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读书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名言。很给舞文弄墨者提气长精神。其实看看五千年文人遭遇皇帝的历史，纯粹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谈了。乱臣贼子会惧你一个耍笔杆的吗？笑话！他要是有一丝惧心的话，也就不会猖狂地为非作歹了。但是，人，就是一种有记忆力的生物，一旦出了名，有了名，不仅在乎生前的名，还要关注身后的名。于是，你看吧，墓志铭，纪念碑，功德榜，行善录，简直到了络绎不绝，满坑满谷的地步。
最奇怪的，不光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那些暴君，那些独裁者，那些恶贯满盈的独夫民贼者，都不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都在讳莫如深地不愿触及所做下的恶行，丑行；所犯下的罪行，兽行。无不拼命地往作恶多端的脸上涂脂抹粉，无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却他们丧心病狂的史实，这种坏事做尽，却不愿留下坏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东方民族尤为热衷。
东晋时期，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马桓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时事。”孙盛（302—373），著《魏氏春秋》二十卷，《魏氏春秋异同》八卷，《晋阳秋》三十二卷，是一位“词直而理正”的右史学家。用今天的眼光看，他的职务，为秘书监，领著作，是朝廷的写作班子，记史是一项工作任务，孙盛不过是如实地报导了筑城拆迁的一些阴暗面罢了。但他触怒的是军方首脑桓温，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
凡统治者，失败后能认输者少，而变本加厉继续其错误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认错，非弄到海枯河干，实在混不下去为止。孙盛是位史家，他坚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直书桓温独断专行，造成倾全国之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更批评他为挽回面子，不顾国力民心，又搞这种劳民伤财的建筑工程，制造假繁荣的虚浮现象。
由于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样力量，使得历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孙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写真实的历史为己任。但手里握有刀枪棍棒，拥有生杀大权的乱臣贼子，一点也不傻，知道他们尚能耀武扬威的时候，可以给所有不满者的嘴巴贴上封条，但他们一旦失势，一旦没落，或最终被上帝清算，进了太平间，那就无法制止后人评说。所以，正因为有桓温这样的人物，想要封住后代人的嘴，中国数千年来史书之被篡改，史家之被问罪，才会层出不穷的。
桓温见到了孙盛的《晋阳秋》，可以想象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把孙盛的儿子找来兵戟林立的大司马府，当面威胁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然后拂袖而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警告，不过，倒是没有立刻付诸行动。毕竟还有几分贵族作派，只是阻吓一番：你们要是不怕遭到灭门之祸的话，你就让你那糟老头子去出版他的《晋阳秋》吧！他没有马上派去刀斧手，来一个满门抄斩，表现出一种不愧为世家子弟，贵族出身的度量。尽管如此，孙盛先生的大少爷，当时已吓得三魂出窍，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门，一头栽在孙盛面前，老爷子，您就高抬贵手，救救我们全家百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吧！
“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子孙虽斑白，待之愈峻。”但消息传来，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不胆破心惊的。那时的株连，可比现代人搞运动，打击面要宽泛得多，常常是成百上千的亲属，跟着掉脑袋。于是，孙男弟女，姻亲妇眷，面前黑鸦鸦地跪了一片，“号泣稽嗓”，要求他修改《晋阳秋》，如不能为桓大司马歌功颂德，至少也要将这一页掩饰过去，只当历史上没发生过这回事。
老爷子呀！他们开导这位历史学家：诸如此类的瞪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捧臭脚，将坏蛋美化为天使，把罪犯鼓吹成圣徒的文化流氓，难道还少吗；至于那些动不动就宣布某部作品成为经典，永传后世，来不来就把某位作家捧为大师，从此不朽的文学骗子，不也比比皆是嘛！您老人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盛大怒，不许。”断然拒绝，这就透出史家的铮铮风骨了。
他的几个儿子，一看老爷子如此顽固倔强，毫无商量余地，又不能等着桓大司马的刀落在头上，便私下里将《晋阳秋》大大地涂抹更改，梳理润饰。中国文字的弹性，也着实是刀笔吏足以表现才华的所在。假如放在二十世纪，他儿子们准会这样改动：明明是桓温大军，仓皇败北，会说成是“战略撤退”而心安理得；明明是将舟船辎重，统统抛弃，会说成是“缴了学费”而自我安慰；失败以后，不思悔过，更加浪费民力国帑，去建造广陵城，会说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而更加英明；这和如今不论怎样的狗屎作品，都会有人天花乱坠地叫好一样，溢美之词，过誉之言，廉价的吹捧，不值钱的桂冠，已经和垃圾一样成灾了。
于是，总算将改定本送到大司马府，请桓温定夺，免去了一场天大的灾难。
但哪里知道孙老先生早有预见，一是料定桓温畏惧历史的谴责，必然要动用强力手段毁史；二是担心那些严重缺钙的人，骨头很软，迫于压力，必然要按统治者的口味改史。老先生未雨绸缪，“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及孝武帝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
即使东晋那时的孙盛，未能将桓温这位乱臣贼子，书之以史，未能“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可以相信，天长日久，时间总是会回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常说“拭目以待”，其意即是，等着吧，时间是真理的试金石，这一刻会来到的。假恶丑，无论怎么涂抹伪装，终会暴露原形；真善美，无论怎么埋没撇弃，总有重现光彩的时候。
记得早些年前，在电视新闻里，曾经报导过一条海外消息，当时并未引起太多的人注意，如今相隔多载，更是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但历史会记住这一真理战胜邪说的镜头：画面上，是一位当年已经八十高龄的日本历史学家，由他的子女搀扶着，向日本最高法院走去的情景。那是个很高很长的台阶，老人走得有些吃力，脚步显得迟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滔天罪行的家永三郎先生。他为了日本政府的文部省官员，删去他编的历史教科书里有关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的章节，而打了三十二年官司，终于等到最后宣判的这一天。
法院判这位历史学家获得胜诉，那是1997年8月29日下午2时30分的事情。这次日本文部省败诉，说明了一个真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即使历史被那支想掩盖真相的手，扭曲了过去，最终也会回复到真实的面貌。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坚持真理，不畏强势，不看着谁的脸色来写作的。同样，有良知的文学家，也不应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躲进象牙之塔，玩弄风花雪月；而是应该不懈追求真知，始终关注现实。因为今天的现实，即是明天的历史，所有那些传之于世而不朽的小说名著、戏剧经典、诗歌杰作，无不具有历史价值，道理就在这里。文学家，说到底，也是历史家。不过作家、戏剧家、诗人，是以文学的形式，形象的手段，艺术地再现历史和现实罢了。
所以，文学家在创作一部作品的时候，章怀太子那句“凡史官记事，善恶必书”的箴言，是要谨记在心的。说真话，讲真理，写真实的品德，在这几位历史学家身上所体现出的文人风骨，也是我们为人和为文时最需要秉持的宝贵精神。（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