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震撼了世界，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持续关注。站在政党分析的角度，英语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表现出的强大政治领导力、群众组织力、思想引领力、社会号召力进行了深入解读。梳理英语世界的相关文献，有利于我们透过海外视野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历史经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影响力，从而增强党的执政自信，并提升党的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 政党能力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英语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由来已久。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陈公博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英文）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早期活动。1930—1937年，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发表了200多篇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报道。1930年代后期，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斯诺（Edgar Snow）开始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1940年代，美国在延安派驻军事观察组，近距离探究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奥秘；哈佛大学等西方学术机构开始较为深入地研究中国共产党。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更是引发了美国社会关于“为什么会失去中国”的大讨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赢”是其中的焦点话题。1970年代，美国前外交官谢伟思（John Service）等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影响很大，他们被哈佛大学日裔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称为“中共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专家”。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流日渐频繁，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日益兴起，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成功经验更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英语世界的广泛关注。
一、英语世界解读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的视角
近百年来，英语世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多种能力，以此探究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
（一）“强大的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其专著《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中比较研究了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她发现，“当国家衰弱和阶级危机出现之时，革命领导成为革命成功的关键”。通过比较研究，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特别是在革命意识唤醒和引导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1945年7月，美国联邦政府战争部（War Department）内部发行的《中国共产党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leadership）最强、最有活力的组织。她士气高昂，政策清晰坚定，落实有力，富有奉献精神。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效能最强大的组织。”这样的观点也流行于学界。198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认为，美国之所以“失去中国”，原因就在于不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主义，从而导致美国对华政策接连失败。他严厉批评美国政客把中国共产党妖魔化的意识形态偏见和简单化思维。他认为：“（中共）滚雪球式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奇迹。” 1971年，法国学者毕仰高（Lucien Bianco）在其专著《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The Origins of Chinese Revolution，1915-1949）中指出：“党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美国联邦政府战争部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军事力量关系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该报告高度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战略。1956年，华盛顿大学学者梅谷（Franz Henry Michael）和戴德华（George E.Taylor）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战巨大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更完备的军事组织和清晰的战略。他们指出：“与国民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把军事组织与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成功地融合在了一起。”还有观察家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组织强调政治工作，武装斗争的形式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灵活机动。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Evans Carlson)对此有切身体会。抗战时期，他深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1938年春，他在延安通过同毛泽东的彻夜长谈，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和建立新中国的主张。1939年，他的专著《中国军队的组织和军事效率》（The Chinese Army: Its Organization and Military Efficiency）出版，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对日作战情况。在太平洋战争中，卡尔逊也运用游击战战术率部袭击南太平洋的马金岛和瓜岛，消灭了大量日军，在美军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凝聚力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关键因素。1963年，英国学者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上发表《中国模式与欠发达的世界》一文，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形成了“中国模式”，他认为“党的强大凝聚力是其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主要因素”。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共领袖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1968年，哈佛大学教授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强调，中国共产党具有“理论自主性（ideological autonomy）和理论独立性(ideological independence)”。他认为，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独立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2011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Vogel）出版的著作《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则突出了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特色建设道路中的领导作用。
（二）赢得民众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力主要表现为赢得民众支持的能力。1983年，美国学者斯泰西（Judith Stacey）认为：“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法宝，从战略上讲，是新民主，从战术上讲，是群众路线。这些战略和战术在土地革命、合作运动和军事政策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美国学者塞尔登（Mark Selden）聚焦陕甘宁根据地的研究，他于1971年出版《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一书，强调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的成功源于老百姓的支持，这分为三个阶段：1936年之前，主要是通过土地革命获得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支持；1936—1941年，主要是以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民众的支持；1942年之后则是通过推行基层民主政策赢得民众支持。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农村的经济社会改革，激发了农民的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由于推行土地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这就是塞尔登所称的“延安道路”。
1930和1940年代，美国外交官柯乐博（Oliver Edmund Clubb）、谢伟思(John S.Service)、戴维斯（John Davies）、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美国记者斯诺，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英国学者林迈可（Michael Lindsay）等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较早，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民众的支持。1932年在汉口工作的柯乐博发给美国国务院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来自汉口的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解决极为严重的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它实施的土地改革改善了底层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得到了民众的巨大支持。”谢伟思、戴维斯在延安多次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交流，从各方面了解中国共产党。他们从延安发给驻华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在1944年10月9日的报告中，谢伟思认为：“在中国老百姓眼里，中国国民党是压迫者，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的领导者和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一定会赢。”他分析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强大，而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必然严重破坏民主，这反过来加强了共产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他还在报告中提出，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改革，表明自己具有领导人民的能力，否则，中国共产党数年内就会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
斯诺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主要原因是共产党善于解决社会问题。1936年6—10月，斯诺曾到陕北保安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究中国共产党领导长征的过程及取得胜利的原因。1937年，斯诺的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在伦敦首次出版，向西方社会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朴实无华的革命进步形象，流露出一名左翼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这部著作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国记者贝尔登(Jack Belden)1940年代末曾在中国向世界报道解放战争。他在194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中探讨了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解决民众的生活问题，而且对人民充满感情，赢得了民众的拥护。
（三）扎实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费正清提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在民众中树立起道义上的声望（moral prestige）赢得了政权。” 1998年，耶鲁大学教授阿普特（David Apter）、哈佛大学教授赛奇（Anthony Saich）分析了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构建了极具吸引力的新的“理想国”。他们的著作《毛泽东的理想国的革命话语》（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提出，通过理想国的建构，“延安变成了一块能够吸引和动员中国年轻人的磁铁”。2002年，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认为：“注重情感工作的群众动员是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2020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沃马克（Brantly Womack）也认为：“群众动员不仅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区别。”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重要保证。1952年，英国学者林迈可提出：“从基本原则和党的组织形式上看，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共产党，而从实际纲领和自身传统（practical program and its traditions）上看，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又有很大的不同。”林迈可认为，在处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实际的关系、本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方面，英国共产党比较教条，而中国共产党则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走出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沃马克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现实。这就要求通过不断尝试新方案的方式进行农村革命，这便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政治创新之一。”
（四）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与适应能力是赢得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因素
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韧性和适应能力。2003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韧性具有其独特的来源。他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韧性主要来自党的建设的制度化、成功的反宗派斗争和高度的包容性。”2006年，他与麦克法夸尔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可持续性”这一主题进行学术辩论。黎安友强调，中国共产党已经具有强大的“韧性”，将长期执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狄忠蒲（Bruce Dickson）在其论文《中国式的合作与法团主义：党的适应性逻辑》（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 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自适应能力。”
中国共产党还具有创新精神。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一项伟大的创新，并因此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奇迹。2004年，世界知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认为，一些东欧国家曾尝试发展市场经济，但未能成功，而中国共产党则取得了成功。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Peter Nolan）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了“第三条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诺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独自探索出来的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发展模式。
（五）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治理能力是新时代历史性成就的根本保证
2018年3月，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高敏(Mary Gallagher)在《纽约时报》撰文认为，“中共之治”是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保证。她强调了党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领导作用。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也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治理的核心。2018年11月，他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国际中国共产党研究论坛”上所作的主题发言中，雅克认为：“中国共产党发展了一种新的治国能力，提高了全球治理水平。”2009年，雅克的专著《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新的全球秩序的诞生》（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探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巨大影响。雅克认为：“苏联共产党后期处于麻痹和僵化状态，而中国共产党则充满创新能力和灵活性。”雅克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在制度化、专业化、现代化方面的巨大进步和创新。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赋予了“现代化”、“治理”等概念以区别于西方传统的内涵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中国治理中发挥了卓越的领导核心作用。2021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国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并高度评价中国领导人在领导脱贫攻坚战中的卓越领导核心作用。
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能力得到了人民的认可。2020年7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三名学者康宁安（Edward Cunningham）、赛奇和图里尔（Jesse Turiel）发表调研报告，展示了2003年至2016年间其课题组在中国进行8次调查、同3万余名中国城乡民众进行访谈的结论。报告显示：“中国民众2016年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从该报告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全面提升。其中，内陆及贫困地区的民众的满意度提升较大。
二、英语世界解读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的研究方式
近百年来，英语世界尝试从多种视角解读中国共产党，其中，政党能力分析是其观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视角。这一分析视角是通过多种研究范式实现的。
比较研究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范式。早在1940年代，曾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在其专著《中国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中对比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特点和政党能力，认为“国民党推行专制统治，共产党为自由而战”，他预测中国共产党必将战胜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冷战时期，西方学界采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把中国和苏联、南斯拉夫等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比较研究。1991年，麦克法夸尔在《纽约时报书评》发表《解体的剖析》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屹立不倒的原因是这个党同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有着很大的不同，他认为：“中国革命是内生的，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自立自强。”美国杜兰大学学者季米特洛夫(Martin K.Dimitrov)主编的《为什么共产主义仍然坚挺：理解亚洲和欧洲的共产主义的韧性》（Why Communism Did Not Collapse: Understanding Authoritarian Regime Resilience in Asia and Europe）一书比较分析了15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政党韧性，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丧失了政权，而中国共产党依然充满活力。季米特洛夫认为，苏东剧变后，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强大韧性，巍然屹立。2016年，他提出：“共产党克服危机一般是通过四种途径：经济改革，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引入爱国主义；扩大政治参与；提升政治问责力度。中国共产党在这些方面都有突出表现。”
结构分析与比较分析的结合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斯考切波的结构分析和比较分析框架突出了政党在国家社会结构中的主体性。通过把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放在国际大环境中考察，她认为，经过大革命，法国诞生了现代国家大厦（Modern State Edifice）；俄国（苏联）产生了所谓“政党—国家”（Party-State）体制，这一体制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苏联模式等不同时期，但始终不能较好地解决农民、工人等底层群众的生活问题；而中国革命则诞生了“群众动员的政党—国家”（Mass-Mobilizing Party-State）体制。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了得到各阶级支持并积极参与的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强大领导核心，具有广泛的社会号召力。斯考切波认为，这是一种平衡党的领导、国家发展、群众动员和社会平等的治理体制。
苏联学、克里姆林宫学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影响仍然较大。1940年代，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机构成立了苏联研究中心。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影响的扩大，这些机构的学者开始重视中国共产党研究，有的直接转向中国共产党研究领域。许多从事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国外学者经历过苏联学、克里姆林宫学的学术训练，并把这些领域的概念和范式应用到中国共产党研究中来。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苏联和苏共的敌视也被移情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一些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学者受到西方苏联学、克里姆林宫学的影响，在解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得到了苏共和苏联的帮助。苏东剧变后，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会和苏共一样遭遇危机。然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严峻考验，非但没有走向终结，反而充满活力，再一次震撼了世界。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依然存在着“西方中心论”问题。中国共产党研究是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的中国学研究长期以西方为中心来观察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的主体性和特殊性。鉴于此，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倡导“中国中心观”，强调以中国为基础来研究问题。他批评了费正清等人的“刺激—反应”范式，认为“（中国研究中的）三个分析范式（‘刺激—反应’、‘传统—现代’、‘帝国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都忽视了中国发展的自主性”。柯文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中心观”。在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领域，同样也存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这种思维模式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和特殊性，把西方的政党经验和政治理论套用在中国共产党研究领域，以西方价值观为标准来评判中国共产党，从而难以进行客观的解读。
英语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解读难以克服“自由民主”等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费正清在向美国社会解读中国共产党时，特别强调美国人很难接受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适用于美国，但共产主义适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民众的支持。费正清力图使在价值观上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的美国右翼势力和政客理解这一点。他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态度，因此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也曾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长期秘密调查。1951年，费正清在国会为自己辩解，向负责调查“太平洋关系学会通共案”的国会麦卡兰委员会提交了自己5年来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论述摘编。这份材料长达22页，主张要跳出美国价值观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但强调这样做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最近，西方一些政客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攻击中国共产党，体现了他们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严重偏见。
西方学界已经认识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难以解读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西方传统的二分法理论范式，如“专制—民主”和“计划—市场”不适合用来分析当代中国，尤其不适合用来分析中国共产党。渗透着冷战思维的僵化的“制度主义”范畴也难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英语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受到僵化的分析模式的影响。美国学者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提出了在西方学界盛行的“民主转型理论”，他认为，“民主是经济增长的直接结果”，“国家越富裕，越有可能实现”。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影响，西方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共存，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难以发展市场经济。不转变僵化的思维方式，他们难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奇迹，同时，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有了巨大进步。但中国的民主政治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与西方的“民主转型论”是不同的。英国学者诺兰提出：“中国的存在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贡献，中国将是世界的灯塔，将是一种可以替代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模式。”裴宜理、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认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解读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时遇到了“黑天鹅”（black swan）现象，难以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成就进行合理的解读。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本身是高度复杂的，西方传统的理论范式难以阐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现象。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存在某种卓异性，必须发展新的理论来对其进行解读。
三、英语世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日益增强。英语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解读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解读范式的发展也有了一些新的迹象。
一是出现了越来越多要求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在研究中共党史、党建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深入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在这一研究领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成为海外学界共产党研究的核心主题”。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新加坡前驻联合国代表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英国专栏作家罗斯义（John Ross）等人在国际社会经常发声支持中国共产党。加拿大学者贝淡宁（Daniel A.Bell）的专著《超越自由民主：东亚背景下的政治思考》（Beyond Liberal Democracy, Political Thinking for an East Asian Context）和《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性》（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等论述主张从贤能政治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他批评了那种将西方选举政治奉为圭臬并由此来评判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做法，主张从中国政治价值出发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此外，一些学者更加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韧性。如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Cheng Li）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韧性，能够应对合法性考验。”
二是国际学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日益兴起。近几年来，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成为国际学界的热点。2017年，英国《卫报》刊文认为：“由于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全球性影响，标志着一种与西方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经济模式的确立。”
三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正在海外学界兴起。2002年，瑞典政治学者柏思德（Kjeld Erik Brodsgaard）在哥本哈根商学院发起组织了以“把政党带回来，中国是如何治理的”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发出了要把“中国共产党带回到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呼吁，主张国际社会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应更多从中国共产党本身出发。2014年10月，陆克文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布热津斯基研究所成立仪式上发表题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美中关系的可选择性未来》（“China under Xi Jinping: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U.S.-China Relations”）的主题演讲，提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他认为，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中国模式非常成功，将会持续发展。陆克文在演讲中谈到了党的领导、中国模式、国家安全、和平发展等10项中国的核心利益，“坚持党的领导”被放在首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球化”概念的首倡者之一、英国知名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在其专著《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China’s Role in a Shared Human Future）的序言中谈到：“当我首次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时，对面对全球化时中国的积极主动和西方的消极顺从印象深刻。”他高度评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国际社会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他认为，西方的全球化导致了民粹主义等问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真正的全球视野，正在积极地寻求塑造以促进人类的发展为目标的另一种全球化，并且聚焦威胁人类未来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以及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共产党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全球性引领作用。
四是英语世界的中国共产党研究话语体系短期内难以改变。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曾指出，理解中国共产党需要中国话语。早在1949年，费正清就提出：“理解中国共产党只能用中国术语。”作为这一领域的代表性学者，费正清已经认识到解读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话语问题。由于政治立场、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用西方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话语描述中国共产党的现象短期难以改变。美国学者狄忠蒲、黎安友描述中国共产党的术语“适应性”、“韧性”等实际上是指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等；费正清论述中国共产党时所说的“治国之道”实际上指的是党的治理能力与水平较高；美国学者魏昂德（Andrew G.Walder）论述的“政党庇护主义”（Party Clientelism）其实质是指密切的党群关系。中国本土的研究需要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话语偏差予以更加积极的回应，对故意诋毁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观点予以反驳，以便从正面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
总之，近百年来，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的解读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话题。英语世界的解读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政党能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多视角的解读对于全面深入认识中国共产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谢伟思早在1944年10月就预测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一定能赢，建议美国政府积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以务实态度对待国民党。费正清在1940年代就呼吁国际社会要重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呼吁西方要理解中国共产党。毋庸讳言，海外仍将存在对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误读，解读中国共产党的范式和话语体系需要反思与重构。中国本土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应当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影响和引领国际社会的中国共产党研究，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权。
路克利，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