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数月之久的出口退税新政策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财政部等五部门于近日联合发出通知，对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作出调整，调整范围涉及轻工、纺织、冶金、钢铁、机械等多个行业。这是一次动作比较大的政策调整，其特点是采取了有保有压的政策：“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产品的出口退税被大幅度降低或全部取消，重大技术装备、部分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出口退税率被调高。
调整出口退税率间接地相当于人民币升值，具有抑制出口增速、降低贸易顺差、减少外汇储备的作用。这是大好事，因为我国由贸易顺差而形成的外汇储备实在太大了。据媒体报道，至6月底，国家外汇储备累计达到9411亿美元，同比增长31．6％，其中50．2％（614亿美元）来自上半年的贸易顺差，其余的来自于上半年的实际利用外资等其他途径。照这个趋势走下去，到今年年底，外汇储备将会超过1万亿美元。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相当于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
这就不是什么“福音”了，甚至可以说成了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个巨大的风险源。首先，它将迫使本币升值，而本币升值的结果，一是降低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二是吸引更多游资进入我国市场，推动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并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和本币的进一步升值。当实体经济不能支撑流入资本的获利要求或预期逆转时，这些流入资本就会撤出，外汇储备迅速减少，资产缩水，本币贬值，再往下，就是金融危机了――经济衰退甚至崩溃，国民财富被洗劫，后果极其严重。其次，高外汇储备也带来较高的汇率风险。我国出口的是商品，但换回来的是美元外汇，我们再用相当大的一部分外汇去购买美国国债、投资美国政府支持的房地产基金公司，或者干脆存放在外国银行里。我们持有的是债权资产，如果美元下跌（实际上已经跌了），我国的外汇资产就会缩水，造成外汇资产损失；而人家却可以用出让债权得到的资金，收购我国的企业和银行，增持的是股权资产。我们知道，债券的收益率只有3.5%左右，而股权的收益率超过了10%，哪个合算还用说吗？就是它们把中国人的钱全部用在国内作长期投资，也可以压低其长期利率，刺激人家的国内投资需求。难怪有人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政府正在大规模地投资于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为其巨额财政赤字“输血”。
既然外贸顺差是形成过量外汇储备的主要原因，占50％以上，那么，解决外汇过剩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如何平衡对外贸易，减少贸易顺差。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出口主导型”的增长战略，应该说，这一战略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是有很大作用的，但它无疑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政府为了保护国内厂商、鼓励出口，实行了许多进口替代政策或手段，采用进口关税和非贸易壁垒和障碍抑止和限制进口，还实行了一整套优惠政策，如减免税收、低价租赁土地、低价能源、变相补贴等。对出口产品退还一定比例增值税的政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更成为我国鼓励出口、开拓国际市场、刺激国内经济增长的不二“法宝”。从1998年至2004年，中央财政出口补贴增长了8.6倍，出口退税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由8.9％上升为17.2％。它对出口的刺激作用是十分明显的。８年时间过去，我国外需不足的问题已为70％的外贸高依存度所取代，低外汇储备已为超高的外汇储备所取代。今年8月，我国月度进、出口值又同创历史新高，分别突破700亿美元和900亿美元。当月外贸顺差攀高至188亿美元，连续第28个月实现贸易顺差。这么大的贸易顺差，会使我们已经满满当当的外汇储备库更加“额”满为患，这已经是一种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充溢了。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内外经济失衡的关键在于外部需求过旺，我们就可以改变甚至取消对外资与外贸的优惠与鼓励政策，把政策的着眼点放在抑制国内投资需求上来；既然外汇储备巨大，汇率升值压力强劲，就可以考虑放松央行管制，扩大实际浮动幅度；既然我国的经济增长已不再需要出口的刺激来拉动，我们就可以考虑调整以致放弃“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战略。经济增长环境、增长结构的变化，充足的外汇储备，正是进行政策调整的有利条件，如果宏观经济状况发生逆转，就是想调整，也做不到了。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政府已经“出手”了，开始有步骤地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调整，逐步缩小出口退税范围，恢复中性的出口政策，引导内外需平衡发展。它的作用，除了上面说的抑制出口，降低外汇储备之外，更重要的，是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产品过多依靠价格优势的局面，转而鼓励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大的产品出口，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资源类产品盲目追求高额出口量，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出口的整体效益，这就是外贸出口结构的“升级换代”。据统计，在我国大量的贸易顺差中，60％－70％来自于加工贸易，而我国的加工贸易大部分是外商投资的企业，国内企业较少。也就是说只创造贸易额，不给国内创造财富的外资加工贸易业是巨大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降低其享受的出口退税补贴，可限制外资加工贸易大量进入中国，缩小或减弱外资加工贸易业发展规模和生产能力，抑制外资形成对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造成的压力。
我猜想，目前的动作应该只是一个初步的安排，以后如果条件允许，还应作后续的进一步调整，如对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的产品出口，不仅要取消出口退税，还要开征出口资源补偿税；对引起剧烈贸易磨擦、低价出口的大宗贸易品出口可以开征出口调节税。道理很简单，与其让外国针对对这些产品开征进口税，还不如我国主动提高其出口价格，适度限制其出口。此外，我国还应进一步降低出口退税的比率，当然是逐年逐步地降低，争取在若干年内完全取消出口退税。
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税，还具有利用非汇率手段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效用，有利于人民币币值保持平稳。据说，出口退税调整政策出台后的第二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就有所下降，或许，对于缓解贸易顺差来说，出口退税的调整比人民币直接升值增长更加有效。不过，也要看到，由于人口结构老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我国的储蓄率今后5年内还将继续提高，而本轮经济周期的投资高峰已过，因此，我国中期经常账户顺差依然很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仍将继续存在。
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税，还有利于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促使我国经济更加协调的发展。2001－2005年，我国出口退税总额达11944亿元，80％退在了东部，这部分财政补贴远大于西部大开发时国家对西部的投入，并且，外资所得税优惠的80％以上也优惠在东部，这就大大降低了东部企业的销售成本，增加了其利润空间，使中西部内资企业无法与之展开平等竞争。如果不对这种内外有别，出口和内销型企业有别的政策进行调整，将使东、中、西部的差距更大幅度地拉开，正如周天勇先生所说，中央政府平衡东中西地区发展的一切政策和措施，都将在这样的政策面前变得苍白无力，而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可以有效地改善这一状况。
也要看到，退税率的下调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减少了企业的利润，将给部分企业带来较大的困难。有人做了测算，出口退税率下调，相当于1美元出口少退税0.04元－0.06元人民币，一个年出口目标300亿美元的城市，出口退税将减少10多亿元人民币，这无疑会给企业带来比较大的负担。特别是纺织业，相对其他行业来说，承担的成本要更大些。此次对轻工、纺织产品出口退税率普遍下调了2个百分点，这不是个微不足道的比例，因为它意味着外贸企业丧失了很大一块利润。已经有企业人士表示了担忧，现在纺织行业的毛利在3%－5%之间，降低出口退税率将使不少纺织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会很难维持下去。
幸亏有个3个月的适应期，在此期间内，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制定应对策略。应重视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延伸产品链，转变以往低价竞争出口的模式；可适当提高出口产品价格，将税负转嫁给国外买家，或适当调整内外销的比例，提高内销比例；应通过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减少流转环节，降低管理成本和生产成本，以化解退税率下调带来的风险和影响。作为政府部门，在退税负担下降的同时要加大对外贸发展的扶持，帮助企业化解出口退税下调带来的冲击。部分利润低、竞争力差的小企业有可能难以适应新政策而遭到淘汰，但“船小好掉头”，这部分企业可以考虑转产，或者重组、合并为集团公司，实现规模效应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出口退税政策可以给我们带来宏观经济的一个好形势，那就为它叫个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