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撤离武汉，老友分手
《父亲的青年时代》第九章
史啸虎
1938年春天的武汉街头，网图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的帷幕拉开了。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之间一场大规模战役。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 北四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初期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
此役，日本调集了 25 万精锐兵力、120 艘军舰和 500 架飞机进攻武汉，加上支援性部队，总兵力约40万；而国民政府则由四个战区110万军队、30艘舰艇和300架飞机保卫武汉。其中李宗仁的第五战区负责江北作战。
根据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的数据，中国军队最终以伤亡40多万军人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万人，阻塞了日军侵华步伐四个半月之久，消耗了日军侵华以来最大的有生力量（不过，根据日本 1975 年出版的《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2卷记载，日军直接参加武汉会战的两个军一共战死 6800 多人，受伤 2.5 万余人，合计伤亡 3.2 万人）。
到9月中旬，安徽省的安庆、合肥和六安以及江西的九江都已失守，河南的固始和麻城也被日军占领。日军飞机也开始对武汉进行越来越密集的轰炸。很多建筑物被毁，被炸死的居民也越来越多。国民政府机关和在武汉的中共八路军办事处都已撤走。过去一两年里从全国各地茵集武汉的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撤离，或南下广西、云南和贵州，或转移至重庆，还有少数则辗转去了延安。
原本抗日高潮迭起、热闹非凡的武汉三镇各个街巷开始逐步冷清下来。《救中国》周刊早已在那年6月底停刊，而张贴于各个街头巷尾的抗日壁报也没什么人看了。这表明自1937年秋以来逐步逃难到武汉的上千万难民以及上百万普通的武汉市民也都开始逃离、疏散，各自避难去了。
一天在搭伙处吃饭时，何伟对父亲说，现在武汉外围战斗很吃紧，日本人要来了，省委机关已经撤往鄂西，看来我们也都该走了。他问父亲有什么想法，父亲想到了被他引荐去延安的四弟力群（当时刚从抗大毕业）和堂弟史敬棠（后者当时就在延安马列学院当助教），于是便说他也想去延安，上马列学院。
何伟说，这个想法当然好，我知道，我也支持。但是现在这个局势你怎么去呢？你还是先到河南信阳的鸡公山黄新学那里去和他一起工作吧，他那里正需要人。等那里工作告一段落你再找机会去延安，而且从那里去延安也近些。如何？何伟还说，他这是代表省委的意见。父亲答应下来。这时，父亲就问何伟自己会去哪儿？何伟说，他现在还不清楚，正在等中央通知。
父亲回到公益会住处，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两天后的那天中午在吃最后一顿合伙饭时，父亲拿出一瓶酒，给何伟和自己各倒了一杯，与何伟一饮而尽，是谓告别酒。然后父亲就拧着一只箱子，告别自己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也是其政治上的引路人——何伟，从自己生活和工作了多年的汉口坐火车去位于武汉北边近200 公里远的河南信阳鸡公山了。
河南信阳鸡公山是避暑胜地，与庐山一样，很多外国人在那里建有别墅，但自1935年原在北平的东北中学南迁那里后，陆续有河南大学等教育文化机构迁至鸡公山。1938年初，经中共多方运作，第一战区司令部在那里设立了一个豫南民运指导专员办事处，由武汉大学林学院教授李相符任专员（中共建政后曾任林业部副部长）。该民运指导办事处主要培训豫南地区各市县进步青年以壮大抗日力量。但这个办事处主要还是中共在运作。有资料说，武汉沦陷前鸡公山已成为抗战文化基地。当时，黄心学已经受命先期，即大约于那年7-8月份就去了鸡公山。
在父亲走后没几天，何伟也离开汉口走了。他是奉中共中央指令去大别山地区向中共安徽省工委传达中共长江局的工作部署的。抗战期间，何伟先是任鄂豫皖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后又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军政委员会书记，新四军四支队及七师政治部主任和皖中区党委书记。
那时，即父亲离开武汉之前，与父亲熟识的老朋友大多已经离开武汉分散走了。比如，与父亲一个党小组的那位李姓先生（李抱一）1938年上半年就已随中共湖北省委部分机关撤离武汉到鄂西去了。胡绳则在《救中国》因无经费而停办后没多久就去协助邹韬奋先生主编《全民抗战》，在武汉那段期间与父亲可能也见不上面了。
有资料说，大约也是同年 9 月份，胡绳先到了宜昌，并在那里续办了1—2期《救中国》，然后浸透了父亲与胡绳心血的《救中国》周刊也就永远停刊，再也没有复刊了。也有资料说，胡绳先生没去宜昌而是直接去了襄樊，《救中国》周刊在宜昌复刊那1—2期是史枚先生和另一位先生编辑的。
然后，胡绳又去了襄樊，在那里主编《鄂北日报》。1938年10月和1939年4月，父亲曾两次到过襄阳，均见到了胡绳先生，那时他已受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钱俊瑞邀请来到襄阳办《鄂北日报》。与胡绳一起去襄樊的还有进步人士孟宪章、范文澜、臧克家等。当然此是后话。
父亲的另一个好朋友黄心学更是在父亲离开汉口的前1-2个月就到河南信阳的鸡公山去辅佐李相符了。而成庆生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父亲离开武汉的一个月前，但那次见面匆忙，两人都没说什么，老朋友只是互道珍重，后会有期。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俩就再也没有见面了。后来父亲听说，成庆生随着一批文化界人士从武昌南撤到湖南去了。再以后情况，父亲也不清楚了。
父亲的发小蓝志一，也叫蓝乃真，当时是汉口慈幼院院长，住得也较远，离父亲所在的公益会和天泰纸庄约有好几里路。父亲在留下的资料中没提及他撤离汉口前有无与蓝乃真道别，但我想，父亲显然是跟他的发小蓝乃真先生告别了，否则单身一人的父亲不会花两天时间准备行装再走的。至于父亲与蓝乃真是怎样告别的以及当时身为汉口慈幼院院长的蓝乃真有没有也准备撤离武汉等问题，因父亲没说（其实父亲在他留下的一份资料中谈及了此事，后文会叙述到），加上史料缺乏，均不得而知。
但一个事实是：父亲与他的这几个从 1932 年起就在武汉认识、相聚并投缘的好朋友——何伟、黄心学、成庆生和蓝乃真，还有胡绳，也就在1938年秋，即武汉沦陷前夕，各自撤离武汉，就此分手，犹如星散了。
自那以后，何伟和胡绳与父亲在中共建政后在北京见过面。胡绳随后在襄樊也与父亲先后两次见面，而黄心学则在以后几个月一直与父亲在抗战初期的国共联合政府大洪山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共事，后又因该机构被撤销而再次分手，自那以后他俩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黄心学先生，可能摄于1949年。
第二年，即1939年春，与父亲在湖北宜城附近的国军第84军军部最后一次分手后（续集将谈及），黄心学先生曾先后任中共湖北襄枣宜县委组织部部长及随枣地委宣传部部长，1941年后曾任天汉、襄河、襄南、襄北、洪山等地委组织部部长，1949年6月任中南局组织部组织处处长，1950年4月病逝于汉口，年仅42岁。
父亲的另外两个好朋友，即成庆生和蓝志一这两个人，自那年9月底父亲离开汉口去鸡公山以后，父亲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甚至连他们后来的情况，直到去世父亲除了零星有点儿消息，具体情况都几乎一无所知。
不过，据父亲回忆，离开汉口后他曾两次听说过老友蓝志一。一次是1945年冬，姑妈从泰州老家送我的小姐到淮南路东根据地读书时告诉父亲说，蓝志一在抗战期间曾回过泰州，还到过家里询问过父亲的下落。这个消息对父亲来说很重要，至少得知他的发小蓝志一还活着，没有死于抗日战争。
另一次则是“文革”中，父亲被审查时，曾被武汉一个外调小组人员告知说，他们掌握了蓝志一在抗战期间还曾给在太行山工作的他写过信，要他交代与蓝志一究竟是何关系？
抗战时期蓝志一给父亲写信一事也许是真的（抗战时期的中国，日伪、八路和国民政府控制地区犬牙交错，互有冲突，居然还会通邮，真让人惊讶），但前者是怎么知道父亲在太行山工作地址的呢？是不是蓝先生从父亲当年办的太行山根据地报纸上得知父亲的行踪后写的信则未可知。但由于再次转移，父亲似乎并没有收到蓝志一的信，更不要说给他回信了。但是通过这次外调，父亲又一次得知他的老朋友蓝志一仍然还活着。
但囿于当时条件，这两次虽得知老朋友、发小蓝志一还活着并一直在试图找他的消息，但父亲仍无法与蓝先生建立联系，而且也不知道蓝志一的具体情况。不过，父亲在“文革”受审查时所写的一些材料上却曾断断续续地谈到了蓝乃真和成庆生这两位好朋友，尤其是前者于青少年时代对他的帮助和兄弟般的友谊。
在便写此书稿时我一直在想，父亲生前肯定会时常想念他的这些好朋友的，只是他未曾写自传或日记以记录下他内心对他们的思念之情，或者仅仅是因为不清楚他们后来的情况而不知道怎么写而已。为此，我想在这里将撰写这份文稿时所查阅到的有关成庆生和蓝志一这两位父亲在武汉时期的好朋友在武汉分手以后的情况简略介绍一下，以飨读者，也算是告慰一下九泉之下的父亲。
经我的检索和调查，笃信基督但决心抗日的成庆生先生最后一次离开武汉南下长沙后又到了广西。1939 年年初，广西当局为培养桂系抗日干部，兴办了一所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急需教员，便向中共求援。受当时中共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委派，成庆生与左联作家周钢鸣、乡村教育家操震球以及侨领林云峡等文化界人士到这所学校当了一段时间的指导员。后来，随着日军的迫近，成庆生等人又撤到了香港。
1941年年底日本军队占领了香港，中共南方局曾指使东江纵队对内地旅港的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大营救，先后共 300 多人被从香港转移至内地，其中就有后来到香港任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编辑的胡绳和成庆生两位先生。
抗战胜利后，成庆生再次来到香港。彼时香港社会逐渐恢复发展，教育需求增加，最初由陶行知先生于1936年兴办的位于九龙的中华业余学校于1948年得以复校，改名中业学院，郭沫若任董事长，次年成庆生任院长。该学院学生人数最多时约200-300人，沈钧儒、邓初民、刘恩慕、萨空了等学者曾受聘在该院授课，中间还邀请茅盾先生设讲座。1951年香港中业学院又改名为中业专科学校，成庆生先生依然任校长。1959 年春，21年前与父亲在武汉分手的好朋友、一代教育家、虔诚的基督徒成庆生先生病逝于香港，年仅49岁。
中共建政后的 1952 年年初，父亲联系上时任广西省委副书记兼桂北区党委书记的何伟，方才得知他的好朋友、英语老师、心目中很虔诚的基督徒成庆生居然也是共产党员，并与自己和黄心学一样，也都是由何伟介绍加入中共的，而且是与父亲和黄心学前后入的党，但当时可能出于纪律需要，何伟并没有说成庆生在哪里。
让后人感慨和遗憾的是，成庆生先生去世时正逢内地大搞所谓的“反右倾”运动，身在安徽的父亲自顾不暇，加上后来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和信息封闭，父亲并不知晓老朋友成庆生去世的消息。直到30年后自己去世，父亲也未曾知晓他这位曾教过自己英语的老朋友早在1959 年就已经在香港去世了。
成庆生虽然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那待人做事谦恭热诚的做派留给父亲的印象却始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也有史料记载，早在1936年，也即何伟、黄心学、成庆生和父亲等人在汉口就着生活书店场地组织读书会的第二年，成庆生就辞去了华中大学附中校长职务（一说是华中大学中学部主任），跟随生活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先生去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时任该报主编，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但因该报的发行地和读者主要在内地，在香港办这个报纸很是不方便，结果《生活日报》在香港只出版发行了两个月就又迁回到上海续办。成庆生也随之回到上海。1937 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成庆生先生又与很多文化人一起从上海西撤，回到了武汉这个他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继续他的抗日文化工作，直到一年半后再次从武汉撤往长沙。我猜测，成庆生经何伟介绍加入中共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吧。
成庆生于1936年辞去中学校长职务离开武汉去香港和上海办《生活日报》一事，父亲应该知道一些，而且在此期间，成庆生与父亲以及何伟和黄心学，甚至还有蓝乃真等老朋友显然也曾团聚过。但可能因无必要，父亲未曾跟我们说过，也未在他接受审查的交代材料中写下来过。我在这里补上，也是对成叔叔的一个纪念。
相对于成庆生，蓝志一先生就更为命运多舛，也更让人扼腕叹息了。一直在基督教会办的汉口慈幼院传教布道的蓝志一于武汉沦陷后的情况因史料缺乏，无从考证。但网络上却有其于中共建政后并不完全的经历介绍。
根据网上检索的情况看，蓝先生1950年前似乎在苏州又兴办了一个孤儿院。《维-基百科》是这么介绍蓝志一的：“这个孤儿院没有任何固定的经济来源，完全是蓝志一凭信心开办的。蓝志一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基督徒，一个‘活在膝盖上的基督徒’，经常与人一见面，不是先谈话，而是先一同跪下祷告。”
后来蓝先生到了上海，成为上海基督教会主要的同工、长老之一，主要负责“上海福音书房的属灵书刊发行工作”。还说，1956年1月29日，蓝乃真和“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等同工因不参加‘三自’组织而被捕，被打成‘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被判刑10年，押解青海劳动改造，在劳改营中度过可怕的大饥荒，虽然饥寒交迫，周围死了许多人，他负责管理仓库，坚持不偷吃一粒花生米，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家中五个子女，全由蓝师母一人含辛茹苦地抚养成人。”
那什么是“三自”呢？据《百度百科》说：所谓基-督教“三自”是指中国基-督教（新教）教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摆脱教会的半殖民地洋教形象，实现自治、自养、自传，团结全国教徒在爱国主义旗帜之下，积极参加国家建设的爱国爱教运动。
据史料记载，位于青海省那里的劳改营在1960年前后曾发生过可怕的大饥荒，死了数以千计的囚犯和无辜的人。虔诚信奉基督的蓝先生于那个大饥荒年代能在条件如此严酷的青海劳改农场存活下来，实属不易。
20世纪70年代中期，蓝志一被释放后，从青海返回其家人的居住地武汉，被分配在一家建筑机械厂监督劳动，主要工作是清洗厕所，疏通下水道，月薪30元，仅能糊口。两年后，蓝志一先生又一次莫名其妙地被抓，被关押了一年多时间。
释放后，蓝志一不想连累家人，没有回家，便独身一人居住在厂里一间破旧漏雨的小屋之中，但其并不以为苦，相反，每天一早他即起身虔诚祷告他的上帝。20世纪80年代，基督教礼拜堂在中国大陆地区逐步开放，蓝志一便常去武汉的一些教堂为教众传释福音。据记载，蓝志一逝世于1989年3月9日，享年81 岁（仅比他的老友，即先父辞世早17 天，享寿则多一年）。
蓝先生一生信教行善，扶困济弱，照顾孤儿，在逆境和重压下对其信仰也始终坚守不渝。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院长的汉口慈幼院有不少成年后的孤儿们在他的鼓励下参加了武汉救国会，为宣传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有一些成年的孤儿最终还参加了抗日军队，更有一些孤儿还去了延安，参加了共产革命。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蓝志一却被判刑，度过了九死一生的二十年劳改生涯。但是，蓝志一先生从未要求过政府为自己平反，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都不过是他在“为主受苦”，也是他这个“基督徒的荣耀”而已。这是一种多么虔诚而坚定的信仰。
蓝先生去世后，在武汉举行的追悼会上，有教徒引用《新约圣经》第十一卷《提摩太后书》上的两句话作为一副挽联送他：
上联是：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下联是：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横批是：谦卑敬虔，坚守真道
平心而论，我觉得这副挽联及其横批确实是蓝志一先生一生恰如其分的总结。在查阅了有关资料并了解了这一切之后，作为晚辈的我觉得，如果用两个带虔诚字样的成语来形容蓝志一先生，那么就是：心虔志诚和一秉虔诚。而且，蓝先生饱经苦难却又始终如一地忠于自己信仰的一生，又是多么契合蓝乃真先生的字——志一啊！父亲的发小、老友、抗日救亡时期的同道——蓝志一先生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矢志忠于信仰的人。
当然，蓝志一的经历也表明，人的肉体可以遭到摧残甚至消灭，但信仰不可以。父亲与蓝乃真先生青少年时代的这段交往和友谊也让父亲生前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备遭外调和交代。
“文革”正酣的1970年，父亲曾被专案小组勒令交代与蓝乃真的关系（那时候蓝似乎已刑满释放并在青海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父亲当然是如实交代：他和蓝乃真是发小，友谊真诚；蓝乃真布道行善，抚育孤儿，抗日有功；但他在撤离武汉后再也没有与自己的好朋友蓝乃真见过面，所以也确实不知蓝乃真自那以后的事情。
其实，1938年10月中下旬在日本侵略军合围武汉前夕，父亲根据组织上要求从随县冒险乘火车返回过汉口一次，目的是动员相关人士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与中共合作在大洪山刚组建的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参加抗日工作（后续文章将谈及这事）。这次父亲很有可能曾与蓝志一先生见过一次面。当然，这个判断也是我在撰写这本书稿时根据父亲在“文革”期间所写的一份交代材料的底稿上的笔法和语气猜测的。
这趟短暂的返回汉口之行，父亲是否真的见到了他的老朋友蓝志一了呢？父亲没有明确地说。但从那份材料底稿上，父亲用淡蓝色墨水钢笔很潦草地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时间仅两日，住在天泰纸庄，……未去蓝乃真处，如蓝乃真偶来市区“巧遇”也有可能。也就这么一回事，但我想不起来了！
最后那个感叹号是我加的，因为父亲在这句话后只在下面落了一个时间款：1970年5月30日（那时也是我家最困难时期，母亲刚刚去世，父亲作为被打倒的走资派还在省里某个干校被监督劳动），没有签字，也没有标点符号。但我想，此处如加上一个感叹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根据上面那个材料底稿上的文字分析，我认为父亲那次冒险返回汉口之行很有可能见到了他的发小蓝乃真，即蓝志一，只不过当年父亲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在写相关交代材料时就是不愿意直白地说出来而已。
在父亲那次返回汉口只待了2天，在其离汉回随县的前一天，如果那时作为基督徒和慈善家的蓝乃真先生还没有撤离的话，得知父亲回到汉口的消息后（父亲让公益会员工去通知？）或许会真的赶到父亲下榻处与父亲见面的吧？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猜测。
父亲与蓝乃真，他俩从小就同读私塾，同上中学，成年后又同闯武汉，再一同在不同的战线上以不同方式共同抗日。他们是发小，总角之交，又是那么好的朋友，虽然身份不同：一个是职业革命者、中共党员和坚定的无神论者，另一个则是慈幼院院长、慈善教育家和虔诚的基督徒，但两人对自己的信仰都很虔诚与坚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祖国已被侵略、民族面临存亡之际曾经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一起或各自做过那么多的努力与奉献。他们的友谊显然是值得叙述并记录下来的。
在日本侵略军即将攻陷武汉的时候，如果他们能有这么一个如此难得的机会，在汉口这个让他们在过去那些年里结成了深厚友谊的城市，也是即将被日军占领的几成空城的地方再见上一面，畅叙一番，为什么不可以呢？写到这里，作为儿子，我明显地感受到父亲在“文革”正酣期间被勒令写前面那份交代材料时流露于笔下的那种难以说出实话的愤懑心情。
那天，父亲在其交代材料上写下可能“巧遇”“偶来市区”的蓝志一先生，而且“也就这么一回事”等文字时，他的心里显然在愤怒地质问：对我们的这种在共同抗日救亡运动中加深和巩固了的竹马之谊，还需要你们这些专案组在三十多年后再来审查是对还是错吗？
我不知道父亲在写这份交代材料时是否得知了老朋友蓝乃真先生后来经历过的那些悲惨遭遇，但他从外调人员的态度上应该是可以感受到他的这位发小和好朋友后来几十年的日子是相当不好过的，否则的话，那些外调人员为何要这么严厉甚至有点凶狠地仔细向他盘查这些涉及他们发小感情的事情呢？
这张书写于50年前字迹潦草的交代材料底稿显然在告诉我们：父亲也在思念他的一生好友——蓝志一先生。 当然，说白了，“也就这么一回事”！
武汉即将沦陷之际，父亲与他的这几位老朋友在武汉先后分手了。有的之后还见过面，如何伟、胡绳和黄心学，有的则是生离死别，再也没有见过面，如成庆生和蓝志一（遗憾的是，父亲未能保留一张成庆生和蓝乃真两位先生的照片，网上也检索不到，使得他俩的形象在我们后辈心中始终是模糊的）。但是，他们之间在青年时代建立的友谊是长存的，父亲生前一直将他们默默地记在心里。我将这几位叔叔辈人物后来的经历写出来是必要的，当然也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