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六章
第六章 四叔力群与堂叔史敬棠
前注：从1936 年到 1938 年初，我的四叔史金龙和二叔史金鳌，还有我的一位堂叔史金堂，即后来当过毛泽-东秘书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史敬棠，都先后跑到武汉去找父亲。他们有的想去学习或工作，有的则想去参加抗日，结果他们都在父亲的引领下通过何伟的介绍而走上了形式不同但却殊途同归的抗日道路。
史啸虎
前面已经说过，父亲史略（原名史金缄）一共兄弟妹 6 人，除一个妹妹（史雪芹）外，还有四个弟弟：二弟史金鳌， 三弟史金相，四弟史金龙（力群），五弟史金钊。除了父亲是 1909 年生人，他的几个弟弟都是二十世纪十年代的人。最小的五弟史金钊生于 1919 年，恰好比他大哥，即我父亲小 10 岁。虽然家道破落了，但在家风熏陶和祖母的坚持下，父亲和他的几位兄弟都读到了中学。
还有一位父亲的堂兄弟也住在史家大院里，叫史金堂，他与父亲相熟，尤其是与年龄相仿的四叔走得比较近。他俩也是一起上的中学，经常在一起玩耍，为此父亲也将其视作自己的亲兄弟，平时多有照顾。父亲和这几位叔叔童年和少年时代大多读过多年的私塾还读过中学。无论从当年还是后来的标准看，他们都算是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
但在抗战期间，父亲的这几位兄弟所走的人生道路却截然不同，当然其最后的命运也各不相同。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的这几位叔叔几乎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经历和故事。为此，我想在继续叙述父亲离开武汉以后的抗日生涯之前，先将父亲的这几位胞弟和堂弟，也就是我的叔叔们情况分成三个章节分别叙述一下。本集拟叙述我的四叔和堂叔。与其他几位叔叔不同，他们都是由父亲，也即他们的大哥，在武汉期间引领并通过何伟推介去延安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的。他们各自演绎了一段精彩的人生，当然也都历经了坎坷。
此书第七章将专门叙述我的二叔，一个经历复杂、颇具传奇性且对我们后人来说始终是个谜的人。第八章除了叙述令人唏嘘的三叔和平凡的五叔的经历外，还将叙述有关泰州史家祖宅大院1949年后多舛命运的故事。
何伟在作报告，时任新四军七师政治部主任、中共皖中区党委书记，摄于1943年。
父亲在武汉的后两年，从 1936 年到 1938 年，我的四叔史金龙和二叔史金鳌，还有我的一位堂叔史金堂，即后来当过毛泽-东秘书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史敬棠，都先后跑到武汉去找父亲。他们有的想去学习或工作，有的则想去参加抗日，结果他们都在父亲的引领下通过何伟的介绍而走上了形式不同但却殊途同归的抗日道路。我的四叔和堂叔去了延安，而二叔则因其特殊的经历被派去了另一个地方。
1938 年年初，祖父在老家泰州突发脑溢血中风卧床不起，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那时，四叔已被父亲通过何伟介绍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读书去了，而父亲自己则正在汉口与胡绳合作一期接一期地出版发行《救中国》周刊。因事发突然，得到祖父去世的消息就已经晚了好多天了，且南京此时已被日军占领，路途上多有战事，长江客货轮都已经停航了，交通阻断，此时父亲就是想回泰州奔丧也绝无可能了，只好作罢。好在伤愈却因平津抗日战事溃败而找不到部队的二叔史金鳌早在 1937 年秋就从天津辗转返回了家乡，侍奉病重的祖父。二叔领头将祖父后事料理完也就到汉口来找父亲了。那时大约是 1938年3、4月间。
在那之前一年多，即 1936 年上半年，四叔史金龙就已经到汉口来找其兄长谋生活了。那一年，四叔刚满18 岁，原在泰州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也会一些钳工活，时常修理破旧的印刷机器。四叔来汉口后，父亲从切身体会中觉得这个弟弟读书少（四叔在泰州老家也读过中学，只是后来因为家贫，读了两年多就辍学了），得继续读书，多学一些知识，就找了自己的朋友（很可能是成庆生或蓝乃真，即蓝志一，不过父亲回忆中没有明说是哪一位朋友）将其送到汉口基督教青年会办的一个中学，即位于汉口中山大道黎黄陂路上的汉光中学高中部去插班读书。
四叔在汉光中学读书很用功，尤其对数理化等理工科目感兴趣，成绩也很好。四叔在家乡当过印刷厂机器修理工，动手能力比较强。与四叔几乎同时在那里读书的还有后来的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先生和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特等奖获得者史长捷先生。那时邹承鲁年仅 13 岁，而史长捷还只有12岁。前者是从长沙雅礼中学转学到汉口汉光中学读初中的，而史长捷则是直接考入的。他俩都比四叔小好几岁，当然也低好几届。抗战后期，汉光中学升格并与其它学校合并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不知为何 1949 年被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强制解散了。
四叔在汉光中学大约读了一年多书，也即两个多学期就毕业了。1937 年秋，可能就是二叔史金鳌到汉口来之前约
4、5 个月时间吧，在父亲的认可和何伟的帮助下，刚刚从汉光中学毕业没多时的四叔史金龙就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推荐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去了。
四叔史金龙在汉光中学读书期间受父亲影响，阅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加上当时武汉浓厚的抗日氛围，年轻的四叔萌生了强烈的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参加八路军抗日的念头。那时，何伟已回到了武汉。一天，何伟来找父亲，谈完工作被父亲留下来吃饭，恰好四叔也来了。见到了何伟，四叔就当场向他提出自己想去延安学习，而且态度很是坚决。何伟被打动了。
青少年时代的四叔身材修长挺拔，高鼻宽额，两眼有神，长得很英俊，也很聪明，思想积极向上。在汉口汉光中学读书时，周末和假期四叔常往父亲处跑，也经常帮父亲做些印刷和张贴壁报的工作。何伟很喜欢他，也很器重他，经常交办他干一些联络交通和分发传单资料之类的工作，而四叔也每次都完成得很好。那天，听到年轻的四叔当面要求去延安学习，何伟就问父亲，你舍不舍得你这个弟弟去延安？父亲说，当然舍得。我自己也想去呀。何伟见状便答应安排。
那时候，国共两党已经合作。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都通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武汉地区公开招生。后者也将输送从全国各地云集武汉并想参加八路军抗日的大、中学毕业生和其他知识青年到延安去学习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所以没几天，何伟即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开具介绍信安排四叔到延安去了。
四叔那次去延安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一路护送高士其先生去延安。高士其是留美医学博士，有名的科普作家，因细菌感染，留下终身残疾，经常发病，而一经发病就必须有人在旁边照料。那时，高先生刚从上海经南京来到汉口，坚持要去延安看看。八路军办事处便安排四叔等人与高士其先生一起去延安。
路上，四叔根据办事处嘱托，对比他大十多岁且身有残疾的高先生的衣食起居尽心尽力，照顾有加。那次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从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联系到一辆军用吉普车，由四叔等人陪同高士其一路北上，经郑州到西安，然后再在西安换卡车到延安去的。结果整个旅途也算一帆风顺。
高士其先生是当年第一位到延安的留美博士，所以很受中共方面重视。在延安期间，高士其受到了当时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后被安排到陕北公学任教，1939 年初加入中共，1988 年去世，近些年被有些媒体称之为中国的霍金。
1937 年秋，四叔史金龙到延安后上的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毕业后又接着上了第四期。四叔其时自己更名为力群。 1938 年在抗大学习时，四叔加入了中共，毕业后被分配至当时刚组建不久的中央军事工业局当秘书。可以说，四叔力群是中央军事工业局最早一批创建者之一。1939年之后，随着技术人员和设备的不断增加，军事工业局又陆续建立了几个兵工厂，那时在军事工业局工程处工作的四叔又先后被派到几个新成立的兵工厂做创建管理工作。至延安整风时曾遭受“抢救式”甄别和审查。
中央军事工业局是在1937年底成立的，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任局长，国共合作后，军事工业局又划归八路军总后勤部，便由部长叶季壮兼任局长。那时起，中央军事工业局也名叫八路军总部军事工业部。最初军事工业局下属兵工厂只能装填子弹，但在充分吸纳战时各方面人才和设备资源之后，中央军工局又陆续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后来的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甚至在南方的新四军都建立了军工部，也建立了各自的兵工厂。此时，中共开始建立起初步的军事工业体系。到了1942年各大抗日根据地军区军工部所属兵工厂都可以生产枪械、手榴弹、掷弹筒和炮弹了。
四叔力群（前排左三）与晋冀鲁豫军区军工部兵工十厂部分管理人员合影，摄于1949年
这期间有一事可说。1941年秋冬之际，四叔力群参加了著名的黄崖洞兵工厂保卫战。黄崖洞位于山西黎城县，太行山腹地，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在此地建立了一个可以规模生产枪械的兵工厂（据说，到了抗战后期，该厂每年生产的武器弹药可以武装12个团）。那次日军调集了两个混成旅的数千军队突袭黄崖洞。为了掩护兵工厂技术人员和设备有效转移和掩藏，主动参与断后的四叔一天夜里被日军围攻逼至一处山头跳崖，被当地老乡所救，侥幸逃生。那次腰椎严重受伤，伤愈后虽然可以行走，但那次跳崖导致的腰伤困扰了四叔一生。
中共建政后，四叔力群一直从事国家的军事工业管理工作，文革前是四机部上海某研究所所长。文革中遭受冲击。2011 年春，四叔力群在上海因病去世，享年95岁，去世时被有关方面誉为新中国兵器工业先驱者之一。
在四叔去延安后，父亲又通过何伟介绍了他的一位堂弟，也是我的堂叔——史金堂到延安去了。史金堂是祖父兄弟的儿子，也是老五房后裔，父亲的堂弟。堂叔在泰州是中学肄业，但跟父亲一样之前也读过私塾，记忆力特好，为人谨慎细致，文字能力也不错，很有一股少年才气。年幼时，由于年龄相仿、性情相投，堂叔经常到家里来找三叔和四叔玩，与大他七八岁的父亲也比较熟识。
1937 年夏秋之际，得知四叔——他少年时的玩伴已到武汉并在那里读书，二十岁的史金堂也来到武汉找父亲希望参加抗日工作。何伟见其聪明能干、严谨细致，便也安排他做一些宣传、交通以及保卫等抗日外围工作。后来，堂叔得知父亲介绍四叔去了延安，也十分想去，就请父亲向何伟推荐。何伟得知后也是二话不说，即刻照办。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值得一说：何伟在向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推荐堂叔史金堂开具介绍信时，问父亲他的堂弟叫什么名字，只听父亲用浓厚的泰州口音称其堂弟名字“金堂、金堂”的，殊不知泰州话里就没有前鼻韵母，如 in、en 等，都是读成了后鼻韵母 ing、eng 等。 结果听力和语音分辨力都很好的何伟先生便将我的堂叔姓名史金堂中的“金”写成了“敬”，而“堂”字也顺手错写成了“棠”，土变成了木。
饱读诗书的堂叔拿到何伟写给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时，看到上面写的姓名是“史敬棠”而不是“史金堂”字样时，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我吗？但紧接着就觉得这个“敬棠”比自己以前的名字“金堂”要雅了很多，心想用“敬棠”这个名字也挺不错呀，于是堂叔也就将错就错，就此改了名。自此以后，堂叔史金堂也就以史敬棠为其姓名了。
父亲对堂叔史敬棠到延安后的情况可能不是很清楚，也可能因堂叔工作所在以及自己文革期间的处境都比较敏感而不愿意说，总之生前也没有跟我们多说。我只知道堂叔在延安先是在陕北公学读书，加入中共后又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并在不久后就当了助教。所谓助教，也就是给经常去马列学院讲课的中共领导人，协助检索、查找和准备一些资料，如果需要的话。
因其勤奋好学，且对中国古代历史和经史子集等典籍颇有见地，堂叔史敬棠1941年初又被调到位于杨家岭的刚成立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当时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是在原马列学院及其后来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基础上设立的。这个机构内分为三个研究组：政治问题研究组、经济问题研究组和国际问题研究组。陈伯-达为研究室主任兼政治问题组组长，邓力群为经济问题组组长，国际问题组组长是张仲实。后两人当时也都是陈伯达从马列学院挑选来的，还有田-家英。
中共“七大”后该研究室由张闻天负责，国共战争期间被撤销。但中共建政后即予以恢复，五十年代还叫中央政治研究室，地址在北京市万寿路13号，是个新建的大院，即现在的万寿路西街7号院，中组部万寿庄宾馆。中央政研室是中共的一块理论基地，与中宣部及红旗杂志社平级，只不过不是职能部门而是一个理论咨询部门，也没有对外发行什么刊物。上世纪五十年代恢复后的中央政研室还是陈-伯达任研究室主任，胡绳和田家-英任副主任。
延安整风后期，即1942年，因其严谨聪慧和博闻强记，史敬棠又被选派到中共领袖毛泽-东身边管理图书，以代替当时生病的江青。四十年代末，史敬棠被外放，参加渤海区中央土改工作团，与于光远、曾彦修并称土改工作团青年“三杰”。近年报载的毛岸英给史敬棠一封信中所说的事情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
1948年4月中央土改工作团部分成员在山东阳信县商家店合影（后排左三为张琴秋、左五曾彦修、左六毛岸英、左十史敬棠，中排右三于光远）
有意思的是，在这封信中，毛岸英说要“衷诚”向史敬棠学习并称呼史敬棠为“教员”（毛岸英当时谙熟俄语，中文反而不好，他所说的教员可能就是老师的意思吧？）。这是有原因的，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曾请田家英和史敬棠等给毛岸英当老师。据说，史敬棠重点负责教后者中文。
淮海战役后，史敬棠曾短期脱离中央枢密机构，南下任徐州市委宣传部长（其助手副部长则是后来当过外交部副部长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先生），但没几年，五十年代初即又被调回北京，回到刚恢复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不过中央政研室在中苏论战后的 1964 年初又被改组为马列主义研究院，1967年4月撤销， 同年5月又恢复了中央政研室。堂叔史敬棠其间仍在这个核心机构工作并在此时担任了该机构副主任。
到了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因受庐山会议陈伯-达事件影响，中央政研室被撤销了。堂叔也因此而坐了几年牢，文-革后被平反，又被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后离休，2010年去世。
堂叔史敬棠自在汉口被父亲和何伟推荐去延安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后，即从1939年至1970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几乎就一直在中共领导权力核心处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其经历极为独特和罕见，耳闻目濡的重大政治事件很多，也极有才华。但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写回忆录，自己署名的著述也不多。他这一辈子似乎都是在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或陈-伯达等中共领袖撰文提供文献检索及资料性服务。
不过从现在可以检索到的资料看，堂叔还是留下了一些作品的。比如，20世纪50年代署名史敬棠主编出版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下册），数千页版面，确是一部记录中国那段毁誉参半的土地改革与合作化历史的很有价值的大型文献性图书。陈伯-达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这部鸿篇巨作其实也是堂叔帮助编撰的，但最后却没有署名。
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一书上署名的编者还有堂婶张凛及另外两位人士。不知道堂叔文-革后被平反、晚年又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是不是完全根据他本人的意愿？但堂叔肯定是做了选择。由此可见，堂叔尽管屡遭冲击、历经政治上的坎坷，直到晚年其内心里居然还有一个试图解决积弊已深的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历史情结。堂叔的这种亲农和悯农之精神真让我钦敬和感慨。
堂叔史敬棠的妻子张凛，即我的堂婶，也曾是中央政治研究室为数不多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或者说也是元老，中共党内有名的才女，后为红旗杂志社某部主任编辑并曾在W革初期短时担任红旗杂志主要负责人。
1962年2月大饥荒后，毛泽东曾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湘潭地区进行农村调查。张凛当时是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调查组副组长（组长是田家英兼）。这个地点的选择也是有故事的，因为炭子冲此地就是刘少-奇的出生地，刘还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调查后，他们形成了一个报告，也即著名的《炭子冲农村调查报告》。堂婶她们在这份报告中提出，面对粮食短缺和各地大饥荒，可以参照当年安徽等省部分地区的做法，以包产到户、增加农民种植自主权的方式改革土地制度，增加粮食产量，解决农民的困难。
据资料说，她们的这份报告经刘少-奇阅批赞成后送毛泽-东阅处，但后者反应冷淡并最终被否决。毛与刘之间的政治分歧和裂隙也就在此之后产生的。当时，包产到户虽说在有些地方，如安徽，都已在不宣而做了，因为这确实是当时能让中国很多地区大饥荒中的农民活命的最佳途径。但将包产到户这一对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突破性实践最初形成具体的文字建议并直接呈递最高领导人，在当时却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做法，特别是该次调查的发起者以及该调查报告的最终建议对象都是造成这场大饥荒的主要责任人。这种行为的政治风险显然很大。虽说这份报告最终没有让堂婶张凛承担责任，躲过了一劫，但从农村政策历史角度看，我认为这份炭子冲调查报告很可能是堂婶张凛政治生涯中最有价值的一个亮点。
文-革初期，即 1967年9月至1968年8月，堂婶张凛还曾担任了一年《红旗》杂志社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可是好景不长，1970 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后，随着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伯达政治上的倒台，堂叔史敬棠作为中央政研室副主任兼其办公室主任也被抓。堂婶张凛当然也在劫难逃，屡遭批斗。文-革后，堂婶身患癌症等多种疾病却得不到很好的医疗服务，后因病去世了。
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堂叔和堂婶他俩都是聪颖敏慧、饱读诗书的才华横溢之人，尤其是堂叔史敬棠。他能够在数十年时间里，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代，几乎一直工作生活在距中共主要领导人及其群体最近的政治核心机构之中，虽然始终仅仅从事各种秘书性工作，未能得到迅速升迁或外放，但其学识和才智显然是极高的，而且他那谨慎细微的处人之道亦非常人可比。不过即便如此，敬终慎始的堂叔最后居然也未能躲过中共高层之间的权斗，成为了政治倾轧的牺牲品。回顾这段历史，这是很让人扼腕叹息的。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整个中国参与过中央政治研究室这样一个政治枢密性很强的机构中工作的人本来就不多，先后总共不过二三十个人吧，但其中与父亲有过密切交集的却不止堂叔和堂婶这两个人。
抗战初期与父亲在汉口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的老搭档——胡绳先生20世纪50年代也曾在重建起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过。那时政治研究室主任是陈伯达，胡绳是副主任，还有一个副主任是田家英。胡绳主持日常工作，同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总编仍然是陈伯达兼）。 虽说是巧合，但也是挺有意思的。尽管如此，父亲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后的经历还是历经了众多坎坷。
