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具有中国气派的现代伦理学知识体系，一直是中国数代学人的内在冲动。从刘师培、蔡元培到当代中国学人，立时代潮头，发风气之先，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艰难学术探索，对中国现代伦理学建构具有奠基性意义。百年中国伦理话语经历了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再到“改革话语”的历史转变，伦理学学说经历了从“新道德论”到“道德革命说”到“道德科学说”再到“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说”的理论转型。冯契的“智慧说”理论体系立足广义认识论，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方法，为当代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重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关键词：百年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现代转型
作者简介：付长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24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19ZDA03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现代伦理话语建构路向研究”（18BZX106）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5.002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有丰厚的道德学说，并且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伦理文化形态。然而，由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缺少实现自我转型的强大内驱力，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下，中国传统伦理学被迫开始了艰难的现代性蜕变。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激荡与回应中，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伦理学学科才得以在中国确立并逐步发展起来。当代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正是针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伦理学而言的，同时也体现了当代社会对伦理学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建构与发展状况正是当下我们重新思考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历史依据和学理基础。
中国现代伦理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伦理学发展的奠基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是社会主义伦理学体系的初创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伦理学进入多元伦理观的争鸣与发展阶段。百年中国伦理话语经历了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再到“改革话语”的转变，伦理学学说经历了从“新道德论”到“道德革命说”到“道德科学说”再到“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说”的历史转变。在每一个阶段，中国现代伦理学在伦理学学科建设、伦理学学术发展、社会道德实践方面都展现出不同的特征，并且涌现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都构成了广义上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一、中国现代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初创（1949年前）
中国古代并无伦理学之称，现代“伦理学”概念的诞生一般认为源于严复所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此后，中国思想界开始有意识地传译西方伦理学典籍，以新知附益旧学，努力尝试在中国建立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并开始用现代伦理学的理论范式对中国自身的文化思想做出新的解读和诠释。
1.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伦理学身份认同
近代早期对伦理学科的认知仍以传统的修身教育为主。在清末的新式学堂中已开设有专门的伦理学课程，这是以“力行”“修身”为主的学科。1刘师培最早指出了现代伦理学学科应该是以学理为主，他于1906年编著的《伦理教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体系化的伦理教科书，其中就明确指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哲学、政治学、教育学混在一起，学科的范围和特征并不明确，而且存在重实践而轻理论的问题。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更是明确区分了“修身书”与“伦理学”，认为修身书主要是教人道德规范，而伦理学则以研究学理为鹄的，“盖伦理学者，知识之径涂;而修身书者，则行为之标准也”，并指出“持修身书之见解以治伦理学，常足为学识进步之障碍”。2伦理学学科应该关注学理，以建构知识为面向，得到了近代伦理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同。关于伦理学的界说，江恒源折衷群言，阐幽抉微，指出“伦理学，是论究道德行为的根本原理，辨明道德判断的最高标准，定出至善之鹄，以期达到最圆满的做人目的”3;此外，谢幼伟的《伦理学大纲》（1941）、汪少伦的《伦理学体系》（1944）、黄建中的《比较伦理学》（1945）等都对伦理学的性质、目的、研究对象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伦理学是规范科学，同时有实践科学和理论科学的性质。“伦理学者，科学也，规范科学也，实践科学也，判断行为善恶之规范科学也，知行并进之实践科学也”4，伦理学是规范科学，同时也是实践科学。其次，伦理学的目的是研究学理，指导人生实践。“伦理学之最高目的，即在用理性研究道德现象或社会习俗，以明了其起源与背景，以确定其最高原则或标准，以厘定其详细内容或规律。”5质言之，伦理学是为了解决实际的人生问题，是一种人生论和行为学。再次，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道德现象和道德行为。黄建中将西方伦理学史上伦理学的研究归为研究行为与品行之学、研究终鹄或至善之学、研究道德律及义务之学、判断正邪善恶之学、研究人类幸福之学、研究道德觉识之学、研究道德事象之学、研究道德价值之学、研究人生关系之学等九个方面，并对其异同得失做了归纳分析，指出伦理学是以行为为对象，立道德之准则。6同时，围绕伦理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重要范畴，他通过对中西伦理思想资源的系统研究和对比分析，强调二者虽然相异，实可相通，可以相互发明补益，对中国现代伦理学科的建立有范式创新意义。
2. 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学术面向
在现代伦理学学科确立之前，中国近代早期关于伦理学的讨论主要是围绕道德教育问题进行的。1伦理学的学科意識和学术意识建构，主要表现在：第一，对西方伦理学学科、思想和学说的译介和研究。如：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1916），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全面介绍西方伦理学史的著作;蔡元培翻译的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1909）等。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像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杜威等人的伦理思想，在近代译介中都有提及，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关于中西伦理文化整体比较的研究。如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1915）、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胡适之《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1929）、钱穆《世界文化三型——东西文化之探讨》（1942）、熊十力《略说中西文化》（1947）、唐君毅《中西文化精神之不同论略》（1947）等。总的来看，以上著述围绕中西伦理观念的根本特征与差异，阐述了西方伦理文化是个人本位，高扬个性和权利，公德发达;中国伦理文化是家族本位，更重伦理责任与义务，私德更盛，等等。第三，关于伦理学原理和伦理学史的自觉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伦理学原理、体系、伦理学史、中国伦理思想以及道德问题研究等方面，展现了中国近代伦理学者建构自身伦理学体系的自觉和努力。刘师培的《伦理教科书》吸收借鉴了赫胥黎的进化论的伦理学思，围绕个人伦理、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四个方面，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伦理学体系;王耘庄的《道德论集》（1930）、张廷健的《现代伦理学》（1934）、黄方刚的《道德学》（1934）、谢幼伟的《伦理学大纲》（1941）、申自天的《伦理学》（1938）、孙贵定的《伦理学》（1945）、黄建中的《比较伦理学》（1945）等著作，都在各自的意义上建构了比较完整的伦理学知识体系，涉及的问题除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还涵盖中西道德之异同、道德律、动机与效果、乐利与幸福、乐观、进化与伦理、理性与欲望、直觉与良知等方面的内容。第四，以现代伦理学科范式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先后问世的有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薛正清的《儒家的伦理思想》、谢扶雅的《中国伦理思想述要》、潘新藻的《中国人生哲学史纲》、陈安仁的《中国先哲之伦理思想》等。其中，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是20世纪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区分了伦理学与伦理学史，认为二者体例不同，“伦理学以伦理之科条为纲，伦理学史以伦理学家之派别为叙”2，并且伦理学是主观的，而伦理学史则是客观的;概括介绍了我国数千年来的伦理思想，初步清理了传统伦理思想的历史遗产，为现代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构筑了最初的框架。
3.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伦理文化走向之争
中国现代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发展，除了上述明确自我标识为伦理学的学科意义上的发展，对时代伦理道德观念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是三大伦理思潮，即自由主義西化派伦理思潮、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这三大思潮不仅对近代社会影响深刻，而且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说主导了整个20世纪中国伦理思想学说的建构，近现代中国的伦理学说大多可以归类为其中一个方面，或者体现了这三者之间融合的努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救亡和启蒙成为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任务，思想界纷纷提倡道德革命，呼吁伦理觉悟，致力于唤醒现代中国人、塑造新的人格。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引入西方近现代道德观念对传统伦理进行批判。20世纪初，梁启超明确提出“新民说”，进行道德启蒙;章太炎提出“道德革命”的口号，将道德革命视为社会政治革命的基本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成为当时思想界的旗帜，而围绕如何建设新道德或者说中国伦理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则出现了以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伦理主张，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及现代新儒家伦理主张。这两种主张引发了近代思想史上两大激烈的思想争论，即“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战，中西伦理文化之争使得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性转型问题凸显出来。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以共产主义道德学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试图在中西伦理之争中探索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新可能。总的来说，这三大思潮都是“当时深刻的民族危机和伦理危机的反映”，“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希望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并建设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华伦理文化”。1
（1）再造新伦理。自由主义西化派以胡适、吴稚晖、张东荪等为代表，认为中国伦理文化的现代化就是要全盘西化。他们认为，西方近现代伦理道德是社会化的新道德，最大的特色是不知足，而且倡导自由、平等、人权，注重个人的权利和价值，强调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中国的伦理传统则是私人化的道德，强调知足，重族群而轻个人，重义而轻利，这些都落后于西方伦理文明，是造成中国社会不能现代化的伦理文化根源。因而他们主张要彻底抛弃传统伦理学，全面向西方伦理文化学习。他们致力于传播介绍西方伦理道德，主张以自然主义来对抗“德性主义”，以个人本位来取代家庭本位，以功利主义来取代“义务主义”，以自由平等来取代等级服从。2总的来说，自由主义西化派坚持个人主义的伦理原则，坚持功利主义的原则立场和评价标准。相比于现代性儒家伦理思潮，自由主义西化派具有科学主义的特征，认为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和决定人们的道德行为，认为善必须以真为基础，没有真就没有善，一切伦理道德都必须建立在科学主义的基础上。这些主张造成了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以及唯科学主义的问题。
（2）返本开新论。以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坚持以继承儒家道统、弘扬儒家伦理为己任，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大本大源，吸纳西方伦理文化中的科学民主、自由精神与平等原则等现代性因子，通过返本开新，实现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治世理想。从中国伦理学研究的角度看，现代新儒家的学说对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发展具有学理上的创造性，吸收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成果来改造传统儒家思想，这对于中国传统伦理自身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但总的来说，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前提依然是传统主义的，本质上还是对儒家伦理的合理化调适与现代性诠释，决定了其不可能完成重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历史任务。
（3）伦理觉悟乃最后之觉悟。五四运动前后，面对民族危亡的局面，李大钊、陈独秀等都意识到伦理启蒙的重要。陈独秀提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3。不同于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他们从俄国十月革命中得到鼓舞，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弊病，而且深刻认识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伦理文明的弊端，既反对盲目学习西方，同时也强调革新中国千年伦理文化之必要。在近代的科玄论战中，他们既批评了东方文化派的伦理保守主义和玄学派的科学伦理二分说，同时也批评了西化派的伦理虚无主义和以真代善论。20世纪30—40年代，艾思奇、李达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探讨了道德同社会生活、经济利益的关系，阐发了道德的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等问题。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核心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真正开创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
总的来说，近代社会处在急剧转型的动荡变迁时期，社会的巨大变化不仅是器物和制度层面的，更是国家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道德革命是近代变革中的重要内容，这是中国现代伦理学繁荣发展的根本动力。经过近代的酝酿发展，中国现代伦理学学科从无到有，不仅对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探讨，而且对伦理学体系的运用更加自觉，出现了本土化的现代伦理思想体系，不同伦理思想体系的竞争最终又表现在社会政治革命上，推动着现实革命的发展。
二、新中国社会主义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立（1949年—1977年）
如果说革命时期是以思想推动社会政治革命的话，那么新中国的成立可以说开启了以社会政治革命的胜利来确定伦理思想建设方向的模式。政治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道德建设的方向明朗起来，共产主义道德成为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体系，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建构进入到探索奠基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伦理学学科一度被认为是旧社会意识形态而被取消。对伦理学问题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共产主义道德观和人生观开展一些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研究，而在共产主义道德观和人生观的研究中还存在着将其与历史上各种道德观和人生观截然对立开来的倾向”1。伦理思想的发展主要是以实践的面貌呈现的，主要表现为在社会实践层面上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德和封建道德思想的批判，并提倡发扬当代优良革命传统，号召向当时涌现出的许多共产主义道德楷模学习。这一特点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前30年道德建设的始终。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在张岱年、周辅成、周原冰、李奇、罗国杰等人的努力下，中国伦理学建设开始恢复。20世纪60年代，苏联学者施什金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提纲》《共产主义道德概论》在蘇联出版后，很快就被译为中文。这一时期伦理学学科、学术的建构主要是围绕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展开的，并初步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体系建构进行了探索。此时的伦理学知识体系主要延续了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道德规则体系，“从严格的理论意义上说，它还处于一种道德设计的常规化、常识化层次，缺乏缜密系统的伦理理论建构”2，而从以知识的建构为直接目的伦理学知识形态的角度看，主要是发展了“道德科学”说的理论。
围绕关于共产主义道德问题的讨论，李奇在《马克思主义对伦理学的革命变革》《论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和功利主义》等文章中，指明了建设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要性，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特征、任务、方法和基本内容;周原冰在《道德问题论集》中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明确提出“当代中国对于道德的研究，应该称为‘道德科学而不是‘伦理学”3，这对后来中国伦理学界对伦理学性质的认识影响深远;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是新中国第一部伦理学教学大纲，对建构社会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进行了初步探索。周辅成、张岱年、冯友兰、吴晗、冯定、许启贤、王煦华等也参与了这一讨论。这些讨论共同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创立。
这一时期也涌现出许多伦理学术讨论成果，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出发对道德的本源、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以及道德中的善恶等问题进行了回答，并且对幸福观、荣辱观、婚恋观、职业观、人生观等方面的问题也有所讨论。吴晗的《说道德》《再说道德》以及《三说道德》则引发了60年代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大讨论。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对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关于西方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周辅成出版了《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等著作，这些书为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伦理思想史做了资料和理论准备。这些都是新中国社会主义伦理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初步形成了以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从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角度看，主要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核心的发展。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后的必然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建立起与之相应的精神文明和新道德体系”1。但是由于过分强调道德的阶级性立场，以及对苏联模式的盲目模仿，使得新中国社会主义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初创，存在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封闭性理解。对中国传统伦理的研究以及西方伦理学的研究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未能实现有机的结合，而且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存在着教条化倾向，新中国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建构总体上举步维艰。
三、多元伦理学理论体系的演进（1978年至今）
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新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巨大变革，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革新，中国的伦理学研究真正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时代。伦理学学科重新恢复并迅速发展，伦理学研究也不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视野，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以及西方伦理学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应用伦理学也迅速发展，社会伦理观念呈现出多元发展的面向，伦理学参与社会道德体系建构的话语能力不断增强。总的来说，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相适应，当代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大概经历了三个特征鲜明的发展阶段。
1. 新时期伦理学的复苏与反思
改革开放之初，围绕“文革”的反思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伦理学讨论的热点。伦理学研究和话题讨论呈现一种反思“文革”的话语和思想观念的革新。首要的就表现在“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恢复了“实践”的权威性。但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对伦理学知识体系建构具有指导意义的是四项基本原则所确定的根本政治方向，而建构的具体展开方向却并不明确。这使得伦理学的研究呈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化的革命伦理学理论范式的某些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伦理学研究恢复后，对60年代由吴晗引发的关于道德阶级性和继承性的问题进行了一次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讨论，这就为中国传统伦理学研究的恢复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场备受关注的讨论是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讨论。这场讨论在80年代初形成高潮，围绕人道主义的范围和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道德中的地位展开，当时的伦理学界提出了人的生命尊严、人道、人性、人权等一系列伦理学理论。80年代中后期的伦理讨论则不再局限于对“文革”的反思，而是具有了更深刻的启蒙意义，这时引发关注的伦理学问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关于功利主义的反思、关于义利关系之争、关于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讨论、关于继承民族优秀道德遗产问题的讨论等。对其中一些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期，有些讨论甚至持续至今。
这一时期，直接面向伦理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以及道德的本质问题上。关于什么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的探讨，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有三种观点，即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利益与道德的关系问题、道德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问题和善与恶的关系问题。其中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利益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观点，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而关于道德的本质是主体性还是约束性的讨论，在当时主要出现了道德本质主体说和道德本质规范说。道德本质主体说认为，“道德是人探索、认识、肯定和发展自身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从本质上说是人的需要和人的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道德本质规范说则“把道德规定为由经济关系决定、按一定社会和阶级的要求来约束人们相互关系和个人行为的原则规范的总和”，强调“道德的真正本质在于约束性”。2
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伦理学学科才真正得以在完整独立意义上建立起来。其主要是以苏联伦理学“教科书”体系为范本。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伦理学教科书主要包括：罗国杰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伦理学教科书;之后魏英敏、金可溪合著的《伦理学简明教程》，唐凯麟主编的《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张善城编著的《伦理学基础》，周原冰的《共产主义道德通论》，肖雪慧的《伦理学原理》，罗国杰、马博穴、余进编著的《伦理学教程》，李奇主编的《道德科学》，罗国杰主编的《伦理学》等，所有这些形成了80年代伦理学教科书群落。这些教科书总体上主张“道德科学”说。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发展缓慢甚至一度中断，使得中国伦理学的发展缺乏自身探索的经验。中国伦理学学科的建构就只能参考苏联伦理学教科书体系的经验，而苏联伦理学教科书体系主要以施什金和季塔连科为代表。施什金的《共产主义道德概论》，可以说是苏联第一本完整的伦理学著作。20世纪80年代，季塔连科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其特点就是大力宣传人道主义，并将它与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等并列在一起。1这两个人的伦理学体系都讲道德规范体系，其典型特征就是将伦理学视为一门关于道德研究的科学，主张“道德科学说”。实际上，受施什金的《共产主义道德概论》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的影响，周原冰在1964年出版的《道德问题论集》一书中，就提出了“道德科学说”。他认为“当代中国对于道德的研究，应该称为‘道德科学而不是‘伦理学”，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已经把道德学说根植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了”2，并且强调“伦理学或道德学，不只是一种哲学，而且是一门实践性很强，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的科学”3。在1986年出版的专著《共产主义道德通论》中，周原冰更是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特别是共产主义道德原理。罗国杰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坚持了“道德科学说”，早在60年代他就借鉴苏联教科书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大致勾勒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框架，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具有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在改革开放后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他更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来源和发展以及道德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并将共产主义道德列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核心内容之一”4;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解读并定位为科学”，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创建一门‘科学的伦理学”，即“以科学的形态再现道德，借助于抽象的理论思维就道德的规律问题展开理论探索和总结概括，达到对道德现象的规律性把握”5。
20世纪80年代，参考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建构和发展的基础，同时对之后伦理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长期主导了学界关于伦理学的学科形象地位以及性质的认识。将伦理学规定为关于道德研究的学问，并将道德视为“调节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这“割裂了伦理学作为一种行为价值学说的整体内涵，使伦理学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行为规范学或‘准则学，忽略或掩饰了其价值本体意义”;而将社会约束性视为伦理学的本质特征，则“把道德和伦理学变成了一种纯外在化、政治化和非人性的东西，以致于难以避免与法律和政治的‘角色混同”6。
2. 面向市场经济的伦理学形态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伦理道德体系成为时代的新要求。中国伦理学逐渐摆脱模仿苏联伦理学教科书体系的建构路径，聚焦于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社会生活，真正开始探索适应中国社会实际发展需要的伦理学知识体系。“对伦理学理论的思考开始不再固执地从既有的本本、理论教条、政治原则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人民的福利出发。道德与经济、义与利关系的大讨论，为市场经济正名，为正当权益正名，为道德革新正名，构成了那一时期伦理学理论的空前生机与繁荣景象。伦理学理论的这种世俗化转向，既是日常世俗生活在伦理学理论层面的反映，亦是日常道德生活世俗化寻求理论辩护的要求;既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经济建设实践推动伦理学理论前行的标志，又是伦理学理论突破教条主义、面向社会日常生活、建立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理论体系的标志。”1
这一时期引发热议的重要伦理问题包括：关于集体主义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集体主义的问题;关于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与之相联系的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更是成了这一时期伦理学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市场经济能否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问题受到关注，并促成了后来中国经济伦理学学科的建立;关于权利与正义问题的讨论增多，这既是对“文革”反思的一种结果，同时市场经济中个人利益的凸显也引发了对个人权利问题的关注，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西方正义理论进入中国伦理学界的视野，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制度伦理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的缺失给人们的道德生活所带来的剧烈冲击受到中国伦理学研究者的关注，道德建设关注的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人美德，而且也关注制度美德;关于普遍伦理的讨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流伦理学仍然坚持道德的階级立场，认为道德是为了维护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如何在全球层面达成伦理共识的问题逐渐受到国际学术界热议，受此影响，国内伦理学界也开始关注和讨论普遍伦理的问题。2此外，对环境伦理问题、科技伦理问题的关注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
从伦理学知识形态的角度看，中国近代伦理学建构时期出现的三种伦理学知识形态，依然可以用来描述和分析当代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此同时，伦理学研究的方法开始走向跨学科、超学科的研究，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方法，社会学中的调查、实证研究方法，心理学中实验和测量的方法，被引入相关伦理学问题的研究中。
3. 面向实践的应用伦理学范式
21世纪以来，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进入了社会化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伦理学建构和发展的重要表现就是应用伦理学的蓬勃发展，展现出伦理学研究的具体化品格。中国伦理学理论进一步面向社会生活，深入各个领域的特殊伦理关系，思考并回答各种具体问题，力图发挥伦理学理论指导与引领日常生活的功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了空前挑战，环境、医疗等社会各个领域内的伦理问题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伦理学的问题不再局限于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的一般性道德问题，而是呈现为社会各个专业领域内与日常生活领域交织的复杂性的伦理问题。这迫使伦理学研究者不得不直面现实，研究具体的问题。由此，应用伦理学真正地开始勃兴。在这种意义上，应用伦理学不应该被简单视为一般伦理学原则在具体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也不应该被“理解为不关注形而上学的抽象命题而仅关注具体实践领域中的具体道德问题研究”。应用伦理学之“应用”应该“是在一种处境化的‘问题中寻求对问题本身的理解方式”，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出现了“无法‘应用传统伦理学的原则来加以理解和解决的问题领域”，才出现了“应用伦理学”。3随着人工智能和生命科技的迅猛推进，伦理学研究更需要立足现实问题，回应时代挑战，强化理论与实践互动、研究方法与范式更新，在伦理关系调整与秩序重塑中推进伦理学知识体系的转型创新。
四、未完成的中国现代伦理学
百余年来，中国伦理学每个阶段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视为中国现代伦理学知识体系一次重建的努力。每一次重建都体现了时代对于中国伦理学发展的迫切要求，从近代对中国伦理学实现现代性转型的要求，到建国初期建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的要求，再到改革开放后恢复中国伦理学研究以及建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伦理道德体系的要求。时代的发展才是中国伦理学学术发展的根本引领，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必须直面时代问题、回应时代挑战，才能真正永葆理论的生机和活力。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对中国伦理学发展也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进入了新的历史建构阶段。
当然，就伦理学知识作为真理性的认识来看，即从狭义的知识论的角度看，伦理学知识体系的更新主要是要更新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但这样的知识体系的更新主要取决于我们认识真理的能力。我们今天重提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重要的是建构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伦理学体系。从知识体系的角度看，这样的伦理学体系的建构就是要有一种引领中国伦理学研究方向的能力。这样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要反映新时代中国发展特点，要适应新时代中国发展要求。这种要求对内表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诉求，对外表现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因而要体现民族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伦理学特征。
回顾百年来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重建，中国伦理学现代性转型的历史任务仍未完成。当代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重建不仅要回应时代，而且要反思历史，应该充分生长在中国百年伦理学现代转型的历史基点和现实之源上。综合中国现代伦理学知识体系三个阶段的建构，当今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重建应该充分意识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伦理学的现代性转型仍在途中
中国伦理学的现代性转型有多重意涵。就相较于传统伦理学思考的范式而言，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伦理学研究范式转型，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需要警惕各种盲目复古形式的伦理学研究。就对传统伦理学内容的现代性重释和改造而言，我们看到自近代以来现代新儒家成果丰硕，但这一现代性的转型依然问题重重，亟待突破。这意味着中国伦理学的现代性转型本身就应该是一个不断持续探讨的方案。
从推进中国伦理学现代性转型的角度看：一方面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反思中国悠久的伦理思想传统。只有实现了中国传统伦理与现代性的有机结合，我们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称之为中国伦理学。这意味着面向伦理学普遍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另一方面，还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和把握中国现代性实践的现实和经验。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建构必须以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为基本出发点。
2. 重思近代伦理学建构的遗产
从伦理学知识形态的角度看，当代伦理学的讨论依然没有完全超越近代伦理学讨论所确立的三种知识形态;从百年伦理学建构的历程看，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伦理学发展的状况，改革开放后中国伦理学建构真正具有自我参考价值的经验恰恰在近代，而且当代对中国传统伦理学以及西方伦理学进行研究的基础也正是近代伦理学研究。因而，要摆脱百余年中国伦理学断裂式的建构模式，当今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对近代伦理学的建构进行反思，而且近代也是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起点。冯契晚年多次提到，需要对中国近代伦理革命做更深入地反思;对中国近代伦理革命问题的关注，其目的不仅在于阐明近代伦理革命的事实，更在于揭示近代伦理革命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当代的深刻影响。近代伦理革命就其作为过往的历史而言是“既济的”，然而就它与我们当代生活深刻的关联性而言，它还是“未济的”，因而需要重新理解近代伦理革命，发现其中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与我们当代伦理生活之间的联系，从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建设。
3. 超越对伦理学的偏狭认识
百年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阶段性重建总是伴随着对“伦理学”认识的变化，由之也确定了整个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方向和内容。中国伦理学的现代性转型，实际上体现了传统的道德学说与伦理学研究的区别，蔡元培创立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就是从区分“修身书”与“伦理学”开始的。对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重建而言，我们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重新理解什么是伦理学，伦理与道德的关系、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伦理学知识体系的特点及论题域是什么。而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对传统伦理的理解存在着道德主义的简单化约的倾向，当代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就必须超越对伦理学的片面认识。
4. 伦理学知识体系的会通与创新
近代以来，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就是从古今中西之争开始的，最早是借用西方进化论伦理学挑战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五四运动以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伦理学、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学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相互竞争，但是理论上的对话和会通尚未充分展开。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取得主导地位，较长时期引进并沿用了苏联教科书模式的框架预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西方伦理学研究又开始独立发展，中国传统伦理也逐渐受到重视，中国传统伦理学、西方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形成了某种割据发展的态势，这造成了某些研究走向的偏頗，包括伦理的复古主义、狭隘化等。当今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重建必须要很好地做到三者的会通，这是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建构的现实基础，而中国传统伦理学是真正的中国特色根基所在，西方伦理学则提供了现代性伦理学的某种范式。必须在会通三者之上，真正有所创造，“中国伦理学的重建乃是一种传统伦理学向现代伦理学的转型，它应该既是对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批判性再造，也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创造性拓展”1。从中西马伦理学会通的视角看，冯契的智慧说理论体系立足广义认识论，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方法，为当代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重建提供了新范例和新思路。2在中国伦理学步入自我反思和东西方文化趋于合流的时代，如何真正走出古今中西之争，植根中国问题、中国智慧，推进全球价值重塑与人类文明互鉴，是中国伦理学有待深入展开、持续探索的知识建构与实践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