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著述，有陆版《孙中山全集》全十一册，台版《国父全集》全十二册。据说还有新版。但主要著作是两部，一是《三民主义》，二是《建国方略》。这是他的两个主要思想板块。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探讨他的早年思想探索和晚年思想转向。由此我谈四个问题：
第一，早年探索。历来学界争论在于，孙中山是先有革命思想，再具改良思想；还是少年立志革命。从他的早年文本来考察，并不能够证明孙中山的早期思想存在着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向。譬如他在著名的《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了“四大纲”（“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其实是在中国传统的“四民分业”的旧形式中填充新内容。
它的主题不是改良或革命的问题，而是建设（建国）。至于依据他的追述说他少年立志革命，那不过是成为革命家以后的孙中山的形象重塑而已。孙中山早期思想的主流倾向是革命，先有旧式民族革命思想，再具新式民权革命思想；而革命思想又兼容改良思想。因此，孙中山的早年思想探索，主要不是从改良到革命，而是从旧式造反到新式革命。
第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民主革命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大意识形态（法家、道家、儒家、三民主义、马列主义）之一。其核心功能在于社会动员。三民主义分别对应于三种革命，即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孙中山反对文化革命，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他用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小革命）去替换社会革命（大革命）。
民族主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汉族主义，也不能片面地理解为排满、反帝。除了革命性方面，它有建设性方面，如五族共和、种族同化和民族自决、世界大同。其中包括内外两个指向，前后亦有变化。其中心意图是将中国建立为现代民族国家，同时充分继承中国传统帝国内外政治、文化遗产。
在孙中山逝世之后，蒋介石强调“道统”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孙文一脉相承），将孙中山神圣化，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化。戴季陶以“能作”与“所作”将孙中山思想解释为“道德为本，政治为末”和“中体西用”的模式，将三民主义“纯正化”。戴、蒋强调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孙中山思想中的地位和影响，强调孙中山的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
根据胡汉民提出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三民主义要连环看，如三棱镜，从一个角度看也能看到其他两个方面。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孙中山区分了政权（民权）和治权（政府权）的“权能分别”、实现民权的三个时期（军政、训政、宪政）。这就使得民权落空，被弱化；政府权坐实，被强化。这也成为后来形成的党国体制的理论基础。
民生主义的目的是预防社会革命，替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即“一次革命”论）。孙中山对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有所批评，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他企图用三民主义框架马列主义，将三民主义作为熔炉，溶解其他思想。有关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是国共两党意识形态争论的一大焦点。
第三，建国方略：建国方略是革命建国的行动纲领，分为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加上国家（政治）建设（三民主义加上五权宪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就是四大建设。它和三民主义互相蕴含：心理建设补充民族主义，物质建设补充民生主义，社会建设补充民权主义。
在心理建设中，孙中山针对“知易行难”、“知行合一”，提出“行易知难”，以为“孙文学说”。“知难行易”是“知难”、“行易”两个原子命题合成的一个分子命题。“知难”论就是知识价值论（如“难能可贵”强调的稀缺性或价值属性），“行易”论就是行动意志论（如“革心易行”强调的意志力或行动心理）。
在“分知分行”中，孙中山注意到了劳心劳力之分或脑力体力之分的社会分工趋势，因此他认为，就一时代一事业言“知行合一”，甚为适当；然合知行于一身，则殊不通于今日。于是他区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人。对于“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惟有“笃信”、“力行”而已。
这样，在“分知分行”基础上重新构造“知行合一”，就是一个类似“政教合一”结构：“知”是“教”，即意识形态；“行”是“政”，即政治行动。一切政治行动都要置于意识形态指导之下，一切行动者都要置于觉知者教导之下。“行易知难”就是这样一个为孙中山神圣化、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化而奠基的哲学命题。其目标是塑造卡里斯玛（charisma）型人物，建立意识形态政社一体化组织。
在物质建设中，孙中山通过对于时势和国情的分析，认为一战之后欧美需要劳力和人工，中国需要资本和人才，可以互相为用。这是从经济全球化亦即资本国际大循环中考虑问题，试图“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
孙中山思想的主旨是组织民族。如何组织中华民族，克服“一盘散沙”状态，孙中山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通过中国固有的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组织现代的民族团体和国族团体，这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第二，演练集会，“教国民行民权”，使“一盘散沙之民众”成“民国主人之国民”。此即民权初步。第三，“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社会建设就是民权初步，探讨会议通则（会议的程序和规则）。民权主义是“道”，民权初步是“技”，二者亦是“本末体用”关系。在孙中山这里，社会主义不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就是社会本位，组织社会。
第四，晚年转向。孙中山的思想是否存在一个晚年转向？是否存在新旧三民主义区分？这是国共两党意识形态争论中的一大焦点。中国共产党主张区分新旧三民主义，认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划分新旧三民主义的标准。但是中国国民党反对区分新旧三民主义。
除了承认联俄之外，中国国民党认为，孙中山并无联共思想，只有容共思想，联共就是国共两党等量齐观，容共就是大圈子容纳小圈子；并非扶助农工，而是扶助国民，因为中国国民党不分阶级，只有国民而无阶级。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向的核心不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而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从民权主义到党权主义，从民国体制到党国体制。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暨孙中山和中国近代政治哲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