海的书写也随着人们的旅行路线而延展，唐诗中涌现了一批反映南海行旅的作品。从行客身份来看，这些南海诗又可分为官员、文士、僧人三大类。官员类诗文书写的多是南海市舶贸易，如皮日休《吴中言怀寄南海二同年》“铜鼓夜敲溪上月，布帆晴照海边霞”(19)、陆龟蒙《奉和袭美吴中言怀寄南海二同年》“城连虎踞山图丽，路入龙编海舶遥”(20)等；而文士、僧人类作品既有表达送友离别的感伤之情，如杨衡《送王秀才往安南》“君为蹈海客，客路谁谙悉”(21)、陈光《送人游交趾》“人间无别业，海外访知音”(22)、翁承赞《送人归觐南海》“舶经秋海见，角向晚城闻”(23)等，也有寄寓风尘客子旅思的作品，如杜审言《旅寓安南》“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24)、杨巨源《供奉定法师归安南》“心到长安陌，交州后夜钟”(25)、贾岛《送安南惟鉴法师》“南海几回过，旧山临老归”(26)和《送黄知新归安南》“地远路穿海，春归冬到家”(27)、李洞《送僧游南海》“春往海南边，秋闻半路蝉”(28)等。

3.港口·商贸

南海航道的拓展延伸，带动了周边港口贸易的发展。汉唐时期，东南亚各国使臣或海商常由南海入华，带来各种商品、人员和物资，吸引了旅居港口的诗人的关注。珍珠、水晶、珊瑚、琉璃、翡翠、香料、象牙等商品不断在南海诗中提及。与汉魏六朝相比，唐诗中的这类描写已相当丰富。

一方面，海路入华的商品品种多、数量大，南海对外贸易发达，这些在南海诗中得到充分展现。如韦应物《咏水晶》“映物随颜色，含空无表里”(29)、《咏珊瑚》“绛树无花叶，非石亦非琼”(30)、《咏琉璃》“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31)和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32)等歌咏水晶、珊瑚、琉璃、香料、象牙等货品之作；也有张籍《昆仑儿》“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33)、施肩吾《岛夷行》“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34)、杜荀鹤《赠友人罢举赴交趾辟命》“舶载海奴环硾耳，象驼蛮女彩缠身”(35)等，反映早期奴隶贸易之作；还有张祜《送徐彦夫南迁》“月上行虚市，风回望舶船”(36)、周繇《望海》“半浸中华岸，旁通异域船”(37)等概述海贸活动之作。这些诗作让我们看到了南海沿线港口商贸繁荣之景象。

另一方面，港口商贸的发展为诗人提供了观察社会的窗口，沿线港口城市治理状况也成为南海诗书写的重要内容。如杜甫《自平》表达了对政治动乱可能影响南海商贸发展的担忧：“自平宫中吕太一，收珠南海千余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戍干戈密。”(38)岑参《送张子尉南海》在朋友即将就任南海县尉时进行告诫：“此乡多宝玉，慎勿厌清贫。”(39)韩愈《送郑尚书赴南海》“风静鶢鶋去，官廉蚌蛤回。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40)与皮日休《送李明府之任海南》“五羊城在蜃楼边，墨绶垂腰正少年。山静不应闻屈鸟，草深从使翳贪泉”(41)等，称赞廉官治下的南海商贸氛围。诗作中表达出的忧、诫、赞，从侧面反映出唐代对南海贸易的重视。

4.海疆·贡赐

自秦以来，南海及其诸岛与中国大陆一直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汉唐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稳居东南亚、南亚国际关系核心位置，吸引了中南半岛、南洋、印度次大陆国家从南海入华进贡，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这种朝贡关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交往形式。言及朝贡方的诗作，往往散发出一种国家自豪感，显示出汉唐对南海诸国之威服。其中既有沈佺期《度安海入龙编》“越人遥捧翟，汉将下看鸢”(42)、韦应物《送冯著受李广州署为录事》“百国共臻凑，珍奇献京师”(43)等介绍进贡物品之作，也有如刘长卿《送韦赞善使岭南》“岁贡随重译，年芳遍四时”(44)描述进贡使臣之作，还有刘禹锡《南海马大夫远示著述，兼酬拙诗，辄著微诚再有长句，时蔡戎未弭，故见于篇末》“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45)、贯休《送友人之岭外》“金柱根应动，风雷舶欲来”(46)等描写进贡船舶之作。

当然，朝贡关系也是一种双向关系。汉唐诗作中也有一些书写赏赐方的诗作，但由于贡赐双方的国力和地位有很大差距，书写赏赐方的诗作大都以歌颂统治者的恩德为主。例如，汉代扬雄《交州箴》“大汉受命，中国兼该。南海之宇，圣武是恢”(47)颂扬当世统治者之恩泽，唐代王若岩《试越裳贡白雉》“作瑞兴周后，登歌美汉皇。朝天资孝理，惠化且无疆”(48)、张乔《送朴充侍御归海东》“惊波时失侣，举火夜相招。来往寻遗事，秦皇有断桥”(49)则借古帝王之行事称赞现世君王之圣德。这些诗作在称颂的同时，又洋溢着一种自豪感，体现出诗人内心的一种优越感，反映出国家的富庶与强大。如权德舆《送安南裴都护》“怀来通此户，长养洽南熏”(50)和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冠冕中华客，梯航异域臣”(51)。

综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从汉早期民谚“徐闻谚”、扬雄《交州箴》开始，就已出现关涉南海的相关诗作。魏晋至隋，朝代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关注南海的诗作较少，吴隐之《酌贪泉诗》、王叔之《拟古诗》和颜延之《应诏宴曲水作诗》等作品主要从一个侧面歌咏南海。入唐后，沈佺期以其《度安海入龙编》开启了多维题咏南海的创作形式，全诗虽发端于具体的渡海经历，但并未局限于此，而是追本溯源，上溯至秦末赵佗建南越国、西汉设二郡辖南海、东汉马援渡海征交趾、越人入华贡白雉等，成为较早歌咏南海之名篇。由此，真正意义上的“南海诗”出现了。那种认为“明清两代，南海诗才续续出，海韵渔歌获嘉名”(52)的观点，显然不符合事实。之后，张说《入海》、刘言史《送婆罗门归本国》、熊孺登《寄安南马中丞》等均属此类作品。

至中晚唐，贯休的《南海晚望》不仅书写了南海辽阔凶险的自然风光，还描摹了海上舟楫如鲫的繁忙景象，并歌颂了统治者以德治南海之策，全面赋咏了南海自然环境与生产生活形态，堪称南海诗之杰构。可见，“南海诗”作为一个专门的题材门类应不早于唐中期。唐末之后，出现一系列以南海及其沿线地区人类活动为主题的诗作，它们已成为一类专门的题咏诗。唐代以后的南海诗题材表现、诗体运用、书写角度等可能更丰富，但大体都在先唐南海诗所开拓的范围内。因此，从汉至唐奠定了南海诗创作的基础。

二、宋元时期：多元交流与大国气象

伴随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成熟，宋元时期商船远航能力不断增强，形成了从南海经东海向黄海、渤海延伸的海上交通线。朝廷为增加财政税收，鼓励发展海上贸易，进一步完善了市舶管理制度，改称提举市舶司，增设明州、泉州市舶司，南海贸易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南海诗创作较汉唐有了明显进步。诗坛开启了关注中国大陆与南海及其周边国家间交流的写作传统，南海诗成为歌颂国家强大的文学范本。

首先，从诗作所涉范围来说，宋元时期的南海诗全面反映了南海航道拓展、中外交流深入和经贸往来频繁的实况，以及南海贸易带来的经济效益。

宋元时期，海上交通的改善，促进了区域人员流动。南海港口作为了解城市文化的窗口，其观海、祭海名胜成为来往诗人吟咏的对象。苏轼《浴日亭》“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53)、杨万里《南海东庙浴日亭》“日从若木梢头转，潮到占城国里回”(54)、方信儒《浴日亭》“亭倚蓬莱几许高，下临无地有惊涛”(55)对广州珠江口的古浴日亭海景进行了描述。而苏轼《伏波将军庙碑铭》“自此而南洗汝胸，抚循民夷必清通”(56)、杨万里《题南海东庙》“南来若不到东庙，西京未睹建章宫”(57)、方信儒《南海庙》“宫阙参差海上开，吐吞波浪起风雷”(58)则主要介绍了海外贸易重要史迹南海神庙的景况。除此之外，宋元诗还关注了海南古琼台、广州古越王台等观海名胜风景地。宋代丁谓《海》“客槎如可泛，咫尺是星河”(59)和李光《琼台》“玉台孤耸出尘寰，碧瓦朱甍缥缈间”(60)反映出诗人对海洋的好奇。元代许有壬《登越台》书写了古越台视角下的磅礴海景：“黑风鲸浪立，红气蜃楼开。”(61)吕诚《番禺漫兴》则描写了港口船舶穿梭的场面：“百年此地衣冠尽，五月南风舶艑来。”(62)

进入宋元后，中国大陆与南海周边国家间的交流日益深入，这主要表现在使臣往来不绝、言语传译增多、西方宗教传入、民俗融合共存四个方面。反映使臣往来的诗，如宋代王禹偁《送馆中王正言使交趾》、陈刚中《交趾伪少保国相丁公文以诗饯行因次韵》、元代王沂《送傅与砺佐使安南》等表达了对出使海外朋友的祝愿。描写言语传译的诗，如宋代余靖《题庾岭三亭诗》“城中绍祚千年圣，海外占风九译人”(63)、唐庚《送客之五羊》“圆折明珠浦，旁行异域书”(64)、元代王尚志《暹国回使歌》“卉裳使者钱塘客，能以朔译通南讹”(65)阐述了传译在交流中的重要性。书写宗教传入的诗，如宋代郭祥正《同颍叔修撰登蕃塔》“礼佛诸蕃异，焚香与汉同”(66)、陆游《占城棕竹拄杖》“参云气压葛陂龙，跨海来扶笠泽翁”(67)、元代杨学文《送海南僧》“寺邻天竺国，钟落海蛮船”(68)等，记录了西方宗教传播情况。表现民俗融合的诗，如宋代方信儒《蕃人冢》介绍阿拉伯人在广州建蕃冢：“目断苍茫三万里，千金虽在此生休。”(69)刘克庄《即事十首·其一》“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其二》“东庙小儿队，南风大贾舟”(70)、元代贡奎《次王士容经历赋广东二十二韵》“整缔冬亦尔，乘骄俗依然”(71)等，展现了外商入华随俗的文化融合。

宋元时期贸易往来频繁，除原有的番禺、广州港外，海康、海口、泉州、福州等港口城市也加入南海始发港和贸易港之列，促使这些城市迅速壮大，成为与广州并列的贸易大港。宋代张俞《广州》、陶弼《广州》、秦观《海康书事》、刘克庄《(广州)城南》，元代郭昂《客广州有怀》、贡奎《次王士容经历赋广东二十二韵》等，分别以“巨舶通蕃国”(72)、“外国衣装盛”(73)、“取具船客”(74)、“濒江多海物”(75)、“朔风偏喜过番船”(76)、“富聚海南船”(77)等描绘了港口贸易的繁荣兴旺。楼钥《送万耕道帅琼管》具有前瞻性地指出海口的港口地位：“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径集番禺东。不然舶政不可为，两地虽远休戚同。”(78)南海贸易的拓展，丰富了商品种类。海外进口商品受到人们的追捧，多次被写入诗中。如宋代丁谓《犀》、欧阳修《鹦鹉螺》、李纲《再赋孔雀鹦鹉》等描写珍稀动物犀象、鹦鹉螺、孔雀、鹦鹉；程师孟《题共乐亭》“千门日照珍珠市”(79)、洪适《沉香浦》“炎区万国侈奇香”(80)，元代谢宗可《龙涎香》“瀛岛蟠龙玉吐涎”(81)、陈谟《海渔公子为宋昌裔作》“珊瑚入网高”(82)等，歌咏珍珠、香料、珊瑚；丘浚《赠五羊太守》描写奴隶贸易的情况：“碧睛蛮婢头蒙布，黑面胡儿耳带环。”(83)

其次，从诗作表现主题来看，宋元时期的南海诗揭示了士人面对海疆牵系经贸发展与国家形象时所表现出的担当与情怀。

为适应与南海周边诸国交流的需要，宋元时期在广州、明州、泉州等港口设置了专门的海上贸易管理机构，它们在诗作中多有体现。如宋代曾几《广南韩公圭琏舶使致龙涎香三种，数珠一串赠》、洪适《海山楼》，元代郭昂《水站亭供给海船》、潘纯《送顾仲父赴广东市舶提举》等，分别对市舶司、海山楼、站赤等机构作了介绍。这些机构官员的工作牵涉大量财物，加之他们又是朝廷形象的代表，因此其官风一直是诗人关注的焦点。“南宋四大名臣”之一李光《阜通阁》谈及南海贸易时强调，要推动海贸经济发展，就要先除去国家蛀虫：“千帆不隔云中树，万货来从徼外舟。富国要先除国蠹，利民须急去民蟊。”(84)他强调以官廉推动海外贸易发展，这也成为此后诗作歌咏的一大主题。如洪适《海山楼》直接表达了官廉的重要性：“须信官廉蚌蛤回，望中山积皆奇货。”(85)刘克庄《兼舶》“而今更遣兼琛节，羞写冰衔寄故人”(86)、李昴英《送舶使孙叔谐东归》“万宝集登天子库，诸蛮遮润海山楼”(87)、元代潘纯《送顾仲父赴广东市舶提举》“合浦明珠久不还，使君风釆动群蛮”(88)等，则分别从官员个体和海商群体的角度阐述了官廉的影响。

正是由于朝廷和地方的重视，宋元时期南海贸易取得长足的发展，涌现了一批歌颂国家强大之作。它们延续了前代此类作品的艺术风格，同时在表达上又各有侧重。宋诗主要书写远洋古国入贡情况。夏竦《进和御制占城国贡师子诗表》记叙中南半岛古国由南海入华朝贡：“懿文德以经天，靡圣风而柔远”(89)，刘敞《客有遗予注辇鹦鹉，素服黄冠，语音甚清慧，此国在海西，距中州四十一万里，舟行半道，过西王母，三年乃达番禺也》描写印度半岛古国跨越重洋进贡鹦鹉：“素质宜姑射，黄冠即羽民。”(90)这些诗歌中所描写的远洋古国朝贡是四夷宾服的表现，也是国家强大的反映。

与宋诗不同，元代作为中国疆域最大的王朝，其关涉南海的诗歌表现的多是大一统思想。如马臻《题画海南入责天马图》“九夷入贡宾来服，画出犹能骇人目”(91)、陈樵《海人谣》“九译来朝万里天，北风不动琅玕死”(92)。贡赋往来促进了民族交往，也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正如元后期诗人王尚志《暹国回使歌》所述：“先皇在位历五载，风清孤屿无扬波。方今圣人沾德化，继进壤贡朝鸾和。”(93)上述宋元诗作中，南海被不同程度地赋予了国家统一的象征意涵，对于推动国家意识的朦胧觉醒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三、明清时代：海疆忧患与捍卫主权

与宋元政府鼓励对外贸易的海洋政策相比，明清两朝整体上趋向保守。明初，受陆权思想的影响，朝廷虽于宁波、泉州、广州等港口设置了市舶司专管海上贸易，并有郑和下西洋和“广州—拉丁美洲航线”开拓等外向性交流，但伴随倭寇、海盗与西方殖民者的不断侵扰，为保障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统治者开始摒弃较为开放的朝贡贸易形式，采用日趋严酷的禁海、迁海政策，并颁布《开海征税则例》《防范夷商规定》等法规，使原本繁荣的沿海港口与南海贸易大受影响。与此同时，因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海上贸易一体化趋势的不可阻逆，渐趋壮大的海上民间商业力量为了经贸利益常与朝廷政策周旋。

明清时期保守、严酷的海洋政策影响了南海及其周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诗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诗坛对汉唐以来南海诗的主旨、题材与表现手法多有承继，对南海的关注度与创作量均有很大的提高，仅清代南海诗就有260首(94)，分别是汉唐、宋元南海诗总量的5倍、2倍多。同时，由于倭寇、海盗、土匪等入侵扰袭，明中后期南海诗中开始表现忧患海疆安全与捍卫领海主权的一面。这是民族忧患意识与疆域主权意识并存状态下产生的一种新特点，它赋予南海诗深刻的思想性与现实性。与前代的南海诗相比，明清时期的诗作呈现出以下特色。

1.描绘的生活图景更丰富

海路交通的延伸与拓展，增进了东西方商贸往来，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对明清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反映到诗文书写中，就表现为文人对南海及其周边国家人们生活的描绘更加全面细致。除明代汪广洋《岭南杂咏》“阇婆真蜡船收澳，知是来朝起飓风”(95)与清代潘有度《西洋杂咏》“祈风日日钟声急，千里梯航瞬息回”(96)等一些综合性书写外，还出现诸多针对某类具体活动、事物或问题的专题题咏，大致可分为写景、记行、咏物、赠答、颂德五大类。

写景类，如明代湛若水《游海珠寺》、伦以训《游灵洲山》、何维柏《游五仙观》、孙勋《登粤秀山》、汤显祖《宿浴日亭因出小浪望海》，清代黎遂球《春望篇》、屈大均《观海》、释大汕《虎门望海》、成克大《望洋台》、廖燕《九日登镇海楼》、窦光鼐《登越秀山》、陈官《望濠镜澳》、李文藻《莲花峰观海》、林伯桐《黄木湾观海》、何健《海岛回澜》、简嵩培《登浴日亭再步苏韵》、郑颢若《登五层楼望海》。

记行类，如明代朱元璋《闻人岭南郊行》、张和《送行人刘谕使满剌加》、罗颀《送下洋客》、吴宽《送林克冲给事使暹罗》、何景明《送宗鲁使安南》、汤显祖《看番禺人入真腊》《香岙逢贾胡》，清代王铎《过访道未汤先生亭上登览闻海外诸奇》、丁耀亢《同张尚书过天主堂访西儒汤道味太常》、梁佩兰《送人入安南》、陈恭尹《乙亥元日送石公泛海之交趾说法》、释大汕《初抵大越国》、成鹫《送高二尹伴贡入京》、劳之辩《同满汉榷部巡历濠镜澳》、黄任《珠江夜泊》、陈官《贡象行》、胡其砥《晚泊海光寺分赋》、潘有原《海船行》、曾望颜《洋舶早发》、李宗瀛《送邹石生之广州》。

咏物类，如明代陈登《应制赋白象》、王佐《波罗蜜》、郭棐《波罗树》、汤显祖《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清代林古度《观大西洋自鸣钟刻漏》、马之骦《西洋火器》、岑征《素馨花》、屈大均《玻璃镜》、陈恭尹《题西洋画》、彭孙遹《西洋琥珀酒船歌》、徐乾学《西洋镜箱》、王士禛《荷兰四马》、宋荦《大食索耳茶杯》《番菊》《洋山茶》、田雯《贡狮子应制》、汪森《香槎歌》、吴暻《水匮歌》、蕴端《西洋四境诗》、汪后来《火浣布》、马振垣《红毛酒歌》、罗天尺《大龙篇》《观贡鸡歌》、陶元藻《西洋镜屏》、蒋士铨《泰西画》、阮元《同人分咏远物得红毛时辰表》、许宗彦《鼻烟》、陈初田《咏鼻烟》。

赠答类，如明代高启《谢友人惠兜罗被歌》、王恭《海上仙槎赠丘二之儋州长史》、杨一清《赠林黄门》、李日华《赠利玛窦》、韩上桂《广州行呈方伯胡公》，清代法海《拟南海神答查悔馀先生谒庙诗》、汪后来《答日南国王鄚君见寄》、冯敏昌《镇海楼示季子作》。

颂德类，如明代朱元璋《念以宁涉江海》、朱棣《满剌加镇国山诗》、祝允明《海珠寺送黄提刑》，清代查慎行《谒南海神庙》、杜臻《香山澳》、陈恭尹《铙歌》、西密扬阿《妈祖阁》、王文诰《长牧庵制府带同荷兰国贡使诣海幢寺接诏恭纪》、乐钧《岭南乐府》、袁嘉言《赤湾谒天后庙》、仪克中《昔游诗效姜白石》。

综合类，如明代汪广洋《岭南杂咏》、田汝成《广州竹枝词》、孙蕡《广州歌》，清代尤侗《佛郎机竹枝词》《荷兰竹枝词》《古里竹枝词》、王士禛《广州竹枝》、王时宪《广州竹枝》、赵侗敩《羊城竹枝词》、庄肇奎《岭南杂咏》、陈官《澳门竹枝词》、李调元《南海竹枝词》、张臣《竹枝词》、潘有度《西洋杂咏》、钟启韶《澳门杂诗》。

上面所列仅是明清南海诗中的一部分，但却足以反映南海诗在明清时期题材范围显著扩大。与侧重书写经贸往来和大国气象的宋元诗不同，这些诗作侧重关注南海及其周边国家人们的日常生活，因而诗作内容更为具体、丰富。具体来说，一是咏物类诗更丰富，所咏对象不仅有前代所提到的珍珠、翡翠、水晶、珊瑚、琉璃、香料、象牙等珍稀物品，还有自鸣钟、火器、西洋画、西洋镜箱、西洋镜屏、时辰表、琥珀酒船、索耳茶杯、鼻烟等工艺品，说明这一时期国内市场对海外商品需求进一步扩大。二是人们的行迹地更广，名胜游览地从南海庙、浴日亭、越台、琼台，扩展至海珠寺、五仙观、镇海楼、灵洲山、越秀山、黄木湾；贸易港口则在原有的广州、海口、泉州、福州的基础上，增加了香山澳、澳门(“濠镜澳”)和虎门，反映出港口经济更加活跃。如李调元《南海竹枝词十首·其二》：“自是繁华地不同，鱼鳞万户海城中。”(97)《其十三》：“奇珍大半出西洋，番舶归时亦置装。”(98)这些诗作从侧面反映出南海航道延伸与朝贡贸易发展对中国沿海及内陆百姓生活的影响。

2.反映社会题材更深刻

明清时期，朝廷推行的严酷的禁海、迁海政策，打破了渔民“以海为田”的传统，切断了滨海居民赖以谋生的途径，激发了渔民、海商与官府之间的矛盾。在这种大背景下，南海诗描写的内容逐渐由书写对外贸易与交流转向描写南海民生疾苦、关注海上贸易中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命运。这对较少关注普通商人与百姓的前代南海诗而言，是很好的补充与发展。这些诗作不仅表达出对底层百姓的同情，同时也揭露出海疆官吏横行不法，致使弱势群体利益受损的状况。如明代黎民表在诗歌中控诉官员蛮横抢掠海船、杀害商人的现象：“红旗五丈画蚩尤，海艚掠尽行商死。庙堂肉食运权谋，刀尺纷纷搔狱市。”(99)肆意掠夺使南海贸易受到沉重打击，并直接导致“农夫夙夜忧不饱”(100)、“昔日十家空九室”(101)，凸显“只有萁豆相熬煎”(102)的社会矛盾，揭示出“四方郡国皆太平，唯有粤南多战争”(103)的真相，深化了民生疾苦的主题表达。还有诗作直接揭露出官员纵容下的特殊矛盾。如明代李东阳《送罗大理太常擢广东佥宪》“即看万里澄清地，野虎城豺浪作群”(104)、孙勋《登粤秀山》“淳朴旧怜吾土胜，未堪群盗日纵横”(105)、清代陈王猷《泊广州城下作》“力竭东南难总货，饥驱盗贼漫丛奸”(106)等揭示了海盗袭民乱象。有的诗作强调要重视海疆百姓安全，如法海《拟南海神答查悔馀先生谒庙诗》：“盐法榷法不可问，山盗洋盗争强梁。职守一方司民命，安敢坐视苍生殃。”(107)

3.表现主题思想更突出

入清后，以英国、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方列强，为打开海外市场，扩大商品贸易量，加大了对南海地区的经济掠夺，贻害无穷的鸦片也随之输入中国。因此，抵制西方列强的掠夺与入侵，成为这一时期朝廷的一项重要任务。尽管此前南海诗中也有反映倭寇、海盗、土匪侵扰海疆之事，但其数量与影响远不及清代。清代的南海诗真正达到对西方列强行为的见微知著与预先警示，体现了诗人的忧患意识与疆域主权意识。清初爱国诗人屈大均察觉到澳门租居者佛郎机的野心，在《澳门》一诗中提醒朝廷“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108)和“筑城形势固，全粤有余忧”(109)。后来，他又在《白鹅潭眺望》《廉州杂诗》中提醒朝廷要守住海疆的重要港口：“舶口至今蠔镜失，西洋端恐有阴谋”(110)、“赤子兵频弄，红夷舶恐来”(111)。与此类似的诗作还有程廷祚《忧西夷篇》、李黼平《防海》、汪仲洋《杂感》等，它们揭穿了列强自由贸易下的谎言。与此同时，南海诗史上未曾出现过的警示类诗作也多了起来。如夏之蓉《澳门》“寄言防御使，播德作威令”(112)、彭昭麟《澳门纪事》“夷贪其得间，地沃必争趋”(113)、赵翼《番舶》“怀柔固在绥，瑕衅亦须防”(114)。

更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南海诗并未局限于警示与忧患，而是较多地反映出对列强侵夺意图的理性分析与积极应对，表达出诗人对国家主权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如罗天尺《鸦片诗呈锦州高明府》、程恩泽《粤东杂感》、袁翼《鬼子街》、张际亮《浴日亭》分别以“岛夷有物名鸦片”(115)、“天生灵草阿芙蓉”(116)、“请君夜吸相思膏”(117)、“毒土换黄金”(118)指出鸦片对人体健康和经济发展的危害。陈春晓《夷船来》则提醒人们认清列强输送鸦片的阴谋：“下至厮隶工伎役，不能一日无烟吸。人海迷茫齐溺沉，包藏谁识夷心黑?”(119)他认为，鸦片贸易导致“数十年来亿万计，欲壑无穷贩成例”(120)，必须严惩才可解除其危害：“奸夷化外只图利，严刑乃可除浇风。吸食者斩罪无赦，庶几不堕彼术中。”(121)道光十八年(1838)，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奏请朝廷查禁鸦片：“销残海气空尘瘴，听彻潮声自雨风”(122)，由此拉开禁烟运动的序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泛滥的趋势。后来，虽因各种原因禁烟未能实现林则徐所设想的“蛮烟一扫海如镜，清风长此留炎州”(123)，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唤醒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使有识之士的国家意识更加强烈。

四、南海诗的文化意蕴

概言之，南海是我国交通、贸易和军事的重要通道。从先秦时期的渔官、舟牧到隋唐时期的市舶司、提举司；从汉代南海航线始发地徐闻港到明清时期的宁波、泉州、广州、虎门、澳门和海口等多个大海港，南海及其诸岛一直与中国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国内外时局影响，宋元以后的海洋政策虽然逐渐趋于保守，但并未阻止中国大陆与南海诸岛及其周边国家间的交流。这些沟通与联系，可从历朝历代与南海相关的诗作中找到根据。历代南海诗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海疆经略进程，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捍卫国家领海主权是南海诗的两个显著特征，这类诗歌的文化意蕴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维度。第一，历朝历代诗作将南海书写为生活家园、海上航道、贸易港口、海疆屏障，彰显出南海在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表达出古人对南海的依赖与钟爱。其中，宋元诗中反映中国大陆与南海及其周边国家交流的作品已成为书写海洋文化交流的文学范本，为后世广为流传，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对现当代海洋诗仍有积极影响。第二，历朝历代南海诗均记载了中国对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管辖情况，都有反映南海古国入华朝贡的内容，说明中国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对南海的管理。当倭寇、海盗、土匪与西方列强袭扰南海时，有识之士均奋力抵抗，以保护海疆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体现了他们捍卫国家领海主权的决心与意志，客观上构成了国家领海、主权和安全的史书式书写，取得了突出的文学成就。

南海是中国通往外界的重要海上通道，它在历朝历代交通运输与中外交流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的一种缩影和体现。由此，历朝历代的南海诗记录了中国人民开拓南海航道、发展海洋经济、加强地区交流、捍卫领海主权的具体情况，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人探索海洋、谋求幸福生活的艰辛过程，同时也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

“南海是中国最大海域，是中国最早、最直接、最广泛通向世界的海域，所以，中国南海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突出典型代表。”(124)但是，与古代边塞诗相比，以南海诗为代表的南海文学研究“并没有形成与其他类型文学研究一样重要的影响力”(125)。南海诗中隐括的文学文化是了解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不断发掘与思考。

注释：

①(94)陈永正：《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刘思文：《丝绸之路汉文文献要目总览·南海卷》，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统计数据主要源自前者，部分综合后者。

②[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古逸丛书景宋本，第1014页。

③④⑦⑨(11)(12)(13)(15)(16)(17)(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8)(39)(40)(41)(42)(43)(44)(45)(46)(47)(48)(50)(51)(53)(54)(55)(56)(58)(59)(60)(61)(62)(63)(64)(65)(66)(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4)(85)(86)(88)(90)(91)(92)(93)(95)(96)(97)(98)(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陈永正：《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第2、5、36、28、42、32、41、50、43、34、48、49、26、52、51、10、23、38、38、45、21、21、21、26、28、39、51、40、14、17、29、48、11、20、18、31、45、2、44、23、35、68、80、88、69、87、54、74、109、118、58、72、116、67、119、86、93、107、63、63、70、93、103、107、90、62、78、105、114、74、78、94、111、64、111、102、116、125、331、314、315、139、147、263、258、214、215、214、201、287、327、302、278、381、385、371、391、391、392页。

⑤⑥⑩(14)(18)(37)(49)[清]曹寅：《全唐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012、2758、559、4123、4350、4364、6364页。

⑧[清]董诰：《全唐文》，清嘉庆内府刻本，第5665页。

(52)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宣传部等编：《南海龙狮南海衣冠南海古村(南海衣冠篇)》，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5页。

(57)[清]吴之振：《宋诗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5页。

(67)[宋]陆游：《剑南诗稿》，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410页。

(83)[清]厉鹗：《宋诗纪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87页。

(87)[清]陈焯：《宋元诗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05页。

(89)[宋]夏竦：《文庄集》，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64页。

(99)(100)(101)(102)(103)[明]黎民表：《瑶石山人稿》，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24页。

(122)[清]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钞》，清光绪十二年刻本，第49页。

(123)[清]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民国退耕堂刻本，第2788页。

(124)黄伟宗：《粤派评论丛书：黄伟宗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9页。

(125)谭元亨等：《中国南海海洋文化论》，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