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18年5月23日，作为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我和复旦大学王启元研究员一起组织了名为“佛法与方法：明清佛教及其周边”的明清宗教小型研讨会，并得到了中心副主任陈引驰教授的大力支持。这是我第四次来到复旦，我深深地感到，复旦大学的学者思路广阔，国际化强，在学术研究上勇于突破，具有很强的优势和领导力。在很多领域，无论是在全国范围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这次会议的主题和副题都是我确定的。对于一个在这个领域耕耘十几年的学者来说，能在国内召开这样一个专题会议，我的感触颇多，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在论文结集出版之际，根据我当天所作的发言，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长久以来，明清佛教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中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明清之前隋唐佛教的深入研究乃至宋元佛教研究的兴起，另一方面是明清之后的现当代佛教研究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和研究。然而明清佛教始终处在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甚至不断地被边缘化。
对于明清佛教的基本情况，虽然很多研究已经证明这一时期的佛教是非常活跃的，而且大量有关史料还有很多没有被挖掘出来，但是学术界似乎有着一个基本的态度，那就是：知道了，可以不看。意思就是，承认有明清佛教这回事，但是深入研究意义不大。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史料很多却被认为没有价值。这也是一个研究者的悖论：因为研究者缺乏处理材料的方法而否定材料的价值，而不是相反，去怀疑、检讨研究者的偏见和无能。
与此不同，我们认为，一个时期大量材料的涌现，代表了一个时代社会、文化、宗教的巨变，研究者应该适应这一形势，对过去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行反省。
很久以前，台湾的蓝吉富先生就曾经讲过《嘉兴藏》由于收录了大量明清时期的佛教史料，尤其是禅宗语录，堪称是第二个敦煌宝库。最近所进行的全国古籍普查，调查出的很多新史料，大都是明清方面的。台湾佛光大学所进行的明清史料收集工作，汇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说明很多明清时代的佛教史料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研究。不仅如此，国外如日本京都隐元隆琦禅师所开创的黄檗山万福寺文华殿、保存了来华传教士史料的西欧各大图书馆等处还有大量的史料没有得到利用。
那么，有如此多的新史料，照理说应该有更多的学术关注，那为什么明清佛教的研究还得不到重视呢？为什么大家对明清佛教的总体评价并不是很高？尤其是明清佛教在中国佛教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现当代佛教的活水源头，很多丛林仪轨直接来源于明清，而非唐宋，它的重要性应该得到彰显，并在学术界得到应有的地位。
我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方法的问题。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中，学者不太注重方法论的理论建构。材料的重要性在汉传佛教早期和中古史的研究中是显而易见的，对史料的文献学和语文学解读已经达到非常成熟和精致的程度，这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巨大进步和成绩。但这也使得我们处理材料的方法比较单一，尤其不适合处理明清时代大量的宗教史料。
这反映出了几个问题：首先，虽然这一时期的佛教史料很多，但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史料分散，呈现碎片化，甚至有些材料犹如“垃圾史料”，例如禅宗语录，往往高度程序化，读起来不知所云，了然无味；其次，从佛教宗派的角度来看，对明清佛教范围的理解过于狭窄，而不顾及它与儒家、道教，乃至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关系；最后，在地域上，仅仅局限于汉传佛教，而忽视藏传佛教以及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地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研讨会的副题定为“明清佛教及其周边”。
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方法的问题。我在以下分几点讲一下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是关于明清佛教史的叙事问题。长久以来，明清佛教被认为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时期，这一观点和梁启超早年关于佛教的论述有关。比如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把中国学术史分成了几个阶段，即“春秋以前的胚胎时代、春秋末至战国的全盛时代、两汉儒学统一时代、魏晋的老学时代、南北朝和隋唐的佛学时代、宋元明的儒佛混合时代、清朝的衰落时代、今日复兴时代”。
在他这种线性史观的影响下，大量的佛教史学著作，把隋唐看作中国佛教发展的巅峰。这个观点还通过陈观胜（Kenneth Chen）的英文著作《中国佛教史概论》（Buddhism in China：A Historical Survey）影响到英文世界的中国佛教研究。在这种衰落史观的影响下，明清佛教的研究被高度简单化、概括化。而且明清佛教的研究受到了近现代佛教的影响，尤其是太虚大师的一些观点，将整个明清佛教概括为以“四大高僧”为中心的佛教复兴。这一“四大高僧”的重组显然是近现代以来发展出来的一个叙事话语。但这并不是实际情况，在明末，只有“三大高僧”的提法，而蕅益智旭在当时不太著名，后来才被加入“四大高僧”的话语中。而在当时非常活跃的临济、曹洞宗僧人及其事迹、著作则不为现代人所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积极地思考，如何用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来描述明清佛教的发展。以上所举的这些简单的叙事模式，显然不能适应明清佛教史料的大量出现和研究。
第二是要加强明清佛教研究中的“文本的交互性”（intertextuality）。我前面提到，由于很多的明清佛教史料所提到的人物和事件是零星和分散的，它们没有和一个更广大的知识体系连接在一起，缺乏文本的交互性和互指性，一般的研究者也缺乏背景知识。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太少，不仅中文和日文的情况是这样，英文的情况就更糟糕了。很多明清时代的人物和史料，如果不是查阅特别的数据库和字典、辞典，在网上都很难搜到。英文方面的材料就更少了。
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对明清时代基本人物事件、线索的介绍和推广。在这里，数字人文的兴起会对明清佛教的研究有一个促进作用。通过数据库和软件工具的使用，明清佛教碎片化的信息会得到重组。
第三是我们要在前近代的东亚政治史与国际外交关系当中，理解明清佛教的发展。明清时代是处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大变革时代，日本学者又把这一时期叫作“大航海时代”。此时的东亚已经有了近代的政治格局和全球化的萌芽。这一时代的明清佛教，虽然受到了当时政治和外交等国际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一方面的特点还没有被挖掘出来。比如我所研究的隐元隆琦东渡日本的事迹，很显然必须在东亚中国和日本政治格局和外交关系的变化当中来理解。明末清初禅宗的崛起与中国佛教在日本和东南亚的传播和东亚政治史、外交史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四方面是明清佛教和文化史的关系，尤其是文本文化的关系。这一时期的佛教和文化有着更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往往又被误认为是“世俗化”。佛教大量吸收文化元素，如书法、绘画、医疗等等，成为文化传播的媒介。这里我所指的文本文化是针对中国文化中对宗教文本，尤其是宗教印刷文化的重视，比如《大藏经》和佛教文献的编撰在明清时期的发展。应该说这一时期是佛教经典编撰和弘扬的黄金期，有很多《大藏经》和佛教文献被重编和发掘出来，成为研究佛教文化史的上好材料。
第五点应该注意的是明清佛教具有地域和地方的特点。由于材料众多，尤其是与宗教有关的地域史料的留存和发现，使得我们更有条件把佛教和地域的关系研究清楚。中国宗教和佛教的地域特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彻底地研究清楚。每一个地区有着自己的区域宗教系统（Regional Religious System，或简称为RRS）。我们在这一方面做了的一些初步探索，目前着重于杭州地区的区域佛教和宗教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表明佛教在区域宗教系统的形成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和其他宗教，如道教、民间宗教，甚至伊斯兰教，都有很强的关联。这使得我们可以从地域的角度，对明清佛教做一个历史地理学上的重新梳理和叙事结构的调整。
第六是把明清佛教作为“心态史”研究的一部分来研究中国思想史在前近代的变化，在这里，“心态”这个概念，就是英文的mentality，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物。明清佛教的变迁，尤其是明末清初佛教的重新兴起，很显然和当时士大夫的精神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理解王阳明心学的作用，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明清佛教史。
这一方面的研究，应该说是思想史研究的延伸，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果，但是如何把佛教和其他宗教纳入其中，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我在我的一些专著里面（例如《禅悟与僧诤》），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
第七就是微观史学的兴起。明清时代大量史料，尤其是佛教史料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从微观的角度观察宗教和社会文化变迁的絶好机会。微观史学是从西方传来的史学流派，在近几十年中产生了大量非常优秀的作品，它们通过对某一地区的小人物、小事件的细致入微的描述，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构筑出对历史变迁的重新理解。
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明清佛教是大有可为。对于这一时期的人物和历史事件，我们确实可以非常细致入微地刻画。大量的明清史料，尤其是明末清初时期的史料留存，可以让我们对当时的佛教人物和事件每隔十年的发展都有非常清晰的了解。这为我们开展微观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最后就是从宗教学的角度对于明清佛教的研究。我把宗教学放在最后，并不是说它不重要，毕竟佛教是宗教发展的一部分，必须从宗教的角度理解信仰、仪式、仪轨等等宗教范畴在历史中的变化。在这方面明清佛教中留存有大量的材料。有很多宗教的仪式、仪轨，比如说放焰口、三坛大戒等，经过了明清佛教的改革，现在都还在使用，非常普遍流行。
我们完全有可能重新构筑对以信仰为中心的宗教史更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研究。在这里，西方宗教学的概念和理念，能为我们提供很多新的视角。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宗教的深入研究和对方法论的理解一定能催生出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研究，发展出适应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和范畴。
这次研讨会已经顺利举行，而且会后，大家的论文都要结集出版。纵观这次收入文集中的文章，我认为是非常难得的，每一位作者对自己的论题都做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代表了自己对研究方法的理解。这里不但包括了汉传佛教的研究，也收录了同一时期儒学、道教、民间宗教和藏传佛教的研究。
以上一些想法显然并不仅仅是针对明清佛教的研究而发，也不是我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很多研究者在不同的场合已经呼吁过的观点。比如黄夏年先生在2012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所举办的“佛教史研究的方法与前景”的研讨会上，就已经强调了明清佛教的重要性。
在这种要求下，对于明清佛教和宗教思想的研究者来说，加强方法论的理论思维和意识就显得尤其重要。一方面我们要把明清佛教放在前近代东亚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来看，另一方面还要对比早期、中古和近现代佛教的情况，找出中国佛教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联系。借用现当代新儒教研究常用的一个术语，明清佛教的研究也要“十字打开”，“返本开新”。
最后，再次感谢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支持。我希望这次会议和这本文集的出版，不只是一个学术活动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中国佛教研究的起点。那就是，我们应该对明清佛教和宗教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在对大量史料进行研究的前提下，把我们对中国佛教和宗教的理解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吴疆
公元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