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民族的先哲一样，中国的圣人们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初期创建的文化，它所留下来的思想印迹，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这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必须要继承下去而且必须要继承好的问题。像历代文人那样死记硬背原锅不动一味歌功颂德表示敬畏是继承，批判地继承其合理科学的成分并有机融合促其更新发展也是继承。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中国圣人们留给现代中国人的思想遗产既拥有伟大的智慧，这种智慧的巨大价值在未来将越来越表现出来；但也存在巨大的谬误，从事着“伟大的误导”。当代中国人如果连这一点也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那其实我们离开旧时代的文人其实没有走出多远。批判不是毁灭，而是有选择的继承和更新，是中国文化的一次新生。这新生，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手中进行和完成。但就我们现在这种精神状态和所表现出得幼稚无知，能担当起这个重任吗？

中国人当今最紧要的是学会思想的批判和对不同思想观点的宽容、容纳，而决不能像旧文人那样做统治者认可的思想的应声虫和思想奴隶，继续做世俗权力的图解工具，充当焚书式的思想毁灭者。有的网友在讨论中说我是在用近代西方的哲学思想与古代中国圣贤相比，就是说，没有可比性。那就让我们先回到人类社会的初期，那个著名的一千年（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去看看，让中国的圣人和西方的哲人、先知们“比试”一下吧。

差不多两千年以前，中西方的圣人、先贤们几乎同时针对人性这个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并由此沿着各自的历史轨道一路演变下去，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文化。中国古代儒家圣人主张人性本善。孟子说：“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宋代王应麟在《三字经》中将其总结为：“人之初，性本善。”几乎在同一个时代，西方的古代哲人们，特别是宗教先知所创立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精神。他们认为人性本恶，既然是恶，就必须想办法走向善，因为人类需要善才能共存。对此，古希腊人找出的办法是追求知识，他们认为，在一个人性本恶的社会中，无疑，追求知识和信仰比追求人性善要现实得多，可行得多。古希伯来人则主张信仰上帝，由于人是性恶的，所以这个善只能来自于外部，准确地说，必然是来自于高明于人类的神——上帝。善就是信仰上帝，只有遵从上帝的诫律和约定，人才能得到救赎，并使自己的灵魂获得拯救。

这样，早在2500百多年前，中国的圣人和西方的哲人、先知一道，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树立了一个精神的灯塔，指引着人类前行。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形成合力，信仰和知识为近代西方哲学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而中国的这一股精神“光束”却始终没有与西方文化合为一体，自己照自己的，而且逐渐暗淡下来。

认为人性本善的中国人没有向外求信仰、求拯救的需求，因为他们认为人自身就是善的，所以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中国人的心里只有“人”。看起来中国人也信神，磕头拜佛，虔诚得很，但却只有信仰的形式，没有信仰的内涵。比较起来，他们更怕的是现实中的统治者。尽管中国人也祭天地鬼神，但那不是信仰，只是为了求雨驱病而“临时抱佛脚”的一件有用的工具而已，体现的只是一种功利的需要，可以完全不追求人的灵魂的拯救。中国人一般不会因为说了错话、办了错事而烦恼，而懊悔，而受良心的谴责。所以，“拯救你的灵魂”、“忏悔”、“救赎”这样的名词不是汉语能够创造得出来的。

中国圣人的心地十分高尚，可惜他们创造的文化后来被极权政治所利用，所改造，所糟蹋。试想，在一个由本性恶的人类组成的社会中宣扬克己复礼，清心寡欲，其结果会是什么？反正不可能做到，大家就都不必认真；反正永远做不到，统治者干脆就拿它当了作恶的遮羞布。

西方人创造了上帝，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很有必要；中国人没有创造出抽象的上帝，是因为他们没有觉得自己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上帝。没有上帝，有主人，有皇上，中国人仍然觉得自己过得很好。西方人虔诚地信仰上帝，可以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战斗而抛洒热血；中国人则把自己的忠诚和所有的赞美之辞全部用在了统治者身上，如“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等等。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宗教战争，中国人只为世俗的权力或金钱而战。西方人尊崇上帝，中国人尊崇世俗权力。上帝是神，统治者是人，这是两个无法相比的高度，代表的是精神的高贵和鄙俗。精神的高贵才能带来行为的高贵，精神和鄙俗必然导致行为的鄙俗。中国人从那些“圣人”开始，就把人间一切最美好最崇高最肉麻的颂歌献给了掌握世俗权力的统治者，2000多年了，无论统治者杀了多少人，作了多少恶，中国人从未想到改变一下自己对统治者的爱戴之情，更没有抑制一下自己对统治者“行善”的热烈期待，他们把自己完全交给了统治者，包括自己的自由以至生命。

人性原恶的存在是一条永恒的真理。人要取得进步，要实现自我的价值，人类要推进社会，要从事更高级的文明的创造，首先必须面对的，就是自己身上的原恶，普遍存在于一切人身上的人性的原恶。这是任何人从生至死都必须与之战斗的最不可轻视的敌人。这正是古希腊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所给予人类的最伟大的启示。但对于这样一条无可辩驳、无可改变的真理，中国人却从来不去正视它、承认它，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然而，数千年“痴心不改”地歌颂权威的结果，不仅没能实现人们的愿望，反而统治者对权力的使用更加肆无忌惮。威望越高的统治者，往往也就是作恶最多的统治者。这是个规律，是个中国人至今“不认头”的客观规律——人类给予权威的不应该是颂歌，而是制度的约束和控制，是把宪政民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是把他们关进“笼子”。一个世界各国连小学生都能确回答的问题，却至今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它的正确答案，原因就在于自己传统文化那个“性本善”的长期误导。”

我们说中国圣人主张人性本善是一种偏误，而且这种偏误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误导的作用，决不是说它毫无价值，恰恰相反，它在未来将对整个人类的未来产生不可限量的影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性本善本、人为了达到善必须克己、忠孝、礼让，即“仁者爱人”的思想是个的极度超前的意识，是人类社会高度进化的理想境界，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人类精神高度的极点。黎鸣先生说：“中国圣人把人性未来的必然向善错误地看成了人性本善。这是一种倒果为因或倒本位末的错误。”这是一个不可原谅过去，但却可以展望未来的错误。它所宣扬的问题就表现在这种思想的极端性与不可操作性的矛盾。把话说得好过了头，而在解决现实中却倍感力不从心，以至于完全背离了其“爱人”的伟大目标，这正是中国圣人们的宿命和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